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颖奋是怎样堕落的

　　<王安友>

## 一

　　王颖奋(原名王作颖)是一个写作时间不算长的青年作者，虽然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某些成绩(主要是中篇小说“光荣的婚姻”)，但不管在文艺理论方面，创作实践方面或是艺术修养方面，他也不过是一个刚刚学着走路的小孩子，各方面不但知道得少，而且也实在幼稚得很，值不得一提。然而王颖奋自从写出了小说“光荣的婚姻”以后，却俨然以所谓“内行”自居。他和文艺界的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以强调文艺工作特殊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借口，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企图把党从文学艺术这个领域里排挤出去，以便篡夺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所放的一支毒箭，而别有用心地强调文艺工作特殊，则是与前者殊途同归，虽然字句上不同，实质上却是一个东西，其目的是用它来作挡箭牌，作为幌子，企图推翻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

　　有人说：不懂文艺而领导文艺，确实别扭。右派分子就抓住这句话进行反党，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不错，懂，总是比着不懂好。但是我们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不能把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同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混淆了。诚然，不懂是有些别扭的，但这个“懂”与不“懂”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单纯是指戏剧表演艺术或者小说的故事构思和表现手法等属于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也许有些同志是不怎么懂得(其实，王颖奋也未必就懂)。但我们要知道，虽然属于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是重要的，是不可缺少的，但它究竟是—个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文艺是属于一定阶级并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既然是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毫无问题，它就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积极热情地服务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学离开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离开了党的领导，其他一切都是空谈。虽然社会主义文学是不能离开它的高度的艺术技巧的，但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所谓“艺术技巧”不但是不能成立，而且对劳动人民是没有用处的。既然文学属于一定阶级并为一定阶级服务的，那么反对社会主义的文学，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不是十分明显吗?王颖奋自称他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却又借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企图排挤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他居心何在，不是也十分明显吗?当然，领导还是力求全面好，但政治思想领导却是主要的，离开了思想领导，离开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而去大谈其艺术，那是欺骗人的，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他们的反党活动披上一层合法外衣而已。即便是所谓“内行”吧，也不能抽象的去理解。这里首先要看他是什么样的“内行”，为谁服务的“内行”，一句话，他是无产阶级的内行，还是资产阶级的内行?是无产阶级的内行，他就要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向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作斗争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资产阶级的内行，他必然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对破坏社会主义的敌人要采取专政的手段，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问题，他自称是无产阶级的内行而又不接受党的领导，这本身到底又怎么解释?因此我们要从这些根本问题上去看右派分子的言行，不要让他们的花言巧语骗了。至于文艺工作是不是特殊，这也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它，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不管它怎么“特殊”，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它是与其他工作一样的，因为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包括文学艺术在内，如果没有党的领导，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不错，文学工作与其他的工作比较起来，是有它的不同情况的，而右派分子也正是抓住这个不同的情况(他们说特殊)顽强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文艺工作者的马列主义学习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他们说，文艺工作特殊，你们不懂文艺，你们就不能过问。按照王颖奋所说的，就是你们连“红楼梦”都没看，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我。但是，就是因为文艺工作与其他工作比起来有它的不同，党的领导就更加重要。我们知道，虽然文学作品和其他产品一样，都是付出了人们的巨大的劳动所获得的成果，但就其原料的获得，劳动过程和它的复杂性来说，毕竟不同于一个鞋匠做鞋那样简单。一个鞋匠做鞋，只要你给他原料，再加上鞋匠的技术，就可以做出一双上等的鞋子来，而一个作家仅仅靠人家供给的材料和自己手头上的技术，却并不一定能写出一部成功的作品，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就写不出东西来。我们也知道，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通过作家的头脑作媒介传达给读者的，作家喜欢什么，反对什么，并不是取决于读者，而是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人们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他对同一个事物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比方我们都认为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到处是生气勃勃，样样叫人喜爱，而王颖奋却认为没有言论自由，还不如法国好。这说明王颖奋是变了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用王颖奋这种世界观和立场去进行创作，那写出的作品来必然是黑白颠倒，歪曲现实。如果我们相信了他的话，真的把文艺这个阵地交给他这位所谓“内行”去领导，那他必然要给你搞得乌烟瘴气，利用文艺这个武器来反对党。因此，党如果不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资产阶级必然要通过他的代理人来篡夺它，如果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学艺术的领导权而你又叫他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岂不是笑话吗?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首先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一种阶级感情。我们文艺工作者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虽然我们都热爱社会主义，但由于缺乏各方面的锻炼，觉悟不高，也容易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王颖奋为什么会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他不接受党的领导，拒绝思想改造，因此，我们应当接受教训，要加强实际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的接受党对我们的领导。

## 二

　　“大胆的干预生活”，和“无情的揭露黑暗面”等荒唐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用来进行反党的另一支毒箭。虽然王颖奋在文艺问题上并不怎么高明，但由于这些“理论”正投合了他的反党思想，于是就立刻捧之为珍宝，到处大肆鼓吹和宣扬，张口责备别人无勇气，闭口责备别人粉饰生活，横冲直撞，简直成了一位干预生活的“勇士”了。因为以上这些“理论”往往是以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或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为幌子提出来的，这就很能迷惑住一部分人，特别是不加批判，不加分析，只看到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本质，那就很容易上它的当。事实上，从今天我们省里的创作情况来看，有些人已经上了这种“理论”的当。这些人在运用文艺这个武器来批评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落后现象的时候，竟丧失了党的立场，严重的歪曲了现实，散布了若干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这已经形成一种倾向，如不加以纠正，它不但要破坏我们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也有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热情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革命作家，他对他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到底应当抱一种什么态度，是爱护它，歌颂它，尽自己一切力量帮助和推动这个事业前进呢?还是闭上眼睛，不看那些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着的本质的事物，而消极的或别有用心的单纯去挑剔毛病，阻挠它前进?同时，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他对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该是怎样呢?是身在群众之中，作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新生活而积极斗争的热情的战士?还是高居于群众之上，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外边，把自己形成一个特殊人物，旁观者，从外边来干预人家的生活呢?我们认为，党和群众所需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实际上也只有亲身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才能真正的知道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才能珍惜它才能正确的了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才能正确的理解我们在前进中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及某些落后现象。也只有理解了这些缺点和落后现象的时候，你批评得才中肯，才有力，才能找到克服这些缺点和落后现象的正确办法。如果一个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漠不关心或者思想上抵触，以旁观者的身份单纯的去找人家的缺点，去挑剔人家的毛病，靠所谓“大胆的干预生活”去进行创作，这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际上也行不通。

　　“无情的揭露黑暗面”，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以进行反党的护身符，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研究它的反动的本质，那必然要受它的害。实际上有些人或者是自己思想上本来就有问题，或者是由于觉悟不高，警觉性不高，受了这种反动“理论”的影响，结果在创作上开始走了下坡路，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些人一旦陶醉于这个所谓“无情的揭露”的时候，在他的思想上便渐渐地起着一种变化：新社会的光明，反映到他的头脑里去就变成了黑的；我们说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成绩是主要的，可是他们一看就满眼是缺点。他们对新生活产生了一种成见，故意闭上眼睛不去看那些正面的和本质的事物，而专在生活大海洋里找缺点，找毛病。他们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观点看问题，于是开笔就讽刺，动手就揭发，仿佛我们的新生活里就是这些脏东西似的。当你读了这些作品以后，简直觉得臭气扑鼻(这是作者思想感情中的臭气)。这些作品名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实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一种歪曲。很显然，这些人对待所谓“缺点”的看法上是有问题的。他们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从爱护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来批评缺点，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企图按照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主席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不管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由于他们的立场弄错了，在客观上都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这种倾向是有害的，必须对此展开斗争。这么说，在今后是不是再也不敢批评工作中的缺点了?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敢不敢批评缺点，而是在于它是否是真正的缺点，也在于我们对这些缺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批评这些缺点。如果你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你所看到的所谓“缺点”，岂不正是优点吗?正如右派分子攻击我们遵奉教条主义一样，他们所指的“教条主义”，岂不正是马列主义吗?因此，只有坚定的站稳党的立场，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才能正确的辨别生活当中的是非，只有对是非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批评。那么，这个立场到底怎么站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十五年以前毛主席就给我们作了重要的指示：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挥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坚定不移的站稳的立场，是我们评判某一个问题好与不好的标准，和我们在对不同事物采取不同态度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对于我们历次的伟大的革命斗争，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肯定的说歌颂是主要的，而不是消极的去找缺点，就是有缺点，当我们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去批判某些缺点的时候，其出发点首先应是为了有利于我们的团结，有利于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而不是那些右派分子所鼓吹的“揭露”所谓“黑暗面”，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我们既不能自由主义，对那些阻挠着生活前进的东西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也不能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我们的新社会来一个所谓“无情的揭露”，否则不但会妨碍我们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三

　　自从王颖奋的小说“光荣的婚姻”出版以后，特别是当他的小说受到了一些表扬以后，他便渐渐被人民给予他的荣誉冲昏了头脑，便渐渐地骄傲自满和目空一切，并完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谦虚态度。他认为他已经成了作家(可不知越是作家，就越应当虚心学习，越应当诚诚恳恳的接受党的领导)，就在待遇上，在地位上，样样要占上风，要显示出自己来，凡事要压别人一等。党培养他，不断地提拔他，但他仍不满足。党把他从助理编辑提升为正式编辑，他还想参加编委会；当他被调到山东人民出版社后，参加编委会的愿望实现了，又担任了文艺出版物的主编，但他又要求提升为副总编。他放着工作不好生干，整天价为了名利打吵子，特别是每到省委召开什么会议的时候，出版社总是没有办法满足王颖奋的要求：票子发多了，他嫌去的人也多，显不出他王颖奋来，票子发少了，只有几个负责同志能参加，他就越发恼怒。他无一天不在争名夺利，无一件事不在争着显示自己。比方出版社在出版一兵的小说“光辉的彼岸”的时候，王颖奋为了显示自己，便匆忙地在小说的前面写了一篇“序言”，因怕领导上不同意，在交审的时候用了“编者”的名义送给了编委会。料不到王颖奋在看清样签字付印的时候，自己不经过总编室同意，也不经过作者的同意，却偷偷地把“编者”二字勾掉，下面签上了“王颖奋”三字。当书印出来以后，总编室才发现他的无耻行为，不得不把书上的“序言”撕了去。在这种情况下，王颖奋竟敢向领导上大发雷霆，反咬一口，说这是编委会排挤他。

　　当他从出版社调到文联以后，职务还未宣布，领导上只是意图分配他担任一个部门的副部长，就在这时候，他便三番五次地鼓动原任正部长离开岗位专业创作，并且还一再向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建议”，要领导上劝那个部长“让位”给他。请看，这是多么卑鄙丑恶。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一个刚刚踏进文学事业大门的青年，在事业方面刚开了个头，但由于自己一味的陶醉于个人的名利和地位，最后终于使自己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难怪有人这样说他：“光荣的婚姻，腐朽的灵魂”。我们知道，对“荣誉”的看法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有的人在得到了党与人民给予他的荣誉以后，更加虚心了，更加努力了，在工作中继续不断的前进，而另一些人却相反，他们在得到了一些荣誉以后，就冲昏了头脑，不是前进而是一步一步地堕落下来，王颖奋就是例子。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她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集体事业，只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最后才能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这是全体人民最大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无不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创造条件。因此当党与人民给予任何个人荣誉的时候，为的是更有利于我们的集体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于推动我们的工作前进。党分配给一个同志负责的职务，其目的是要他为党多作一些工作，对党和对人民多负一些责任，绝不是给他个职位叫他发脾气、反党反人民，或是借着党给予的信任去吹嘘自己，显示自己。

　　至于文学创作，表面看来，是经过个人各方面努力写出来的，于是有些人就把它当成了纯个人的事业。他认为，我有了作品，人家都知道我，都拥护我。你(党)不给我地位名利我不怕，我和你闹，因为我身后还有拥护我的人。可是，他忘了：党为什么给你荣誉?群众为什么拥护你?给你荣誉，是为了鼓励你继续前进，为了影响和带动其他人前进；群众拥护你，是拥护你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拥护你反党。你要拿着人家给予你的荣誉作王牌来反对党，那就把给你的荣誉收回来，把给你的地位撤回来，看你还有什么本事?就是把一本书写成了，也不能把这看成是纯个人努力的成果。虽然个人的主观努力也是因素之一，但是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群众的劳动创造，你个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就拿我个人来说，我从前是一个扛活的。俗话说：端了人家的碗，就得受人家管。低三下四的看着人家的脸子吃饭，那种滋味实在无法形容。刮风拾石头，下雨投洋沟。闲着牛驴牲口，闲不着扛活的，费了些牛力，吃了些糠菜，冬天还混不上件棉袄。当然更谈不上识字和写作了。我学习文化和学写东西，是在解放后开始的。当我在黑暗的地狱里受苦受难的时候，党砸开了地狱的铁门，从火坑里把我拉出来，给我学习条件，教导我应当怎样生活，长年累月，使我渐渐地提高了觉悟，增加了知识，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两种生活的不同，知道了我应当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我学着写作了，党立刻给我一切便利条件，从政治到业务，没有一样不关心。我就是得到了党的领导和同志的帮助，才渐渐有了提高。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现在顶多不过还是一个雇工而已，能否活到现在，只怕还得打个问号。不错，我是写了几篇小东西，但是怎样写成的呢?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群众的集体的劳动创造，没有同志们的具体帮助，我能不能写出来，只怕不可能。当然，这里面有我个人的主观努力，但这个主观努力如果得分的话，也不过是占百分之几罢了，还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日进千里，你就是紧跑慢跑也(此处一字打不出)不上，个人即使写出一点东西来，如果和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相比，岂不是沧海中的一滴?从王颖奋的堕落，从他的反党这个事件中接受的教训之一，就是如何正确的对待地位和荣誉。为了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使我们永远作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热情的战士，当你在斗争中得到成绩和荣誉的时候，可千万别翘尾巴，多想一想这荣誉是从哪里来的，党与人民为什么给你荣誉。王颖奋堕落成右派分子这件事本身告诉了我们：骄傲就是前进道路上的大敌。一个人在工作中越有成绩，他就越要提高警惕，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千万别让个人主义和其他的坏毛病沾染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许多事实告诉了我们：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温床，是道德败坏，和逐渐发展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根。

　　（来源： 原载1958年3月《前哨》，选自《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