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仡、唐诃在首都音乐界批判黄源洛大会上的联合发言

　　<付仡、唐诃>

　　看了黄源洛先生的许多发言，因为水平关系，我们不能作全面分析，只从黄先生在总政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给党的文艺领导扣了五条罪名说起，如有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得到纠正。这五条罪名是：

　　1．把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封起来(有的封了不久解封了，有的还没来得及封，看到封不成没有封)。

　　2．土嗓子洋嗓子对立(如派到音乐院学习的同志，认为学坏了——洋了，要调回来)。

　　3．不许像“白毛女”这样借鉴了若干西洋形式的新歌剧再发展下去，这样造成艺术为广大群众服务，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4．展开对贺绿汀的思想批判，想借此教育全体。

　　5．在部队中搞到最高阶段，就是去年音乐周前后一些人对李凌、程云的交锋，部队内开了一个不小的座谈会，好像要大家统一认识，动员大家好开兵团去围剿李凌、程云。

　　看来黄先生给我们定的罪名是很大的，找的根源也不少。但是我们正告黄源洛：我们不能按照你的计划和愿望，承担这个罪名，因为你提出的问题是有意的歪曲和诬蔑。现在让我们来摆摆事实，看是怎样的吧！

　　1．我们是不是把“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封起来了”呢?

　　我们的回答是过去没封，现在没封，将来也不会封。是不是想封而没封了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没有！我们自己没有，上级也没叫我们这样做，相反的我们党对西洋乐器不仅不是排斥，反而是在尽可能地发展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只有一两把小提琴，都没有封，为什么现在反而要封呢?过去战争环境中我们缺乏这些乐器，当时我们很想有，后来有了，我们就大力发展它。发展到现在，以我们战友文工团为例，已经建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西洋管弦乐队，对待搞西洋乐器的人，我们采取的是大力培养的方针。入城以来只要不外出演出，就尽可能地每人都找到教员，能送音乐学院和专家训练班的，只要对工作不十分影响，便尽力设法送进去。今年春天，我们在经过许多努力之后又请到朝鲜小提琴专家刘光德教授为我们训练乐队。从55年到现在二年半的时间，其中肃反和外出演出几乎占去了五分之三的时间，但我们所付的教员费却有三千多元之多(包括合唱队的)，光今年四个月整训就花了一千三百多元，其中刘光德教授还不要报酬。我们军一级的文工团也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如住在保定的某军文工团，就有不少人在北京请有教员，公家拿学费和车费，不远千里来北京上课。

　　黄先生还说过：努力学习西洋乐器的人常常是被“整”的对象，而且越是有成绩挨整越多。我们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党从来都不反对学“技术”，相反的是大大地鼓励钻研技术。我们团52—54年两年中因工作上有显著成绩而立功受奖者有113名，56年选出先进工作者31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业务工作上有成绩而获得这些荣誉的(当然也包括了钻研技术好的同志)。但是我们党从来都反对不问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有这样观点的人是要受到教育和批判的，但这并不是反对和批判他所学的技术。黄源洛用这个来攻击我们，这是站不住脚的。但要说明的是：目前在我们文工团，并不是学习和重视西洋不够的问题，而相反的，我们感到重视和学习民间不够(乐队和合唱队)，今后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

　　还在1956年春天，文工团做规划的时后，我们曾提出过要考虑建设一个具有民族形式，部队气魄的交响性的管弦乐队，为此总政文化部确也曾鼓励过我们，甚至还把我们的规划印发到全军文工团去做参考。但这只是一个考虑、一个建议、一种参考，根本没订为方针，更没下命令要“必须如此”，同时这个乐队也没有一般地排斥西洋乐器，这有什么值得责难的呢？

　　我们所以考虑建设一个新型乐队，也是有着客观原因的。首先考虑到，我们军队究竟有它不同的特点，因之他的精神面貌也不是只用西洋乐队或只用民族乐队所能表达出来的。因此实际上是要考虑建设一个“中西合壁”的乐队。这种做法对不对，当然可以研究。但这只是考虑而不是立即实行的问题。

　　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文工团的演出中，几乎一半以上的节目需要民族乐队伴奏，而民族乐队的人数却又大大少於管弦乐队(我们的西洋乐队近40人，民族乐队只十多人)。而广大官兵对民族乐队又有极大的兴趣，因此建立一个新型乐队，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后来经过研究，公安文工团改成了。由於加强了民族乐器，乐队的色彩有显著变化，而且出了国。我们因不如公安文工团民族乐器的基础好，条件不具备而未改，总政也未加以责难。想不到这事竟然成为黄源洛攻击领导的口实。这就很奇怪了，难道只许用西洋代替中国而不许考虑以中国为基础吸收西洋以建立一个新型乐队吗？我们仅仅考虑了一下就被黄先生定了罪，我看现在不是我们在反对西洋，相反的倒是黄先生在“先进”的外衣下极力贬低民族乐器，说什么“除了有点特技之外别无可取”啦，又说什么“向民族民间学习好处虽有但抵不上损失之大”啦，我们不了解黄先生对民族遗产有多少研究，对乐器发展的历史又有多少知识竟敢下这种结论。

　　2．洋嗓子和土嗓子对立的问题：

　　洋土之争本已是历史问题，今春的声乐教学会议又进一步的明确了方向，今天黄源洛还提出这个问题并以此攻击领导，若不是别有用心那就很难理解了。黄源洛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只用了一句话：“在音乐院学习的认为学坏了，洋了要调回来”，但却把我们的领导刻划成一个坚决反对向西洋学习的保守主义者(应该说明，黄源洛在整风的发言中不止一次地公开骂我们的领导是不学无术、顽固保守、闭眼不看现实，早就该下台的人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近几年来特别文工团大力发展歌舞以来，全军各文工团(甚至当时的师文工队)在学习欧洲传统唱法上都是非常注意的。仅以我团为例，我们合唱队员50余人，在音乐院校毕业或还在学习的以及在专家训练班毕业的有7人，向民间学习的只有5人(有一个民歌组)。我们的合唱队原来发声缺乏训练，因此都学习了欧洲发声法，而现在和将来仍然要努力学习。在这个问题上；总政也有过明确的指示，要求各文工团在二三年内把团员水平普遍提高到中等音乐学校(51)毕业水平，各大军区文艺部门也经常举办三个月或半年一期的训练班。如志愿军政治部以半年为一期的声乐训练班，就办了四、五期。去年夏天我们军区也开办了三个月的训练班，请音乐院和中央乐团的许多老师为我们训练演员，驻在外地的军一级的文工团也到北京来找老师。劳特的“发声法”，军区文化部翻印之后发到各文工团，唱歌的演员人手一册。这些事情可以充分说明我们党对学习西洋的态度不仅不是排斥的而且是十分重视和认真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团有个唱民歌较好的、这次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比赛中获金质奖章的马玉涛同志，我们对她也不是如黄先生所说的怕她接触西洋发声法而把洋土对立起来。从林俊卿大夫那里，使马玉涛同志得到了西洋的东西，丰富了她，使她唱得比过去更好了。采用的方法是在她原有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西洋发声法，充实她、丰富她，而不是否定她原来的声音，用欧洲唱法来代替她。总政歌舞团的张越男同志的道路也大致如此。请问黄先生，就以在京的这几个较大的部队文工团来说，从训练到演出，那一个团排斥了西洋优秀的东西呢？

　　不错，我们还有个会唱民间戏曲的女演员沈慧雪同志，倒是没向欧洲传统唱法学习而是向戏曲艺人学习，同时又从各方面加强她的声乐知识。此外还有个民歌组，也没学欧洲传统唱法，也是向戏曲艺人学习，她们学过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评戏、山西秧歌等，甚至还学过昆曲。而这个民歌组的演唱比一般的女声小合唱的演唱效果还要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听了黄先生的话，那么我们在声乐上就不会是百花齐放而只是欧洲传统唱法的一花独放了。但很可惜我们不能按照黄先生指出的道路走。今后我们仍然要大力向欧洲传统唱法学习。(52)今年春天的声乐教学会议为我们明确了学习的方向：在大力学习欧洲传统唱法的同时也必须大力发展民族民间唱法使我们声乐艺术之花开得更茂盛。我们曾在我团全体合唱队员中进行了单弦的训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不满意。我们学习民族的东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今后也要改变这种情况。

　　3．是“不许像‘白毛女’这样借鉴了若干西洋形式的新歌剧再发展下去，这样造成了艺术为广大群众服务，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大家看黄先生多么关心我们的新歌剧事业，又多么关心我们的广大群众。但奇怪的是：不知道谁曾说过“不许发展”的话来。我们想了一下，也许黄先生是指的总政提出的“歌舞为主”吧，可是“歌舞为主”不过是为主罢了，并没人说“歌舞唯一”啊，这怎么是不许歌剧发展呢?就拿部队来说吧，总政有个歌剧团，前线歌舞团有个歌剧队，前进歌舞团有个不小的歌剧组，我们也演过“女社员”、“大庆功”等歌剧。我们军区文工团长会议时，文化部提出希望各军文工团根据不同的条件发展自己的特点(或以歌舞、或以话剧、或以歌剧为主)。这些都说明并没有不许有歌剧存在，更谈不到不许它发展。再从发展二字来看，不知“小二黑结婚”和“刘胡兰”可算有点发展？“王贵与李香香”可算有点发展？如果黄先生说这些根本没有发展，那么“草原之歌”该算是有点发展了吧?但是黄先生不承认这一点，开头我不太理解，后来仔细地看了他的许多发言，才恍然大悟，原来黄先生的新歌剧的含义和我们常说的新歌剧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发展二字的含义也就不能一样了。请听黄先生这句话吧：“难道中国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和现代歌剧，中国人就变成外国人了吗?”这句话是想堵别人的咀。如果有人主张发展我国的民族歌剧的话，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怕中国人变成外国人的“杞人忧天”的极端可笑的人。

　　黄先生所主张的新歌剧是以音乐为主的，但“白毛女”是以民歌和戏曲为基础写成的，而且有说有唱，当然不是以音乐为主，只能是“话剧加唱”了(虽然黄先生曾声明他从来没说“白毛女”是话剧加唱)，这里黄先生之所以还不敢公开否定“白毛女”，不过是因为“白毛女”的群众基础雄厚，动不了它，并不是不想否定。大家看，远在十七年前黄先生不是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标本——以音乐为主，自称是中国第一部歌剧——“秋子”——吗?但不知“秋子”这个以音乐为主的地道的歌剧，能不能与同时在延安产生的“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兄妹开荒”以及晋察冀的“钢铁与泥土”、“拴不住”、“参加八路军歌话报”等不是以音乐为主的秧歌剧相抗衡。中国人到底愿接受什么样的歌剧呢?我们认为黄先生指责我们不许“白毛女”式的新歌剧再向前发展，这是无中生有，是有意歪曲事实，而他提出的歌剧发展道路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主张多种多样的形式，“白毛女”式的歌剧要搞，秧歌剧要搞，带有地方戏曲色彩的歌剧要搞，假如有人愿意搞西洋形式的歌剧，我们也并不反对，这些都由人民去鉴定。人民欢迎的，我们就发展；不欢迎的，可以少发展或不发展。而黄先生则主张：群众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在必要时，可以迁就一下群众。要群众改变习惯就好像，中国人本来都爱吃饺子，那么只给酸面包吃，你不吃就饿你几天，看你改不改习惯。所谓迁就群众，也就是说：我的艺术水平太高，你今天还接受不了，那么只好委屈一下我的艺术，迁就你们。这就是黄先生对群众的看法。也是和我们根本分歧之点。

　　4．展开对贺绿汀同志的思想批判，想借此教育全体音乐工作者，并说形成了一种运动。关於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只知道贺绿汀同志在“人民音乐”发表了文章，也有人写了不同意他(54)某些论点的文章，并没有见到有过什么运动。我们和海政文工团都是同级文工团，为什么黄先生那里已出现了“运动”，而我们却平静无事呢?大概是黄先生自己在那里制造了一种运动，那就是想借此掀起对党不满、否定党的领导的运动。

　　5．关於部队是否要围剿李凌、程云二同志。

　　总政确实召开过一个不小的座谈会，在会上也曾讨论过李凌、程云等同志的文章，这都是事实。但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

　　鲁勒同志的开场白讲得很清楚，他说：“正当全国音乐周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个(关於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是很适时的。我们趁全军各文工团都有音乐工作者在这里的机会，座谈一下这个问题，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问题关系着我们今后的工作。希望大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踊跃发表意见。”接着在会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一种同意陈的文章，一种同意李、程的文章，还有一种认为两者没有原则的区别。但大家都是借这个问题来发表自己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见解。到了最后由陈亚丁副部长做了一个小结，在小结中只提到方针问题和今后我们的作法，至於理论问题再慢慢坐下来谈。当时指出：①、在部队中继续贯彻“中外并存民族为主”的方针。②、稳步前进。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在部队中同时存在。还谈到创作问题、建设乐队问题、节目问题，其中没有任何“围剿”李凌、程云二同志的内容。

　　黄先生认为：军队党对文艺的领导是粗暴的、是压服的。为了证明这个论调，他说：音乐周之前，首长审查节目时说：“‘鲁班’这个合唱歌词不错，音乐乱七八糟”。但当时在场的并不只黄先生一人，我们都有耳朵听见的，首长说：“这首歌内容很好，但音乐不够完整，应改一改。我在下面曾让罗宗贤、唐诃去帮助修改，但他俩谦虚不敢改。”这就是当时的原话，并没有说“乱七八糟”这个字眼，不知为什么经过黄先生的耳朵，把“改一改”三个字就翻译成“乱七八糟”四个字了，如果不是有变音器的特殊装置，那么就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再说“鲁班”这个作品吧！这里要说明：本来不想谈作品的，但黄先生既以作品来攻击党，并在申辩中说他的反党情绪是自音乐周开始的，也就是从“鲁班”的上演与否开始的，我们也就不能不说一说自己的意见。当然电台有时也播送这个作品，黄先生说是“经常放送，反映良好”，具备三大优点：①音乐有民族风格，②写出了祖国海洋的伟大，③发展了民族的说唱形式。但我们听了七八次之后，感觉是什么呢?从感情上说，没什么地方能打动人心，更谈不到使人领会到“祖国海洋的伟大”。从音乐语言上说，黄先生自认为是民族风格很好的，但我们感到语言很贫乏，除了“划哟划哟”一句外，再也找不出一句可以使人记忆的曲调了(请注意我们是听了七八遍的人)。“划哟！划哟!”一句曾多次出现。我们暂且不提在海里行船有没有划的，“划哟”是否有根据。单从音乐的处理上，也让人不能理解。“黄河船夫曲”中当船夫和黄河的急流搏斗时，呼出了

　　“划哟划哟划哟划哟冲上前  划哟冲上前”

　　但“鲁班”和大海的惊涛骇浪搏斗时，却出现了：

　　“划哟划哟”

　　作者还专门标上“自由速度”，大概是让唱的更抒情些、更柔和些，看来海洋的风浪，比内河还要小(也是“一层不如一层”)，不知这是什么逻辑。

　　关於“发展了说唱”，大概是指第二段的说唱体。除其中有两句拖腔外，我们还听不出那些是说唱味道。如：……

　　（这样的音乐，我们看不出和说唱有什么关系，相反地感到互不协调。难道这就叫发展吗?我们不妨和时乐蒙同志的“黄继光”比一比，是谁发展了说唱，自然就更清楚了。）

　　从音乐结构上讲，独唱与合唱不能有机地联系，听的人都替那位汗流满面的领唱者难受，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要领唱几句。音乐的段落不明确，虽有八段，但大同小异，缺乏变化，有平铺直叙的感觉。如果有人听了这首歌七八遍之后仍得不到什么的话，就是说它一句“乱七八糟”，也不算过分。

　　另外，在音乐周上还有一首黄先生的民歌改编，也被审查掉了。因为从这首歌中丝毫听不到原来民间歌曲那深沉、朴素的气质，而平板得和念经一样。真难为那位男演员，能把它唱下来。大概这就是黄先生所谓的第二个民族形式吧!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加工的方向，也就是如此了。黄先生还要我们都按这个定律去做，我们实在不勇奉陪。因为我们要走了这条路，人民会把我们一脚踢开的。

　　音乐周之前，还有一首“出航”，但这首歌唱出之后，它的音乐不仅没有出航时水兵们欢乐愉快和不畏任何艰险的精神，反而和教堂赞歌一样沉闷，毫无生气。有人唱了之后问指挥，为什么出航和出殡的气氛一样?黄先生还美其名曰“队列歌曲”，大概是仪仗队列的歌曲。这样的东西能给我们的人民海军什么鼓舞呢?这首歌唱出之后，很快就被否定了。否定之后，(57)真是大快人心。因为大家不再为了上演黄先生的大作而哭丧着脸念经了。但这首歌在创作上是值得玩味的：前两句全部是主和弦进行(只有两个和声外音)，第三句是属和弦进行，第四句是音阶进行。从规格上讲可称得起是专家创作了。我们举出之三个歌曲为例，来说明黄先生专家作品，人们确实不大欣赏。这些作品本身就存在着的因素、被审掉是合理的，不被审掉，反属是不合理。

　　为什么黄先生要给党的文艺方针定这五大罪状呢?无非是想得出下面的结论：

　　1．“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因为作领导工作的都是解放区培养出来的普及干部和只会用阿拉伯数字进行创作的“非专业人员”，甚至连什么是专业创作和什么是创作劳动都不懂，把小提琴都要封起来，简直是什么都不懂的人物。被领导的反而是一些具有“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黄先生等。并装出一付被排斥的可怜像，拉人同情。如他说：“党有意把我们抛开，不承认这些旧知识分子。”按照黄先生的意思，只有请“外行”下台而由“内行”上台了。他说我们的领导一层不如一层。他举“解放军参观合作社”歌表演为例，当团长的张非写了这样的东西，而到了部长那里又支持这样的东西，可见一层不如一层了。按黄先生的逻辑，越往上越不行，那么只有队员领导队长、队长领导团长、团长领导部长了，但这样恐怕还不行，领导机构总是越往上人越少的。如果必须内行领导内行，那么这个国元首也没法选择了，因为一个人总不能什么都会，那就必须设各种各样元首了，如音乐元首、戏剧元首、工程建筑元首等。但这又将成个什么样的国家了呢?其实我们党也确实领导不了黄先生的艺术。因为我们党只会领导无产阶级的艺术，对於脱离人民、脱离传统、脱离生活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自然是外行。

　　关於“解放军参观合作社”，我们也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一种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歌表演”形式，是首产生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的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在这一运动中军民关系的新发展。音乐虽然不十分严整，也没多少高超的和声、对位和配器手法，但音乐有较强烈的民族风格，听起来很亲切，能清楚地很有感情地表达语言和语势。因之，在部队的每次演出中，效果都很好。甚至杨成武上将看了之后也认为很好，并提了改进道具的意见。从对这首歌的态度看我们和黄先生有根本分歧，那就是我们要搞的，他反对；而他要搞的，也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

　　2．挑拨离间、制造不和、煽动对党不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把文艺批评的自由说成是“展开了批判贺绿汀的‘运动’”和“动员大家开兵团围剿李凌、程云。”并挑拨解放区来的干部对党不满，因为按他的说法，是上层把住了关口不让他们学习，并认为学了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就会犯洋教条。制造解放区来的和国统区来的音乐工作者之间的不和，因为党把解放区来的“不懂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普及干部”放在了许多领导工作岗位上，这自然不是“一视同仁”了。

　　（3．挑拨非党音乐工作者(特别是一些非党的老音乐家)和党的关系，不是说什么党要嘛就要民族民间，要嘛就学习苏联，对旧知识分子是有意抛开，不承认他们积极的一面，贬低他们在建设国家中的作用吗?他这不是挑拨党外人士离开党的领导和党疏远是什么?）

　　4．提倡单纯技术观点，一笔抹杀民族音乐遗产，以这样一个方针问题来和党对抗，借此煽起一部分具有单纯技术观点和轻视民族传统的同志不满，以便扩大“群众基础”，将来“条件成熟”，可以“一呼百应”。

　　5．利用早已解决了的洋土之争制造对立，造成音乐院校以及学习欧洲传统唱法的人对领导不满。

　　同志们！黄先生给我们定了五条罪状，但经过我们分析之后，也弄清黄先生的五个目的，这是大是大非，我们必须揭穿这个谜底，保卫党的文艺事业。我们还希望能听到黄先生的申辩，以后继续展开争论。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三)》，(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