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通”和阴谋——斥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关锋>

## [注*  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原载“新建设”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我们都看到过一些不通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半是因为没有想通，或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表达能力差，愿意文章通而没有写通。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不通的文章，却是作者不愿意通，故意的不通，并且是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使它不通。因为“不通”，可以包藏政治阴谋，欺骗群众；可以预留下在被抓住狐狸尾巴时进行狡辩的口实。这是在人民的天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写反共、反人民的文章之最“上乘”的作法。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就是这种文章的一个典型，真是该入“右派文选”的。我们要领教一下这篇文章的“妙处”。

## 奇异的开场锣鼓

　　吴景超这篇文章的开场锣鼓是这样打的：

　　1956年10月19日的“真理报”上，登载了一篇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费多塞也夫所写的一篇文章，报导关于国际社会学会第三次会议的情况。……文章中除叙述了在会议中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斗争以外，在文章的末尾，特别指出一点，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劳动、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文献，但是这些材料，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对于它们进行分析与批判。这一缺点，应当很快地加以矫正。

　　按照我们的常识，演京剧打完了“急急风”的锣鼓点，是要出武生的；然而，这一回出来的却是忸忸怩怩的彩旦。

　　看来吴景超是说受到费多塞也夫同志的文章的启发的。按照正常的逻辑、文章作法，那么在打完了这通开场锣鼓——叙述费多塞也夫的文章之后，接下去该是谈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怎样重视西方国家社会学者发表的文献，对它进行分析与批判了。然而，吴景超的文章接下去却是：“这一切，使我想起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就谈起“恢复”社会学来了。奇怪！费多塞也夫的文章说，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分析批判不够，这一缺点应当很快地加以矫正（据你吴景超的叙述），怎么使你吴景超“想到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呢？怎么使你想到“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这个问题呢？费多塞也夫的文章，怎么能引起你吴景超要“恢复”社会学的动机呢？费多塞也夫的思想，是要加强对社会学的批判；你吴景超的大文是要“恢复”社会学。这两者没有任何逻辑联系，这两者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为什么把费多塞也夫的文章拉来，打开场锣鼓？我想，如果让一位不问政治的中学国文教员，当作学生作文来批改，在这里一定批曰：“下文不接上文”，或“驴唇不对马嘴”。然而，吴景超的文章之“妙”，也就“妙”在这里。

　　打这一通奇异的开场锣鼓，是煞费苦心的。其目的，无非是要给读者这样一种印象：吴景超谈社会学这个问题，是偶然想到的，是受了费多塞也夫的文章的启发才想到的，这篇文章可没有“别的”意思。难道这不是“贼人心虚”、：此地无银三十两”吗？谁说过不准谈社会学呢？没有谁说过。吴景超等右派分子，“恢复”社会学的活动包藏着政治阴谋，要篡改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章罗联盟反动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就不能不心虚了。于是就不顾逻辑，硬抓住费多塞也夫的文章，作为他们发起和公开谈“恢复”社会学的由头。

　　这通开场锣鼓，还有一个“妙”处：“……这些材料，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着重点是引者加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对于它们进行分析与批判”；妙就妙在这里“重视”这个字眼，含义是模糊的，可以使人发生歧解。重视什么？是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学问来重视吗？是像你吴景超一样主张恢复反动的社会学吗？费多塞也夫的文章，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按吴景超的叙述的上下文看来，也应理解为：费多塞也夫是主张重视西方国家社会学者发表的“文献”，进行分析批判，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特点，和它进行斗争。但是，他却故意说得含混不清，以便使人（特别是过去搞社会学的、不明社会学底细的）理解为：苏联、费多塞也夫也“重视”起社会学本身的“价值”来了，可见社会学还是有用的。并且，这还可以留下被抓住狐狸尾巴时进行狡辩的口实。

　　果然，吴景超在“交代”（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举办的座谈会上的交代，下同）时，就利用上这通奇异的开场锣鼓了。他说：“去年10月19日在真理报上看见费多塞也夫的一篇文章，……提到西方社会学界发表了文化、劳动、家庭、道德、生活的文章，但是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并未重视，我们应该作这方面的工作，这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苏联也注重西方社会学了。这是外因。”真是狡猾！这里关于“分析批判”一字不提了，只剩下“重视”两个字。重视什么？是重视对西方社会学的分析批判，还是重视它有什么“科学”价值？他故意不说清楚，玩弄“重视”、“注重”这样的字眼，企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苏联、费多塞也夫是主张恢复社会学的，吴景超倒是学习苏联。这是造谣，给费多塞也夫同志栽脏。他说，费多塞也夫的文章是他要“恢复”社会学的外因；狡辩也应该有个限度吧？费多塞也夫主张重视对西方社会学的批判，怎么能成了你吴景超要“恢复”社会学的外因？怎么能刺激起你“恢复”社会学的动机？现在，吴景超必须向人民交代，你们“恢复”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的政治动机。事实已经表明，所谓“恢复”社会学的活动完全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用偶然的动机、用跟你们根本不相干的费多塞也夫同志的文章，来推托罪责是办不到的。

## 巧妙的“安排”

　　我们再看开场锣鼓之后的正文。吴景超的“正文”是从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系开始的。对这件事是赞成还是反对？他忸忸怩怩不正面表示态度，而这样写道：“社会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当然这不等于说，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现在没有人研究了。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问题，民族问题，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现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这是掩盖狐狸尾巴的诡计——引者注）。但是也有些部分，现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着重点是引者加的）。煞费苦心所寻找的“安排”这个词儿真是妙啊！这个词儿，在这里可以掩盖剑拔弩张的进攻，可以使某些人嗅觉迟顿起来。接下去就谈他“对于这些部分”的“安排”意见了。那些部分？首先是社会学原理，应该在我国的哲学系中开课，据说这可以“丰富历史唯物论”。再就是所谓“应用社会学”，他开出了八种（或十种）科目（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说都要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开课。“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八种科目都应在大学开课，岂不是1952年取消社会学系完全错了吗？吴景超为什么不“打开窗子说亮话”？他在这里还玩弄了这样一个阴谋：把人口理论、统计、社会调查、婚姻、家庭……等八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说成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独家经营”，而“别无分号”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是不研究这些、也不懂这些的；而1952年的“院系调整”却把这些“安排”掉了，现在没有人研究这些问题了，唯一懂这些问题、会研究这些问题的——过去搞社会学的人，被“院系调整”调整得改业了。这是颠倒黑白的造谣；这是企图挑拨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对党和国家的关系，挑起他们对党和国家的不满。谁不知道：吴景超所说的那八种社会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过，资产阶级社会学“研究”这些对象是用反动观点和方法，其目的是欺骗群众，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这些问题，发现客观规律，为革命、为人民群众服务。不但从理论上说来是如此，而且实践上，我国开国八年以来，若干理论工作者和国家机关、实际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吴景超之流在这些方面做了些什么呢？不就是费孝通的造谣挑拨、向党向社会主义恶毒进攻的“重访江村”之类的东西吗？

　　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在文章的结尾，我们又遇到了一段妙文：

　　旧社会学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即前边所引的八种科目，这里从略），都可酌量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开设这些课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课本，讲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还是有用的。

　　这三句话，怎么能联在一起呢？第一句话明明是把八种科目或研究对象，算在“旧社会学”之内的；可是下边却说，“讲授时不能采取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采取什么立场观点与方法？据说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这些社会现象，难道可以算在“旧社会学”之内吗？可以算是“旧社会学”的“其他一些部分”吗？好像你吴景超是主张“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可是，你怎么“忘记”了大文的题是“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难道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在新中国还发生有没有地位的问题吗！我想，逻辑家在这里要批“不合逻辑”，国文教员在这里要批“前言不搭后语”，“不通”。

　　然而，“不通”却正是它的妙处。最后一句话的妙用真是大矣哉：（一）可以表明（当然是造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科学界的领导人竟不懂得：“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还得“内行”的吴景超重新“发明”一次，教训一番！这和前边所说的“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配合起来，是可以大大加强挑拨作用的。（二）可以在被抓住狐狸尾巴时，抓着这句话进行狡辩。果然，在“交代”时，这句话成了他的“护身符”了。他说：我提出的主张是“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此说来，我们的批判，岂不是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些社会问题吗？吴景超岂不是完全正确的吗？然而，谎言究竟掩盖不住事实。慢既你们的阴谋活动的事实了，就是你拿来作“护身符”的那句话，不也正是露出狐狸尾巴的所在吗？

## “文不对题”之妙

　　吴景超的文章，题目是“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可是，在文章中却找不出一句正面答复这个问题的话，论据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不仅找不出一句正面答复这个问题的话，就连“地位”这个字眼，一个也找不到。如果把它拿给一位不问政治的中学国文教员，当作学生作文去批改，我想一定是四个字的总批：“文不切题”。

　　然而，妙也就妙在这里。

　　“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的八种科目，应该在大学里开课；“理论社会学”可以“丰富历史唯物论”；“应用社会学”是研究“八种”社会问题的唯一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根本不研究、也不懂这些问题，“院系调整”以后，这些科学成了空白点了——如是等等，“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你们自己去得结论吧！反正会得出……。是的，按照吴景超的“高见”，社会学在新中国岂止还有地位，而是“大有可为”，理应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指导思想地位而代之。不过，那时还是他们的“早春天气”，对马克思主义还得口头上、抽象的承认的；其实，只要把那“八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包办过去，由政治阴谋家们去搞，“社会学”也确实可以尽其“闹事科学”的作用了。

　　妙就妙在不正面点破。这样，一可以迷惑群众，阴谋被揭穿时进行狡辩；二可以引导某些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发“思古之幽情”，这样去激动他们，比正面点破的作用还可能大一些呢！

　　孙猴子变庙，是那条尾巴变大旗、插在庙后，坏了事，被杨二郎识破的。吴景超这篇文章的把戏也是坏在“庙后”的大旗上。把他们的反动政治阴谋揭穿之后，我们再看这篇文章，一看题目就觉得来势不善，一张口就是争地位。然而，目的就是要争地位，争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在我国的统治地位，不把旗子打出来插在“庙后”，又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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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超的这篇文章，是章罗反动联盟的大将们，公开谈“恢复”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的第一篇文章。他说，这是一篇“试探性”的文章。不错，是“试探性”的文章。然而，不是他说的那种“试探性”。他在“交代”中（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交代），说是学术性的试探，并且就此向党射出了一支最毒的毒箭：“我写那篇试探性的文章，事先并没有向领导请示。对于这种有原则性的问题，我没有向党请示，就乱说乱动，便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有什么机关、什么人规定过发表学术性的文章得事先向领导请示、向党请示呢？没有，从来没有过。做梦也不能说出这样的呓语。当然，这不是呓语，而是恶毒的进击党，污蔑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吴景超的这篇大文，有那一句话算得学术呢！那“试探性”乃是政治试探性，试探一下科学界、知识界的反映，特别是试探一下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反映如何，摸准气候，以便大规模地进行活动。当然，这篇文章又同时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挑拨性。

　　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是该入“右派文选”的；因此，它也可以成为我们识别反动政治阴谋的反面“教材”。

　　［注］  本文所说的社会学，都是指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社会学，有些地方为了行文的方便，把前边的“附加语”省略了。这里应该说明：马克思主义决非没有自己的社会学；其社会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过我们通常不用“社会学”这个名称罢了。

　　来源：《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