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新华社重庆13日讯  中共重庆市委第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揭露了一个情节恶劣的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有张文澄、王匡时(宣传部副部长)、谢予(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等人。他们与市委文教部、宣传部、报社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贾唯英(重庆日报副总编辑)等人有密切联系。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们与党外右派配合，以宣传部、文教部、报社作为阵地，疯狂地向党进攻，企图篡夺市委领导。

　　张文澄是一个“纳吉”式的个人野心分子。他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搞大民主，与党外右派互相支持、呼应，企图借外力来满足个人的野心。他在党内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的一系列的反党活动都遭到打击。到去年春天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的重大措施后，张很少实际地做工作，连部务会议也很少参加，却热衷于到处开会、做“报告”等表面活动。他以“最了解知识分子心情的人”自居，以“党外人士的知心人”的面孔出现，到处吹捧拉拢，扩大个人影响，培植个人势力。去年5月中旬，当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市政协开会作为起点向党发起猖狂攻击时，张文澄乘着会议由他具体领导的机会，汇合了党内外右派的力量，对市委进行总攻击。他在政协开会前举行的党员大会上，以政协党组织书记的身份，作了与市委意图针锋相对的发言，先在党内解除了思想武装。市委指示会议是有斗争的，在肃反等重大方针问题上就必须坚持斗争；他却强调：过去政协开会是搞阶级斗争，现在是向党外人士学知识，根本否定了积极斗争。他极力贬诋党的领导作用，诬蔑党员如何“不行”，认为党员之所以能当政协委员是“靠党的指派”，而民主党派人士当委员是“由他们真本事挣来的”。他对冯克熙(重庆民盟右派中的一员大将)的反共“才干”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这个右派骨干分子在会上嬉笑怒骂地恶毒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发言完毕时，张文澄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激动地向他“道贺”，一再为他捧场说：“你的发言摸透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这次政协会上，右派分子罗容梓等对“三反”、“五反”和肃反大举翻案，提出要在全国发起“道歉运动”等荒谬主张，张文澄和他们一起鼓掌叫好。他还集中攻击市委有领导有步骤地鸣放的方针，企图借政协的压力迫使市委采取冲击的办法，即不要领导、不要步骤地放，使全市各单位无准备地应战，把局面搞乱，然后由他来“收拾残局”。他在会上还把市委内部会议上说的带极大策略性的话向敌人告密，说：“无怪乎有人怕放长线钓大鱼，原来就有人想钓大鱼哩！”他这篇发言在全市起了点火作用。如西南农学院右派骨干分子蒋书楠、管相桓(教授)等，回去后趾高气扬，把张文澄的发言作为炮弹向本校党委开火。

　　在五月下旬重庆市召开的文艺新闻界座谈会上，张文澄、王匡时积极煽风、点火，支持攻击市委的谬论，对正确的意见表示冷淡，使会场一时变成了肆意向党进攻的场所。许多人听了都怒不可遏，而张文澄却兴高彩烈，竟在总结发言中说：“我为大家的直率发言、批评而高兴，……若说过去没有语言，在这次会上找着了。在许多难受的和高兴的事情上，我们是一致的。总之，我们的爱和憎是一致的。”还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这次会上共提了一百五、六十条意见，这可作为我们今后改进工作的纲要”。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达到顶点时，张文澄甚至进一步把宣传部、报社都变成向市委进攻的阵地。他有意不向宣传部传达市委对鸣放的方针，指使和支持几位副部长根据片面收集的文艺界、新闻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意见”(如质问：市委第一书记是谁，为什么不表示态度等)，作为材料，向市委进攻。他们派到重庆第三钢铁厂的工作组(专替张、王搜集攻击市委的材料的)也直接在厂内点火，向党委施加压力，要在工人中搞鸣放(当时中央、省委和市委都确定暂不在工人中搞)。王匡时当时也借党派他去领导市文工团鸣放的机会，伙同团内右派分子向领导上施加压力，迫使团内的党组织公开向右派检讨。同时，张文澄不执行中央、省和市委指示的报道方针(市委常委分工，确定他专管重庆日报)，支持报社右派分子贾唯英、汪岗等刊登煽动性的消息、文章，向基层单位四处点火，打乱市委的布署，企图使市委陷于内外夹攻的不利地位。

　　张文澄还极力替右派骨干分子龚灿光、陈士梯、贾唯英等人辩护，一再说贾唯英是“思想问题”，她“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不同，不是真正反党”。重庆民盟右派主将之一的刘盛亚，在1951年镇反期间发表为反党革命辩护的反动小说“再生记”，受到群众一致的谴责和批判；而张文澄却不顾党组织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积极替刘盛亚翻案。张文澄阻止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对刘盛亚的反动言行进行批判，说过去对他的批评“粗暴了”，这篇小说现在还可以“放”，如果“在群众中批评了他，就是打倒了他，不准备让他继续工作了”。他对刘盛亚尽力拉拢、巴结、指示重庆日报在稿费上对他照顾。张文澄还替右派分子王向辰(伪中央监察委员)翻案。这个解放前经常用“老向”名字专门写反共文章的反动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又用这个名字写了一篇题为“枯笔逢春”的文章，经张文澄的亲自批准在重庆日报加以刊载(这是违背市委指示的)。

　　张文澄、王匡时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另一特点，是利用党内合法的民主权利和职权、地位进行非法的组织活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是他们走上反党道路的总的思想根源。张文澄身为市委常委，分工管理宣传、文教两部，但他仍不满足。他对市委几个书记经常背后散布流言蜚语；在市委领导集体中，常常以反对派的面貌出现，处处和市委意见作对。在1956年重庆市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表面虚伪赞成市委提出的候选名单，背后却又以党代表的身份，指使王匡时搜集其中一个候选人的材料，作为攻击市委的根据。在1956年四川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因为看到“八大”候选名单中没有他(自称开“七大”时即想当“八大”代表)，就利用党代表的合法民主权利，处处挑剔寻衅，时而无理要求减少中央机关代表名额，以增加地方的代表名额；时而借口开会程序中没有默哀，说成是“不尊重四川地下党烈士”，企图挑起其他地下党同志和他一起来反对省委(他本人一贯以四川地下党的代表者自居)。他在会上大吵大闹，诬蔑省党代表大会“不民主”，要省委书记“出面表示态度，高价征求民主”。对他这种反党行为，参加大会的重庆市委成员曾举行几次会议进行严肃批评，他不但表示抗拒，还威胁说：“要当心人民日报登你们一报！”张文澄利用他的职权，把市委宣传部、报社变成了为他的个人野心服务的工具。他割断了市委对宣传部的领导，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大方针政策上另搞一套，和市委唱对台戏。他和王匡时等人在宣传部、文教部、报社拉拢一批人结成反党集团，搞所谓“帮口”、“阵地”等非法活动。他们借成立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的机会篡夺了领导权，企图把全市一百多名政治理论教员掌握起来。他们还策划把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组进一步扩大成为经济研究所。这个反党集团不仅纵容报社右派分子贾唯英、汪岗等人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还密谋把重庆人民出版社和别的杂志控制起来，并把宣传部出的“学习简报”扩大为“同人杂志”。他们攻击的目标包括地方和中央党政领导，专门揭露所谓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重庆日报上反党野心分子谢予等人写的“黄金时代”(诬蔑领导干部，说他们为所欲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反了)和直接攻击市委书记的文章可以发表，而站出来批驳反动言论、维护党的领导的文章，张文澄竟不许刊载。在反党野心分子张文澄、王匡时统治的范围内，凡是反党和对党不满的人都被提拔、被认为是好干部；反之，凡是捍卫党的领导的人都遭到排斥和打击。他们把宣传部搞成像“裴多菲俱乐部”一样，公开地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并在行动上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例如：他们利用谢予攻击一位市委书记，故意把这位书记讲的有关“定息”问题的正确意见加以歪曲，先后商量六次，四次由谢出面，在讲课和党的会议上进行攻击，两次写文章攻击，攻了一年多。市委指示张文澄追查这件事情，张文澄不但不理睬，反将谢予提职提级，认为“这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的讨论，不是什么反党的政治问题”。王匡时甚至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支持谢予有意义。”

　　张文澄、王匡时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第三个特点，是到处散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企图以他们的政治思想面貌来改造党，同时煽动、迷惑一部分人跟他们一道来反党。他们利用掌握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这一方便条件，首先夺取党的思想阵地，以革新家的面目出现，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贩卖修正主义，向马列主义猖狂进攻。他们大叫“独立思考”、“自由争论”，把维护马列主义原则的人咒骂为“堕性”、“习惯势力”，反对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王匡时对理论教员们说：“随便吹就可以吹出哲学理论来”；谢予说：“每一思想上的闪耀，也许就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对待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利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目，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现在一切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是认识落后于实际”。张文澄甚至咒骂“党内的习惯致力相当顽固，对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有特别的嗜好！”他们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要求党对资产阶级思想“一视同仁”，为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广泛的地盘。张文澄、王匡时积极主张开放思想领域的“自由市场”，提出要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立场来办党报，否定了报纸的党性原则和立场。这不仅时取消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要把党已经占领的思想阵地拱手奉送给资产阶级。他们为了使反马列主义的罪恶活动合法化，公然要求党承认“对反马列主义的人不要开除党籍”，主张“党章也可以争鸣”，“党代表大会上也可以求同存异”，强调“在思想战线上应有统一战线”，“可以和平共处”，取消思想战线上的“灭资兴无”的任务。他们除了把这种修正主义毒素在全市理论、宣传、文艺、新闻等工作中散播以外，还利用宣传、文教部门青年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工农老干部在某些方面吃不开(如缺乏科学技术知识等)以及解放后地方主义没有系统地进行批判等情况，散布名利观念、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地主主义情绪，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关系，以便利于他们进行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罪恶活动。

　　（张文澄、王匡时等人反党反社会活动的第四个特点，是狂妄、恶毒。他们对党又恨又狠，和资产阶级右派亲如骨肉。贯穿他们一切活动的两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和对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张文澄出身于地主兼资产阶级(开当铺)的家庭，其岳父是资本家，“五反”被斗，姐丈是反革命分子。他在土改时，包庇地主(一个中统特务)，“五反”时寄钱给岳父退赃。他对党的批评教育，不但没有接受，反而怀恨在心。王匡时的父亲是汉奸(国民党和日伪的区长)，岳父是青年党骨干分子(与青年党魁曾琦是一家)。王匡时一直保持与他们的通讯和经济上的联系，不久前他还表示要回家和他父亲一起重温童年“美梦”。“三查三整”时王匡时是重点审查对象，因此对党长期不满。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带着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进党来的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分子，在历次运动中原来的反动立场没有根本转变。他们对组织和领导的态度，一贯以个人利益为转移；当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时，就对党不满，站在对立的地位。加上当前革命的目标和对象都是针对他们的家庭，所以他们更不能容忍，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和党对立：）

　　(1)肆意诋毁攻击党的领导，除了想篡夺市委的领导外，他们还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在苏共二十次代表会议后，王匡时就说：“对斯大林的迷信现在是破了，但要破对毛主席的迷信怕还不容易。”在一次理论教育工作会上，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干部都不用脑筋，北京说了就是，”他还说：“在非党干部中不能宣传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只能在党内讲，在群众中不要讲”。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整风和肃反，取消阶级斗争。张文澄主张思想上是敌对的，没有加入反革命组织的人，都应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对敌对思想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还说：“我们对蒋介石也不骂蒋匪了，尽管他还骂我们‘共匪’，我们还是称他为蒋先生。”张文澄、王匡时都主张对劳改犯、贴标语的现行犯(如马云风)可以“团结”。王时匡说：“现在形式不同了，地主摘了帽子入了社，富农也入社了，资本家在高潮以后，一只脚也踏进了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分子在肃反中弄清了问题，也敢讲话了，……过去是敌我矛盾，现在都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了。因此一切都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切都要按放的精神执行。”他们直接攻击历次革命运动。谢予不止一次在群众中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有“阴暗面”，并多方论证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权利太集中，斯大林就因为权利太大，杀了好多人。”并说：“基层干部权利太大，无产阶级专政把群众的一切，把群众的衣、食、住、行什么都统起来了，把来口袋都背起来了，这就难免要产生强迫命令。”

　　(3)污蔑新社会。王匡时经常议论：“社会主义自由是个问题”，他还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到处箍得很紧”。谢予一再散布：“公有制是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到，既是大家所有，又不是大家所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矛盾很多”。他在政治经济学计划经济一章的讲课中，竭力反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说“计划就是法律、教条，吃碗红烧面、炸酱面，怎么能计划呢。”他怀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说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利润作动力，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是什么呢？很值得研究。”他还污蔑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有的人不是不愿意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是条件不允许。”王匡时也同意这种说法，主张对干部要有“自由市场”。

　　(4)污蔑苏联。王匡时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公开在宣传部教研室说：苏联出兵很被动，这与美国出兵朝鲜有何不同呢？并说：“搞华沙条约也使我们被动，让他们搞(指北大西洋公约)，我们不搞嘛！”王匡时、谢予还在干部中散布了许多关于污蔑苏联的谬论。

　　（(5)反对马列主义。王匡时谢予都反对在教学中贯彻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张文澄曾主张取消大专学校的政治课。）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