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分子李进文档案：鸣放大字报和交代认罪书 　　【李进文（1929--1974），男，广东省五华县人，中学毕业，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科长、共产党员。 　　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 　　1949年，正式参加工作，入共产党。 　　1949—1954年，先后在五华县担任过宣传干事、副乡长、中共区委副书记，民兵大队长、土改工作队队长等职务。 　　1954年，调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1954--1958年，先后任干事、副科长等职。 　　1957年，写大字报对官僚主义、领导的工作作风以及机关的工作风气等方面进行了批评写的很尖锐，直接点名批评，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到中共省委农场（即白云山农场），后转广东博罗的铁矿场劳动。 　　1959年，又转回白云山农场。 　　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 　　1974年，去世。 　　1979年，被正式宣布为错划右派分子，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呈批表》中的“本人申诉改正的理由”一栏，由妻子代为填写：“李生前对她讲：他划为右派是由于提过两个意见：1、认为广东肃反打击面宽了，建议领导上召集被斗争过的反革命分子开生活会；2、给领导贴大字报，用漫画的形式画了一个人吊（钓）鱼，说领导官僚主义。这样划为右派思想一直没有解决。” 　　 ——摘自孙陇：《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祭：一张鸣放时期的大字报》】 ## 第一部分：李进文的鸣放大字报 ## 1. 半天吊 　　听说我们部里的处长、主任有一种头不兼天、足不着地的“半天吊”的“慢性病”。据诊断病态的表现：（1）上承部长指示，下达科长、干事执行；（2）开会，看电报，传阅文件；（3）承转（有时也批发）科长转来干事的文稿；（4）听汇报。至于亲手接触，深入下层，调查研究，他们因为是“任务繁重”无法分身，有些处长、主任很少，甚至从来没有下去（今年3月组织大规模的力量下去检查组工会议的贯彻情况，一个处长也没有，向这样的大转变，处长、主任不去看看，怎么行呢？）就是在家里定计划，写总结，写报告，综合整理材料……也自有“拼命三郎”：讨论研究问题也不过是将同志们的意见综合为一、二、三、四，总之上有部长决定，下有科以下干部执行，他们在中间风吹不进，雨打不着，这种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是否妥当？究竟处长、主任如何真正起到部的手足作用？部长有如何去领导处长、主任和全体同志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 2. 人隔云山几万重 　　“官”高一级，“隔”多一层，见首长难于上青天，有人说这是言过其实，我说那到不然，略举一鳞半爪，便可见一斑。见处长吗，那还比较容易，欲见部长却难于哉，见省委书记吗，那就难哉又难哉，一般规律是“书记、部长”，“部长、处长”，“处长、科长”。他们之间的接触，无非是会议室内周转，与文牍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真正干事的“干事”，与“领导的领导”，其中间的距离，真有“人隔云山几万重”之叹！ 　　有人说，我们组织部的部长有一种不接近群众的“优良”传统，说是“衣钵”相传，话虽有点挖苦，但仔细思量，也并不是凭空捏造，请你查一查，以前李明、欧梦觉两位部长与群众联系的情况如何？他们任书记后，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吗？又不妨问一问尹部长，他对组织部的同志认识有几个？刘副部长，有在什么时候主动与下面同志亲切交谈过？ 　　（见“面”既然如此艰难，思想见面当然更无可言，同志们的工作情况、思想情况、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无路上达，领导上只好“茫然”，等到问题严重到爆炸了，只有“开刀”，调离。） 　　有人问，我们组织部为什么自由主义浓厚而政治空气稀薄呢？为什么乱搞两性关系的丑事不断发生呢？为什么有很多同志不愿在组织部工作呢？为什么大家觉得组织部人与人之间总是冷若冰霜呢？为什么……我想，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亲爱的部长同志深入到干部群众中区寻求答案。 ## 3.随便谈二则——扯淡（笔者注，选其一） 　　工间操 　　工间操时间未到， 　　到处已经是热热闹闹， 　　有人提议去散歩， 　　有人说“扑克”玩一会， 　　这里叫三人差一个， 　　那里说“攻花”不如“摔到底”， 　　司令，参谋加战士，部长，处长，科长 　　团团围上呐喊摇旗， 　　大战没有三百合， 　　胜负双方谁也不愿意， 　　直“摔”得天昏地暗 　　直“攻”得人仰马倒， 　　上午是不到九点半钟（多一点）， 　　下午是不到五点不收兵， 　　消磨时间，就是依靠这一手， 　　不然，日长无事拿什么来开心？ ## 第二部分：李进文关于右派言论的交代材料和认罪书 ## 一、夸大缺点，丑化领导，否定领导的作用。 　　这种思想和眼乱在鸣放时期所写的大字报所写的大字报和座谈会的发言中突出的表达出来。 　　首先是对部的领导。在领导作风上平日在日常生活上比较少于同志们接触，污蔑成为不接近群众的“官”。领导上高高在上与下面的干部是人隔云山几万重，见面是难于上青天。丑化领导不接近群众是衣钵相传，平时很少关系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干部的具体情况，学习情况，生活情况，少和下面干部作个别谈话，使下面干部有意见，无路上达……把领导上正常的工作和工作制度说成是在办公室内团团转，与文牍主义结下不解缘。说领导上深入调查不够，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在工作的指导上说领导对下面，原则指示多，具体帮助解决问题少，领导不深入，靠会议（组工会议和座谈会）去指导工作。贯彻中央的方针是一般化，四平八稳，慎重有余创造不足，去年8月干部工作座谈会上对各地培养提拔干部工作上已出现官多兵少，超过实际需要的现象，直到中央召开组工会议前，还是强调反右倾保守。今年组工会议贯彻稳定提高干部的工作方法时，在具体措施方面除中央提出的几条外也缺乏新的东西，对干部分管与统管问题也缺乏主见。对刘部长也是诸多挑剔，说刘部长平时很少接近群众。4月间我与刘部长出发佛山回来后，竟对人说，这次出发有点游山玩水的味道。检查干部工作和听了下边汇报干部工作后只是提出原则的意见缺乏具体的指示，对自己帮助不大，很失望。更丑恶的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污蔑领导经常打扑克，超过时间。 　　这些看法和言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完全是对领导的一种丑化和污蔑，我们部的领导是党委的助手，掌握大政方针，指导全省的工作，许许多多重要的问题，要他们去研究解决，不可能每天都抽出来和同志们交谈，实际上不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部长对本部的同志都是能够深入联系的，各种工作会议，党的组织会议，联欢，婚礼等，我们的部长都是从百忙中抽身主持或参加，就是日常生活中也是经常与同志们接近，或通过组织形式通过各处室的领导，处处去关心照顾同志。对个别犯错误的同志也是经过领导上的反复教育，由于他们不能很好的接受教育而犯错误，完全是由本身负责，绝不能归咎于领导，为了教育干部，为了严肃党纪，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给以应得的处分是完全正确的。对工作的指导方面，部里都是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认真的研究正确的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随时组织人力经常下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及时指导工作，就是说既有方针原则的指导也有具体的帮助，因此能从各方面取得伟大的成绩，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各个时期中心工作的完成。干部工作方法，在中央和省委没有改发之前，干部的领导执行原来的决定是完成/全正确的，不能说部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没有创造性。今年贯彻稳定提高干部工作方法也完全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贯彻执行的，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对与刘部长出发佛山回来的言论，说明狂妄自大的，看不起领导，破坏领导的威信，攻击了领导。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对领导的看法和发出的言论，只能说是对领导的一种丑化和污蔑。 　　其次是否定处的领导作用，丑化处长是有一种头不兼天，脚不着地的半天吊的慢性病，把处长说成是不起作用，上有部长决定，下有科长干事执行，平时又很少下乡和写东西，他们在中间风吹不进雨打不入，说这样的处长不难当，这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处长的作用。为了否定处的作用，突出的表现自己，竟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将处长的主要工作和正常的工作制度，如上承部长指示，下达科长干事执行；开会看电报，传阅文件；承转科长转来文稿；听汇报等，这些主要的工作，荒谬的说成是病态。对处长深入调查研究不够，也是仅片面的看到个别处长少下乡（指白处长和钱处长），没有去分析是不下乡还是没有可能下乡，是夸大是污蔑。事实上王彻处长今年就亲自到高安去，过去陈彬处长也经常抽空下去。白处长钱处长也是经常希望下去，但由于家里有许许多多更为重要的工作，不能抽身下去，说处长少写东西也是歪曲事实，污蔑领导。我们写的东西都是经过处长反复修改的（这比写初稿更为艰巨）王彻处长扣钱处长都还经常和我们一起共同写材料，共同开夜车，这些铁的事实，都说明是夸大缺点，歪曲事实否定处的领导作用抹煞了处长的光辉劳动。 　　为什么我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会夸大缺点，甚至是捏造事实攻击领导呢？这固然是由于自己主观片面情绪偏激。更主要的是由于自己个人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甚至对领导上存在有不满情绪，因此乘整风之机，对领导吹毛求疵，个人的不满情绪就会流露出来。其不满发展是： 　　①区部长原来是参加党员处的党小组，后来支部通知说参加干部处的党小组，在编组时，有些同志说跟首长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感到拘束，后来决定编在干部处一科的党小组，当时是我当小组长，但编组后在我任小组长期间，区部长没有来开过会，自己认为这是首长的特殊，平时领导少接近下面的干部，组织生活又不参加，这样是脱离群众，下面干部见首长确实是困难。有一次因写一材料（是古老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几个同志合作）写好经区部长审阅后，我写的那部分，有些问题要补充具体材料，区部长找我去当面交代要补充那些材料。并要的很急，后来找到一些，但还感不足，我说现在手头上掌握的材料就是这么多了，区部长即板起面孔，态度很严肃的责备一番，并限时刻找出来，自己感到很不好受，心里不满，一直记在心里。 　　②林书记的秘书方骏同志因病休养，部里决定叫我去代理，并作个别发话，嘱将工作交代好，后来改叫朱静娴去了，但领导上没有跟他说清楚不去的原因。后来才知道林书记不要，说对我不了解。当时我想部长官僚主义不接近下面，（林书记当部长时）不但不了解本部科级干部的情况，而且连名字也不一定叫的上来。要想领导上了解可不容易。 　　③很少见部长亲自参加听取下乡回来的工作会/汇报，根据会议的情况及时总结提高，只是每伸手向下面要材料，而且要的很急，平时没有很好的积累材料，临时才要，累得下面头昏脑涨，而领导只是高高在上，布置工作和汇报工作都是层层下达或层层上报，不体念下面工作时的困难，少给予具体的帮助提高，同时看到尹、刘部长平时也很少主动的接近干部，与下面的同志个别交谈，自己在部里工作几年了，从没有见领导与自己个别谈话，问一问工作生活、思想等情况，这些自己心里一直都感到有意见。 　　④只看到自己的工作，看不到别人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成绩，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极端荒谬的认为搞具体工作才是干事“是拼命三郎”。同时由于自己存在平均主义思想，好逸恶劳。认为许多具体的工作下乡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写东西都是由科以下干部去做，处长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呢？经常要材料就是下命令式的，累得人家蒙头转向，搞通宵，搞出来的质量又不高，白废力，吃力不讨好，今年春节，自己准备带孩子回家，车票已定好，后来分配写干部思想情况，作为组织工作会议的文件，自己刚回来部里不久，什么还是很生疏，（离开一年多了）情况不熟，材料不足，自己认为本应由综干处来写才对，为什么叫我来写呢！要求又很急，只得硬着头皮，花了整个春节的假期，开夜车，思想上很不满意。同时错误的认为科以下干的具体工作多，但许多生活上的照顾，文件、会议等多是处以上才能享受，科以下则较少，也有意见。 　　⑤狂妄自大，有看不起领导的思想。对领导多看到缺点的一面，看到白处长几年来很少下乡，文化水平也不很高，过去在处联合办公或者听完会/汇报后很少提出具体意见和指示，认为他既不用下乡，又不用写东西，大政方针有部长决定，具体工作有下面的科长干事来干，实际区上没有做多少工作。同时去年发现自己对补助问题上有错误时又不找自己说，而是在王彻同志面前批评自己，心里不满意。由于去年写干部思想情况时事先经过和王彻处商量，写好后又经过处的修改，但送部后该问题提得不突出，一般化不能用，我想我牺牲了春节假期，化了很大的劲，写出来的变成废品，责任完全在处，认为是处没有将部的意图交代清楚，同时也认为王彻处长来机关不久即提拔，对干部工作也不十分熟悉，过去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在文字的组织方面也不见得十分高明，因此将这次写的材料不能用完全归究于王处长。对钱处长也是评头品足，认为他文化水平高，但缺乏基层锻炼，几年来生长也不慢。 　　⑥用狭隘的固定的眼光来看待处的领导，不恰当的与一个县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作比较。由于自己从参加工作后较长时期在县里搞基层工作，所接触到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是搞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的一套。一个县的领导，他的工作对象是农村基层，群众，因此经常都是深入下去，当每个运动来时，领导必须是带头深入，亲手接触，创造经验，指导全面，这样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给自己的印象很深刻，因此用这种眼光来要求处的领导。没有认识到在领导机关特别是省委的组织部门，他的工作对象不同，任务不同，是个方针政策的研究者和掌握者，绝不能与一个县的领导来作比较，这是极其片面的看法，是否定领导的主要工作，是极端错误的。 ## 二、夸大与歪曲事实丑化组织。 　　把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丑化成为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见面难于上青天的官，领导对待干部丑化得森阴可怕，说是平时不教育，不作思想工作，不了解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思想等情况，到了犯错误就处分。将部里个别出现自由主义的现象，（如对李维任同志的问题事实未弄清即到处传播）夸大成是整个部自由主义浓厚，政治空气稀薄。把部里同志们之间日常生活联系不够的某些缺点，自己感到没有在县区乡工作时同志之间联系那样密切，生活上也没有象在下面一样的打成一片，竟丑化为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把张华和王锋两同志搞两性关系的个别事情，夸大说是丑事不断发生。把个别同志在组织生活的会议上或个别向领导上暴露自己的思想要求调动工作或下放基层锻炼，歪曲说成是大家都不愿意在组织部工作，这些都是歪曲和夸大事实，丑化组织，攻击了党的组织，把党委组织部门形容得不象样子。事实上，我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领导上抓思想工作都是十分注意和重视的。这些具体事实，上面已说过，同志们也举了很多具体事实驳斥了这种荒谬的论调。本部的政治空气是十分浓厚的，绝不能污蔑为稀薄，总支和支部经常根据党每个时期不同的中心工作或各项政策措施，布置党的组织会议谈思想情况，及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平时的组织生活也经常把思想工作当作一个内容，如发现党员有缺点时支部和行政领导都及时作个别教育，及时做思想工作，其他有无数的具体事实，不用一一列举。这些都说明我部的原则空气和政治空气是十分浓厚的，而自由主义仅是个别的不良现象而已。说组织部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这更是毫无事实的污蔑，这种说法客观上是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污蔑我党，起了呼应的作用。别的不用说，就以我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例证。我到组织部几年来，组织上对待我的关怀与爱护是无微不至的，职务上和工资级得到了提升，爱人安置了工作，家庭困难也随时得到临时的或定期的补助，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是非常信任。本处或本部的同志对自己也是从各方面加以关心爱护。至于领导对待同志和同志们之间不论政治上、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都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在一起，共同搞做好党的工作，怎么样也不能说部里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这只能是对组织的一种丑化。至于说两性关系的丑事不断发生，说很多人不愿意在组织部工作都是片面的夸大缺点，歪曲事实，丑化组织。 　　（既然事实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发出这些恶毒的右派言论来呢？这是由于我的思想深处存在肮脏的名位思想，存在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组织部认为组织工作不好做，搞组织工作不能出风头，干了工作没有人知道，不象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负责行政工作能够出风头，能够炫耀自己，这种思想来组织部后即存在，认为在在高级机关做是大机关小干部，存在“宁为鸡口，毋为牛尾”的名位思想，当时曾想要求回到基层去，认为在高级机关搞具体工作，没有劲头。当提拔为副科级以后，还是认为这里的科级干部都是一样的做具体工作，不如在县里当个部长或其他机关做个科长好，这种思想在今年下放干部时活动得更为严重，曾写信给原籍的县委，征询意见，准备要求下去。在提拔使用方面，思想上也曾有过要求，希望能得到提拔。如去年本部提拔一批副科长和肃反办公室回来时见王彻同志得到了提拔。这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使自己思想上感到这里的领导对自己不关心，埋怨领导和组织对自己不加意培养，不帮助自己。同时错误的认为高级机关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完美无缺，当看到组织部发生有些缺点，如自由主义，两性关系，个别干部不安心等即抓住不放，作为自己攻击领导的事实，以为这样便可以开脱自己思想深处的脓疮，就可以掩饰自己卑鄙的名位思想，而又借口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所以我才会产生这些思想。因此对组织诸多挑剔，抓住一些所谓缺点即夸大、歪曲，加以丑化。） 　　我在肃反办公室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在生活上曾经有一度较为困难，当时由于3个孩子连续不断的生病，他们又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用费全要由自己负责，乡下的老母和一女小孩也要自己负担，这样不但经济上负担大，特别是思想上受压力很大，包袱很重，很烦恼，心情不好，埋怨子女多麻烦多，思想苦闷。也埋怨组织部的领导和福利委员不主动关心自己，一直到自己生活上产生较大的困难时，只得经常向人家借款，后来写了申请，但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消息问支部才知道没有收到我的申请书，后来又补写了一张，也是隔了好几个星期才批下来，解决了旧的困难，偿还了债务，但新的困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后来又听王彻同志对我说白处长对我提出了批评，说组织上已十分照顾我了，而自己还有意见，（这种批评完全是对的，是十分应该的）因此，更增加了自己对组织的不满情绪。 　　去年开党代表大会之前，直属机关选举代表，组织部党支部没有通知回去参加选举，选举后酝酿提案也没有参加，自己认为一个党员选举党代表和提提案都没有享受这种权利，在个人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认为这是组织不从政治上关心干部的结果，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后虽然经过支部解析和作检讨，但认为组织上不关心干部的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我就是由于这些个人主义逐步发展到怀疑组织对党不满，发展到这次大鸣大放，在这样的阳光气候下面，离开了党的立场，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大放厥词，向党攻击。 ## 三、怀疑和否定机关肃反的正确性和取得的伟大成绩，具体事实： 　　1、对5％的控制数采取怀疑的态度，怀疑是否主观了，实际上是对整个肃反运动的正确性和成绩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对5％控制数的歪曲。自己在肃反办公室期间接触的情况，仅看到省直属机关第一批和地专机关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按照政策界限复查定案时总的比例达不到5％；第二批和各县运动的结果比例更小；后来中央又改为2％左右为内部掌握的控制数。这样的变化，当时思想上是极端右倾的，对运动的正确性和取得的成绩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么长时间，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和钱财，能定下来的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达不到5％的比例，而且经过复查后下降数量相当大，反而要向原来斗争过或审查过的对象做一系列的善后工作，有些还要向他们赔礼道歉，麻烦得很，认为这是成绩小，花不来，不合算。由于有这种思想，因此对中央改为2％时对原来5％的解析没有真正从思想上领会过来，认识上还存在距离，思想上还是主观片面的认为既然运动的结果达不到5％，所以才改为2％，那么原来的规定的5％就值得怀疑了。另外在运动中都是以5％为检查和衡量是否左或右的准绳，从工作的接触中有些单位，查出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没有那么多时认为是右倾进行严格的批判。在区党委机关开展运动时有些地区定计划一般是计划斗争对象超过5％，准备打成5％左右为指导思想，但运动结果比例并没有那么高，复查了好几次，增加了不少麻烦，要化很大力量去做善后工作，因此竟错误的认为是5％的规定所带来的麻烦，造成打击面过宽的缺点，这种严重的右倾观点，对运动中5％所起了正确的积极作用就很少去看，而多看到缺失的一面，因此，和刘部长出发到中山时，在鸣放中还会将这种毫无立场的看法提出来问刘部长5％是否主观。 　　2、污蔑肃反运动没有提高干部积极性，把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夸大成为全面的，把个别次要的看成是主要的，实际上是否定了肃反运动提高了干部积极性这个重大的成绩。自己看到省直属机关在运动初期在干部中普遍进行×查，引起了一部分干部思想顾虑，怕打狼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后来很快纠正了），其中区党委也发生过保密大批搜查，实际上等于普遍搜查，干部情绪波动很大，江门市在初期也曾经全面的进行三查五查（具体内容记不清楚）波动面很大。到运动后期经过复查后下降了的或要平反的数量也不小，这些人回到原机关后表现消极沉闷的占多数，真正积极的和不满的都占少数，同时从各地汇报中反映有些人在运动后，讲话也不够大胆，有的将每天对人讲过的话写在日记上备查，有些企业、医院中则怕事故，一出事故怕说是有意破坏，缩手缩脚。在肃反办公室写总结报告时要找寻运动后提高了干部积极性的具体表现的典型例子，当时自己手头上没有掌握这么具体的事例（其实是没有很好去找）就是我们组织部经过肃反后干部积极性提高了的具体表现，自己也说看不出来。这种思想和言论都是对肃反运动提高了干部积极性的重大成绩的一种否定和污蔑，客观上是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否定和攻击肃反运动的成绩起了呼应的作用。 　　（3、夸大本部肃反运动的缺点，认为本部肃反运动成绩不是主要的。看到本部的肃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和力量，斗争的对象最后能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没有几个，自己错误的认为肃反运动要搞出反革命才算成绩，否则就不算。同时看到运动过程中发生宋贺庆逃跑和吴凤鸣自杀等事故，运动结束后还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在运动后期又发现漏掉了梁天培。自己仅看到这些次要的缺点方面，思想上认为（而且与王彻同志说过）如果本部总结时是说肃反运动是健康的正常的（总结时我没有听）那是教条主义，不符合本部运动的实际情况。） 　　对肃反的成绩和本部的运动应如何来正确估计？这个问题已在总结中说得很清楚。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大辩论所摆的材料使自己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肃反运动的正确性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为清查出许多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纯洁了内部；更加全面的了解了干部的政治情况，通过运动弄清了一大批干部的历史政治面貌，更好的更适当的使用干部；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政治警惕和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作积极性……等。对5％控制数的正确性，原来斗争对象下降的原因，审查过的对象应不应该等问题，都真正从思想上明确的认识过来，使自己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性质，实质上是否定肃反运动的正确性和成绩，完全是丧失立场，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由于自己没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对国家人民的利益，对党的事业就不能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分析问题，与党没有共同的思想和语言，而是离开党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不但对待肃反运动是如此，就是对过去的土改整队也没有完全从党的事业，从队伍整顿后提高了阶级觉悟，端正了立场，保证了土改任务的完成等方面去认识，没有从被处分的同志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失去认识。自己看到当时整队那样严肃紧张的场面，看到一部分区书和县委等较老的同志因立场不稳而挨整受了处分，（如当时五华县付县长邓其玉，公安局长赖燕如同志，都在地委集中整队时进行大会斗争）。七区区长陈天扣押起来（不是敌我问题，后已恢复党籍）游街示众并把他和他亲手捕起来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关在一起）。因此自己就从个人患得患失产生一种害怕情绪，认为这些同志入党和参加工作时间较长受教育和锻炼也较多，还会犯错误而挨整受处分，而自己是新干部受教育和锻炼不多，革命道理都懂得很少，很难保证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犯了错误也会受到处份。自己产生一种缩手缩脚，谨小慎微的思想，直到1953年介绍人入党还是心存戒心，怕被介绍人以后发生问题连累自己（因整队时有的就是因介绍入党入伍的人中发现有政治问题或其他问题而受处分）。同时对那些因立场问题而受处分的同志，有同情和怜惜的思想，认为他们过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工作，对革命有一定的贡献，所以会在立场上犯错误，很多是不自觉的，不是有意的，而是由于没有受过系统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思想觉悟低，情有可原，何必处分这么重呢？ 　　近年来在工作的接触过程中看到各地都有一些土改整队的遗留问题未彻底解决，有的还不服上诉，去年党代表大会还有代表提议进行清案，省委也当作调动干部积极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海南岛也因土改整队问题而引起干部的团结上有问题。在今年了解干部团结问题时，也接触到这些材料如监委摆出应清理的案件数；肃反办公室的复查后下降字及这些人与组织和领导上思想尚有距离等情况，因此自己不自觉的同情和盲目的共鸣，对土改整队和肃反的正确性和成绩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怀疑，甚至在鸣放转入大争时在小组会上提出召集那些历次运动被错伤和重/处分过重的干部开开座谈会，听听他们对干部工作的反映，这实际上是替他们向党叫冤，叫他们向党进攻。 　　由于自己离开党的立场，对过去的运动的正确性认识不足，有否定一切的情绪，因此对这次党发出整风指示之后，怀疑反掉三个主义能否提高干部积极性，怀疑整风运动会不会虎头蛇尾（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解放后已反过几次了）。认为几年来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那些在土改整队时被处分的同志，还那么多意见，还没有很好的发挥积极性，肃反运动后又增加了一些遗留问题，反三个主义错误的理解与仅是改进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不一定是解决那些历次运动的遗留问题。这完全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不相信党，不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思想。 ## 四、运动中的态度恶劣。 　　当本部大鸣大放转入大争阶段，自己害怕反击，思想抵触很大，与领导采取对立的情绪，认为过去从来就是向领导上提意见后，领导认为对的便接受，不对的便拉倒，为什么忙于反批评呢？当领导发下10道题讨论分清是非时，认为题目出得不妥当，抓住人家的词句问题，还到大厅去抄回农村部的题目来作比较，还对王处长说领导没有掌握干部思想情况是官僚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运动起了破坏作用。当领导要我进行检查时，没有很好从一个党员的要求去检查和认识自己一系列的左派立场、思想、观点，还以为自己的错误不外是思想方法片面，词句刻薄，有偏激情绪而已。经过领导上和同志们几次帮助之后，还是表现不虚心，不正视自己的错误，不是站在党的立场来检查自己的右派言行，而是想混蒙过关，想从各方面减轻自己的错误，避重就轻，转弯抹角，不够大胆的接触思想实际，摆出思想深处的肮脏的东西来，存在个人患得患失的害怕思想，诸多顾虑个人的得失问题，怕问题提高到原则来越分析越复什，怕受处分，怕今后不知会如何下场，悲观失望，存在消极对抗情绪，抱着“死老鼠任猫捉”的态度，认为错已经错了，听候处理算了，我已承认了错误，思想上已愿意改正，还要追到什么时候，因此严重的影响自己正面的深入的检查思想深处。这些都说明自己对思想改造还采取抗拒的态度 ，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组织应有的态度，不是从党的事业，从党的利益上去深恶痛恨自己，主动的靠拢党，相信党大胆交代，弄清自己的问题，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这只有增加错误的严重性。 ## 五、错误的根源 　　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沾染了自私自利的剥削思想，立场观点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入党和参加工作前没有经过什么斗争的锻炼。在1947年以前还是念书，充满了扬名显亲的欲望，1948年失学当小学教师，本想教一年书赚点钱再去读高中，以求上进，将来好找出路。1949年初入党时就是存在为了找出路的动机参党的。参加工作是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下，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那种对革命斗争的软弱性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直都没有系统的彻底改造与清理，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没有完全树立，加上在工作中学习不够，政治上不够开展，因此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就不能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问题，在认识问题上往往与党有距离。 　　我的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和狂妄自大是有它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我是出生于一个农民家里，几代都是单丁，我从小就是过着孤儿寡妇的生活，门楣衰落，被人家瞧不起，我母亲千辛万苦的抚养自己，想尽一切办法节衣缩食供给我念书（听说我家几代来没有人念过书）。她这样的唯一希望，就是要我长大后，能够出人头地，在这样的教育下，从小我就有升官发财的思想和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根深蒂固的带到革命队伍中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清除，在参加工作以后不断的得到了提拔，因此这种思想一直都是在发展，这二年来发展得尤为突出，一手要官，一手要钱，希望年年提拔，步步高升，这山望见那山高，得不到满足时便埋怨组织，甚至发展到怀疑组织对党不满，与党离心离德等危险的地步。正由于自己是个孤儿，母亲溺爱自己，在学校读书时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不是第一也是优等，在村中群众很器重自己，16岁（入中学前）即担任本村的小学教员。村里能读中学的只有三四个，因此从小就逐渐骄傲自满，自以为了不起，心目中只有自己，参加革命后一帆风顺，这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肮脏思想不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发展了，发展到今天看不起领导，只看到自己的工作，否定领导的作用的严重程度。 　　由于我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对党不满意甚至是与党对立，向党进攻，其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抚心自问入党后8、9年来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得到党的关怀与帮助，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工作上大胆的信任自己，党的所以这样，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我好好的为人民当好长工，我本应当体会到这一点，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党工作，但恰恰相反，满脑子个人打算，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什么都从个人得失出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之于脑后，辜负了党的期望与培养教育，因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便埋怨组织，对党不满，直至攻击领导，在大鸣大放时期疯狂向党进攻以怨报德，这是多么的卑鄙、无耻、丑恶，想到这些不禁愧悔交并，痛恨自己。我感谢党这次在悬崖中挽救我，把我从坭坑中救出来，我诚恳的向党认罪。我要求党根据我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的重度，为了教育我本人，给予应得的处分。从今以后我保证抛弃一切个人主义的打算，坚决站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全心全意的做好工作，我还有勇气和决心来改造自己，要求党把我继续留在党内，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和最需要的岗位上去，最好是放到农村去，当一辈子的农民进行全面的长期的改造，使我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李进文1957年12月30日 ## 说明 　　最近来由于心情沉痛，思想很乱，且兼身体不舒服，对许多问题检查得不系统也不深刻，请领导上再帮助。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