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撕下胡明的进步外衣，揭露他的反动面貌 　　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会和学习社、山鹰社等十四个社团，于7月16日上午联合举办了批驳右派分子胡明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大会。王同勋、王寿彭等同志在会上揭发了胡明解放前的反动政治面貌。胡明也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检讨。 　　会上，胡青钰先生严厉地驳斥了胡明对我们党内汇报制度的污蔑，她说：党内汇报制度是党的领导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一种必要的方法，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必须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二者结合起来，就必须走群众路线。党要通过各种组织系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了解群众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经验、意见和要求，检查党的政策贯彻的情况，党的领导就一定要根据党内的汇报和其他方面了解到的分散的群众的意见，经过整理集中起来，然后贯彻下去，所以党内汇报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并不否认，在党员的汇报材料中并不一定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正因为这样，党要搜集来自各方面的情况，并且党要求党员克服缺点，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情况，所以问题在于如何克服缺点，而不是要根本否定它，何况党组织并不是只根据个别人的汇报材料就作出决定。 　　胡明等右派分子污蔑我们党的汇报制度，否定我们的汇报制度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反动言行和经历，他们是有罪行的，他们最怕党和人民了解他们的底细。 　　胡明说我们“对非党员的评价都是根据党员层层汇报，掐头去尾，留了一句话，汇报上去，全是无稽之谈”。他还说“要打击可要坏材料，要捧可要好材料，……党员在群众中起挑拨离间的作用，拉一部分人，打一部分人……”这真是造谣污蔑，我们要他拿出事实来！胡明还从这毫无根据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荒谬的结论，说这(指汇报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办法”，恶毒地污蔑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自称为马列主义者的胡明，竟把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帝国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这决不是由于幼稚，也决不是什么比喻不当，显然是恶意的诽谤。他的目的为的是破坏党群关系，破坏党群团结。 　　胡青钰先生在她发言的后一部分批驳了胡明对我们党发展工作进行污蔑的谬论，她说胡明污蔑我们“发展党员不按入党标准办事，是策略手段”，其含义就是说我们发展党员不是为了加强党的事业，而是为了某种个人的或某个宗派集团的利益，他企图以他自己捏造出来的所谓张刚、张斧拉朱启贤入党的假例子来证明这个荒谬的结论。但事实很清楚，张刚同志没有拉朱入党。胡青钰先生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性质根本不同，在发展党员问题上也根本不同，怎么能说共产党发展党员是策略手段呢？实际上共产党发展党员是按照党章规定来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胡明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 　　李庭芗先生说：胡明自称拥护党，但胡明是怎样看待党呢?胡明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认为基层党员都是有民愤的。我们说，劳动人民是极端愤恨国民党的。而共产党是全国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劳动人民对共产党是无比热爱的。对共产党愤恨的只有地主及反动派。我们要问胡明说这样的话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 　　胡明还说“共产党员很少人情，没有人性”。说杨迈是他的监护人。并说他和杨迈势不两立。胡明这怎能说是拥护共产党呢？党一向尊重你，爱护你，而你反而向党进攻，难道这就是你的人性吗?过去党对你的恩情比山还重。可是，现在人民群众对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愤恨比海还深! 　　曹述敬先生说：胡明是我校数一数二的右派分子，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是很多的。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种是喜欢颂扬的知识分子，是误党误国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敢于批评的知识分子，才是为党为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毒箭之一。胡明把颂扬和批评完全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我们说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成绩是完全应该颂扬的，可是胡明等右派分子看不见成绩或者看见了也不许别人颂扬。胡明把对党的颂扬与阿谀逢迎混为一谈，污蔑我们党“鼓励”阿谀逢迎，请问你曾见过有谁因阿谀逢迎而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的?!我们说对党的缺点提出善意的批评是受到党的欢迎的，党发动群众帮助整风，正是为了要听取批评。但是我们也要把对党提善意的批评和向党恶意的攻击区分开来。你胡明污蔑说“张刚拉朱启贤入党”，污蔑我们的党是“家天下”，整风以来的整个发言都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恶意的攻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我们现在对你的批判和斗争正是因为你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说到胡明为什么要在整风正盛之时放出这支毒箭，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的时候，曹述敬先生指出：这是胡明企图煽动学生跟他走，做他所说的所谓为党为国的“正义”的知识分子，把学生拉进泥坑，这是阴险毒辣的阴谋。 　　蔡文萦先生说：胡明在检讨中一再强调个人情绪是他错误的根源，据他所说，他的个人情绪是由五方面原因所引起的，其中以入党问题得不到解决为主导原因。为甚么入党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这样大闹情绪，闹到向党猖狂进攻呢?原来这也不是偶然的。据他说他是1926年曾经入过党，后来不知怎么又脱了党，从这时起到解放时为止足足有二十多年之久，他把党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与党联系，而是心安理得地在上海经营书店当资本家，这时一点情绪也没有。一到解放之后，却就转了一百八十度，自封为数一数二的马列主之者，还说要入党了呢!为甚么在革命艰难的时候，当革命要流血抛头颅的时候，他不出来，而偏偏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才口口声声地要求入党呢？！ 　　当然入党也是可以的，但是胡明为甚么这样仇恨党敌视党呢？杨迈同志入党前同他合得来，但是杨迈同志入党后却成为他的死对头了，说杨一下子就变坏了，说杨有十大罪状，这与罗隆基因为他的秘书要申请入党而百般刁难和痛恨，有甚么不同呢?还应指出胡明的仇恨表面上是骂杨迈，实际上是针对党的。 　　一个人要入党，就要热烈地拥护党的领导，但是胡明说今天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糟得很”，并积极策划“民主办校”想用学术委员会来代替党的领导，这是为甚么呢？原来胡明在耍两面派手法，要以入党为幌子掩盖他的反党言行，冒充进步，暗地里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胡明企图钻进党来从里面捣鬼，用党员的名义来进行破坏活动。 　　胡明的不满情绪主要是由于入党问题得不到解决引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胡明的心底里存在不可告人的隐衷，实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 　　蔡文萦先生警告胡明说：“是你投降的时候了，老老实实交代，痛改前非，将来你还有机会作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否则你就自绝于人民，你要永远做个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人事处王寿彭同志在会上说：我讲三个问题。1．胡明是个有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为了个人目的，施展其极为卑鄙的手段。他是一个目空一切、极端狂妄心胸狭窄的人，有的同志批评了他的缺点，他就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蔑。解放前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他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对革命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同时他认为党是宗派，把苏联看成帝国主义，说苏联在战后取得了很多土地。在解放后，忽然摇身一变，对党“竭诚拥护”，要求入党了。这除了出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打算和想从内部来反共反苏之外不能有任何其他解释。 　　2．胡明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统建人员”一分子。在蒋匪中统局的特务工作中，有一项名叫“统一建国运动”，简称“统建工作”，参加统建工作人员都要填写志愿书和登记表，在1947年12月，胡明由于国民党的误会被捕，释放时参加了匪中统局的“统建人员”。当时胡明用的名字是胡安照。在我们缴获的敌人档案材料中还有当时胡明的像片。这是经过我们详细调查证明属实的。但胡明对此事的具体情况避而不谈，一直隐瞒到现在还没有交代。所以胡明在党整风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不过是他的旧调重弹而已。 　　3．右派分子进攻人事制度的真实企图。 　　在整风中一切右派分子(当然胡明也在内)，竭力攻击我们人事制度。事实上任何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会知道人事部门是关怀干部的部门；是培养和训练干部的部门；是正确调配和安排干部的部门。它丝毫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右派分子提出反对所谓“口袋制”，他们认为这是对老教授的污辱和不信任。但事实回击了右派分子这种污蔑。我们知道个人档案是国家重要的政治财产，是从历史发展上系统地来考察、了解干部的主要依据和基础。只有建立和健全了档案制度，才能从历史发展上系统地来了解干部的全部情况，为正确的选择、分配、培养和合理安排干部创造有利条件。另外，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在残余反革命分子还存在的今天，建立一套完整的档案制度，也正是为了防止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钻入革命内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例如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就是经过仔细查对档案的历史材料而被发现的。谁如果把人事部门看得那么可怕，那只能说明他心里有鬼。胡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黄药眠在中文系教师座谈会上说，他的“档案有二寸厚”，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我们今天的档案，并非是党团员今天送一个条，明天送一个条，胡乱凑成的，而是经过调查属实的，只有重要价值的才入档。今天的档案绝不是捕风捉影一些没有根据的材料的堆砌。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反对档案制度，只能说明他们的历史上有不能见人的东西。凡是与国家、与党一条心的人，把自己的一切交代给组织的人，对档案不会有任何顾虑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胡明及一切右派分子进攻人事制度的真实企图。 　　诚然，我们的人事部门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人事制度还有缺点，这当然必须改进。但是我们却根本改变了过去历史上也是胡明所污蔑我们的“任人唯亲”的状况而实行了“任人唯贤”的路线。 　　“师大教学”编辑杨百顺同志说：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企图夺取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师大教学”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有力武器。在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它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有的右派分子在运动一开始就疯狂地向“师大教学”进攻，他们一面企图篡夺它的领导权，想利用它来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一面大喊党委控制“师大教学”，“师大教学”只发表党委需要的东西，不敢登尖锐的意见，……来攻击党委，破坏党委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恶毒的挖心战。他们的手法是先把校刊搞臭搞垮，然后取而代之，而胡明就是右派分子实现这一阴谋的急先锋。他不仅在发言中污蔑校刊，鼓动同学反对校刊，它并且还公然写信辱骂校刊。5月31日他在给校刊的一封信中恶毒地说：“以张刚为首的北京师大党委宣传部所操纵下的‘师大教学’在整风运动中仍然存在十分恶劣的宗派主义。”“师大教学”是不是像胡明所污蔑的那样爱怎么登就怎么登呢？事实并非如此。就以胡明为例，在整风中他的历次发言，无论大会小会上的，校刊都发表了。只有他自己要求不发表的才没给他登，(如一次他在俄语系“刺蝟社”组织的“52条意见被打入冷官”的论坛上的发言。)而且每次发言稿都是经他自己修改过的，如115期上所载他的发言，是我送给他改的。第一次改了之后，他马上来电话说又要改，我立即送到他的主任室，亲眼看着他又改第二遍。5月30日下午他“勒令”我们：他的信第二天一定要见报。我们只好临时给他腾出版面来，把他的来函照登放在第一版下面刊出(见124期)。在120期我们把张刚同志的声明等登在朱启贤的声明前边，这完全正确，因为她讲的是事实，而朱的声明却是一片胡言。但胡明却污蔑党委操纵“师大教学”，不把“教授”的放在前面。请看右派分子胡明就是这样无耻地疯狂地向我们“师大教学”进攻的。并通过进攻它来进攻党委。 　　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这是胡明的一贯的“拿手好戏”。在前几天俄语系的一次会上，在抵赖不过去的情况下供认了所谓张刚拉朱启贤入党，是他为报复张刚不同意评他为二级教授而捏造的阴谋。还有一次在论坛上他曾诬蔑党员卢维庸，被夏志德先生当场揭穿，现出了一副狼狈像。 　　最后，杨百顺揭发，5月底一天下午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朱嘉树在校刊编辑室用电话和陶大镛约稿后，立即给胡明打电话说“陶先生特别推荐说您对‘民主治校’很有研究，写这方面的稿件最合适”。胡明当时答应了两三天交稿。我要问：右派分子胡明和陶大镛与文汇报究竟有过哪些联系? 　　胡明说要向人民低头认罪，要交代。这是骗人的鬼话，要交代，为什么以上所说的问题你只字未提呢？ 　　胡明在会上作了检讨。胡明说：“我向人民请罪，在整风运动中我犯了严重的罪行，现在我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向人民请罪。我由于对个别党员不满发展到对党组织、党委不满，最后发展到对高等学校党委制不满，从而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陷入右派的泥坑中，实际上成了右派的帮凶。这是我万分沉痛，万分伤心的。” 　　胡明说：“在前一阶段我完全错了。在群众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我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不是别人加在我头上的，而是我罪有应得的结果。在前几次运动中我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今天成了右派分子。当我脑子清醒过来后，我痛恨右派分子野心家，同时也痛恨自己。” 　　胡明说：“我在整风中犯的罪行是严重的，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党委和党员不满并进行污蔑打击。 　　第二、我实际上接受了陶大镛的“民主办校”的主张，对其宣传和鼓吹。 　　第三、在教师和学生中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和兴风作浪的影响。” 　　对于造谣说张刚拉朱启贤入党的问题，胡明承认他一方面对张刚进行打击报复，另一方面认为是向党进攻的本钱。 　　吕和声先生发言严厉指出胡明的检讨仍不老实。吕先生说：胡明的检讨开始说向人民请罪，但实际上他今天检讨的却是我们在过去大小会上所揭发过的一些事实，而对他的重大问题不作交代。他和章伯钧、朱启贤、陶大镛的关系没有很好交代。当他交代和章的关系时，开始说他到章家里和章只交谈了三句话。后来他又说，除了交谈了三句话外，吃饭后，大家看他家里摆满了许多古董，章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章说他和严嵩一样喜欢古董，他又说到了抄家的时候，自己编好了目的。这是很反动的。章伯钧对你说这样反动的话，能说和你是一般交情吗? 　　吕和声先生说：胡明捏造张刚拉朱启贤入党的问题，是向党进攻点起第二把火，但胡明在上次检讨时把罪过转嫁于“师大教学”，认为由于“师大教学”登出来才发生这样大不良的影响。 　　吕先生说：胡明是否“民主办校”的主谋?他说不是，我们说他是我们学校右派分子的主谋。“民主办校”的三人小组之一，这难道还不是主谋吗？也不是什么受了“民主”的迷惑，胡明是要把师大党委搞掉。他在“民主办校”的问题上是急先锋，并不是俘虏。告诉胡明，人民群众是欺骗不了的，蒙混是过不了关的! 　　最后，十四个社团的代表宣读了“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胡明书”，他们正告右派分子胡明，摆在他面前的一条活路就是彻底向人民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否则人民是不允许的! 　　 来源：原载1957年7月20日《师大教学》第163期，选自《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