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拔白旗投降真理  插红旗思想解放

　　<新华社记者、朱彬>

　　新华社讯  ：集中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首都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在过去两个多月的双反运动中，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在一万二千名教师中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自觉革命运动，拔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白旗，插上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红旗，使大多数教师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方向。现在运动正乘胜而下，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首都高等学校的双反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七百多万张大字报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学校里的最大浪费和最大的保守是培养出来的许多人才不合规格，或者不红不专，或者只专不红；同时，有限的科学研究力量不能实事求是地和通力合作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效的服务。大字报把教师们这方面的丑恶思想揭发得淋漓尽致。大量的事实指出了大多数教授不但自己走着专而不红的道路，而且力图引导青年跟着他们走。当青年人刚来到学校时，许多教授就捧他们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未来的专家”，“不是一般的工程师而是未来的总工程师”，而不教育青年人时时记住国家培养他们为六亿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目的。在选择专业时，教授们不是教育学生考虑国家的需要，而是教他们从获取个人名利的观点出发来进行选择。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师在向新生介绍他所主持的无线电专业时，说毕业后只要穿着白大衣静静地坐在机器旁边按按电纽，不费劲，又安逸，现在这门学问有很多空白点，抓住一两个就可大显身手。进行科学研究时也不必和别人合作。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教学生不要关心政治，说“政治是空虚的东西，而业务才是货真价实”，“知识就是人民币”，“有了知识走遍天下”，教学生不要学马列主义，说“人民性、思想性过几十年后就没人看了，只有考据是学问，几百年后也会有人看”；教学生不要理论联系实际，说“理论最高级，是天才的人学的，有指导性，一通百通，而实践是低级的，简单盲目的重复，”他们还向学生介绍利用知识进行投机取巧的办法，教学生“钻冷门”，“赶热货”，用一本书、一篇论文作“跨进专家行列里去的敲门砖”。有位教授对学生说：“你们只要发现一颗牙的化石就可以用你的名字命名”、“研究一套古代服装就可以成学部委员。”有的歪曲历史真实情况向学生鼓吹“天才加偶然等于专家”的公式。有的教授更露骨地引诱学生“你听我的话，多读几本书，包你将来名利都有。”有些教授所宠爱的高足弟子，许多都成为右派分子。

　　首都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解放以后，经过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煅炼，很多人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程度不同的进步。但是在根本立场的问题上，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对许多人说来，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说明：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抱着三心二意的态度，还没有把自己最后落身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有些人以“唯心主义为体，马列主义为用”，引用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只是为了伪装和贩卖唯心主义的私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领导还不服气，有的人甚至认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件怪事，拿锉刀、扛锄头的人居然治起天下来，这是多么反常！”因此，高等学校中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矛盾，它的根源就在于这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立场还没有根本转变。整风运动一经深入发展，这些矛盾就突出地显露出来。

　　解决这种矛盾的严肃的斗争，是在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声势下，通过向党交心，自觉革命的形式进行的。在到处都是大字报、在人人被贴大字报的环境里，各校的共产党员首先进行自我检查。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下，有些党员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走着所谓多专少红的“粉红色道路”。在熊熊的革命烈火中，这些党员在广大群众的教育下，狠狠地挖掘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严肃地在群众中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同时在所有的群众中，也一齐动手，改造自己，帮助别人。民主党派在各校的基层组织，也联合开门整风。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则翻箱倒柜，查笔记，查讲义，查文章，从四面八方把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都抖了出来，亲友批评亲友，学生批评老师，形成了锐不可当的兴无灭资的气势。

## 改造自己  帮助别人　自觉革命　锐不可当

　　在这种人人革命的情况下，不少教授积极主动地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一般也都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自我斗争才向真理投降。

　　经历了五个斗争回合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李赋宁教授过去认为自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清高纯洁”、“不问政治”的学者。人们指出他许多工作不肯负责，一心积累知识创作“留名百世”的大部头书，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接受了这个批评，但他认为个人名利奋斗即使是自私自利的思想，但是要将来大部头书完成了，总可以对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一些财产。人们结合他所完成的论文，指出他停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学的指导思想，不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来批判发展前人留下的知识，而埋在古书堆里搞考证，为个人名利奋斗，不可能对人类知识宝库有所贡献。李赋宁接受了这个意见后，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和大家辩论，他说：自己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十年了，今后这样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人们又用他所培养的学生多数只专不红或不红不专的大量事实，让他认识他过去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最后又结合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帮助他分析坚持只专不红的道路必然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改变立场后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李赋宁感到所有问题都辩透了，思想上豁然开朗，于是他又去帮助别人。

　　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过去一直反对思想改造。大字报上对他提出大量批评后，他虽承认自己的思想作风有毛病，但不认为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立场没有改变。他以“爱国”“爱护青年”“有知识”“不为名不为利”“正直”等理由来证明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因此不必进行思想改造。化学系民主党派的成员联合组成的整风小组，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交心会。多数教授都检查了自己在只专不红思想指导下所发生的一些错误言行，表示要转变立场。化学系主任和民主党派化学系的负责人，请傅鹰也谈谈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说：“谈谈体会还可以。但没什么可检查的”。接着系里的教师们写了五百多张大字报，把他对党的领导，对思想改造、对青年人所进行的“教育”等各方面的错误言行全摆出来。同时，全系各教研室的教师也都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傅鹰在小组交心会上承认自己过去不少言行和社会主义不一致。但他又说：“这只是立场站的不稳，而不是立场没有改变。”有些教授列举事实帮助他进一步提高认识。傅鹰就不耐烦地把别人的意见堵回去。但经中共北大党委和化学系党总支负责同志耐心的帮助，傅鹰又和自己的妻子商量，开始觉得自己“脑袋里98％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接着全系教师又举行汇报会。各教研室的代表汇报了他们在讨论傅鹰的政治立场问题中所得到的看法。对傅鹰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作了有力的批判，每个发言的人都恳切地希望傅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党握起来，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过去极其崇拜傅鹰的一些研究生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再跟傅鹰走只专不红的道路，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和傅鹰达到新的师生团结。傅鹰在会议临结束前走到台上表示：“有勇气向真理投降”会后就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 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还需长期不断努力

　　多数人经过党和群众这种耐心的帮助后，有的感到不改变立场也混不下去，迟改不如早改；有的看到社会主义正日跃千里，落身在这个大家庭里也很不错；有的还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将因此得到更多的长进和发挥，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许多人把双反运动称作伟大的救人运动。到目前为止，各校平均80％以上的教师已表示决心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旦跳出了资产阶级的囚笼，有了投身社会主义的真诚愿望，他们的思想就开始得到解放。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很多人向党组织进一步靠拢了。他们感谢党爱人以德，请求党对他们加强领导，并且主动地找党的基层组织谈心。他们对劳动也有了新的看法，各校平均半数左右的教师都参加了各种义务劳动。过去从来不大看报的北京医学院王叔咸教授，现在每天阅报一小时，还把有关思想改造的社论、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里。不少的教授还从“方志敏狱中记”“把一切献给党”“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小册子中吸取共产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许多教授在准备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有的已着手进行改革教学的工作。北京大学林昌善教授带领学生和青年教师把课堂搬到了农业合作社，一面向农民学习，一面开展研究消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上所提出的几种主要害虫。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师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承包了几项小型水利工程，指导学生作毕业设计，以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也开始把教学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勇敢地打破旧的教学体系。

　　这些教师都是在旧社会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通过这次的思想革命，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大大跃进了一步。但他们也认为这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还需要长期不断努力。已经制订了红专规划的教师，一般都把思想改造列为第一项，并且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大整大改，是他们进一步改造思想的好机会，也是考验自己改造决心的试金石。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6月20日。原题为：“拔白旗投降真理  插红旗思想解放: 首都高等学校教师向红专方向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