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正确认识大跃进与思想改造问题

　　<千家驹/孙晓村/吴大琨>

　　最近我们出席了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听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的报告，感到十分兴奋和鼓舞。在大会中还听了许多委员们的发言，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工作岗位来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歌颂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些发言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然而，其中有一位委员的发言，也就是章乃器委员的书面发言却与其他委员的论调根本不同。他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各民主党派所正要加强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作了恶意的歪曲、讽刺与攻击，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愤慨。但由于他的发言，语言比较晦涩，有些不熟悉他的人可能还不容易一下子就认清他的毒素所在，所以我们特写这篇文章，一方面表达我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以及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体会，一方面驳斥章乃器委员的谬论。从章乃器委员的这些谬论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尽管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断跃进的大时代，但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如章乃器委员一样，他们是不愿意跟着时代前进的，我们应当对这样的人保持警惕，并且同他们进行不懈的斗争。

## （一）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毛主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精辟的论证，正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迫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不进行不断的改革。”事实正是如此，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已经促使人们的思想的不断革命，而思想的不断革命又反过来影响和加速了生产的跃进。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上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同时，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需要随时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不断地产生而又克服，克服而又产生，社会生产力就随着这样而不断前进。毛主席从来就是既反对唯心主义者否认存在决定意识，又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者只看到物而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他始终坚持并且时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充分估计到事物的客观规律，即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性；同时又主张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承认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精神对于物质的重大的反作用。毛主席根据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把我国六亿多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要实行政治挂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多快好省，是要求在生产和建设中，尽可能地提高发展速度，充分发挥经济效果，不断地增强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李富春）。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质，我们认为，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钻研，求得正确的认识，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国家里，绝大多数人不仅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许多人而且虚心学习，求得正确的理解。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故意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章乃器的发言，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歪曲、攻击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章乃器说：“做任何事情，只强调必要性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再找寻出来并且说清楚它的必然性的一面，那才算做到主观同客观的一致。”章乃器是怎样理解“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呢？他说：“六亿五千万人的共同愿望，看来好像只是精神的东西，只能代表必要性。它何以会构成客观规律，构成必然性呢？这里有一句大家熟知的马克思的名言：‘理论一掌握了群众，便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但，这句话指的是‘到群众中去’的一面，而‘反映客观规律’则指的是‘从群众中来’的一面。……在这里，‘众志成城’这一句古话，是符合辩证唯物观点、也具有群众观点的。它说明：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就变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斯大林更明白地指出：‘世界上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这种把观念的现象列为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当然是第二性的）的说法，在经典著作中是屡见的。但对于初学唯物论的人，往往是一时不容易体会的；机械唯物论者则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这里，章乃器认为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愿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客观规律，既代表必要性，又构成必然性，并且引用马克思那句名言作为他理论的根据。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不错，我们是十分重视六亿五千万人民这一伟大的生产力的，但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发挥出来呢？显然不能。在解放以前，六亿多人民难道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共同愿望吗？但在解放以前，为什么他们的共同愿望没有可能实现呢？这是因为当时还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人民头上，这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我国人民群众共同愿望的实现。只有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统治，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把人民群众从旧社会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之后，人民群众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其一。其次，即使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了，但何以在１９５８年以前我国还是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呢？难道当时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吗，当然也不是。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我们还没有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还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没有完成，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真正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存在着，而这一切都限制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只有经过了１９５６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在１９５７年又进行了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党又及时地提出了和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也确切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和高速度发展的必然性，这样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大跃进。由此可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是那一个人主观上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产物。正由于党掌握了客观发展规律，把客观规律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自觉性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才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持续跃进的局面。掌握了客观规律，就使我们能够由必然的王国进入到自由的王国。没有客观规律做根据，我们的继续大跃进是不可能想像的。

　　章乃器却把总路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单纯看成是六亿五千万人的共同愿望，表面上他似乎非常重视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这一重要的因素，实质上却是要否定我们的总路线是客观规律的产物。又否定了总路线是经济战线、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基础上的产物。他故意混同了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故意无视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所起的作用，这样就把总路线看成是我们主观意识的产物，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这是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另一巧妙的说法。

## （二）

　　章乃器正由于对总路线作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因而严重地歪曲了我们的大跃进。他在发言中有用稿子的方格子来画图的一段话，结论说：“看了图，我发现，我们的国民经济步步高升是必然的，而且越到后来越容易。但是，如果只是要求等级距地步步高升，也就是每个时期（三年或五年）按照大致相同的绝对数字发展，那仍然是懒汉思想。”那么，要怎么样才不算“懒汉思想”呢？他说，“我们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就绝不是越到后来越困难的‘人爬楼梯’，而是速度越来越大的上升中的多级火箭。我们的每一个时期（三年或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绝不会是算术级数（１、２、３、４、５、６……）而应该是几何级数（１、２、４、８、１６、３２……），也就是持续大跃进的速度。”照章乃器看来，只有几何级数的跃进速度，才是持续大跃进的速度。如果“只要求等级距的步步高升”，或者说用算术级数上升，那是算不得“持续跃进”的。

　　在表面上来看，章乃器似乎对跃进的速度比我们任何人都要乐观，他要求我们的跃进按几何级数上升。实质上他正是要借此来否定我们当前的大跃进。因为我们究竟不是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就可以变出几百万个孙悟空来。周总理说：“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应该说，工业每年增产２０％以上就是跃进，增产２５％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３０％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１０％以上就是跃进，增产１５％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２０％以上就是特大跃进。”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这一科学的分析。周总理又说：“观察增长的速度不能只看百分比，必须同时看绝对数。如果认为工农业总产值以及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每年增长的百分数都必须高于前一年才算是跃进，那是不切实际的。”但章乃器却认为我们的发展速度必须按１、２、４、８、１６、３２……的几何级数上升，才算“持续跃进”，借此以达到其否定大跃进的目的。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按几何级数上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难道章乃器真的连这一点经济常识都没有吗？联系到章乃器一贯所坚持的立场和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不是在实质上否定我们的大跃进又是什么呢！

　　其次，我国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一个持续跃进的计划，同时又是一个必须经过主观努力才能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正因为这样，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但在章乃器看来却不是这样。他说：“我们的国民经济步步高升是必然的，而且越到后来越容易。”大家知道，事实恰好相反，因为“基数大了，每增长百分之一的数值也就扩大了，完成它就需要作更大的努力”。（周总理）在我们看来认为“越到后来越需要作更大的努力”，而在章乃器委员看来却认为“越到后来越容易”。应该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松懈我们的斗志，叫我们不要作任何主观的努力。

　　章乃器委员对国民经济计划所放的另一支毒箭，是对我国农业生产跃进散布悲观怀疑情绪，在第五节中他说：“同工业比较，农业生产的跃进，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在自然条件方面，耕地面积的扩大首先是有限度的，天灾也还不能完全避免，此外，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供应也还不够。因此，对于农业生产跃进的速度，不能机械地搬用工业生产的百分比。‘即使每年增产１０％到２０％，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这是周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番说已经预示着１９５８年的农业统计数字需要修订，同时也为１９５９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的调整和今年农业生产计划的安排制定了规范。”这一段话，是藏着毒素的。首先，章乃器委员对于今年农业增产的有利条件，如已经健全发展的农村人民公社优越性日益发挥，正在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农业的技术革新运动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有利条件等等只字不提；相反的，他却强调了耕地面积的不能扩大，天灾的不能完全避免，以及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不能充分供应等等，来说明农业跃进的前景是不妙的，这已经足够荒谬的了。但最恶毒的还是他歪曲周总理去年在人代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农业每年增产１０％—２０％就算是跃进的话，他一方面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另一方面，居然诬蔑总理的话是为去年调整指标“预留地步”的，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十分气愤。我们知道１９５８年的农业产量，所以估计偏高的原因，总理在去年人大常委会上关于调整指标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即使调整之后，也丝毫不能动摇１９５８年我国农业大跃进的事实。去年粮棉指标的调整，同周总理关于农业跃进速度的话有什么关连呢？接着，章乃器又说：“此外，农业统计已经显示了综合经营的优点。１９５９年由于全国农村副业生产收入的猛增，就弥补了农业因为天灾严重，粮食没有完成计划的损失，使农业总产值仍然达到跃进的速度。”按李副总理在报告中明明说，粮食实际达到五千四百零一亿斤。这数字与去年调整后的指标五千五百亿斤是相差不大的（调整指标时原说增产１０％左右）。由于去年我国某些地区遭受到数十年所未有的大旱灾，因而粮食完成增产８％的计划，我们从未掩饰过这一事实。即就８％的增产来说，也仍然是跃进。而章乃器却别有用心地说，由于农业统计发挥了“综合经营”的特点，我们用农村副业生产收入的猛增来弥补粮食没有完成计划之不足，这才使农业总产值仍然达到跃进的速度。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粮食每年平均递增３．３％，而１９５９年，在灾情特别严重情况下，粮食仍然增产８％，这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可能，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应该算是速度很快的。可是按照章乃器讲来，似乎我们是用把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并在一起计算的手法来使农业总产值达到跃进的速度的，这不是居心诬蔑我国去年农业生产仍然是跃进这一伟大事实，又是什么呢！

## （三）

　　章乃器发言的第二支毒箭是射向党的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的。这就是他发言的第六部分关于思想工作的三个问题。这一部分的文章表面上看来，特别显得晦涩费解，文理不通，逻辑混乱，不知所云。这令我们想起了过去胡风的文章来，当一个人想说的话不便于直接说出来，而又不能不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就往往令人有这种感觉。

　　章乃器发言的第六部分是谈思想改造问题的。按理说，谈思想改造就不能不谈到资产阶级立场与世界观同无产阶级立场与世界观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不谈到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不能不谈到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的立场与世界观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章乃器是一贯地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本改造的，一贯的否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这次发言中又一次证明了他这一反动的立场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们看章乃器在整整一大段关于思想工作问题的发言中竟绝口不提无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同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的根本性问题，而只在“形势逼人”，“有动于衷”等等上面大做文章。我们不禁要问：思想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是思想改造的话，是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呢？还是要把工人阶级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呢？根据章乃器一贯的言论来看，这反正都是一样，资产阶级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工人阶级有先进人物，资产阶级也有“管鲍遗风”“陶朱遗范”。由此可见，谈思想改造而不谈究竟要改造谁；改造什么；改造用什么标准等等，在我们看来，不免觉得奇怪。但按章乃器的逻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章乃器是一贯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本改造的，他认为“脱胎换骨”那就只有“至死方休”。在这次发言中证明他这一观点也是原封未动。在他的发言中，有一大段关于旧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框子”、“工作上的规格”、“生活上的规范”的话，他说：“工作‘规格’有的可能改动不太大，有的也不必马上改。”“‘思想上的框子’，……原来成套的只须拆开来成为个别的‘框子’，或者把个别的‘框子’再拆开来成为零件和材料，再加以适当的加工改造，就都成为有用的部件，零件和材料。问题的严重只在于构成了框子，而框子又成了套。材料是没有罪过的。分析一下我们的科学文化，分析到最后，可能大部分的材料都是‘遗产’。在伟大的时代当中，破铜、烂铁、碎砖、零木都已被搜罗一空，‘无用之材’肯定是不大有的了。”这一大段话，是很隐晦的，说得不明不白，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不过是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工作方式，世界观等等，有的不需要改造；或者不必马上改造（如他所说的工作“规格”）；有的不必全部改造（他的所谓思想“框子”），只要不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成套的原封不动的端出来，稍稍改头换面，修修补补就完全可以用了。”我们要大破大立，破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世界观，立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世界观。破得愈深也立得愈透。他却要我们改头换面，基本不动。只要把框子拆开，做适当的加工改造，就都成为“有用之材”了。这不是否认需要根本改造，又是什么？章乃器也许会问：难道资产阶级的科学中没有可用之材吗？不错，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中某些素材是可以用的，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有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但我们这里所谈的是思想改造问题，所谓思想改造问题是指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根本谈不上材料有没有用，以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章乃器所说的“思想上的框子”，“工作上的规格”，“生活的规范”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工作方法、生活方式问题。他所要全部或基本上保留的东西，正是我们必须以全力摧毁的东西。

　　其三，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形势逼人，非加强改造不可，这在我们看来，本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在章乃器看来，恰恰相反，他认为不感到形势逼人才是好事，他说，“不感觉到形势逼人，也没有什么神秘。一种方法，是经常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思想先行一步，生活如果太高，准备暂时（不过是暂时的）后退一两步。……另一种……就是完全信任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把自己放到客观形势的当中去，成为形势的一个组成分子。那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逼不逼的问题。”大概章乃器认为他自己是“经常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而“思想先行一步”的吧，所以他是不会感到形势逼人的。在我们看来，客观世界是不能不影响主观世界的，而当主观世界认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以后，又会反过来影响客观世界。有没有不受客观世界影响的人呢？那就只有花岗石头脑了。至于章乃器委员所说的“完全信任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把自己放到客观形势中去”，实质上是放任自流，不要发挥改造的自觉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另一说法而已。

　　其四，关于参观访问的“有动于衷”与“无动于衷”的问题。许多同志通过了参观访问，也就是通过了社会实践，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更热爱社会主义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更认识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绝对正确性，这次许多委员的发言中都有这种体会，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件加强自我改造的大好事。但是章乃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他说，“正确的方法是肯定‘凡人皆动’，然后再分析种种不同的动的现象和本质。”于是他把“有动于衷”的人分成四类：“一种是有高度的主人翁自觉的人们，他们经常注视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于一切新生事物都心中大致了了。……这种人的动是最正常的，也是最普遍的”。“第二种是在‘社会主义列车’当中‘睡大觉’的人们。他们平时对新事物‘熟视无睹’，甚至连报纸都没有耐心去好好地读一遍。他们偶尔出去参观一次，看到那么多陌生的事物，便要‘大吃一惊’。这叫做‘少见多怪’。”“第三种是过去与革命为敌而现在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的战犯们。”“最后，甚至连美蒋的间谍，假如他们有机会潜入参观的话，也要大动特动。这一般地应该是‘惊惶失措’，考虑弃暗投明的动；但也会有个别的‘妒恨更深’，力图破坏，反动到底的。”我们看，这就是章乃器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章乃器委员自己应该属于那一类呢？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社会主义列车中“睡大觉”的人，又不是战犯和美蒋间谍，那么，他当然是应该属于第一类的了，他既“有高度的主人翁自觉感”，又“经常注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思想先行一步”，所以既不感觉到形势逼人，又对一切新生事物都心中大致了了，所以看什么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感觉。这里，让我们引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一段话：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界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在章乃器发言中，我们不是看到这种自封为“天下第一”的“知识里手”的典型的画像了吗！在我们看来，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客观世界终是比主观世界丰富到千万倍，尤其是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的变革的时代里，在参观之后，看到客观世界的飞跃前进，“大吃一惊”，正是情理之常，而且常常成为加强改造，积极服务的促进力量；而在章乃器看来，却反而认为是“少见多怪”，这不是对歌颂大跃进的刻骨仇恨的表现吗！不错，真正“无动于中”的人是不会有的，不过动有两种，一种是看了新鲜事物，欢欣鼓舞，歌颂总路线，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一种是对新社会格格不入，仇恨更深，抗拒改造，反动到底。章乃器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上层给下层的，不是什么压力，而应该是一种引力。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对广大人民群众说的确是一种引力，但对少数顽抗到底的反动分子说则应该说是一种压力。章乃器又认为甚至美蒋间谍，假如有机会参观的话，也要“大动特动”的，这一般地应该惊慌失措，考虑弃暗投明；只有个别的会“妒恨更深”，力图破环，反动到底。原来在章乃器看来，美蒋间谍以至帝国主义反动派之所以仇视新中国，并不是由于他们阶级立场，而只是由于他们没有机会参观访问。如果让他们潜入参观的话，他们一般就会考虑弃暗投明。这又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谬论。

　　最后，章乃器还大言不惭地说：他在多年以来，就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可是，当时却有人并不那么同意；从我自己来说，也仍然学得很不够，所以还会犯错误。”怎么样“不够”呢，就是没有“做笔记”，“以往之所以没有学好，就因为没有支付足够的辛勤劳动。”我们看，章乃器这里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啊！他多年以来就多次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可是却有人不同意，谁不同意呢，他没有说。但别人不同意也决不会妨碍章乃器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呵，为什么这就会使他没有学好呢，真是“奇妙”的逻辑。另一方面，章乃器又把自己在１９５７年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轻轻以“还会犯错误”，一笔带过。更滑稽的是他把犯错误的原因归之于未好好“做笔记”，而与他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丝毫无关的。

　　总之，章乃器关于思想问题的整个发言是反对思想改造，反对立场与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反对兴无灭资的。这是章乃器右派立场最露骨的表现！

## （四）

　　章乃器发言中除了歪曲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地攻击党的大跃进，攻击党的思想改造政策外，其他严重的错误还是很多的。举例来说，如他把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四字割裂开来，说“多快是目的，而好省是条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降低为就是“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不一而足。最令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狂妄到对毛主席的著作指手划脚，评头论足。大家知道，“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校阅作了些个别的内容上的补充与修改而编成的，而章乃器竟荒谬地要加以“补充”，这是对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的一种侮辱。

　　总之，章乃器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是一束毒箭，这束毒箭的锋芒是直接射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思想改造政策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立场如果不作根本的改造，他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顽强地表现出来。章乃器在这次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再一次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面目，对我们来说，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刘少奇主席说：“让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以本来面目长出地面，并不是坏事，相反地，是很好的事。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锻炼人民群众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同毒草作斗争的本领，从而达到放社会主义百花，锄反社会主义毒草的目的。”就这一点来说，章乃器这次的发言，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的。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下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章乃器的发言实质上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种挑衅行为。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所以不能不对他的谬论进行驳斥。但我们仍希望章乃器能够正视自己的严重错误，痛切反省，决心改造。带着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究竟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

　　——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4月16日，原标题为“怎样正确认识大跃进与思想改造问题——驳章乃器委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