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民族学院反击右派分子马文渊

　　【本报讯】青海民族学院全体教职人员，于6月21日至7月13日，先后召开了十多次会议，对右派分子马文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和批判。群众的斗争情绪，自始至终是饱满的，斗争一次比一次深入，群众的眼睛一次比一次更亮，使右派分子越来越孤立，最后不得不现出他的原形来。

　　同志们对马文渊污蔑院领导同志的工作方法为封建法规，非常愤恨。曾祥祺说：你说领导上有封建法规，对群众勒索劳动，牵制使用。勒索是资本家、地主勒索工人农民的劳动，牵制使用就是说牵着鼻子叫你干啥你就干啥。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我是一位群众，学校就没有勒索我的劳动，更没有牵着使用我。陈执夫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劳动的，任何人没有强迫我们劳动，马文渊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对党的污蔑，马文渊污蔑人们入党是为了升官发财，试问革命烈士董存瑞、黄继光他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何汉杰说：马文渊的发言和储安平是一样的，储安平说今天是“党天下”，而马文渊说今天是“清一色”。但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学院卫生所的所长、工会副主席以及班主任中很多人都不是党员，组织也很信任他们。再有教育厅、交通厅和司法厅的厅长，马辅臣副省长等难道都不是党外人士吗，为什么马文渊闭着眼睛说是“清一色”呢？为什么说党是“尊正室欺偏房”呢？

　　马文渊污蔑我们今天的社会还不如封建王朝好。蒙文教研组达西、索南木、祁金春等7位教师以铁的事实，驳斥了这一谬论。他们说，我们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方面都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地前进着；各族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富裕。现在正在满怀信心地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右派分子马文渊之流却来诽谤和诬蔑共产党的领导不如“封建王朝”，我组的每个教师，在旧社会里都有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经历——给有钱人放牛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给马步芳挖硼砂，在皮鞭、严寒和烈日下，呻吟、挣扎。在那马步芳反动统治的“封建王朝”里，由于反动政权执行了民族压迫政策，蒙古族人民和哈萨克族人民不知丧失了多少生命、财产和牛羊。再如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政府派刽子手年羹尧一次屠杀青海蒙族人民8万多。这难道就是马文渊所说的“封建王朝”的“爱民如子”吗？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蒙族人民结束了那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各民族人民亲密地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里，不但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事业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过去在青海的4、5万蒙族人民中，只有4个人略知一点蒙文，其他人就不知道蒙族人民有文字。而今天不但有了自己的学校，很多人都能直接阅读蒙文报纸和书籍了。这些事实不正说明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吗？然而，马文渊之流却硬说不如“封建王朝”，企图在群众中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告诉你，你们的算盘打错了，我们将更加仇恨旧社会、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也使我们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

　　苏志达、梁汉祯同志，以具体的事实，批驳马文渊所说的“新社会的自由，不如旧社会的自由，旧社会人的思想是自由的”谬论。他们认为自由和民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和阶级联系着的。马文渊说旧社会有自由，这话也对。问题是要看旧社会自由的实质是什么？旧社会的自由是什么人享受的？人所共知旧社会能够享受自由权利的，只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有剥削劳苦人民血汗的自由，有杀害反压迫、反剥削的广大人民的自由，有出卖祖国而达到自肥的自由。而广大人民只能有受压迫、剥削、挨饥受饿的自由，别的自由是一无所有的。1946年我国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他们为了热爱祖国，要求真正的自由，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和卖国，替人民说了公道话，不是被国民党黑帮无声手枪杀死了吗？请问马文渊，这就是旧社会的思想自由吗？现在我们再看看新社会：宪法第3章第87条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难道马文渊不知道吗？这样的自由那个公民没有享受到呢？那末，马文渊为什么说新社会没有自由呢？由此，我们不难看穿马文渊的阴谋了。马文渊的这种荒谬言论，也充分说明马文渊是站在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立场上说话的。我们还清楚的知道国民党统治时，各高等学校都派有他们的职业学生（特务），这些职业学生的使命就是监视学生、教授中有没有进步思想和看进步书籍的人，发现时就会把他们逮捕起来。解放前，湟川中学有个学生，在笔记本上写了几句对马步芳不满的话，就被马步芳活埋了。在旧社会里不用说看马列主义著作，就是看高尔基的小说也是非法的，这些事实能说旧社会思想有自由吗？马文渊之所以这样说，不是没有来由的，他的家庭过去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有官、有势、有钱，他一直向往着美国式的自由生活，正如群众在批判中所揭发的：“他说青海解放早了些，不然我已留学美国了，如果现在在纽约的话，多好，可以过几天自由生活。”

　　批判劲头越来越足，大家同仇敌忾的痛斥了马文渊所说的“汇报制度是便衣警察”，“汇报我的人是狐群狗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员的极大污蔑。吴致荣说：汇报是为了反映情况，使领导了解群众的需要与要求，来解决问题，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共同把工作搞好。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才是“便衣警察”“狐群狗党”，因为他们把共产党员、以及许多爱国人士和所谓“有嫌疑的人”，偷偷的活埋或枪杀了。而马文渊把国民党的血腥统治来跟我们的汇报制度相比，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程志群说：汇报你的人，是为了使组织上更好地了解你，好对你进行帮助，毫无恶意，过去总务科的党员同志，曾多次帮助你；团的组织也曾多次帮助你，而你总是回以拒绝的态度。试问：世界上还有那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每一个干部呢？马文渊说这种话，是没有革命良心的。

　　马文渊作为一个人民干部，吃的革命饭，而替反革命说话，在他的身上，已闻不到一点革命干部的气味了。他的反动言论，台湾的蒋介石是鼓掌欢迎的。

　　马文渊把我们的土地改革说成是农民“穷极造反”。大家认为这是仇恨农民，反对土地改革的具体表现，陈珍贤说：马文渊把我们的土地改革说成是农民“穷极造反”，我们要反问马文渊一句：农民为什么会“穷极”，又为什么“造反”呢？你家庭是地主，你是明白的，道理很简单，农民“穷极”，是因为地主阶级把他们剥削穷了，农民的血和汗都被地主吸去了，“白毛女”影片上的杨白劳为什么穷了，最后死在地主黄世仁的门前，不正是黄世仁剥削穷了的吗，不正是黄世仁逼死的吗？旧社会像杨白劳这样下场的人不知有多少？杨白劳可作为封建社会穷人的代表，黄世仁就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我们痛恨谁？憎恨谁？当然是黄世仁；我们同情谁？爱谁呢？当然是杨白劳。党领导农民闹土地改革，正是为了叫农民摆脱这个“穷”字，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土改后人人有了土地，愉快地为自己劳动，现在又实现了合作化，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了，想想那一个农民不高兴呢？

　　苏志达说：马文渊其所以骂农民是“穷极”，是因为他家是地主，因此，他怀恨在心，这是他反党反人民的一个具体表现。马文渊骂农民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地主阶级和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我们和农民高兴的事，马文渊就不高兴了，比如有次我们和马文渊一处看“上甘岭”电影，他说：人民志愿军“太残酷”了，看，这难道是一个中国人民说的话吗？当然农民把地主的地分了，在马文渊看来也是对地主“太残酷”了，于是他便替地主“抱打不平”。告诉你，人民绝不允许你这样胡说八道。

　　马文渊把我们今天学校内的义务劳动，和旧社会被反动派强迫“伕儿”劳动相提并论，更加引起了领导学生进行义务劳动的教师们的极大愤怒。郑毓贤说：我举个过去马步芳强迫群众当“伕儿”最使人愤恨的例子吧！马步芳为了过那荒淫无耻的生活，曾在西宁修过秘室。这个秘室就是用强迫群众当“伕儿”的办法修起来的。群众把秘室修好以后，马步芳为了掩盖其罪恶和人民的公愤，而把被迫当“伕儿”的人残酷的杀害了。看，马文渊把咱们光荣而高尚的义务劳动比成啥了？难道我们的劳动，是为了某些个人的享受，而不是为大家谋福造利吗？周仁宽说，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是学校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具体措施，为了使知识分子变成革命的、新型的知识分子，通过义务劳动，可以使学生树立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因此我坚决反对马文渊的荒谬论调。在我们的社会里，劳动是伟大而豪迈的事业，劳动模范是最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旧社会的统治者，对劳动人民总是想法压迫和勒索的，我家是个地主，我亲眼看到过每年农忙时期，特别是地里的麦子快要脱落，和天旱禾苗枯干需浇水的时候，我家就要向每户佃农征伕一至两个，给我家从事无偿的劳动；到了冬季农闲时期，我家要修建什么了，于是就又向佃农派“伕儿”，强迫他们来干活。这充分说明统治阶级是如何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

　　在全体教职人员严词驳斥之下，右派分子马文渊理曲词穷，看看狐狸尾巴再也藏不住了，于是开始向人民低头，虽然承认自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但是马文渊的态度依然是狡猾的。同志们揭发了什么，他就承认什么，而对这次向党进攻的目的、所有言行以及和他的“五友同难”者在一块都做了些什么勾当，却坦白、检查的不多。因此，大家一致指出：马文渊必须继续检查，彻底缴械，企图溜过关去，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青海民族学院通讯组、荣国）

　　来源：《青海日报》1957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