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渭川交待材料

　　<北京师范大学、董渭川>

## (董渭川：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

## 一、在整风期间参加过的会

　　(1)学校党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大型的、校部的、系的。

　　(2)教育部党委召集的座谈会。

　　(3)九三分社的汇报会。

　　(4)学校的行政会议。

　　(5)北京市人代会的预备会。

　　(6)傅副校长家中的座谈会：(甲)如何领导附校。(乙)关于考试。

　　(7)师大民盟支部召集的“教授治校”座谈会

　　(8)九三总社与师大支社的“教授治校”座谈会(四次)

## 二、接触过的人和谈话内容

　　(1)钟敬文——(甲)在一次校部座谈会开会前，他说：“你现在积极起来了，人在运动中也能提高啊！”在我向两位党委书记蛮横无礼之后，他又说：“你过去受了一些委屈，我是知道的，不过群众对于你另有看法，因为你会讲话，讲得漂亮，所以觉得你逢迎。”  (乙)在另一次校部座谈会散会出门时，他问我：“你搬不搬家？”我说：“在考虑。”他说：“不要搬。”我迟搬家的原因：(a)自己批评了“高干宿舍”，钟敬文又这样说，不能不犹疑；(b)新房子的地未干；(c)孩子正考毕业。  (附带说明14日校刊上的两点错误)。

　　(2)朱启贤——在我说过了“臭垮服”的第三天，下午回城，在院子里碰到他，他说：“我正需要这种材料，你说出来好极啦。”拉我去他家吃饭，我不去。他送我到汽车站。途中我问他：“你为什么駡我拍马屁能当教务长？”他说：“我不对，要不要我声明一下？”我说“那用不着了。”我又说：“你知道吗，我这个副教务长是傅副校长提出的？”他说：“听说啦。”我避免和他谈整风，就又和他谈他新生的孩子，是男是女，以及他的爱人喜欢男的女的等等。在我搬来新校之后，有一晚傅副校长叫我去他家看北京日报上关于陶大镛的事，一进门，看见朱启贤在座，我看了看报就说：“我回家洗澡去”，意思是怕朱来找我。待了几分钟，他在院中喊我，那时祁太太正和我爱人谈话，我对祁太太说：“请你不要走。”朱进来之后，说他也要搬到红楼来，看看这里的蚊子多少，坐了几分钟就走了。

　　(3)陶大镛——第一次谈话是在大会议厅开会休息时间去厕所回来，他讲了些何副校长的恋爱故事，说是从穆木天那里听来的。第二次他去教育系（我正开会）找我，要我校对在民盟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子，临时在一个大教室中谈的。我先告诉他，昨天张斧报告关于何副校长的事又撤销了，他很惊讶，接着他讲“这是张与何有矛盾，张想取何而代之”。校完稿子以后，我问他：“在此情势下，我们民主党派成员怎样办？”他说：“前几天市委统战部在会上说得很明白，要我们站在群众中间揭发矛盾。”第三次，他去我家，又要我校对发言稿子（报纸登的和校刊登的虽系同一发言内容，而繁简不同，不知何故。）那时尚丁在座，一进门，他和尚丁很熟，就说：“你在这里”，三个人都站着，我看稿子(只有几句话)，他告诉尚丁说，邰爽秋可以写一篇各国教授治校的文章，要他去找邰，就匁匆走了。陶大镛说我对他讲过这次大放大鸣类似五四运动，可能是在第二次会见时说的，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但我自己确实有过这种看法。

　　(4)尚丁——这个人是从上海来的。他原来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出版的一种刊物“展望”的主编，1950年我给该刊物写过一篇“今日的父母与子女”。1951（或52）他来北京，在文化俱乐部请过一次客，请了很多人，我在那次宴会上和他第一次见面，以后毫无往来。今年六月间，他忽然来访。他现在是“学做月刊”的负责人，据说为“约稿”而来。他先说，邓初民已答应写一篇为陶行知鸣不平的文章，让我也写一篇。我说我现在没工夫，毛礼锐有一篇早已写成的，可以向毛要。然后谈到编—个综合性的刊物不容易。我说我有一篇关于批判杜威的旧稿，暑假中可以整理寄给他。接着他说，马寅初去访他，在谈话中知道北师大把政治学科的考试改为考查了，我说因为上学期已考试过一次。他问师大的情况，我告以党被动，将一军走一步。再下去是问他上海大放大鸣的情况，他说，没有北京来得深刻和鸣的面广，北京连胡风问题也提出来了。他又说，听黄炎培谈毛主席准备辞了职专研究文教工作，我感到很惊讶。在我送他去找邰先生的路上，他说上海交大党员副校长彭康的威望最高，但这次因迁校问题难以解决，也不成了。现在想来，这个人此时来系，决非单纯为了“约稿”，现在陶大镛和他熟，可以向陶问问这个人的一切。(15日人民日报上已登出他是一个右派分子。)

　　(5)何廷杰——过去和他没谈过话。有一天在14路汽车站上碰到他和罗志甫，我问他们“今天有会吗？”他们说：“没有会，看大字报去。”上了车，我和何先生一起，我告诉他在解放之初，师大需要政治课教师，高教部说有一位何廷杰从浙大来，但辅仁更需要，就分配给辅仁了。他说：“原来咱们是早相知啊。”过了几天，他来我家，进门就说：“我佩服你的一句话，你说国民党时代也没有的。”那次谈话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讲他在会上怎样批评王主任和张刚，二是我谈我在会上讲了些什么(关于左企云等等)，并且说“只要是伤筋动骨的话，校刊就不给登。”三是他建议“我们民盟邀请九三座谈过了，你们也可邀请民盟的人谈谈。又隔了几天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去看他，他和赵贞信正看他刚写完的一篇稿子，立即要我看，题目是“不要以主观主义对待主观主义，不要以宗派主义对待宗派主义”，内容是针对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为什么”写的，口口声声是帮助党整风。我匆匆看了一遍，问他送哪里发表，他先说“人民日报”，又说“文汇报”，我当时还说了几句前一晚九三开会批评储安平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发言，就走了。我回家不大工夫，他和赵贞信急忙上楼来找我，拿着人民日报问我“你是这样说的吗？”我一看意思比我的话加重了很多，立即想到这可能使校内的好多人不满意，就说“我写信更正去”。他们马上走了。写好了信下楼，又碰上他俩从罗志甫家中出来，我就把更正信给他们看了一下。又在张斧去他家的第二天，在院中碰到，我问“党委有人来看你吗？”他把过去和张斧的妹妹同在一起工作说了几句。    ‘

　　(6)罗志甫——第一次是在参加过民盟座谈会之后，同汽车回宿舍，在路上我说：“为了扩大民主，可能变更过去的组织形式，或者改组校委会，或者成立学术会，但是党不会放弃领导的。”他说：“今晚所谈的都是痴人说梦。”第二次就在看我写给人民日报的更正信后，他说：“这是人民日报利用你’，又说他的发言也发错了，费了好多交涉才给更正。

　　(7)傅种孙一一解放初期，因和他同住—个宿舍，常谈谈，牢骚多，我就不敢和他接近了。以后很少往来，本年他出医院后，去看过他一次，只谈了几分钟。整风期间，由他负责一切行政工作，在收回附校的问题提出后，他派陈友松、李光增和我向几个附校商洽，前后去女附中、一附小、工农远中五次，每次出去前要向他请示，回来向他汇报，因此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我在上月16号迁来新校，同住一院，更易见面。除掉前次我谈的他的一些看不起党的话（如关于张宗麟、关山、丁浩川的爱人、四个党员系主任吓破了胆等）之外，他还在一天晚上来我家向我讲过他写“中共失策之一”，市委刘仁来和他谈，最后人民日报不发表等等，他的结论是不发表是爱护他。当我还住在城内时，有一晚我在电话上向他报告和女附中商洽的一些问题了后，附带告诉他人民日报加重了我的话，我已去信更正，他说以后要学“金人”。前次我说胡明送了他一些书，那是胡明来师大教书以前的事（约在50或51年）。

　　(8)陈友松——运动开始他向我谈朱启贤的顾虑，他也怕。在会上他谈101中学校长的表现。他传播教育系将在暑后调出两个党员。

　　(9)林传鼎——过去发过些牢骚，对我很有影响，转达何副校长的指示，(光管学术、表扬名单)，使我起反感。

　　(10)学生——在反批评以前，共有四批学生访过我。一是化四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男的四川口音)，谈他们要组织一个“为教育鸣不平”的团体，专宣传小学、中学、师范教师受的待遇上的不平，我劝他们整风期间，不宜如此扩大范围。晚上又来告诉我，同学们很坚定，明天下午要开会，希望我去讲话。第二天我没去，并且早上就告诉了胡主任。二是教育系的学生谈左企云的问题，我向他们说了我的一套看法。三是教育系的又一批学生，专谈系中老教师不能发挥作用的问题，我给他们作了分析：有的长期生病；有的原有专长在解放后不适用了，现在开选科也还勉强，有的担任行政职务等等。四是教育系一年级学生，他们也问为什么有些老教师不开课。并且说黄济教的“教育学”不好，他们认为只要是一个老教师就此年青的强。我告诉他们过去认为老教师都不成，今天又认为年青的都不成，这都是偏向。我说黄济教得比较好。教育系的三批学生都是在教务处接见的。

　　此外，我和储安平在整风中毫无关系。抗战时期在蓝田同过事，他生肺病，去看过一次。抗战胜利后，他编“观察”约稿，我写了一篇扫除文盲的文章，被退回。春天他主编“九三社讯”，征求意见，我写过几条。后来接到他一封铅印的光明日报主编就职词稿的信，谁也没访过谁。

## 三、写的文章

　　我一共写了四篇东西：    ‘

　　一是“师大教学”114期刊载的“新的团结的开端”。在这篇短文中已隐藏着我反党的整个思想体系，其中有对“肃反运动”的看法，有提高“主人翁感”的沧法，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看法，有“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的要求，……不过话说得含蓄些，而且用了一个漂亮的题目。这正是有意识的两面手法。

　　二是“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被人民日报退回来了。这篇东西是在自己的错误思想基础上，又受了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感染，歪曲事实，否认“三反”、“肃反”的意义与成就而写成的。

　　，  三是“争鸣”月刊向我征求关于“教授治校”的稿子，我写了一篇 “行任何制度都须信赖老教师”，后来我把原稿要回，未发表。在这篇文中，我一面肯定党的领导，又一面强调教授当家作主来削弱党的领导。所有看法上的错误，和前两篇是一样的。

　　四是“我的处境”。在主观上是为了向广大的群众表白，实际上是向右派分子交代自己和党的关系，这是大家反复批判过的。

## 四、散布的反动言论及点火行为

　　除掉我在历次座谈会上的一些荒谬言论，已大部印出之外，这里再就回忆所及，纪述一些。大致谢，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之下进行的：

　　(1)九三开会时——我曾一再宣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执行上有偏差。在取得了某些人的同情后，我就大胆写了那篇给人民日报的稿子，在一次支委会上我说了好些对党不满的话。(已印出)

　　(2)学校座谈会的会前会后——一次在夏聿德发言后，他向我，他的话是否妥当，我说“你好象言犹未尽”，又一次会土他谈了一个小时。何副校长报告了关于左企云的问题后，我很不满意，在一次会前问张韵斐“你们还谈不谈这个问题？”她说：“已派刘永慧去调查材料，今天不能谈”。我说：“明天谈吧。我还有四点意见要谈。(主要是宗派、不能胜任、进门就当讲师等)第二天我有别的会，没能去教育系，所以没谈，又一次会后，她拉我到楼上偷偷地告诉我，星期天学前举行了一次自由论坛，几个助教把她批评了一顿，其中也谈到我的错误，她的情绪仅不好，并且要我去看看大字报。我说：“那就以后不再说吧。”接着我又问她，黑板报上说她和卢乐山留崔琰，是不是真的，她说是真的。又一次会后在楼门口夏聿德我：“王主任的宗派主义浓厚，彭主任的官僚主义浓厚，对不对？”我说：“上下一套，仅只他们用人的个性不同，所以表现不同”。接着我告诉他，前几年一位来我校的苏联专家，被何副校长硬送到华东去了。刚说了一句，有人叫我谈别的事，就没再谈下去。

　　(3)在西煤厂宿舍早晨打拳时——六个人中我和于传会两个人爱说话，我说过的有：从陶大镛口中听来的何副校长的个人事件，从九三汇报会中听来其他学校的大鸣大放情况(其中包括着人大的林希翎)，对纪司长的不满，报载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俄语学院学生打了高教部的汽车司机，朱启贤对黄济的攻击，……以上都是损害党的威信的。 (李庭骏对我说过“这样的人(指何副校长)还能当师大的校长吗？”“中下层的人不敢鸣放，怕报复，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有政策管着，不论说什么都可以。团员们不敢鸣放，怕影响入党。”欧阳湖对我说：“党员对左企云的问题想不通，马应贤说：为了照顾夫妇同在—起，姜培良说，左是老干部，他们都不承认是宗派主义。”于传会说过俄语系副主任还不认识字母，还对我说过农大成立了四个委员会)。

　　此外，再说一下我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关于教育实习问题的发言。因为座谈一开始，何副校长在自我检查中谈到这个问题。陶大镛和我坐对面，休息时问我：  “我现在将你一军，你现在对教育实习究竟主张二次？一次？”后来我在发言中就谈了一下。去年夏天我写“师大往何处去”—文是主张二次的。经过下半年第九届的实习，情况有了大的变化，一是又有几个系迁出城外，每天早晨大批实习生进城，交通大成问题，二是市教育局因有五个学院实习，只好划分实习区域，给我们指定了卅多个中学，无法挑选；三是绝大多数教师主张一次，这都是过去没有的困难-十一月间北京区的实习座谈会上，我校总的报告根据领导上指示对一次二次不表示态度，但我以个人名义说出了师大条件上的困难，建议改为一次，一部分系在第七学期实习，另一部分系在第八学期，到举行全国性实习会议时，先与一次讨论，中途变成二次，我提出的三大困难，柳部长认为不成问题。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

## 五、我反党的几种主要表现

　　(1)由看不起学校党的领导，发展到和党对立，污蔑党“家天下”“老干部万能”“官官相护”，甚至怀疑“党的利益是否和人民的利益一致”。同时污蔑党的领导同志和有关的党员，把他们说成无知、无能。随时随地破坏党的威信。认为党垮了，失掉控制能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挖墙角，想利用欧阳发动签名呼吁黄济下台。 (想法)

　　(2)虽然承认“三反”“肃反”都是有成绩的，但由于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就说执行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偏差，用语言和文字一再宣传，歪曲事实，以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关系。

　　(3)昧着良心说自己受轻视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认为不能一切依着我，就说有职无权。

　　(4)用旧社会的眼光看待党，以左企云的事例说明党有强烈的宗派主义，扩大成为全校性的问题，逼使非向大家作交代不可。在何副校长说明后，继续表示不满。

　　(5)以“内行当家”的思想作主总，想搞出一套“民主办校”的办法来，表面上肯定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削弱党的领导。(总觉得党不信任老教师，使老教师不能发挥作用)

　　(6)企图在整风中提高民主党派的地位，使民主党派与领导党分庭抗礼，甚至想配党的行动。

　　(7)用夸大缺点来否认教育部对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认为高师应归高教部领导。

　　(8)根本不理解整风运动的意义，借大放大鸣来向党猖狂进攻，对党打击报复，和党“算总账”。对于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抱抗拒心理，在一两句话上找毛病，甚至发展到自杀，以求解脱。

　　(9)虽然看不起某些右派分子，却和他们遥相互应，和他们一唱一和地污蔑党、向党进攻，直接间接受他们的影响，甚至在“教授治校”问题上代他们作宣传。最后发展到写“我的处境”向他们坦白。

　　(10)在发疯的过程中，和平时往来较多的党的领导同志(加黄教务长)和其他党员(如尹德新)割断一切联系，翻脸无情。

　　以上种种都是我反党、反人民的产生罪行。至于我为什么这样，由于以下两个方面：

　　(1)在整风中的逐步发展：

　　第一，积累了一套思想体系和其他右派分子的立场同，思想感情上有联系，看法同，语言同。

　　第二，保了险——内部矛盾。

　　第三，为大字报刊物所迷惑——一团糟。

　　第四，企图打击报复。

　　第五，受到几个人不断地骂，想表白。

　　第六，感情冲动，丧失了理智。

　　第七，赶浪头，当一名“英雄”。

　　(2)对形势的估计错误：

　　第一，共产党强大，不会倒台，即会有匈牙利事件，也不会像匈牙利。

　　第二，学校的党——如垮，另有大员来。

　　第三，党不会放弃对学校的领导，但可能作某些改变或放松。

　　第四，个人怎样将来再说，当前是豁出去了。

　　来源：原载九三学社师大区支社整风材料（八），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