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沂要文艺为“我”服务

　　<虞棘>

　　陈沂是个出了名的“左”派，平时，他竭力摆出一副“左”的面孔压人、唬人；但在大风大浪里，他那隐蔽了多年的右的实质，却再也藏不住了，就来了个原形毕露。

　　右派分子陈沂虽然自诩为“文艺权威”，但在文艺问题上，他却没什么成套的“理论”可评、可驳；只有把他在文艺工作中的所作所为，摆出来分析、批判，才能识破他的两面派活动的真相，才能揭穿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实质。

## （一）

　　陈沂在表面上虽然也承认：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在军队中文艺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他却一再强调要把军队的文艺工作建设成“一个兵种”，而且在他离职以后，还念念不忘地写文章公开表示：“我认为至今还引以为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把文艺工作在部队中完全建设成为一个兵种”。

　　在陈沂说来，“兵种”二字，绝非措词不当；而是把它当做“领导思想”、“领导原则”亦即“把文艺摆在什么地位的问题”提出来的。这就是很值得研究的大是大非问题了。

　　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本来是早就确定了和摆好了的。整个革命事业好比一架大机器，它就是“齿轮和螺丝钉”（列宁语）。它应当“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它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毛主席语）。

　　以军队中的文艺工作来讲：它自来是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红军时代直到现在，军队领导机关一直把它当做宣传教育工作的有力武器，发挥了它的特性和作用，使它服务于部队，服务于群众，服务于战争和建军的需要。三十年来，它始终执行着党的文艺路线，发扬了“战斗性、群众性”的特色，它的成绩、作用和地位，在部队和人民心目中也是早就确定了的、摆好了的。

　　然而，陈沂却一直叫嚣着：在军队中，文艺工作的地位没摆好，没摆对，“万般皆上品、唯有文化低”，换句话说，就是没能按照他的“理想”把文艺工作搞成军队中的一个独立的特殊兵种。

　　从陈沂的具体行动来看，建设这个“兵种”的实际意义，就是要军队的文艺工作自成系统，自立门户，不受政治部门的领导和监督，要和党的整个文艺事业分庭抗礼，要把他领导的文化部门搞成一个合法的“独立王国”，他自己当然也就成了这个“兵种”的“司令”、“王国”的“首领”了。

　　陈沂的这种野心，虽然他说还没能完全实现，但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却早已暴露出来。

　　第一、陈沂对上级的基本态度叫做：要抗、要争。他对于总政治部的指示和决定，正是“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他只要上级给人、给钱、给地位，而对于上级的批评和监督，却轻则“文过饰非”，重则公开对抗。他犯了错误尽量推脱、搪塞、狡辩、抵赖；但对成绩却津津乐道而又锱铢必较；他把全军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劳动成果攫为己有，经常拿着：“我”有几个“第一”、几个“冠军”、多少部“作品”和多少场“演出”的流水账来抗拒领导的批评，来做为他在文艺界称王称霸的“王牌”。他在总政领导面前强调“我”就是“文艺”、“文艺”就是“特殊”；污蔑领导上“山沟作风”、“不懂文艺特性”。在陈沂看来，文艺工作就应当以他为“最高领导”（超越总政治部的领导），就应当以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作为“全军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二、陈沂在军队中强调“文艺特殊”，但在文艺界中却又强调“我”是“军队”，“军队特殊”。他在口头上虽然也承认党的文艺事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实际上，他却把“军队”和所谓“地方”对立起来。他利用解放军的荣誉和威信，利用他在军队中的职位，利用军队文艺工作的人力、物力和既有的成绩，在文艺界中骄横自负，蛮不讲理。他同国家文艺部门、文艺团体比上下、争高低，处处唱对台戏而又处处要压人一头。有了好处就沾沾自喜；稍不如意就同人家明争暗斗，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破坏了军内外文艺工作之间固有的团结。在他的眼里：党中央宣传部也是“地方上的”。“你们”不懂“军队的特点”，“你们”少管“我们”的事。那末，陈沂心目中的“文艺兵种”，对“军外”来说，就是要形成这样一股同党的整个文艺事业相对立、相抗衡的实力。也可以说，这是高岗的“军党论”在陈沂的思想上的复活。

　　右派分子陈沂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他领导文艺工作的时候就要把文艺建成“一个兵种”；不领导的时候就搞分裂活动，纠群结伴，想把军队的文艺工作搞垮。这同丁玲的反党活动和她的“一本书主义”比较起来：陈沂的这种一切为“我”的反党的文艺观点，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陈沂的“一个兵种主义”。但是，由于总政领导同他这种思想观点不断地进行斗争，他的野心不可能得逞，所以他只好“引以为憾”了。

## （二）

　　陈沂在口头上虽然也承认：面向连队、为兵服务、全面发展战斗性群众性的文艺工作，是军队文艺工作的方针。但是，他的实际做法却和这个方针背道而驰。

　　第一、军队中的文艺工作，只有当它真正做到面向连队、深入群众、同广大官兵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总政治部明确地决定：以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活动为部队文艺工作的重点。然而，陈沂却片面地强调：对于“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使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利于、有助于文艺工作的发展、文艺军队的进步与提高”。这实际上，就是光顾“专业”不顾“业余”，光讲“提高”不管“普及”，把“专业”和“业余”、“提高”和“普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其结果必然使“专业”脱离了群众，“提高”脱离了实际。在具体工作中，陈沂也是把“专业”活动放在第一位，对于“普及”工作从来不感兴趣的。连队听不到歌声他无动于衷，而只是醉心于大场面、大气派，争第一，夺冠军。归结起来，也无非是为了显示他这“兵种司令”的威风和“实力”而已。我们需要“专业”的活动也需要提高；但是，我们反对脱离群众的片面的“专业”，反对脱离实际的所谓“提高”。我们更坚决反对像陈沂这样把“专业”和“提高”当做垫脚石的个人野心家。

　　第二、党经常号召我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斗争，提高政治觉悟，加强思想改造，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然而，陈沂却公开散播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强调“个人前途”、“个人打算”，提倡所谓“三十而立”“成名成家”。他污蔑部队领导上“总是强调为部队服务，却不考虑文艺工作者的个人前途”，就是“误人子弟”，就是“教条主义”。他强调“要把培养名作家、名演员提高到培养战斗英雄的高度”。在培养上却又片面地强调提高技术，反对思想改造。说什么“我们不是多了个技术观点，而是缺少个技术观点”，“只有提高才能解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包袱”。说什么“只有演出场次才最能体现文工团的成绩”，而“一年到头整思想，整来整去，一点成绩也没干出来”。说什么“文工团是工作队伍，不是一般要改造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陈沂总是个促退派，反对派。

　　不难看出：陈沂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他想用这条路线来同党的文艺路线相对抗，来篡改党的文艺方向，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实际上，他的一些观点，已经适应了或者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个人名利思想，已经腐蚀了和毒害了许多文艺青年。加上他又惯用“吹”“拍”“拉”“捧”的手段笼络人心，使得一些受毒者不知有毒，受害者不以为害，甚至把他当做“好上级”、“好朋友”，还竟然有人（右派分子）把他称做“太阳”。直到他的右派面目真相大白时，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陈沂这个野心家的危害性就在这里，危险性也就在这里。

## （三）

　　陈沂在他写的许多文章里，也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和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陈沂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文艺杂谈式的，姑且把它叫做“理论性”的文章。

　　老实讲，在一些学术性或政策性的文艺问题上，陈沂是既非“好学”又不“多问”，而且十分缺乏自知之明的。但在这些问题上，他却偏偏好写写文章、出出风头。仅凭一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就敢指手划脚、目空一切地高谈阔论，借以显示自己是全知的圣人、博学的才子、文坛的权威。实际上，他的这一类的文章，不仅错误百出，而且常识以下的荒唐文词也屡见不鲜。但在他的这一类文章里，给我们的最鲜明的印象是：言行分裂、表里不一。

　　比如：在“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是“左”派；但是，为时不久，他对我们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学艺术遗产却用虚无主义的眼光估价为：“我们国家三千年，数的出来的也不过是一部‘水浒传’、一部‘红楼梦’、一部‘三国志’”而已。

　　他在许多文章里，把自己描绘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卫道者”；但在“鸣”“放”期间，他却只强调它“不是唯一的方法”，而不宣传它“是最好的方法”。并且把这种创作方法，歪曲地解释为：像他讲话时“坐着讲也行、站着讲也行”。我们说这是一种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指导的创作方法，“方法”二字的概念属于思想的范畴；而陈沂却把它解释为一般技术性的方法。他如此无知，也可以看出这位“文艺权威”如何虚假了。

　　在“文艺杂谈”里，陈沂坚决地主张“要有分析的‘争’、有区别的‘放’，”“不能盲目”，甚至拿“宪法”和“良心”来压服人、训斥人，看起来，好像他还“有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的、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但是，转瞬间，他却到天津、锦州等处呼风唤雨、纵火放毒。这个“拥护”宪法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极力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说：国内阶级斗争业已熄灭，“专政”业已过时，再“专政”就是对善良的百姓“专政”。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说“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缺少民主生活的锻炼”。他提倡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叫骂的民主、虚伪的民主。这个“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却把解放军污蔑成：矛盾百出、漆黑一团；把农业合作化描绘成“解甲归田无田可归，告老还乡、无乡可还”的悲惨境界；煽动群众向党进攻，要“社会主义改朝换代”，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才是陈沂的真正要做的“文章”。

　　第二类，可叫做“广告式”的自我吹嘘的表面文章。在这一类的文章里，陈沂总是把“我”字捧到九天之上。他可以把“我”写成“木栾店锄奸”（载“收获”第三期）的足智多谋的中心人物；可以把“我”写成“奔袭刘黑七”（载“红旗飘飘”第六期）的勇士。实际上，陈沂笔下的“我”，乃是凭“艺术想像力”创造的“我”；并不符合“我”的实际。正如他在“同老虎一起睡觉是不行的”一书中，教训读者“应当怎样识破反革命分子的两面派活动”而作者自己就是个“两面派”一样。他是十分虚伪的。

　　在陈沂的这一类文章里，还可以加上他化名冬今写的一篇：“胡可同志的疙瘩可以解开了”和化名章宗新写的一篇：“致在文艺报上发言的部队作家”。在这里，陈沂感到用“我”字来高抬自己还不够味儿，还怕读者不够明确，就干脆把“陈沂”二字拿出来，大吹特吹、大捧特捧、抬高自己、攻讦领导、打击别人。这种“一箭三雕”的卑鄙下流的行径，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第三类，是陈沂挟嫌报复、发泄私愤、假公济私、混淆视听的文章。前面说过的那两篇化名文章，也可以属于这一类。还有如“回击右派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进攻”等文。在这些文章里，陈沂对于凡是批评过他的人，都看做是“眼中钉”，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击，像他在日常言论中污蔑“某人有问题”、“某人是右派”、“某些人是小集团”一样，企图从政治上陷害一些好人。另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发布公告：“陈沂正在反右派”。想用这种“障眼法”，把他这个真正右派的狐狸尾巴，再一次掩藏起来。

　　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陈沂的文艺观点就是“我”高于一切、一切为“我”服务。至于党的领导、“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陈沂说来，不过是一句骗人的口头禅而已。所以说，在文艺上，右派分子陈沂也是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1958年3月2日）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