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颖: 康泽密友胡风亲信 攻击肃反妄想翻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 一 所谓“追随革命三十年”的真象 　　右派分子周颖经常向人们夸耀自己：从幼认识邓大姐，三十年来一直追随革命，虽未加入共产党，但和党外的朋友们在一起，对国民党反动派作过各种各样的斗争，拆过反动政府的台。有不少人，被她这种吹嘘所迷惑。至于她的所谓追随革命三十年的究竟是什么，在她的历史材料中不难找到答案。 ## （一）涂脂抹粉，掩饰不住本来面目 　　周颖1909年生于富农家庭，1919年到天津读书，27年夏女师毕业，当她谈到这一段经过的时候，总是得意洋洋地说：“当时认识了青年时代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以此自诩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奇怪的是在肃反运动中组织上问她加入共青团的情况时，她说：“没有那么回事，那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当领导上说明这个问题，是根据她解放初期的自传而提出来的时候，她又说：“是参加了，但没有填表，也未宣誓，只记得开过那么一次会”。问她究竟参加过没有，始终交代不清。 ## （二）在南京为蒋介石捧场，和康泽结友 　　周颖这个自吹曾参加过共青团的“进步青年”在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时候在天津女师毕业了，她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托人介绍进入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入校后立即加入了国民党，并被指定担任小组长。积极为蒋介石捧场，十分活跃。该校规定一年毕业，周颖在这一年当中有半年时间忙于工作，而且曾到山东一带进行宣传活动。正像她爱人聂绀弩在沉吟上描写当时的周颖所形容的：“……一有什么事，无论对学校，或是校外，不知怎么一来，就只显着她了，跑路，讲演，办交涉，当代表，忙得不亦乐乎。……”同年冬，国民党内部争政，该校策动反对西山会议派和欢迎蒋介石运动，派往上海迎蒋回京主政的学生代表之一，就是周颖。她对蒋匪的积极效劳，颇得上峰器重，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俱乐部主任。 　　周颖的积极活动，也获得了当时在该校任训育员的特务头子康泽的爱慕，用周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康泽是对她表示过好感的”。以后在她和康泽的频繁接触中，她多次为康泽介绍女友，并且曾经希望康泽和她的姐姐结婚。 ## （三）在东京结识胡风，一直交往甚密 　　1929年秋，她离开国民党南京中央党校，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一直与胡风交往甚密，共同创办刊物，1933年春，周颖、胡风和其他一批中国留学生，一齐被日警逮捕。被逮原因不详，但是周颖在日警面前曾供出过一些进步学生的姓名。被她供出的某一同学受刑很重，而她和胡风则相当自由，吃的也比别人好，一月后释放出狱，同时驱逐出境。周颖在日本和胡风究竟干过哪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只有她和胡风才知道。1933年夏周颖和胡风一同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周颖还代表“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去拜访杜月笙，据她说是“找杜月笙捐款未遂”。后来和王体玉（流氓）共同组成了“中国艺术供应社”。经费是王从伪社会部搞到的，周颖却担任了经理，该社除揽画海报、广告、出租灯光外，有时也演话剧。艺术供应社散伙后，她曾参加宋之的组织的大地剧社，去南京演过一次戏，演出结束后，周颖当天即返回上海，次日其余十九人搭车抵沪，下车时一同被捕，为什么只有她未遭逮捕呢？周颖说是件碰巧的事情。周颖在上海长达四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和胡风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周颖说：“虽然当时胡风不断到我家来，可是我并不知道胡风的住址”。这就使人们无法理解，她和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 （四）第二次参加国民党 　　1937年秋，周颖离沪到湖北京山（聂绀弩原籍）教了半年小学，教过几个妇女学习缝纫。后来因避轰炸，随刘辅衡（当时任伪区长，后充汉奸，解放后被判处劳改）躲到山上去逃难。周颖对上述情况夸大说：“组织过妇女团体，创办过妇女职业学校并担任校长，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企图渲染为“追随革命”。1940年她到宜昌，参加伪湖北军管区政治部工作，任准尉，第二次参加国民党。周颖对此，美其名曰“便于掩护”。天知道她要掩护些什么。 ## （五）在重庆和康泽、胡风关系密切 　　1941年至1946年春，周颖在重庆北泉慈幼院任保育主任。胡风仍不断接触；和康泽更加密切，康泽曾至慈幼院去看周颖，据周颖说：“因谈及她和聂的关系问题，引起了莫大伤心，当着康泽哭了一场”。康泽曾请她到家中聚餐。周颖找康泽替她谋工作，康泽答应让她到三青团中央团部担任福利组长。 ## 二 解放以后周颖本质未变 　　周颖于1949年底到邮电部。现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处长，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委员，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留美家属联谊会副会长，人民给了周颖这样高的荣誉和地位，周颖应该如何的感恩图报，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但是，她完全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下面就是她在工作上的主要表现。 ## （一）目无组织，滥用职权 　　1950年邮电部派她去西北，帮助西北区邮电管理局解决西北地区工资问题。她在接触群众时，在工作中，从未提到过党和政府如何关怀职工生活，总是把个人摆在“天官赐福”的地位。好像增加工资，完全是她周颖的“恩赐”，一位邮件押运员因为增加了工资，对她表示：“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颖却厚颜无耻地说：“不是我带工作组来西北，职工怎么能够增加工资呢？”她回部后洋洋得意，竟诬蔑西北邮电管理局无能。甚至狂妄地表示：她不去工资问题就不能解决，实际上工作都是工作组同志们做的，她什么也不干，到处夸夸其谈，造成极坏影响。 　　1954年编制劳动计划时，她不顾实际情况，不听群众意见，独断独行，硬要保留一部分工资基金由部掌握（实际就是她掌握）结果没有用，白白积压了国家资金。 　　1955年周颖擅自签发“关于解决女工托儿所问题的规定”。结果该规定与劳保条例第51条不符，受到多方批评，而周颖对这样重要问题，事前既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此外，她利用职权要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替地办私事，更是司空见惯。问题虽不大，却真实地暴露了她滥用职权的恶劣作风。 ## （二）既不钻业务，工作又极不负责，惯吃现成饭 　　积极学习，努力工作，是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而周颖则恰恰与此相反，不但对业务丝毫不钻研，对政治理论学习也极不重视，她参加高级组政治理论学习，有一次竟请参加中级组学习的一位同志，代写学习心得。连学习心得都要别人代写，对工作就可想而知了。她经常积压公文，有的积压近一年之久，最后批个“不复归档”。1955年清理文件时，在她的抽屉里一次清出380余件未处理的文件。1954年苏联顾问向她了解劳动工资情况，工作同志事前给她准备了各种材料，结果她还是当面出丑，答非所问，问什么，什么没有，连顾问也笑了。后来顾问再找她谈话，她索性将经办人员带了去，在专家面前演双簧。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56年讨论管理人员职务工资制时，经过十多天的讨论之后，周颖还不知道职务工资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了解她的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周颖参加任何会议，都是漫不经心的，经常一面吸烟一面在笔记本上胡画，她曾不止一次地在开会的时候，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重复地写一页又一页，别人问她：“你这是在写什么？”她厚颜无耻回答说：“练习写字”。 　　周颖对民革、政协以及人民给他的其他职务，也表现了严重的不负责任。组织上发来的文件和刊物，连封皮都懒得拆开，积压多了，别人代她清理，因而误了不少的事情。政协讨论宪法时，周颖担任小组长，政协寄给她的宪法名词解译及各地对宪法的意见以及宪法的十几次修改稿，她却连看都不看。这就是周颖对待人民交给她的重大责任的态度。她对待工作这种令人气愤的作风，群众不断地提出过批评，然而，周颖不但没有及时地加以检讨和纠正，并引为教训，谁给她提意见她就恨上谁，她反而抱怨说：“共产党主使群众对她不尊重”。事实证明，周颖孜孜以求的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个人的威信和权势。 ## （三）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威信 　　周颖经常在群众中挑拨党群关系，抬高自己，破坏党的威信，1951年“三八”节，她在兰州市邮电局女工纪念大会上，不顾当时当地实际情况，不与局的领导商议，竟随便答应成立托儿所，结果，因经费无着，不能照办，造成职工对当地组织上很大不满。她在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几年工作中，毫无原则地借机讨好，更是屡见不鲜。有一位同志对调动工作有意见，明明是周颖参加决定调动的，她却对这个同志说：“你调动工作，我不知道是人家（按：指共产党）决定的”。评级评薪后，有两位同志有些意见，她对一个同志说：“我认为你还可以提高一级，群众不同意”；她又对另一位同志别有用心地说：“干部司梁司长说你的历史问题尚未弄清，所以要评低些”。更恶劣的是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她对一个因为严重历史问题而被判处机关管制处分的人说：“我认为你的问题，还可以从轻处理，就是申光（当时是办公厅主任，现在是副部长）不同意”。凡此种种充分暴露出周颖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解放后虽然人民给过她很多改造机会，但是，她却顽固的始终坚持着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 三 乘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 　　右派分子周颖乘党整风机会，疯狂地向党攻击，从1957年4月21日至6月7日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期间，先后在邮电部、社会主义学院、民革中央、民革北京市委等单位出席了九次座谈会并和中央统战部于毅夫副部长及劳动工资处宋德仁副处长各谈话一次。她利用这些场合以及和她周围人的广泛接触中，放出了大量毒箭，对党对社会主义极尽污蔑之能事，十分猖狂，其主要言行如下： ## （一）捏造事实，污蔑和攻击肃反运动 　　她说：“肃反斗争对象有400万人，只斗出了四万反革命分子”，并以此得出结论说；“99％都被斗错了，肃反扩大化了”。并把上列数字说成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她恶毒地咒骂肃反运动是“天昏地暗”、“恐怖”、“是非颠倒”、“把进步和善良的人当作反革命”，骂参加斗争的人是“说谎”、“念咒”、“不是实事求是”。她为肃反对象辩护说：“他们都拆过蒋匪政府的台”。她污蔑肃反运动说：“错误、偏差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总之，是利少弊多，得不偿失的”，还说：“肃反使党和人民之间的墙和沟加深了，连夫妇之间也不敢畅所欲言了”。她狂妄的主张“应该先审干后肃反”。 　　周颖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的荒谬言论，是极其疯狂、恶毒的，很明显她是在想从根本上否定党的肃反政策，翻肃反的案，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全国人民都一致公认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而周颖竟捏造事实，加以全部否定，肃反是敌我矛盾，审干是人民内部问题，完全是两个范畴，绝不能混同起来，审干是我们长期进行的工作，周颖的先审干后肃反的谬论，实质上是取消肃反运动。 　　前边说过周颖是将近30年的胡风的亲信，康泽的密友，一直未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在胡风被捕前夕周颖还到胡风家里去而且住在那里，尤其是在胡风家里搜出了周颖的自传，当时组织上对她进行了审查，但她不老实交代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未交代清楚，而她怀恨在心，在大鸣大放期间，在肃反问题上大肆向党进攻。 ## （二）为胡风喊冤，企图为胡风翻案 　　她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三批材料，还不能解决（她的）问题”，“思想上一直认为胡风是一个进步朋友，是一个挺好的人”。“胡风不是夺取政权，不是反革命”；“胡风是和周扬闹宗派”她怀疑周扬是不是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污蔑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了解胡风的情况”，并捏造说：“有一个进步的朋友，因为见过胡风知道胡风脸上有几个麻子而被斗争了两年”。周颖还坚持说：“胡风只是想在文艺界搞个位置，不是反党的”。她凶恶地质问党“胡风究竟是什么反革命？应当快点做出结论，向人民交代清楚”。 　　根据周颖的这些说法，胡风是革命的，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因此，按她的逻辑，胡风问题就成了“冤案”。胡风是否反革命分子，人民日报发表的三批材料已经很明确了，周颖因与胡风关系太深了，与胡风的感情太重了，按她自己的说法与胡风已分不了家。所以周颖才这样关心胡风，爱护胡风，想尽一切可能为胡风辩护，把我们的党和政府对胡风反革命问题的处理，说成是宗派主义，误把“革命”的胡风当作反革命去办了。这种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是企图在全国人民中借“胡风问题”，挑起反对党、反对政府的一个阴谋诡计。 ## （三）妄图取消党的领导并狂妄地向中央进攻 　　她说：“公事要由党组下达，否则人家根本不理采，党中央也是如此，根本上要从中央考虑，以党代政，也以人代党”；“就是一个人解决问题，大家无权”。 　　周颖的这方面的谬论是与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遥相呼应的。她说“邮电部的公文都是由党组下达的，不是党组下达的下边根本不理采”，这简直是胡说，党组对下边的党的组织既无组织上的关系，也无上下领导关系，党组什么时候用过党组的名义对下边下达过“公文”呢？她这样造谣，除恶意地攻击党组外，对各级邮电领导和全体邮电职工也进行了恶意的污蔑。 　　周颖以“以党代政”的谬论来攻击党的领导，实质上就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她还狂妄地攻击邮电部党组书记是以人代党，一直污蔑到中央，这是何等猖狂凶恶。 ## （四）污蔑党的干部政策 　　她到处叫嚣“范副部长来后把非党处长都换成党员了”。“用整编作招牌把老邮务人员调出并逐级下降了。”“评工资也有宗派主义”。“党员好办事”，“党员的爱人也容易找工作”。她质问：“把技术干部当什么人看”？ 　　右派分子周颖企图以这些谬论，否定党的干部政策，目的是煽动非党干部对党不满，从而推翻党的领导，其用心是非常恶毒的，周颖企图以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这枝毒箭，将党污蔑成为一个自私自利、“任人唯党”的宗派主义集团。周颖借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煽动人心，迷惑群众，进行卑鄙的反党活动，期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呼应，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周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实质。 ## （五）向群众点火，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向党进攻 　　她说：“党与非党不敢交朋友，党员怕受影响，怕蜕化，怕牵连自己”。“有的人入党前群众关系还好，入党后就不和群众接近了”。而群众又“怕说错了话将来被提到政治上去收拾”。她还向党质问：“是否党员头上刻了字，都是进步的，水平高的？群众头上也刻了字是落后的，水平低的？” 　　周颖对党群关系，这一些造谣、污蔑、挑拨、中伤，无非是企图达到引起群众对党不满的罪恶目的。 ## （六）煽动民主党派向党进攻，企图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 　　她说：“民革过去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做了火上加油，锦上添花，歌功颂德，三呼万岁”。“自己的成员被斗争时袖手旁观”，“这次应抓住几个大问题，提出意见，该做的要勇敢去做，要和党分担责任”。 　　很明显，周颖妄图挑拨民主党派与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与党分担责任，周颖后来曾交代说，她所说的“抓住几个主要问题”是指“肃反问题、胡风问题、以党代政问题”。从这里不难看出，周颖实际是想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将民主党派拉到反党的道路上去。 ## （七）污蔑党的统战政策 　　她说：“民主人士有职无仅”，朱（学范）部长说话不算数”，说她自己也是“有职无权”，当由于她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时群众不止一次地对她提出批评，而她在“鸣放”中别有用心地说：“群众对她不尊重是党员支持的”。 　　周颖企图用这些无耻谰言来抹煞统战政策，夸大合作共事关系中的某些缺点，和歪曲事夹，诬蔑党对民主人士不尊重、不信任，以挑拨他们对党不满。 ## （八）公开在党内点火，煽动党员向党进攻 　　她说：“邮电部是以党代政也以人代党，一切归于党组书记，党员干部也无权，王副部长、苏局长也无权，党内也不民主”。她狂妄地要“党员立即出马，打开保险柜，揭露重大问题”。 ## 四 经过斗争批判，表面低头认罪，实际是顽抗到底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周颖不仅自己毫无悔改之意，而且连批判其他右派分子的会议也拒绝参加了，6月下旬竟逃避到矿业学院胡建文（右派）家中藏了一个礼拜，7月4日被迫回邮电部，但仍是毫不检讨，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反复地多方解释，说什么“全是为了党好”。在群众的充分说理斗争中，她有时哭有时笑，有时颓丧不语，有时拍桌大叫，甚至蛮横地说：“我一个人拚了”。经过邮电部三十次大小会斗争后，在真理和大量事实面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犯了罪”，但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事实仍不交代，直到开过三天一千余人参加的全邮电部的斗争大会后，于十月中旬送来的所谓检讨书，仍极不老实，除了辩护解释，说她是“好心好意”之外，扣了不少帽子，具体思想毫不接触，总之周颖的态度非常恶劣，看来她是决心要把这个右派帽子戴进棺材了。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