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高等学校讨论处理右派的方针政策的情况

　　新华社天津15日讯  天津市六所高等学校正围绕处理右派的方针政策，开展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右派分子们也集中起来进行讨论，并继续写检讨。据文教系统估计，2月中旬可以处理完毕。

　　目前，左派情绪振奋，对处理右派分子的政策一致表示拥护。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一般不开除”的原则有抵触，说这是“宽大无边”、“会使右派更猖狂，不一定有利于争取中间”；对中间派在鸣放和辩论中提出的疑问和模糊认识，生硬地批判、顶回，有的甚至主张趁机斗中右，要求党委组织中右分子做思想检查。

　　右派分子分化得很激烈。一般的情绪较稳定，故意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过去拒不签字的右派分子，现在主动要求签字，听候处理。南开大学党内右派分子、学生桑健1月19日还拒不认罪，27日听报告以后认了账。天津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教授魏际昌在讨论时说：“我的历史是五毒俱全，每次运动挨斗，可谓屡教不改，鸣放时又向党进攻，夫妻二人都是右派！听报告前我已认定自己是山穷水尽，一片漆黑；听报告后我认为我是心回意转，光明在望”。但也有少数右派在继续顽抗。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右派分子王麦杆还在暗地放毒，阻拦他的妹妹参加街道鸣放。南开大学右派分子秦福龄竟偷撕学校布告上带有校章的空白部分，准备开假信，还借了很多钱，打算潜逃出国。右派分子的顽抗行为，不但遭到群众的谴责，有些右派分子也极为反对，他们怕因此影响对自己的宽大处理。南开大学经济系右派分子孙仁尚在右派小组讨论中企图翻案，被本系右派斗了一顿，这些右派对他说：“你孙仁尚要老实点，在这个会上你闹不了，咱们都是内行的过来的人；认罪接受改造是唯一出路。”使孙再不敢翻案。也有少数情节较轻的右派，估计自己不会被开除，表现较松，不认真检查自己的罪行。

　　中间派思想动荡最大，暴露出的问题也突出。他们对处理右派的方针和原则一般都表示拥护，但右倾情绪仍相当严重。中右分子顾虑更多，怕把自己划成右派，怕受批判，因此有的主动检讨；有的沉默寡言。还有人怀疑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错误地认为“反右派扩大化”，同情右派甚至为右派辩护。南开大学有个中右分子竟要求党“给桑健温暖”，说什么“桑健十年党龄，应该从轻”。还有的说“何必难为失意人！”也有一些人暴露出右派言论，为胡风和雷海宗喊‘冤’，荒谬地认为“雷海宗是学术思想问题，硬是你们(共产党)把他搞成右派！”“我要是胡风就喊冤，章罗联盟都未判刑，为嘛判了胡风？”

　　中间群众的右倾思想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暴露得最突出：

## 一、资产阶级右派是不是反动派？

　　有些人是道理上承认，感情上不大接受也想不通，恨不起来；特别是对亲友、老同学、老同事中的右派，认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南开大学历史系张铎说：“章罗联盟是反动派，我同意，我也真恨；我父亲是右派我也没有异议，但说他是反动派我不同意”。有的认为右派和反革命有区别，“右派要进一步发展才是反动派，好比蝌蚪变青蛙”。“右派有的参加过民主革命、反对美蒋，这样的是爱国右派，更应宽大”。“右派没有武器，反革命有武器”等等。

## 二、右派分子是不是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不是自觉的，“不过说了几句糊涂话，发了几句牢骚”。“是党号召大鸣大放才成右派的”。特别是对学生中的右派认识更模糊，说“对右派学生不能说是反动派，他们所以成为右派是储安平带出来的，如果储安平的谬论发表后党立即批判，他们就不会成为右派”。“学生右派是社会上右派的牺牲品”、“学生不过是片面、偏激”，甚至说：“列宁都说上帝都允许青年人犯错误”，来为右派辩护开罪。个别人甚至怀疑在学生中反右派是搞“左”了，他们问：“大学生是不是资产积极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搞出这么多右派是否过左？”

## 三、为什么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右派分子？

　　中间派只强调矛盾可以转化，中右则强调右派和反革命不同，有技术、有社会影响等等。有的主张对右派完全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其理由是这个公式有斗争改造的含义，右派既然多数可以改造，就可用。有的认为斗争时是从严的，处理时应从团结愿望出发，只能从宽。甚至有的说：“党用这个办法，是为了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有的说：“右派虽是反动派，但因是从人民内部萌生出来的，他们只是挖心战，有言无行，所以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处理”。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不少人怕和右派接近，“怕沾上自己”，有的说：“我自己错误也不少，再和右派接触更不得了啦”。有的提出要求规定一个怎样和右派相处的办法。

　　此外，在辩论中还提出一些问题，如专政和民主的关系、矛盾如何转化、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等等。党委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训练骨干；再通过他们组织左派进行辩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然后逐步扩大，说服中间派的大多数。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