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炽、陈紫、杜宇在黄源洛言论辩论会上的联合发言

　　<刘炽、陈紫、杜宇>

　　黄源洛先生在文艺路线上和我们是有着原则的分岐的。他说：“先进的音乐艺术是什么呢?应该是民族形式→经过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创造加工→民族形式(相当於团结、改造、团结的公式)。”先进的音乐艺术竟是这样的么?我们认为从这个公式里决不能得出什么先进的音乐技术来。

　　先看看这个公式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

　　黄源洛说：“五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五四的意义是“敞开了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严厉批判了封建落后的文化”。这个对於五四的估价是错误的。毛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中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又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到“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斗争，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属於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属於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又谈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黄源洛认为五四的意义仅仅在於“敞开了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这就贬低了五四运动伟大的革命意义。他所说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五四以前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运动，例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等等，这种如学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黄用错误的论断，贬低与歪曲了五四运动伟大的革命成就，在这之后，也一错再错地说：“1942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经过革命实践把五四的文艺方针进一步确定，推动到基层群众，就是工农兵方向”。因此，他所认为的工农兵方向，就是向西洋敞开大门，而推动到基层群众，就是说要工农兵也敞开大门向西洋学习。

　　我们认为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与观点问题，也就是说文艺工作者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但黄源洛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避而不谈，而只谈敞开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这是何等明目张胆的偷天换日的说法。黄源洛当然就不能不认为“我们的领导和不少老干部，从经验出发，机械地解释工农兵方向，不用发展眼光对待事物，片面地解释毛主席文艺方针，用教条主义方法去解释文艺方针，不学习，闭眼不看现实，於是产生一系列的不正确的措施”。针对着这种情况，提出了他的理想，这也就是他的公式。

　　既然是从以上一系列的错误论断出发，当然就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公式了。

　　再看看他是如何解释这个公式的?

　　他说：“第一个民族形式是源泉，是基础，不是目的”。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文艺的源泉只能是生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可是，黄源洛所提出的源泉却不是人民生活，而是第一个民族形式，这无疑地是他主张根本不要生活就可以进行创作，与我们党的文艺路线没有丝毫的相同之处。从他的许多言行中，都可以说明他确实是不愿意面对生活的，如他说：“说到我自己，我认为领导上还是很重视培养的，就是叫我下部队，下渔村，学习民间(也就是生硬地强调改造，企图改造成写出那么一样的东西)，但是，对我的创作是不重视的，是压制的，要不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实行，我是快变成不能复苏的枯草了”。不用说，领导上并没有对他压制，从这一段话里，领导上叫他去生活，去向民间学习，他认为是生硬地强调改造，并且企图改造成写出那么一样的东西，我们要问一问，那么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其实在他的一些发言中已经有了答案了，那就是他所一贯鄙视的，深恶痛绝的，用几个亚拉伯数字写的，只用几个可怜的民间曲调写成的和或有或无的4＋3＋3或3＋3＋4的那些公式的歌曲，而这公式的歌曲是指民歌、聂耳和进行曲的。他对我们的革命的群众歌曲歪曲之后加以恶毒的攻击，当然他是不愿意作也不屑於作的。因此他认为领导上让他深入生活，学习民间，希望他创作出为部队、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来，这就使他变成枯草了，只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之后，才有了复苏的可能。

　　其实，他的这种思想在今天表现出来不是偶然的，早在一九五一年海政文工团在大连整风时，他说：“领导者的号召，要我们面向舰队，要我们面向荒岛，啊呀呀！辽阔的海洋可惜缺乏船只，雄赳赳的舰队，可惜大连暂时还没有开来，荒岛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可惜插了翅膀也难飞渡重洋!因此，我们只有引颈以望，望来日，去青岛，望来日，去南京，去广州，这一切只有未来，只有存在於我们寤寐思之的未来啊！只有把一切寄托於今日的幻想！现在我们没有地方可坐，要坐，等幻想中的未来，现在大家只有站着，走着，游离着，徬徨着……”。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他把我们的海军和舰队，说成这样荒凉与渺茫，人民海军只是幻想中的未来，因此，他怎么可能面向生活怎么可能不攻击海军的面向舰队、面向岛屿的文艺方针呢?也怎么可能不写出像“出航”那样出殡似的作品来呢？

　　再谈谈黄源洛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他说：“选举，让我们参加街道选举，把我们划为和雇来的工友一样，甚至选我当街道小组长，这是什么玩艺，使人讨厌，究竟我算什么”?这一段我们就不加分析了，他究竟算什么也很清楚了！他对於生活和人民群众，抱着“讨厌”的态度，怎么谈得上向人民学习并为人民服务呢？

　　其次，他认为民间音乐(也就是他指的第一个民族形式)是原始的，落后的，不科学的。又说学习民族民间好处是有的，但抵不上损失之大。又说民族民间音乐和“今天世界先进音乐”有着“千万里的距离”，和“先天的矛盾”。他既然认为生活不是源泉，只有他所谓的第一个民族形式是源泉，但这个源泉又是如此原始，落后，就不能不经过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创造加工了，否则怎能赶上已经跑在前面千万里的世界先进水平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所指的现代音乐理论技术是些什么内容呢?他说：“现代音乐艺术科学的基础，欧洲音乐的蓬勃发展是伴随着自然科学——从平均率的应用、乐器制造的改进而发展的，记谱法的高度的成就，和声对位法的高度成就，配器学、曲体学的高度成就与总结，发展的科学的音乐理论……”这些西洋的音乐技术，我们认为也需要学习的，但是，我们与黄的看法是不同的。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承继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因此我们认为学习这些西洋音乐技术是借鉴，不能代替，要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相结合，并且是和民族传统以及人民的欣赏习惯分不开的。黄源洛在他的发言中，我们不能明白他为什么对於要批判地学习西洋音乐技术是这样坚决不同意，对人民的欣赏习惯是这样的反感。如他在新歌剧座谈会上说新歌剧要走格林卡的道路，他所说的格林卡的道路是不顾民族传统只走西欧歌剧的道路，这种说法显然是歪曲了格林卡的创作道路，不过是借此来贩卖他自己的那一套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同时他说戏曲是压在新歌剧头上的一块大石头，非要搬走不可。又如周扬同志在音乐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了柏林斯基关於尊重人民习惯的一段话，他认为这就是过分强调人民习惯，忘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等等。再如他说今天的领导，是主张“习惯可以代替一切、新的生活和习惯对立、创作新声和习惯对立，世界知识宝库中的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和习惯对立……”这不仅歪曲了领导上对习惯的说法，也表现出他对习惯是何等的憎恶。

　　另外，我们认为必须继承一切文学艺术遗产，首先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在这一点上，黄源洛认为向苏联学习就是照式硬搬，就是大大的洋教条。一方面他反对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他却提出了要以“入虎穴擒虎子”的精神向西欧学习，不怕犯洋教条，不怕被老虎吃掉。需要这样地学习，来改造原始的、落后的民族民间音乐。以上是谈的他虽然极力地主张向西洋学习，但是却反对向苏联学习。

　　另外，他还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如他说：“领导是曲解文艺服从政治的，就只有当和政治口号紧密结合时，才有使用价值”。又说：“领导把音乐事业作商品一样看待”。这样一来，只要是一反映了当前的政治斗争，他就认为是和口号紧密结合了，是庸俗地解释文艺服从政治了，因此他认为今天是“庸俗社会学笼罩着音乐的领空”，这样，他实质上是否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根据以上所谈，他的这个公式：第一，他不要生活；第二，他不要传统；第三，他不要习惯；第四，他不要学习苏联；第五，他不要政治。这些他都不要，那么他要什么呢?他只要西欧的纯技术，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个民族形式)，必然是脱离人民生活，脱离民族传统，违反人民欣赏的习惯，不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这样的作品，用黄源洛的话来说：“这是什么玩艺”?如果他的公式，成为文艺创作的准则，那将把我们的文艺引导到什么方向去呢?我们认为，他这个公式是个标准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他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被机械、片面的解释了，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正确措施，产生了“护短”的宗派主义，因此才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这不是很明显的要用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来带替党的文艺路线吗?按照这样的路线只会把我们的文艺事业拖入资产阶级的泥潭。黄源洛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事物，所以他仇视党，仇视党的领导和老干部，仇视人民群众。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领导的思想武器只有一只红缨枪而且生锈了，越到上层越锈的厉害；说党的干部政策是以德代才，而德他也是不承认的；说党员是以对党外同志的虚伪作为党性的标准；说由於党的领导，使得同志们一天到晚无所是从，“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前途的啃，啃，啃，啃饭，啃音符，啃台词，啃手啃脚，啃出来干什么，一天到晚捆在一起，造成一个巨大的造粪机”。把新社会说成漆黑一团，这不单是文艺思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要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呢、还是要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问题，是要党领导呢、还是要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我们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必须和黄源洛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艺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三)》，(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