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高等学校转向反击右派斗争显得十分不力，部分学生中右派思想仍占上风

　　<新华社记者、卜昭文>

　　新华社北京分社21日讯  今天是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就毛主席报告进行大讨论的一天。在讨论中，除人民大学反击右派较好外，大部份学校的学生在这个斗争中显得相当软弱无力。部分学生中右派思想仍占上风，对学习毛主席报告和反击右派表现了不感兴趣和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

　　各高等学校停课已经五天，在这五天中，认真学习讨论毛主席报告的占少数，大多数是组织得不好，少数人借讨论毛主席报告再度向党进攻。有的班级在讨论中，整个下午没人发言，以沉默来抵抗学习，各学校都有少数人借故不参加学习。

　　在讨论毛主席报告时，从部分的发言及反映可以看出他们的右派思想仍占上风。有人怀疑这次学习是不是为了打右派分子？也有人说“反击右派是小题大做”、“搞的太过火了”、“整风本来是整共产党，现在整到民主党派头上了”。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说，共产党真不讲信用，原来是言者无罪，现在是言者有罪了，本来无足轻重，但偏要大惊小怪。党委制的问题可以拿两个学校来试试看。也有的教授说，共产党政治风度不够，怕什么？秀才造反是造不起来的。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有教授及学生中还得了不少的同情，很多人批判不了。北大中语系教授林庚说，毛主席报告中对毒草的看法不同了，过去是毒草放出来没关系，现在说有毒草就要拔掉，目前要有些什么看法，也得考虑考虑再拿出来。他还说，我入盟没好处，闹了半天还是个右派，说不定那天，我就写个申请书退出民盟算了。项党教授也说，仅“党天下”三个字不能说是反党，这样不能说服人。还有的教授认为右派不是敌人，应以和风细雨来对待他们。北京医学院药剂教研组个别讲师认为，既然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存在，为什么又要求他们同无产阶级政党有一样的看法。有的教授认为毛主席所说的“平反”同罗隆基的提法正是一样，毛主席实际上是接受了罗隆基的建议。

　　在学生中目前的思想仍很混乱，全国学联把林希翎在人民大学的讲演印成小册子发到各个学校去以后，学生们对林的讲演很感兴趣，认为里面说得有道理，他们反而对毛主席的报告不重视。讨论时，还有人引用林的话来反驳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另有一些人虽然不同意林的观点，但又感到无法批判。地质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在结合毛主席报告讨论右派言论时，十分不感兴趣，反而大讨论起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有人在会上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光登资本主义坏的一面？为什么光登社会主义好的一面？学生谢定远认为“党天下”说法是对的，党派之间不应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他的这个观点发表后，却没人去反驳。有的学生说，现在不敢讲话了，讲了话就要斗争，因此，有很多人在讨论中沉默。地质学院金属专业四年级一班大多数学生认为反右派是过火了。北京大学有的班级在讨论毛主席报告时，形成了向党进行斗争，有的班给党员提意见，有的班讨论时不让学校党委的人参加，不许记录。数学系三年级二班讨论时，认为人民日报(按，是指本社所发“首都各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纷纷溃退”一稿)不应说“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很多党员、团员对此在思想上也搞不通，认为这与团结中间派不利，扣帽子太早了。有的学生说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宣传是污蔑，假若不更正学生们自己就到外面去宣传。还有的学生说，共产党过去说言者无罪，现在真是无耻。

　　个别学生在讨论上发表反动言论，很多人都感到无法批判。北京工业学院学生晓白通写了一个大字报，他认为：二十世纪马列主义过时了，现在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时代，人类思想应该解放，应创造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北京林学院学生顾子义(团员)看了林希翎的报告后，又发表了十二点反动言论，大意是：一，这一阵放的不好，说党坏的人被扣成右派分子，要求党保证做到言者无罪。二，资产阶级说对了也要批判，工人阶级说错了也是好的。三，林希翎说的有道理有根据。四，“党天下”的说法基本上正确，如基层党组织就是红色专政。五，等级森严。六，硬搬苏联经验。七，葛佩琦说共产党有危机是有道理的，不然就不搞整风了。八，不满现状是对的。九，高、饶是一般性错误。十，下层犯错误是从中央来的。十一，章伯钧提出民盟要吸收盟员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共产党可以发展组织，不准人家吸收。十二，定息七年与二十年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这些观点发表出来以后，许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瞪眼了，感到没法批判，于是到党委会要武器。

## 北大数学、物理两系中间派学生目前思想情况调查

　　新华社北京22日讯  北大数学、物理两系的学生中，由于前一阶段右派猖狂进攻，左派力量比较薄弱，思想斗争开展的无力，至今中间分子的思想情况还很混乱，有以下种种错误思想：

　　一、对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认识不清，看不清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

　　许多人只认为葛佩琦、王德周是右派分子。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却认为不一定是右派分子：原因是：

　　1、被右派分子的两面派手法蒙蔽——认为章、罗、储等人在发言中都表明了拥护党的态度，看不出他们别有用心。有些学生强调地说：“要以最大的好心去推测别人，不要以最大的恶意去推测人”。他们对右派分子的阶级本质认识模糊，有人说：“章伯钧、罗隆基解放前参加民主运动很积极，反蒋有功，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储安平解放前办的观察杂志很不错，他们都是好人。”

　　2、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有共鸣：——不少学生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肃反平反机构”的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不能把他们划成右派。

　　3、不认识当前与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认为右派分子“只是思想上有错误，不一定有政治目的”，“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组织、没有计划，讲右派有纂夺党的领导的野心缺乏真凭实据。他们总觉得党中央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政权、军队在手，中国出不了匈牙利事件，几个人骂骂没有什么关系”，“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党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低了。今天谁还反对社会主义呢？

　　对校内的右派分子认识也很模糊。物理系学生认为谭天荣只是“狂妄”、“偏激”、“修正主义”，不认为他是反动的。

　　二、有严重的右倾情绪，不赞成对右派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有力的驳斥，在斗争中采取旁观中立态度：

　　1、强调右派是人民内部的事，应该和风细雨，耐心教育，不应该展开尖锐的斗争。气象专业四年级张学文、罗孝逞、石华建议取消“右派分子”的称号，认为这是在人民群众中划分派别对团结不利。他们对右派并无义愤，对积极分子批判右派的方式，态度却斤斤计较，总怕伤了感情，打着“自己人”，有的人连人民日报说右派是“混水摸鱼”，也觉得重了。他们认为现在我们的作法太过火了，会把右派分子“逼上梁山”“推到敌人的方面去”，而且会使其他的人“人人自危，不敢讲话”。

　　2、热衷于追求抽象的民主自由，错误地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应该自由地鸣放。无原则地赞赏前一阶段北大“思想空前活跃，民主空气空前浓厚”，唯恐齐放争鸣以后，“把这种所谓的‘优良’整掉了。”把学校不支持反动刊物“广场”出版、反对谭天荣等人到天津进行宣传等表示，认为这是限制自由。有的人曲解“香花毒草难分”的意思，对有些明显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都不敢肯定是“毒草”。

　　3、强调整风是“共产党请人家来提意见”，应该“言者无罪”，认为现在是“反过来整人”，“言者有罪”。

　　三、对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思想上发生了动摇与怀疑，北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这一次是打着“争取民主自由，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反对教条主义要求思想解放”两面旗帜来向我们进攻的，因而迷惑了不少中间分子。

　　在右派分子的反动宣传影响下，不少中间派学生对“三个主义的最后根源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中究竟形成了特权阶级，新等级没有？”“我国有没有民主，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当家作主”“肃反工作应该怎样估计”“胡风到底是不是反革命？”等问题都发生了怀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有少数人现在提出了“反对共产党不等于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党领导也可以成功”的论调。他们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因为有阶级斗争存在，需要共产党领导，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结束了，可以不强调党的领导”，“党的权力太大，民主权利就小，对干部的监督困难，有了缺点错误不容易改正，妨碍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数四有几个学生说：“党的权力应该往下分，一是分给人民，一是分给民主党派。”数二郭安一说：“法国几个政党唱对台戏，轮流执政的办法很好，有了错误就换人，我知道这是资产阶级保护它的阶级利益的办法，但它保护得很有效果，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但抽去其阶级内容，用以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些错误思想都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批驳。

　　有些学生甚至产生了怀恐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情绪，他们说：“过去自己太单纯太幼稚了，党所说的话我一切都相信，不知道还有这许多黑暗的事情，现在对任何事情都要怀疑。在这种“盲目性”的支配下对正面的意见都认为是老一套听了进去。而对反面的“新奇的”意见都感到很大兴趣，因此在那些标榜“独立思考”“自由探讨”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党的言论面前就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被他们俘虏了。

　　四、一部分中间偏右的学生情绪狂热骄气十足，不肯虚心学习冷静思想。

　　右派故意把这次运动说成是知识分子争取民主和思想解放的运动，如龙英华竟然荒谬地宣称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五月十九日北大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是找马克思主义运动，可与五四运动比美。这些宣传很投合知识分子空谈抽象的民主自由的弱点，有些学生认为自己很不错，是“时代的先锋”。他们轻视工人、农民，如数三刘巽仁说：工人、农民过去受压迫太厉害，只要新社会给一点好处，就心满意足，不再有民主生活的要求，只有经济要求，没有政治要求，他们了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要求最深刻，对新社会的黑暗和问题感觉最敏锐，数一郭家一甚至荒谬地提出：“不能把知识分子的水平降低去迎合工农的要求，而要对工农进行教育，把他们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有人说：“过去进行的是物质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他们认为民主党派中的进步分子批评左派是“政治投机”，“千篇一律”“怕丢掉饭碗”。哲学系、中文系、法律系的学生中，批驳右派的积极分子比较多，他们又说：“文科同学，教条吃多了，不能独立思考；理科同学，是研究科学的，思想活跃。”甚至动不动就对人说：“我和党中央的意见有分歧”，“人民日报社论是形而上学”，“你是条件反射，说话不通过大脑”等等，实际上他们自己很少虚心学习，冷静思考，多半重复右派分子的谬论，毛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出来以后，这一部分学生也不感兴趣，不愿学习，因此他们的思想就特别难以扭转。

　　另外，一些中间派学生在运动中曾激烈地批评过党，也发表过一些反动错误言论，现在表现有顾虑，害怕自己被整。

　　北大数学、物理两系学生中间的思想混乱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其他各系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上述错误思想。可以看出，由于绝大多数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在大学生中与右派争夺中间派的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

　　争取中间分子的重要关键，首先是左派的立场必须坚定、态度必须明确，必须有力地揭露和驳斥右派，这样中间分子才会向我们靠拢。我们还必须使中间分子安定下来，使他们感觉我们不把他们当右派看待。向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们驳斥右派言论采用根据事实讲清道理的办法。这也便利于争取中间分子。  (据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材料)

　　 来源：1957年6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