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揭开右派分子耿伯钊的假面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什么人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向党进攻最凶呢?看看耿伯钊的材料可以完满答复这个问题。 ## 耿伯钊仇恨共产党切齿入骨   耿伯钊是民革湖北省委委员、政协湖北省副主席、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他自己则喜欢以“辛亥革命老人”自居。自从解放以来,在各种公开场合,耿伯钊用尽了动听的词句来说明自己是如何“拥护共产党”、“赞成社会主义”。但是,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他就大露头角了。一个月以前,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反对所谓共产党的大党主义;他说,“这次提出的整风运动,据我的体会,也就是反对大党主义,不要党员人人以领导者自居,盛气凌人。建议毛主席把这话明确起来,这对党的威信有益无损”。   耿伯钊的所谓“大党主义”谬论,其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否认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争夺领导权。为了强调所谓“大党主义”,耿伯钊故意歪曲事实,把民主党派说成是“眉毛”,可有可无,发挥不了作用。也是在那次发言中,耿伯钊向共产党提出了10条建议,在这些含着毒素的建议中,耿伯钊“劝告”“党的领导同志要堵塞阿谀、逢迎之门,党员要从思想上根本铲除特权思想和行为,不要骑在人民头上”等等。在他的眼里,凡是靠拢共产党的都是阿谀逢迎。把共产党员描写成乌合之众。   耿伯钊仇恨共产党切齿入骨。他轻蔑地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特殊材料?还不是他们父母交合的血液制成的。”他说,共产党员只不过是一群给人们带来灾祸的“蝗虫”。耿伯钊把统战部形容成是“监督民主人士的民主党派管理部”,是“亲小人,远贤臣”的地方;凡是接近统战部、靠拢党的,他就谓之“小人”、“耳目”。他曾毫不隐讳地公开散布这样的言论:“民主人士要有自尊心,不要靠拢共产党”,他认为与中共统战部接近的都是一些“卑鄙龌龊的坏蛋”。   耿伯钊挑拨人民群众与党的关系的方法更为恶毒,湖北省参事室研究员高元承揭露了耿伯钊的有关反动谬论。耿伯钊说过,“中国有六亿人口,共产党员只有一千多万,分开打一架,看谁打得过谁”?这个拿着人民薪金而恶毒地诬蔑攻击共产党领导的“辛亥革命老人,”为什么这样刻骨痛恨共产党呢?他有自己的道理。 ## 耿伯钊对反革命罪魁的“恩情”恋恋不忘   耿伯钊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他对蒋介石、白崇禧、何成浚这些反革命罪魁的“恩情”,至今恋恋不忘,提起这些人民公敌来,至今他仍恭敬地称为“蒋先生”、“白先生”。省参事室研究员高元承揭露他说:1954年我到参事室时,耿伯钊知道我是山西人,就兴奋地对我说:“我和你们山西的阎锡山是老相识,我和他都是日本士官生,回国后,他到山西,我到湖北,他搞的还象个样!”对一个统治了山西40年的土皇帝,耿伯钊就是这样地备加赞美。   耿伯钊的反动思想在各个政治运动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对各项政治运动,在公开场合都表示热烈拥护,背地里却用尽心计来破坏,诬蔑运动。在“五反”运动中,武汉市五毒俱全的大资本家贺衡夫受到了应得的制裁,全市人民对此莫不表示拥护,耿伯钊却心怀不满,以至过后别人谈起有关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时,他还感慨系之地说:“在台湾比在大陆还好些。”土地改革时,耿伯钊尽力包庇国民党大党棍孔庚的儿子(此人现已被镇压),为农民诉苦的人被他说成是“拍共产党的马屁”,对于“三反”、“肃反”运动,表面上他都歌颂过,背后却恶毒地说,武汉市大资本家贺衡夫五毒罪行的证据都是假的,认为贺衡夫是受了冤枉。当人们正为肃反运动的成绩拍手称快时,耿伯钊却露出了他凶狠的嘴脸:“等到台湾和平解放以后,连蒋介石也叫同志,现在又有什么必要来肃反呢?”   耿伯钊希望蒋介石回来干什么?这点很有意思。耿伯钊说,他解放以来是含垢忍辱了五年。 ## 耿伯钊含何垢,忍何辱   上面已经说过,解放以后,耿伯钊担任了民革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等职位,他含了何垢,忍了何辱?原来是下面的这些事情:在参事室,耿伯钊虽然有职有权,5个副主任没有一件事情不去请示他,但他认为自己是有职无权的傀儡;他自己有2栋房子,政府又另拨给他一栋房,他嫌屋里没有沙发,马上给他送去沙发,可是他认为政府给他住的房子象仓库;他每月的工资与房租收入在300元以上,喝的是好茶叶,吸的是高级烟,他却到处诉苦,说自己的生活是“上午炒盐菜,下午盐炒菜,吃豆腐是打牙祭”。最后还有一条,是解放后在广大人民要求下,人民政府依法镇压了他那当过大汉奸和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儿子,他认为杀子之仇不能忘。   耿伯钊在解放后虽然得到人民的宽大、照顾,但他仍感到解放后含垢忍辱,是和他过去的生活比较而言的。解放前,耿伯钊是湖北省革命根据地安陆县最大的恶霸地主,农民称他为“土皇帝”、“太上皇”,全县28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完全操纵在他手里,每次调换县长必须经过耿伯钊的最后同意,他批准县长的标准是:反共、反人民的积极分子。为了坐稳这个土皇帝,在安陆县,他曾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运动,企图长期保持其地主政权。他驱使伪安陆县县长胡受谦残害了几百名革命志士,胡受谦在解放军大军南下时畏罪自杀,耿伯钊专为他召开追悼会,痛哭流涕地歌颂他“对党国忠诚”,并且声言要把他的“英勇事迹”呈报“胡长官”(胡宗南),为了替胡匪“报仇雪耻”,他又亲率当时逃亡在武汉的地主、土匪、恶霸和劣绅到伪湖北省政府和武汉行辕请愿,要求派飞机、匪军、发钱粮弹药支援继任伪县长孔铁勋回据安陆。这批耿伯钊的爪牙回安陆县后说:我们如果再不好好的为胡县长报仇,就对不起耿老。   解放后,他的土皇帝作不成了,他的土地被分了,汉奸特务儿子被镇压了。为了恢复他的土皇帝美梦,解放后耿伯钊心里念念不忘蒋介石,行动中则仍然继续充当刽子手喝采人,包庇反革命分子。曾经在安陆县杀害革命同志几十个人的县国民党部书记长廖尚质(监如),1950年潜逃武汉市后,暗中组织地下军,策谋反革命暴乱。耿伯钊对于这样一个人民的罪人,多方设法加以包庇、隐瞒,帮助他找工作,指使他逃往外省。据安陆人民的检举,解放后,耿伯钊掩护了11个反革命分子逃亡海外,耿伯钊并要他们“努力为蒋介石的党国效劳”。而在最近整风运动开始后,各处右派分子蠢起,耿伯钊高兴极了,他认为打倒共产党恢复“土皇帝”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党进攻的毒箭一支接着一支地射出来了。 ## 耿伯钊的算盘完全打错了   但是,耿伯钊这老奸巨滑的右派分子把算盘打错了,当他刚把自己的毒箭放出不久,马上就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击,人民愤怒地揭露了这个惯用两面手法哄骗人民的右派分子的历史真面貌。自居为“辛亥革命老人”的耿伯钊原来有着如下一段历史:1903年,他由秀才而中举,随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个“洋举人”回国后,就在清人果清阿手下,做了一名军事教官,不久北伐军起,他又混在黄克强部下当了几天参谋,这便是他“辛亥老人”衔头的由来。从1914年到1925年,他摇身一变而为北洋军阀的爪牙,在北京作“京官”。这个政治上的不倒翁,从袁世凯潜窃总统以后,又改任陆军部秘书长。自此,他便成了所谓“元老”、官僚军阀的幕后人。当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篡夺国权组织伪南京政府时,耿伯钊又登上了政府参军长的高位,蒋介石做了伪总统,他也跟着高升为国大代表,在蒋介石60岁时,他写了一篇寿序,吹捧这个卖国辱民的强盗是“五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解放后,他不得不假惺惺地投靠到人民政权这边,以便待机再起。   这就是右派分子耿伯钊为什么向共产党积极进攻的原因。他的丑恶行径已激怒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广大人民,现正纷纷痛斥这个右派分子。最近召开的安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致要求向这个右派分子讲理。但是耿伯钊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还躲躲闪闪,不肯对其他的右派活动进行很好的交代,一味支吾搪塞,避重就轻,把自己的反动言论归诸于修辞上的夸张,引起了人民的更大的愤怒,他们表示一定要和右派分子耿伯钊战斗到底。他们警告耿伯钊不准蒙混过关.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只有如此,才是光明之途。    (原载1957年7月16日“长江日报”)来源:《反右派通讯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