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自觉革命获初步经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进行思想改造以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北京大学在双反运动中提出的初步经验是：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通过向党交心、自觉革命的途径，一心一意地落身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就可以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向又红又专的道路跃进。

　　北京大学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场所，有教授、副教授一百九十七人。在解放迄今的九年中，经过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锻炼，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了程度不同的进步。但是在立场、思想和为谁服务等根本问题上，是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对许多人说来，还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最近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日跃千里，特别是广大学生和许多教师的政治觉悟在整风运动中有了显著的提高，学校的政治思想形势也起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矛盾就在这种形势下上升为主要的矛盾。

　　北京大学双反运动的矛头，一开始就比较集中地指向这个矛盾，指出最大的浪费和保守是只专不红。大字报上揭露出来的问题显示：很多教授走着只专不红的老路，并且力图引导青年跟他们走。在他们的引导下，不少青年教师和学生想走多专少红的所谓“粉红色道路”，即在政治上做一个“中间派”，思想上保留“有限的个人主义”，业务上步资产阶级学者的后尘，以知识作为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有些共产党员也宣扬所谓“三段论”，认为自己已经红够，现在可以光专不红，将来专多红少时再行“补课”，做到又专又红。有的甚至只要专而不要红。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些教授只是以马列主义作为学术上的“标签”，实际上仍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有些教授不是批判而是直接宣扬唯心主义的货色；轻视实际和厚古薄今的风气更是盛行。大字报从各方面指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来的极大的危害性，教育人们进一步认清学校的形势：如果不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搞臭，不在知识分子中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革命，使知识分子明确社会主义立场，树立又红又专的方向，知识分子的红专规划就没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改革也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学校的改造也就无从入手。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是在3月10日正式开始的。运动一开始就形成空前浩大的声势，全校万名师生职工在动员大会后的三小时内就贴出了八万份大字报。人人在贴大字报，大多数人都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批评。大字报在三天内上升到十七万份，到最近已上升到二十八万份。人们在大字报上烧自己，烧别人，从党内烧到党外，上下左右一起烧。人们翻箱倒柜，深思苦想，查笔记，查讲义，从教学业务中看立场，找思想，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各种丑恶思想和由此引起的问题都陆续抖了出来。许多受了某些教授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的青年，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形成过程挖掘出来，在大字报上向教授们痛切陈词，呼吁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同时自己也宣布破除迷信，不再迷恋某些教授的只专不红的道路。许多学生义正词严地提出：学校出现大量不合规格的学生和不少右派学生，教授们不能辞其咎，教授们应该迅速大破大立，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学生们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把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本质和它对青年的毒害充分暴露了出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使人们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在这种燎原的火势下，人们的思想斗争和变化在生一瞬息里都在剧烈地发生着。少数人思想上有抵触，多数人撕不破假面子，放不下架子。而某些共产党员，当人们火烧他们的“五气”的时候，还不大在乎。可是一到烈火猛烧到残存在这些人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浓疮的时候，他们却舍不得割弃这种并不光彩的“羽毛”，而忙于遮掩招架。于是嘴软了，思想迟钝了，劲头也就不大了。背着包袱的人是无力领导运动前进的，党委一发现这个问题，就在有全校群众参加的党员大会上，由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们带头念大字报，批评别人的缺点，揭发自己的错误，党的各级组织也分别举行了这样的大会，在党内外又掀起了一个批评党的工作和党员思想作风的高潮。

　　党组织一定要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在群众中发生深刻的影响。党外的先进分子也初步打掉了骄气。找到了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态度，同时也进一步团结和带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人人都要自觉革命的全民大整风的局面。在这同时，各民主党派在学校的基层组织也联合进行整风。学校绝大多数的教授、副教授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他们以系为单位“开门整风”，邀请无党派的教师参加。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就政治立场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有错误言行的人纷纷在这种整风会议上检查错误，卸掉包袱，并且积极帮助别人。各系的中共党组织也分别应邀派人列席会议。

　　革命风暴席卷着全校。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自觉革命受到了严重的考验。能否正确地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否真诚地向党、向社会主义交心，这是能否跳出个人主义小圈子进行自觉革命的两个起点。生物系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李汝祺教授经过多年的怀疑和观望，看清了“形势逼人、不改不行、否则前途茫茫、落在人后”的这个客观规律，同时“相信了党，相信了群众”，因此，这位从来不受开会、对政治运动表示厌倦的遗传学家，在这次运动中来了个极大的跃进。他批评别人，批评自己。一位党员在谈心会上批评他：“去年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右派分子在大字报上造谣说，共产党把李汝祺先生写的摩尔根学说的著作都烧掉了，我们访问你查对此事，你也说没有这回事。但是，李先生，正义在当时是多么可贵，你为什么不出来说句公道话呢？”李汝祺教授立即说：“你批评得对!这事我要检查。”他在检查中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挖掘了自己的思想，揭发了自己当时在摩尔根学说问题上所存在的抵触情绪。他说他过去的人生观是灰溜溜的，潜在的精力和智慧，都为考虑个人得失所抵消，实在愚蠢。他认为现在是千载一时的好时机，千万不能让他过去，要跟着大家一起批判掉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然后才不致于落在时代的后面。在过去一个月内，他已经写了一百三十多分大字报，并且每会必到，争取发言。

　　正确地对待批评和真实地向党交心，并非易事。有的人无动于衷，有的人骄气未消，人们继续帮助他们进行揭发，同时耐心地等待他们自觉。有的人囫囵吞枣，全部包下来，但是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这种人“自我委屈”，但是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向思想深处一挖，言语和实际就很不对头了。人们帮助他，要他自觉，同时从四面八方给他送“西瓜”。有的人自知有“病”，但“毒疮未破”、则在徘徊、寻思，或者不能超脱问题的具体细节而从自己的立场、思想进行总体的检查；或者只有抽象的帽子而没有联系自己的具体言行，再从具体的言行中去找出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但是他们都在动，是个好现象，人们在互相帮助中，给他寻找阻碍前进的原因，一旦找到“疼处”，揭破“毒疮”，看到“不医不能生存”，不改不能为人师，本人的思想往往就从此跃进。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邓广铭教授，过去自称“甘心做中间派”，只想安居于“中游”，经过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他现在已觉得“此路不通”，表示要赶快改变立场，力争上游。他在几年前也一度想钻研马列主义，由于思想上格格不入，觉得越钻越难，钻不进去，就又因畏难而想苟安，想抱残守缺去重理他的旧业，“翻翻老箱底”，搞自己那一套文化遗产，从此他就认为自己还有老本可吃，不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也行。而结果是，他在教学上仍是史料堆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并无多大改变。在这次运动中，他的学生纷纷写大字报批评他，他只摇摇头了事；研究生根据大字报上所提供的材料，加以整理，综合成几个问题请他考虑，他作了一些解释；最后他的同事们又把以上的材料进一步加以分析和归纳，指出他在学术上所走的是资产阶级路线，指出了这条路线对学生、对国家的危害性。同时，学生们也在大字报上说：“你讲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不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你讲的是旧货”。他受到震动了。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最后从算思想上的零账到算思想上的总账，认为“不是批评中的个别事实问题，而是我的人生观、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等一整套的问题。”“现在事情这样明显，没有马列主义不行，但自己没有!”当他正视到自己的错处，改正错误的力量也就诞生了，在4月2日的全校大会上，他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在上万师生职工面前，庄严地表示了要做又红又专的马列主义历史学家。

　　现在，在教授副教授中，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表示决心改造自己的人，正在逐渐增加。他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思想上的变化和跃进，往往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度成正比；一旦跳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小圈子，展现在眼前的世界就似乎无比地宽广起来，觉得在奔向社会主义的赛跑中，自己既是一个开步走的运动员，又是这个运动场的主人。

　　这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继续。斗争是尖锐的，但它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在向党交心、自我革命、奔向又红又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是这个运动的一个极大的特点。学校党委根据有些教授已经感到“形势逼人”的情况，所以一开始就给予他们充分的主动地位。一方面大力发动群众，彻底揭露矛盾，形成浩大的革命声势，一方面积极启发知识分子的自觉，同时通过具体的思想工作，始终一贯地鼓舞他们自己努力，大家互助，共同跃进。在运动正式开始的半个月前，就组织他们分别到工厂、农村、商店参观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以后又在扩大的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上，分别举行了双反运动的预备会议，指出知识分子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希望他们早日和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相适应。有些系和教研室还吸收他们参加整风领导小组会议，同他们互相交心，接受他们的批评，同时诚恳坦率地向他们提出批评。在他们进行自我思想斗争的时候，系的党组织就派人登门拜访，以满腔热忱来帮助他们进步。对于他们的每一个进步，也都予以支持和表示欢迎。另外，群众还创造了谈心会的形式。教授们在会上主动地向党交心，互相交心，生动活泼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交心会由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开始，由小到大，由浅入深，起着互相动员互相教育的作用，和大字报、学生“送西瓜”等相结合，这是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良好的形式。

　　群众性的彻底的揭发和批评，党组织诚恳相待的态度和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大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自觉革命。“立即向左转”已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共同的口号。但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斗争，在问题提出之后又是一个十分细致的工作。学校党委现在正引导他们从分析批判大字报上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入手，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组织辩论。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受到揭发批判以后，即将转入各人红专规划的制定和讨论。

　　 来源：1958年4月16日《新华半月刊》“今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