# 李冰封搞的是什么“学问”？

　　<《新湖南报》记者>

　　李冰封以前被看作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他对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历次的政治运动，反映都是冷淡的，很少过问，只顾“做”他的“学问”。作为共产党员而竟“不问政治”，其严重性就可想而知了。党组织虽然一再向他展开批评，不过一时还没有弄清他的底细。可是，这一年，局势稍有风吹草动，李冰封对他的政治，却分外热情起来。像沉落在一泓碧水中的渣滓，风乍起，便翻腾上来了。

　　于是，李冰封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嘴脸。原来，这个文艺宣传部门比较负责的干部(他是新湖南报编辑委员、湖南省文联常委委员)，不仅脑子里塞满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而且是邓钧洪、苏辛涛反党小集团的重要角色。年来，他以反党的骁将姿态出现在文艺和新闻出版界，向党发出了许多的明枪暗箭。

## 腐朽的思想，灵魂的蛀虫

　　李冰封脑子里浸透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身在党报，却十分厌恶党报。他认为“新湖南报办得老气横秋，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群众不爱看”，因此他说，“新湖南报不像个报纸”，“对办好它感到失望”。在他看来，新湖南报之所以“办得不好”，症结问题在于它是党委的机关报。他说，“省委对报纸的干预过多”，而“省委又不了解报纸的特点”，结果，就登了许多“群众不爱看的东西”。

　　李冰封指的“群众不爱看”的东西，恰巧是紧密关系着湖南三千多万人民利益的党的中心工作的报道，如生产活动和生产经验等等。李冰封绘影绘形地说：“生产活动和生产工作经验的报道一大块，一大块，群众不爱看。”李冰封这里指的“群众”显然不是工人、农民和干部。因为正是这些报道指引着我们工作的方向，传播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广大工农群众把这些报道看作丰富的营养，无比的热爱。因此，李冰封心目中的“群众”究竟是些什么人，也就不问可知了。那末，根据报纸的“特点”，既不能登党的中心工作的报道，又应该登些什么呢？李冰封十分欣赏邓钧洪、苏辛涛他们提出的报纸要办得符合读者“共同兴趣”的口号，他嫌这个口号还不够鲜明，更提出在报纸上刊登的东西要做到“雅俗共赏”。要多登争奇猎异的“社会新闻”，花花草草的通讯，消闲性质的小品，等等。像“烈士公园豹子出笼”这样的事，他认为这才是耸人听闻的“好消息”，立刻派记者去采写，他主编报纸三版时，规定记者每天都要搞一两条这样的“社会新闻”。他觉得旧社会的报纸最能做到“雅俗共赏”，要继承这份“优良传统”，他说：“继承这份传统，就能使我们的宣传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在群众中生根。”其实，这份“传统”，工农群众——李冰封眼中的“俗人”，是“无福消受”的。这个“根”，也只是要生到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些“雅士”中间去。

　　李冰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同样把党报与人民的报纸对立起来，主张把报纸办成与党分庭抗礼的“社会舆论机关”，打着“干预生活”，“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反对三大主义”的招牌来攻击党。由此出发，他更厌恶新湖南报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认为是机关报就“不好说话”，“是张没有牙齿的报纸”。他十分主张开办资产阶级的“同人报”，对一度转变为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冰封的“学问”还不只此。他的文艺思想，也是一包资产阶级的脓毒。他否定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作家“掌握了艺术技巧，掌握了创作规律，就可以创作好作品”。至于作家的世界观如何，那是无关紧要的。李冰封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论点是与党的文艺政策根本冲突的。在无产阶级看来，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首先并不在于艺术技巧的高低，而是看它对人民有益还是无益，这就是说，首先是政治标准。因此，我们也就认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作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一个作家，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积极地、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只有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才会是高度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性同高度的真实性的统一体。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乐观，指引着人们生活的美好道路；他全力地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益，不会对我们时代的真实作任何的歪曲。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才能够反映出我们国家壮丽生活的本质，写出不朽的、真实的作品。

　　其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始终只是一个幌子，李冰封的文艺思想，顽强地暴露了他与我们不同的世界观。他觉得，现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多是在“粉饰太平”，宣传“无冲突论”，看不见“无产阶级专政阴暗面”。他嚎叫，文学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打破现状，要“勇于干预生活”，“大胆揭露矛盾”。当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发表后，他大为欣赏，并且感叹地说：“现代的果戈里、谢德林是太少了。”这是李冰封和一切资产阶级文人的共同哀伤。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看作是日益“阴暗”。在我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轮灿烂的朝阳，代表着我们世纪一切新生的、发展着的，美好的事物。不错，无产阶级绝不“粉饰太平”，决不相信“无冲突论”，无产阶级接收了整个旧世界，旧世界也就遗留给新社会许多阴暗的东西，这恰巧是李冰封所欣赏的资产阶级的腐尸游魂。它虽形将消灭，但并不肯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文学战线上，无产阶级也就的确需要、十分需要出现我们时代的果戈里、谢德林。我们需要以鲜明的爱憎，无情的讽刺烈火，来焚毁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些残渣。

　　李冰封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是分外厌恶的。他认为，通俗的，直接给工农兵看的作品，没有味道。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快板、弹词、鼓词、通俗小说等，他都认为太粗糙，谈不上什么艺术，否定它的价值。他曲解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意义，说，“阶级消灭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农兵的方向不适用了。”文学现在应该为“全民”服务。李冰封对工农兵文艺的轻蔑丝毫也不能贬低它的价值，却十足勾划出了这个资产阶级苍白的、垂死的文艺歌颂者的嘴脸。一切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都知道，来自人民的文艺是最生动、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文艺，文艺离开人民，也就必然枯萎、死灭。我们也确实处在新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是一切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或即将消灭的时代，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反映在文学上，除了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以外，还有什么服务对象呢?李冰封否定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文艺作垂死的挣扎吧了。

## 利用“湘江”副刊大量散布资产阶级毒素

　　李冰封的重要罪孽，在于他偷天换日，悄悄地篡改了新湖南报“湘江”副刊的政治方向。党委托他主编“湘江”，他竟胆大妄为地把这个副刊作为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园地。

　　这个卑鄙的阴谋是在苏辛涛的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在副刊创办以前，经过与苏辛涛等人的共同研究，李冰封对副刊的方针作了详细的规划，并且写了阐明副刊方针的“关于副刊工作的一些问题”的专文。这篇文章明确地提出要把副刊办成攻讦党和人民的工具，作为脱离党的中心工作，专供资产阶级消闲的场所。他说：“副刊，作为报纸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环节，它必须以自己的形式，从自己的角度来配合党的中心思想工作，如，当前的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副刊就可以以自己的形式很好地进行配合。有一些中心工作，如党在经济方面的工作，就没有必要副刊去配合，那样，也配合不好。”李冰封在这里耍了一个花招，他把攻击党的领导，揭露“无产阶级阴暗面”，美其名为反对“三大主义”，在副刊上就可以“很好地进行配合”。可是，对全国和全省人民全力以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副刊“却没有必要配合”，这就是李冰封的逻辑。他唯恐这个方针不为作者、读者所了解，在副刊开办的头几期，又连续写“编余杂感”，指出副刊“特别需要各样各式能干预现实生活的杂感。特别是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有关的杂感。”连加两个“特别”后，更指出写杂感时，“作者、读者和编者思想还都要更‘解放’些。有话就说，说错了说偏了也没有关系。……不要怕错，不要等到‘百分之百’正确了才说。……那样，才是名副其实的‘自由谈’。”这就是说，人们，放肆地对新社会进行诽谤和攻击吧!不负责任地大放毒草吧！“湘江”就是这样一块既“解放”又“自由”的天地。

　　在“湘江”的编辑过程中，完全贯彻了这个方针。在“湘江”中，占绝对优势的是揭露新社会所谓“阴暗面”的东西。“湘江”自去年10月份复刊，到今年4月止，共发讽刺、揭露稿件150篇，竟占发稿总数的一半。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是无比光明的，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是热情爱护的。在揭露和批评缺点的时候，必须在这个立场上掌握恰当的分寸和态度，即只能用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是，李冰封却要着重暴露党和人民的“阴暗面”，抓住一点现象，加以扩大、歪曲、打击，造成不能不连根拔掉的印象，这叫做“人各有其志”，李冰封是自有其用意的，他所组织的所谓揭露“阴暗面”的稿子里充满了反党、反人民的毒草。它们有的把新社会描写得一无是处。如傅紫荻写的“论美中不足”，完全否定党领导下我们国家的工作成绩，他诬蔑我们在工作总结中常用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的话，是“教条主义的公式”，讲“美中不足”也不对，那是“粉饰现实，掩盖矛盾”，是“以吗啡针来自我陶醉”。照他看来，我们的现实简直糟透了，全靠“粉饰”过日子。许多文章更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都形容得昏瞆不堪，腐败已极。胡遐之(胡须)写的“由须知之类想起的”，把国家机关都丑化成官僚主义机构。吴昌华的所谓“北京来电话，全局惶恐；戏言成风波，一场虚惊。”把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群众都形容成一群卑微的官僚。像“割嘴巴的故事”，“摸脑壳”，“内部刊物”等文章，也都是用许多刻毒词句辱骂党和人民的干部，说他们全是浑浑噩噩的官僚主义者和强迫命令者。“湘江”上还刊登了许多文章，恶毒地咒骂党，咒骂党性坚强的优秀干部。像李冰封自己写的一篇题为“喳”的杂文，把今天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说成是封建社会衙门里官僚与衙役的关系，把组织纪律性强的干部诬蔑为在“老爷”(指党的领导)面前连声称“喳”的奴才。

　　李冰封这样热中于诬蔑党和人民，自然不会在“湘江”上积极发表真正于我们事业有益的东西。我们社会中真正阴暗的东西——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其它反动思想，“湘江”从来很少触动它的毫毛。而对我们社会最本质的现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涌现出的大量的新气象、新人物、新思想，“湘江”更没有什么反映，党的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湘江”也从不过问。连去年对帝国主义侵略埃及的伟大斗争，“湘江”上也不准备反映，最后仅仅登了一篇有气无力的短诗。

　　这些，就是李冰封利用职权，篡改党报副刊政治方向的严重罪责。

## 要使资产阶级重霸文坛

　　在大鸣大放时期，李冰封的政治“积极性”愈加高涨了。他在“新苗”刊物上发表的“翻案，长牙齿、搞学问及其它”的文章，其反党情绪之激昂，与文艺界其他右派头子比较起来，可以说毫无逊色。

　　李冰封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把党领导下的湖南文艺界、新闻界形容得阴森可怕，一团稀糟。他把社会主义文艺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文艺的没落说成是共产党“只许自己说话，不许别人说话”，把文艺界对不良思想倾向的必要批评说成“一棒子打死人”，他抹杀事实，不顾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现状，诬蔑在湖南“不能人尽其才”，他为资产阶级文艺的没落而哀伤，以资产阶级文人的代表自居，埋怨“人才在湖南使不上劲”。这样一连串的辱骂以后，意犹未尽，还说，湖南有“……等等，形形色色的恶劣现象”。这个省略号是一种装腔作势的吓人战术，故意把党对文艺界的领导形容得非常可怕。对于新闻界呢?他这里却一点也不文明地把湖南三千多万人民自己的报纸“一棒子打死”了，他写道，新湖南报“根本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李冰封骂够了以后，接着就“检查”“形形色色恶劣现象”的根源，检查的结果，说是为“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所害。这使我们想起了魏猛克、康德这两个文艺界的右派头子来了，这两位右派先生在发了一通湖南文艺界“今不如昔”的呓语以后，不是也说，这都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统治”的结果么?作为“共产党员”的李冰封居然与右派罪魁祸首得出一致的结论，真是有共同的语言!把这种语言解释得易懂些，所谓“教条主义”无非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宗派主义”是党的领导了。

　　为了反对“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李冰封接着指出了斗争的方向，这就是“翻案”，他的口气大得很，他写道：“如果全部翻了案，那就说明过去批评得不正确，该翻！”他是主张大翻案的，他说：“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过去，不正确的批评多了，正确的批评少了。”看来，势必又要说几句“教条主义”的话了。我们认为：过去的文艺批评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它指引了文艺创作正确的方向，缺点只是个别的。李冰封却要“大翻案”，他要把文艺创作引导到什么道路上去呢?

　　既要大翻案，李冰封就主张“长牙齿”。他把这点寄厚望于“以后不是机关刊物”的“新苗”，他说“‘新苗’以后不是机关刊物，当然更好说话。”因此，“我盼望改版以后的‘新苗’，要长些牙齿，要刺一刺文艺界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了说明他的心情，他还历数自己在一张“没有牙齿”、“根本没有存在价值”的机关报里工作是多么痛苦，又是“四平八稳”，又是“不痛不痒”。他是多么羡慕未来的“新苗”呵!在他看来，“不是机关刊物”的“新苗”，就可以办成与党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同人刊物”了。

　　既长了牙齿，又翻了案，于是，李冰封便设计了未来文艺界的一幅蓝图。这就是“搞学问，搞书本的学问和生活的学问”。他说：“过去，一些同志对许多作品，侧重在政治标准(只注意政治标准，在过去也是不对的)。……而现在，对于我们衡量政治比衡量艺术一般说来要容易些；进行深刻的艺术上的分析，就更需要学问，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原来如此，对作品的衡量，侧重于政治标准是错了，党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方针应该取消了。“学问”就是“艺术”，“政治”不是“学问”，从此，文艺界只需要一片“搞学问”，“艺术至上”的声浪了。李冰封接着更气势汹汹地对共产党说：“没有学问，怎么能批评人家呢?要批评，那也只好乱敲一顿了。”他要党“克服特权思想!”说，“过去，甚至连新湖南报的一个‘编者按’，好像都是权威，不能动摇似的。在搞学问上，是没有什么特权的，是不能吓人了事的。”多么的嚣张!在他看来，只有“乱敲一顿”的政治，没有“学问”的党的领导得趁早下台，资产阶级的文人学士重霸文坛的时代已经来了!

## 还有一笔反党宗派活动的大债

　　文章写来已经很长，但还不能到此打住，因为李冰封还欠了党和人民一笔大债。李冰封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的新闻观点，企图篡改整个新湖南报的政治方向，还直接参加了新湖南报邓钧洪、苏辛涛右派小集团的反党宗派活动，成为这个小集团的干将。去年下半年，李冰封从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回来以后，立即与苏辛涛等人结合起来，猛烈地反击省委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批判。省委宣传部唐麟部长代表省委批评邓钧洪、苏辛涛等人的错误办报观点后，他立即攻击省委是“主观”“不正确”，鼓动大家不接受批评。接着，省委周惠书记在省直属机关处长级干部会上，对邓钧洪、苏辛涛等人的错误观点再度提出恳切批评，李冰封反而诬蔑周惠同志“不懂报纸特点”，并且扬言，“要上告到中央去”，以此为小集团打气。省委两次批评后，当时有个别犯错误的编辑委员，准备检查错误。李冰封却说他是“冒进、冒退”。与此同时，他与苏辛涛等人一道，对报社内紧紧跟着省委指示走的同志进行了许多诽谤、打击。当他们看到省委的意志不可动摇的时候，李冰封更首先想出一条极其毒辣的计策，准备偷天换日，暗暗地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他向苏辛涛、蔡克诚建议，采取由部分地、零碎地到全部实现反党办报纲领的过渡办法。他说：“大改不可能，小改也好。蔡克诚搞报纸的第二版，我抓第三版，第四版要时事组版组改，我们上晚班的时候再抓一抓。这样，只剩下第一版了。这是从量变到质变。”苏辛涛很赞许他的“聪明”办法。说：“这样也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聊胜于无。”后来，李冰封果然实行了这套反党的罪恶计划，基本上篡改了第三版“湘江”副刊的政治方向。党的整风开始，李冰封已经调到省委工作，还继续参加这个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他接受了苏辛涛的指示，企图找省委负责同志“游说”，迫使省委同意他们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针。

## 李冰封到底是什么“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李冰封突然又变得“消极”起来，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问政治”，专搞“学问”的人，好像这一年多来没有做过任何事的人儿一样。直到省委负责同志找他谈话，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才紧张起来。可是，他写“交代”时，只把自己说成有些“同情”苏辛涛反党集团的观点。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连“反党”两个字都不提?他却光起火来，说：“如果这样一写，我就是一个右派分子了。”他还责备他的妻子“没有夫妻感情”。他没有想到，一个人是不是个右派分子，是客观的存在，想遮盖也是枉费心机的。可是他还是决定要“滑过去”，连自己写了“翻案、长牙齿、搞学问与其它”那篇文章也不打算交代。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他的那篇“大作”已经有人写了反驳文章，即将在“新苗”刊出。他看事情不妙，又连忙找“新苗”编辑，务求推迟在11月份刊出。他想，11月份以后转入内部整风，那时轻描淡写地检查一下，就完事了。他又没有想到，右派分子如果立场未变，时间的转移对他实在没有什么影响。人们要问：李冰封向党和人民进攻时，表现得何等的大胆，而当党和人民要求与他算算这笔账时，李冰封又表现得何等的小气!李冰封既不肯交代，群众只得向他展开了说理斗争。在斗争时，李冰封还很天真地问：“我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一个右派分子?”让我们来转问一下亲爱的读者吧，上面总算把他的面谱大致勾划出来了，请大家看看：李冰封算是一个什么“分子”呢？

　　 来源：1957年10月18日《新湖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