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右派言论综述

　　<新华社记者、许实>

　　广东省自大“鸣”大“放”以来，在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不少以取消党领导为中心的右派言论。

## “人民生活接近饿死的边缘”

　　“广东人民生活已经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是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对目前广东省人民生活现状的估计。他否认目前人民生活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说法。他说，几年来政府过多地照顾了国计，过少地照顾了民生。因此，他认为应当从新检查粮食税、商品税是否订得过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否订得过低，国营商品价格是否订得过高等等。他在座谈会上颇为得意地说：在我的公文袋里藏着几十封最近接到的信，其中一类是叫苦的，请求安排工作和生活救济；一类是叫冤的。(谈到这里，他主张要建立一个有“公正”人士参加的机构来处理“叫冤”案件。否则，他威胁地说，他就要学太史公司马迁说的那样“藏之名山传诸后人”，或把这些材料写进他最近准备写的“近代革命史”上去。

## “党委制违反宪法”

　　右翼言论比较大量的集中抨击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和政府机关的党组问题。

　　他们抨击党委制或党组的理由一说“过时”；二说“外(52)行”不能领导“内行”；三说党委制是“三害”温床；四说违反宪法。

　　中大教授说：党委制过去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现在解放已经八年，这个作用已经消失了。华南师院一教授说：现在知识分子都向党靠拢，党委制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他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

　　省林业厅副厅长李汉冲说，今天党员人数在机关中的比重大了，党团员和非党人士政策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此党组是否需要就值得考虑。他补充说，任何机关都有党员负责干部，通过他们就可以体现党的领导，有了党组反而使党外人士之间隔阂。

　　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孔湘则以党员“外行”为理由主张取消党委制。他说，在整个国家范围来说，方针政策是应该由党来制订的，但是贯彻执行就不一定由党来掌握。他认为中共没有力量在高等学校里贯彻自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因为中共直到现在还没有熟悉高等学校业务的党员。何绍甲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办高等学校，“内行”的非党干部会比“外行”的党员好得多，因为他们有学问、有经验，他作结论说：有本领的人才可以当领导。中大教授董每戡直截了当说：高等学校应该由教授来领导。农学院教授吴文晖也表示由“外行”人领导，“内行”人就难于做好工作。

　　谈到党委制和党组之为“害”，市民政局一副局长断言说，党组的作用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林楚君甚至认为，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

　　有些人还根据宪法来给党委制和党组算命。中山医学院教务长罗潜认为，过去党委制或党组的权力驾于一切之上，可怕得很！他说，宪法上只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没有规定属于党。另一人还说：对于党组的作用和职责，党章虽有规定，但如果它牵涉到机关中行政领导的权力问题，就必须通过法定手续，得到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的同意，否则就同宪法相抵触。

　　怎么办？林孔湘就公然说：“我们在高等学校方面要争领导权。广州师专教授于奋生(师专学潮的主脑人物，民盟成员)还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了实现民主办校，就要取消党委制，改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办校，就要取消党委制，改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工会、民主党派代表组成，中共只占一席位，表决时也只能有一票。

## “肃反是斯大林路线在中国的贯彻”

　　谈到肃反问题，右派分子在这三方面作文章：

　　一是认为肃反是完全错了，是斯大林路线，而且自上而下都是错的。“成绩”只是：一、斗出一批假反革命；二、斗出一批废纸(材料)；三、斗出一批假积极分子。

　　二是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是斗争错了。要恢复名誉，放胡风。

　　三是认为肃反违反宪法。

　　对肃反政策诬蔑最凶的要算中大副教授罗应荣，他认为肃反搞得比“三反”还要糟。他说，中大的肃反工作没搞好，不能由龙潜负责，也不能如陶铸同志所说的“由省委负责”而应该由党中央负责，因为肃反政策本身是错误的，它是违反宪法的，是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他怀疑肃反是斯大林的做法在中国的贯彻。他不同意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53)缺点是次要的”。他说，一个医生医一百个人，治好了八十个，误死了二十个，能说他是好医生吗？

## “中共是有‘官’无‘僚’”

　　为了否定我党是一个先进的革命政党，右派分子对我党进行了各色各样的诬蔑。归纳起来：一曰“无能”；二曰“孤立”；三曰“狰狞”；四曰“伪善”；五曰“争名夺利”。

　　所谓无能，是右派分子在诬蔑我党的时候，颇以为振振有词的。较普通的说法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类。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工程师黄延昭说：“共产党过去搞建设不是靠技术知识，不是靠用头脑，而只靠政治宣传，靠搬教条。”黄甚至认为我党现在连主观主义也“高攀”不上。他说：主观主义者应有主见，现在许多领导人什么都不懂。没有主见，所以也谈不上主观主义。

　　所谓孤立。市参事室副主任刘绍武说现在群众有两怕：一怕党员，见了党员就走开；二怕警察，见了警察也走开。工程师黄延昭则说得更刻毒。他说：谈到“三害”，实际上只有“一害”。官僚主义不能说有，因为官僚者要有官有僚，而现在许多领导人不能笼络人，有官无僚，不能称为官僚主义；如上所说主观主义也不能说有。只有宗派主义倒是俯拾皆是，什么事都要党团员去做，不相信有学问的人。

　　所谓狰狞。自中大教授董每戡“创造”党员两副面孔论(屠夫面孔与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之后，已有右派分子(包括少数大学生)沿用了这些用语。像黄开山就说：党员与党外人士很少私人交往，有些人入了党就割断六亲，面孔朝天，有时候装着寡妇面孔，寡言鲜笑；有时装着屠夫面孔，狰狞可怕。

　　所谓伪善。省工商联副秘书长林永孚这样说的：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处理问题上往往有伪善的表现，有“两面”的做法。他说，税局干部几年来未执行税收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地来达到完成税收任务的目的。他说广东省的一些负责人在历次和工商界开座谈会的时候，都是表现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在听了大家的反映之后，其始则故作惊讶之状，最后则表示怎样改善云云。久而久之，大家把这些座谈会当作“你骗我，我也骗你”，逢场作戏而已。上行下效，各地县(市)委也跟着学这一套。其实，税局所作所为，党委岂有不知，如果说税收政策体现了阶级斗争，就“明人不做暗事”，干脆承认便了，为什么要假惺惺作态。他还说，在人事安排上，也有不老实的地方。有些私方人员被安排当正经理，正厂长，既然要他们服从公方的领导，安排他们当副职不就可以吗？为什么不名正言顺？他认为拿私方人员来摆样子，是两面的做法。

　　所谓争名夺利。刘绍武这样说：有些党员热中名位，我过去对此无所谓，现在觉得，非党人士也一定要争名夺利，他建议非党人士要开展一个自我批评、自我介绍、自我表扬的“三自运动”。他说，非党人士不自我表扬，就不能达到争名夺利的目的。

　　中大副教授罗应荣则以暗示的语气力图使人产生一个印象：党实在臭得很啊！他说：到目前为止，所揭露的只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他还煽动党员“起义”，他说：目前“鸣”(54)、“放”不起来的原因，首先是共产党内对“鸣”、“放”有抵触思想，党员没有带头“鸣”、“放”。他认为“保垒要从内部攻破”，党员不带头是不成的。他还提出要破除“政治迷信”。他说，人们常说共产党、毛主席、斯大林等等不会犯错误，这是“政治迷信”。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在人代会上接受大家批评，下面就好办。

## “徒劳无益的‘缘木求鱼’的思想改造运动不要再搞下去了”

　　关于这方面，说得较为完整的要推黄延昭工程师。把他的论点归纳起来，一是不必改造，二是不能改造。他不同意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论点。他说社论提到：知识分子如果不丢掉过时的旧东西……他就一事无成。他问：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旧东西呢？新知识是从旧知识中来的，旧知识能够发展成为新知识，不能丢掉。他举例说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发明家难道都是经过思想改造才能做出成绩来的吗？我自己马列主义很少，也没有改造，难道我就不能给职工上技术课？其次，他认为搞建设靠技术靠头脑，不能靠政治、靠教条。其三，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好的，他们不要你去督促，去人为地灌输，也会自然地去学习，去信仰。其四，作为思想改造的武器马列主义用在劳动群众中进行阶级斗争是有效的。但由于它看重物质、急功近利，使人的思想变成硬绷绷的，没有感情，也难以自由发展。所以在和平建设时期，就没有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必要。其五，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说工人阶级目光远大、大公无私，但实际做出来却往往是自私自利，使人难以理解工人阶级思想的真义何在。

　　他的结论是知识分子不能改造。他打比方说：这几年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像拉橡皮圈一样，你拉得紧些，好像是长了些，但你双手一松，它又回复到原状了。他认为这种徒劳无益的“缘木求鱼”的思想改造运动不要再继续搞下去。

　　他最后还建议说中央到地方政府，以至各工厂、企业、一律用雇佣关系来代替现行的“铁饭碗”的人事制度。他认为目前的人事制度是“三害”的根源。

　　 来源： 1957年6月1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