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钢工地军工闹事

　　<新华社记者　冯健>

## 闹事经过

　　武钢工地的转业军工(原公路筑路二师)，继去年6月到10月闹事之后，这几日又开始聚众闹事。

　　4月29日，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的机械动力站、机械总修理厂、汽车运输公司、生产企业公司等单位四十多个军工，结伙到总公司经理办公室，要求发给他们复员证、复员金、安家费。总公司副经理赵仲云告诉他们，复员证和复员金的问题，必须等请示中央后才能答复。军工吵嚷说：不行，你们已经请示了一年多了，还要请示到何年何月？当即要求到武汉市兵役局去解决。赵等向他们解释：今天(29日)市里在迎接伏罗希洛夫，去也怕找不到负责同志。军工们说：找不到，就等到晚上。于是，武建总公司派劳动工资处处长刘(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带着这批军工去兵役局。当天没有结果，商定由兵役局和武建总公司在5月3日开会商议，如何解决军工们的要求。

　　但到了5月3日，武建总公司和市兵役局尚未开会时，就先有七十多个军工拥进了赵仲云经理的办公室。这次来的军工，除了4月29日的四个单位外，又增加了第一工程公司、道路公司、管道公司、供排水公司等单位。所提要求除了4月29日所提出的外，又增加了关于工作、生活福利、公司制度等方面的要求和意见，并且要求立刻答复。

　　这一天前往闹事的军工，有的人态度十分激愤、横蛮。如他们吵嚷：“武建总公司骗了我们，手腕高。”“你们是不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本来，总公司经理办公室和苏联专家办公室附近平日总有一个警卫巡回保卫，这天他们以为是派来监视他们，就有人喊：“把警卫抓起来！”“你们不相信我们，还怕我们暴动?”他们和赵仲云等正谈时，还有军工假借赵仲云的名义，打电话把原公路筑路二师的政治部主任关延祉(现任武建总公司土方工程公司党委书记)找来。谈话到最后，赵等答应军工们于5月6日再来商谈答复，个别军工还提出要领导上开字据，盖图章。

　　5月3日事情发生后，当晚总公司党委会负责同志曾召开紧急会议，4日又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确定：(一)立即成立五人小组，领导处理这次闹事。并定在5月6日接见军工代表，对军工们已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有的答复，有的请示中央，有的解释和继续商谈研究。(二)各工程公司，特别是军工多的单位，由党政工团立即组织检查组，察查军工中的各种问题，加以排队，分类解决。检查组可吸收军工代表参加。(三)各工程公司立即展开对军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召开座谈会、小组会，进行说服教育。特别是军工集聚的单位，应把这一工作当作当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工作进行。

　　6日，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副经理赵仲云根据党委会的决定，应约向军工们解释和答复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因为5日是星期天，军工们曾广泛串连，因此6日成批前往的军工已经扩大到五百多人。其中包括武钢青山工地各单位和工地技工学校的军工；星期天回到工地的湖北省黄陂汽车训练班的军工也参加了。

　　6日，军工们的态度比3日更为激烈。其中有六十多天将赵等围住，不断地吵嚷吼叫。赵仲云、关延祉和湖北省民役局一少校科长向军工们讲话、解释，几次都被喝断。有个别人还卷起袖子，作打人状。

　　赵向军工们答复的问题，大意如下：复员证、复员金的问题，等请示中央后才能决定；安家费问题，已请示冶金工业部建筑局，根据国务院的规定不能发；工作安排问题，因为工地机械少、工人多，拟采取三条办法解决，即干技术活也要干劳动活，两者结合起来；一半工作一半学习；号召学习第二种技术。话未讲完，军工们就吼叫，听不下去了。军工们再度提出：要求解决复员金(包括复员证)、安家费和安排工作三大问题，并且叫喊道：“不解决、不散会!”

　　时到中午，军工们不让赵等回家吃饭。他们中间有的人拿着预先准备的馍吃起来，少数人回家吃了午饭又来，大多数人也未吃午饭。

　　军工们和赵等纠缠到午后，提出“全体到北京去请愿解决。”经赵等多次解释说服，军工们当场才选出请愿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并且要求钟春林(原公路筑路二师师长)、关延祉(原政治部主任)、赵仲云等和他们同去北京请愿，周内出发。

　　武建总公司党委会负责人，6日晚连夜开会，决定：(一)各单位本周内要抓紧在军工中展开工作，尽量说服军工代表不去或少去北京请愿；(二)7日继续开会研究解决办法，并派人向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请示报告。

　　武钢工地自从去年军工闹事后，部分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对军工产生了讨厌、惧怕的思想。如总公司分配军工工作时，即使有些原公路筑路二师转业干部领导的工程单位，也并不乐意接受军工。运输公司有些基层干部和老司机也不欢迎军工开车。他们说：现在实行计件工资和单车经济核算，汽车出勤率要求又高。叫他们(军工)来开车，损坏率大，怎能完成计划?

　　因此，武建总公司党委会讨论处理这次军工闹事问题时，特别强调要耐心，要负责任，要抱着亲如家人的态度。

## 军工们的要求

　　公路筑路二师官兵四千六百多人(其中战士三千二百多人)，是在1955年1月转业参加武钢建设的。1956年6月开始，有二百五十人带头闹事。他们当时提出的关于工作问题、工资问题的意见，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大部分作了调整，到10月才基本上安定下来。但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发复员证、复员金的问题，并未解决。因此，他们总认为国家不发复员金，是欠他们一笔账。军工这次再度闹事，实际上是去年闹事的延续。

　　这次军工们提出的要求，综合有以下几类：

　　(一)要求发复员证、复员金。这是闹事军工的共同要求。他们还听信流言蜚语，硬说复员金中央已经发下来，省里和总公司拿去救灾去了。据土方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吉生谈，土方公司的军工们曾提出质问：“干部发了转业证，为什么战士不发复员证？”“我当了几年兵，有个复员证，也是个荣誉。”

　　据记者了解，工地上的领导干部，大都感到因为中央没有明确规定发或是不发复员金和复员证，这个问题很难处理。据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初步估算，公路筑路二师转业参加武钢建设的战士三千多人，如平均每人发二百多元复员金，七十多万元就够了，现在虽然没有发复员金，但企业为安插这些军工学技术，还专门办了一个技工学校，实际上花的钱已超过复员金的总数。而技工学校期满毕业的军工，还是没活干。总公司副总经理韩宁夫认为：假如不影响其他企业、其他部门转业战士的话，就武建总公司的情况看，从企业里给军工们发复员金比不发还要上算一些。

　　(二)要求发安家费。军工们提出：“假如公司承认我们是工人，就应该给我们发安家费。”“假如不发安家费，我们还要去北京冶金工业部建筑局去解决。”

　　据武建总公司劳动工资处统计：过去该公司根据冶金工业部建筑局的规定，职工安家费曾发错了三百七十二户(都是从原籍搬家属到工地来的)。这次军工要求发安家费，就根据这事提出：“为什么有的职工接家属来工地就发，我们不发?”

　　(三)工作安排上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要求有工作做，有机械驾驶；另一方面，又挑瘦拣肥，不愿作架子工、管道工、混凝土工、钢筋工。

　　但目前，武建总公司的情况是：机械驾驶工多了。如汽车驾驶工需要六百四十人，实有一千四百二十八人；挖土机驾驶工需七十五人，实有三百一十八人；拖拉机驾驶工需一百八十五人，实有三百三十七人。因此，每一部机械上都有五、六个甚至更多的驾驶工和助手，技术差的根本轮不上操作，学不到技术。现在很多军工都在学机械驾驶，长期摸不上机械，意见很多。机械站为解决窝工问题，举办了一个技术训练班，军工们把它称之为“人事仓库”、“活人仓库”。有的军工提出：“我已三十多岁了，学不到技术，将来怎么办？”

　　目前武建总公司的钢筋工、混凝土工、架子工、管道工还差一千多人。但是很多军工不愿学这些工种。这次出面闹事的军工们说：“六团的军工们(即在工地技工学校学习机械驾驶的军工)给我们写信，要我们代为要求，他们不愿干混凝土工，架子工，管道工。”

　　(四)福利和劳动保护等等方面的要求。如要求给家属解决住房，要求睡棕床，不睡木床，要求病假、事假、旷工不扣工资，要求给家属发路费等等。据武建总公司有关同志分析，这些要求有些是不合理的，有的是因为公司制度执行不统一所产生的。

　　来源：1957年5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