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当谁领导谁?

　　<梁思成　叶和玉　刘崇乐　李酉山　陆士嘉　陈宗器　陈鼎文　张维　童第周>

　　右派分子罗隆基所说的“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这样一句胡话，是罗隆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的总结性的供词，是罗隆基的政治路线的结晶，它具有极大的挑拨性，极容易迷惑一部分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驳斥，同时搞清楚到底谁应当领导谁。

　　按照罗隆基的叫嚣，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既然不能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那么就必须要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才配来领导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罗。几千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不管大也罢，小也罢，知识分子就从来没有领导过，从来就是当权阶级在领导。知识分子作为单纯的知识分子是从来没有领导过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老话就早已总结了这个真理，秀才若只是一个秀才，他是永远夺取不到领导权的。知识分子是“毛”，当权阶级是“皮”，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个领导人物的时候，他不是以一个超阶级的知识分子而领导的，而是在代他所属的阶级执行阶级的领导权，是一个阶级在领导，而不是某一个人在领导，是“皮”在领导“毛”，而不是“毛”在领导“皮”。没有“皮”的“毛”只是“梁上君子”，他是不能领导的。今天罗隆基狂妄地叫嚣“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从字面上逻辑的推论看来，好像只是要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但在本质上，这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领导小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罗隆基要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罗隆基这个资产阶级流氓政客妄想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从“知识分子”方面也打开一个缺口，以期进一步分庭抗礼，以达到篡夺领导权的终极目标。

　　自古以来，一切知识都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是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总结和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自然科学只是资产阶级加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在今天的新中国，我们的大前提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科学；我们的自然科学是追求真理、发展生产、不断提高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科学。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对于进行并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由谁来领导呢?是由罗隆基之流的右派分子，以“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自居的流氓政客来领导呢？还是由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了阶级斗争、积累了几十年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呢?除了罗隆基之流的右派分子外，每个人都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谁是最大的内行，当然就是共产党。解放八年来，我们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是在谁的领导下取得的？难道是在“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取得的吗?不是。这些辉煌成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我们就以科学规划作为一个例子来谈谈吧。

　　我们都记得在规划开始的时候，各门学科的科学家们都是怀着多么兴奋的心情到规划工作地点报到的，但是，在拟制具体研究规划时，各门学科的科学家们，仍然只能各自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了自己学科的重要性，提出了数以千计的科学研究问题或研究题目。但是，这么多的问题、题目，怎样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综合它们，使它们系统化、步伐整齐地为一个共同目标服务呢？老实说，老科学家们只能“望洋兴叹”，不知从何下手。党在掌握了这种情况之后，英明地提出了以任务为中心的办法，综合成57项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每一项任务都由许多门不同学科密切配合，相互支援来完成，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的“农业发展纲要”中有关的一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问题，事实上就是等于57项重要任务中“提高农作物产量”这一任务所提出的全部科学研究问题。仅以大科目而论，就有二、三十种之多。这正是最好的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党是怎样把许多不同学科综合起来，组织起来，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之完成而努力的。同时，党还提出了原来未列为重要任务的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工作做为一项重要任务。这样，原先提出的千百个各行其是的科学研究问题就综合起来，组织起来了。组成了一个经纬分明的科学研究“网”，每一项研究工作在不同任务中所占的地位比重，以及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也明确了，目的性也明确了。每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努力，千头万绪的复杂问题迎刃而解，一项巨大的工作胜利完成了。事实证明没有党的领导，规划的制订是不可能的。假使让一群“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来领导，除了吵吵闹闹，毫无结果之外，绝不会有另一种结果，因为谁也不能领导谁。

　　让我们再看看教学改革的工作吧。就以清华大学为例。在教学改革以前，清华大学是一个美国式的综合性大学，五个学院，二千多个学生。培养目标不明确；各院、各系、乃至各个教授都各行其是；各院系之间貌合神离。毕业出来的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为官僚买办服务的。就他们的专业来说，好像什么都懂一点，却是又什么都不太懂，一种“半瓶醋”的“通才”这样的“能过”显然是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在1952年“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上，如同全国其他高等学校一样，清华大学也进行了院系调整，成为一个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设立了七个系，28个专业，每个专业之下还有若干个专门化。党委制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学校才成了一个领导坚强、组织严密、培养目标明确的教学机构。五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课程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为祖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工程师。在课程改革逐渐完成的基础上，又配合国家的科学规划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为祖国的工业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到今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人数已经将近一万人，教学改革后的第一批毕业生已经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

　　这批毕业生是什么样的工程师呢？就以建筑系为例，我们的学生都以目前国家建设中各种建筑在具体的(而不是虚构的)城市中具体的地段上的设计或是整个具体城市的规划作为毕业设计题目。他们已不是过去那样的“空中楼阁”的设计人，而是遵循着党所指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全面考虑问题进行设计的。在国家考试的毕业答辩中，从技术性的到政策、方针性的问题，他们一般都能应对如流，证明他们是能够在祖国建设中起一分应有的积极作用的“真材实料”。

　　解放以来，全国各高等学校毕业出来的新型技术干部在祖国建设中已经起了巨大作用，有些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当然，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们会说，解放以来还没有培养出像侯德榜、茅以升那样的工程师呢，还没有出现像周培源、钱三强、赵忠尧那样的物理学家呢。是的，因为这些青年毕业了才两三年，而不像那些老科学家们那样已经工作了二三十年乃至三四十年了。等到他们达到我们现在的年龄的时候，看看他们之间要涌现出多少比我们高明得多的科学家吧！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我们不是为培养个别的“天才”而培养天才。的确，人是有智有愚的，有些人会比较突出。在过去资产阶级的教育方法下，教师就抓住这样的“天才”，把个别人培养起来。但是，个人的才能是从群众的智慧中涌现出来的，没有集体的智慧就没有个人才能。所以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方法在培养集体，在高度水平的集中就可能涌现出来更高水平的个人才能，这是不能在这里附带阐明的。

　　令人愤慨的是罗隆基这个反动老顽固对于我们八年来在科学、教育方面的这一切成就是明明知道的。但是，不管我们有多大成就，只要对于罗隆基个人的名位利禄没有“好处”的，他就一概抹煞，以“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这样一句诬蔑性的胡话来否定一切。

　　我们这些人从事于科学、教育、文化工作都二、三、四十年了，为什么从前无所施展，一事无成?为什么过去教出来的学生是“空中楼阁”的设计者，而今天却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工程师?什么使人们同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在工作中取得了这样天渊之别的成果?答案再简单没有了，就是一个：解放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唯一的答案，更没有第二个答案!

　　以科学远景规划和院系调整、教学改革这两项工作为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党在一切工作中是怎样领导我们的。概括地说来，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就是：思想领导，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而这三方面的领导又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思想领导是什么样的领导?我们可以说：就是灵魂的领导——正确的政治观点的领导。党也就是我们的灵魂；灵魂所指的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解放初期开始，党就从来一刻没有间歇地对全国六亿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在一定的阶段还用大运动的方式进行，党不断地教育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一切问题——首先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若不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即使学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党首先要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那就是：计划性、综合性、集体性。

　　就以科学远景规划和教学改革来说，党首先教育我们明确认识做科学研究也罢、培养青年一代也罢，总的目的都是为六亿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件极高度错综复杂的事情，高度综合性的工作，必须由各方面的广大群众集体进行，而这种集体性的综合工作或综合性的集体工作，假使没有精密谨严的正确计划是无法进行的。集体工作是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在集体中，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个人意见必须服从集体意见。在每一项工作开始之先，党无不结合工作的性质和具体情况，对参加工作的人反复阐明，使思想认识一致，然后进行工作。这就是思想领导。我要问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能做这样的思想领导吗？我们承认资产阶级也是有思想领导的。那就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主导思想的思想领导，他们可能也有集体，有计划，有综合。但是他们的所谓“集体”只能是少数个人为了一时狼狈为奸的共同利害而勾结在一起的小集团，臭名远扬的章罗联盟就是一个最具体最现实的例子。他们即使有一点“综合”，也只能是他们个人利益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是的，他们也是有计划的，那就是反党、反人民的计划亦即是反社会主义的计划。他们的“平反委员会”，“政治设计院”反动科学纲领等就是一些具体例子。这一切却正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党的领导其次体现在政策领导方面，而政策领导又是必须在正确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贯彻的。过去八年中，在每一历史阶段，党都提出了针对当时情况的政策。我们可以概括地回忆一下：

　　当全国解放后不久，反动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毒素开始侵蚀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时候，党提出了“三反”“五反”。与此同时，党根据“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使我们认清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转到人民立场上来。当全国反动武装势力基本肃清的时候，党提出并贯彻了“镇反”和“土改”的政策，使社会秩序安宁，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提高。当全国经济在解放后三年间恢复了战时的创伤以后，党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大力号召学习苏联，使我们在五年中取得了光辉成就。当农业互助组、初级社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手工业生产者也要求合作化，民族资本家也要求公私合营的时候，党就领导五亿几千万的农民，手工业生产者和资本家完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文教、科学、生产已逐步开展起来的时候，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并进行了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当敌人同我们斗争由正面的武装袭击转向特务活动的时候，党提出了“肃反”的政策，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当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的时候，党提出了“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今年5月又开展了整风运动。当右派分子罗隆基之流借着整风鸣放起来，在“人民内部矛盾”的伪装下掀起了敌我矛盾的斗争时，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反击右派。这一切以及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整改运动”，干部下放，“农业发展纲要”，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发展山区，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发展人造纤维工业等最根本性的政策，都是党在一定的时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政策，都是逐步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和保证。我们要问罗隆基：“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有本事进行这样的政策领导吗?能够针对着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正确地提出这些决定性的政策吗?在这一领导问题上，我们最能够更明确地认识谁是真正的大内行。没有这样大内行的领导，没有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各行各业的任何小内行就会迷失方向，盲目乱动，必然一事无成的。

　　党的领导还具体地体现在组织领导上。每一项工作，每一次运动，每一项政策的贯彻，党都没有忽视过组织领导。只有通过组织领导才能进行思想领导，贯彻政策领导。科学规则也罢，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罢，地质勘探也罢，长江大桥也罢，治黄、治淮也罢，农业合作化也罢，开发山区也罢，无一不是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综合地、集体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党将全国六亿人民在各自的岗位上协调起来，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六亿人民都组织起来了，庞大的力量就发挥出来了。同样的六亿人民，在过去虽然各人也为自己努力，但是一盘散沙，力量都彼此抵消掉了。八年来我们在一切建设中取得的连罗隆基都“良心上不能不承认”的光辉成就，假使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绝不可能的。

　　在新中国，我们的大前提是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大内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灵魂的领导，是思想领导，政策领导，组织领导。党并不走到试验室里领导化学家怎样使用玻璃管子，也不走进画室里领导画家用红色或用绿色，用油彩或用水墨；也不走进设计室里领导工程师拉算尺，使用丁字尺，三角板。在这些问题上，党还是完全信任“内行”的“专家”们的领导的。当然，“专家”、“内行”都必须是“红”色的才能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任何“专家”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问题十分明显，党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大内行。罗隆基要“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要“内行领导外行”，本质上就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企图在“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内行”的“领导”下把我们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好让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为非做歹，称王作霸。这不是如同罗隆基在他的交代中假痴假呆地所说的“思想落后”不自觉地犯了错误的问题，而是最阴险恶毒的向党进攻的口号，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每一个盟员都必须明确认识这个口号的危害性，恶毒性，予以坚决无情的反击。

　　(此文是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举行的“驳斥罗隆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上的发言，本报编辑部删节发表。)

　　 来源：1957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