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师生员工痛斥党内右派分子龙英华谬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党内右派分子龙英华在整风运动期间，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多次会议上和上千份的大字报上，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严正驳斥了右派分子龙英华的反动言行。

　　龙英华在一九四九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以后，曾经屡犯错误，受到党内处分。当党组织向他进行教育时，他和组织对抗，还辱骂、诬蔑党组织，说什么“党内没有自由”，“入党几年，是当奴隶”。

　　龙英华认为“和风细雨”的办法不解决整风问题，是“改良主义”，他主张“自下而上狂风暴雨的”作法，因此，整风一开始，他就抱着“大干一下，打垮一切”的想法，带头张贴反动大字报，号召大家都来贴大字报，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成了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动员令。以后，龙英华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反动的大字报，并作了八次有系统的反动演讲，宣传许多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成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中的一个得力的打手。

　　龙英华极端仇恨党，他说，他打算退出党，另外组织一个党，但条件不许可，所以才留在党内作斗争。有一次出现一张署名“特工训练班学员”题为“入党条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残忍性”的所谓“学术论文”，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恶毒攻击，龙英华却说“真理不少”，称之为“共产党员的良药”、“入党积极分子的镜子”。龙英华厌恶党的纪律，他公开地宣称；“我一定要明知故犯地违反党的纪律，不服从党的决议。整风期间，民主集中制不适用，至少对我不适用”；龙英华还煽动团员，要他们“独立活动”，不要听团委会、党总支的话，说共产党、共青团都应该解散。

　　龙英华一方面放肆地、凶狠地打击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积极向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反击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咒骂他们是“教条主义者”、“新三害分子”、“白痴”、“三青团的狗腿子”。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和支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向疯狂地诅咒共产主义运动的右派分子谭天荣“致敬”，称他为“天才”；把到处造谣生事、散布反动言论的右派分子林希翎称做“社会主义民主先进战士”；称被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为“仁人志士”，把他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的行为称为“义举”。他认为这些败类才是整风的“积极分子”。

　　龙英华还串连反动分子组织反动小集团。一开始他就发起组织“爱智社”，梦想“五年内在北京大学发展一千人，五十年内在全国发展十万人，一百年内在全世界发展一百万人”。以后又和右派分子谭天荣、陈奉孝、刘奇弟等组织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并担任反动刊物“广场”的编委。与此同时，他公开主张组织全校性的“控诉大会”来“控诉”党，并几次到北京大学印刷厂鼓动工人组织示威游行，煽动工人闹事。

　　龙英华还到处宣扬修正主义的观点。他首先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口号，他恶意地把我国目前的选举制度说成是“官选官”，把我国目前的委任制说成是“官派官”。他主张取消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主张将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社会主义民主党”以与共产党相抗衡。

　　其次，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表现了深恶痛绝，公然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已经过时”，国内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现在已经进入了“阶层斗争”。他还说什么“现在的资本主义是新的资本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氢弹面前利益是一致的”，甚至主张请“杜勒斯同志”到北京大学来“争鸣”。

　　在一次全校师生批判龙英华反动言行的大会上，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周道鸾把龙英华“政治民主化”的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周道鸾说，龙英华主张改革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主张一切领导都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即“凡长皆选”，并反对用法律来规定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论调是十分反动的。周道鸾说，我们的选举制度首先是为了保障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同时也保障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的民主权利，在现今条件下，我国的选举制度是最民主的选举制度。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我国公民选举权的行使是非常普遍的，而县以上间接选举的实行，则保障了各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这就使我国的选举制度能正确地反映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面貌，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种选举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又何止优越千百万倍！龙英华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来衡量我国的选举制度，以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形式作为幌子来反对我国的选举制度，显然，他是企图通过他所设计的选举制度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周道鸾说，龙英华反对作为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的民主集中制，认为一切领导不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就“不民主”。让我们看宪法第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群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我国工厂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正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这是贯彻领导和群众、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一种好的管理制度。龙英华“凡长皆选”的主张，实质就是要取消民主集中制，实行极端民主。显然，“凡长皆选”是办不到的。他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以及这两种机关的成员的两种产生办法——选举制和委任制。反对委任制实际上说明他反对集中。他也混淆了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不同管理形式。工厂既是全民的而不是集体的财产，工厂厂长就应由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管理机关来任命。事实上，现今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凡长皆选”呢?

　　周道鸾指出，龙英华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能通过党员在竞选中争取获得多数来保证，这种提法实质是为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争夺领导权，是向党的领导权公开进攻。从表面上看，好像龙英华只是主张维持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好像争取领导权会督促共产党进步，从而更加强党的领导地位，这是鬼话！一个政党是进步或反动，绝不是取决于竞争，而是取决于它的阶级性。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了一百多年，为什么却愈来愈反动了呢？

　　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黄建武驳斥了龙英华关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谬论。黄建武说，龙英华打着创造“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迷惑群众，以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疯狂进攻。他说什么“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是两大体系和平共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主义原则是列宁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现在“列宁主义过时了”，要求有“新的马克思主义”。龙英华提出这样的命题，一方面企图把我们现阶段的革命理论和列宁主义截然分割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分为绝不相关的几个阶段，从而否定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又企图以现阶段各国和平共处的事实，作为说明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据。事实上，列宁主义就有关于和平共处的理论，而且，苏联也是主张和平共处的。我们现在关于和平共处的理论和政策，只是根据列宁的原理加以发挥和创造性地运用而已。同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前后分割的，它在每一国的运用都是根据它的一般原理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运用，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问题。

　　黄建武对龙英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据一一加以批驳。他说，龙英华的第一个论据是：现在的帝国主义比之列宁时代变好了，“生产力发展了，工人生活得很不错，不要革命了。”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过时了，再提就会“脱离群众”，“吓跑资产阶级”。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是要比殖民地附属国家高一些，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垄断资本家凭借发达的生产力，用武力、用经济势力对殖民地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剥削以后所分与的一点残羹剩汤。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生活反而相对下降，大批工人失业，也加重了在业工人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是缓和而是加强了。各国共产党也都在明确地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着。黄建武指出，龙英华的第二个论据是：“世界是人类的大家庭，面对氢弹，面对自然，人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是企图否定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否定阶级斗争。事实证明，现在是阶级矛盾超过人对自然的矛盾。只要存在着阶级对立和两大阵营，只要敌人还掌握着武器，氢弹的出现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英、美坚持不愿裁军和停止试验核子武器的事实，不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么?怎能说出现了氢弹，帝国主义就不会打仗了呢？黄建武说，龙英华的第三个论据是非常可笑的。他认为毛主席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比无产阶级专政更全面，更反映问题的本质，这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改”和“否定”。还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的五条经验中就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捏造。“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特殊形式。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总结的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的第三条就很明确地提到这一点。

　　中共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说，龙英华的思想言行和我们的党纲、党章所规定的基本内容是根本对立的。党纲规定，我党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党的政治路线是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我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龙英华对这一切都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言论和活动，正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向党猖狂进攻；而他本人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和党的叛徒。

　　 来源： 原载1957年7月24日《北京日报》，选自《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