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人民伏罪   <北京地质学院、马万钧>   一九五七年的这个不平常的春天是我终生也忘不了的,在短短的几十天里,我竟撞下了滔天大祸,成了人民的罪人。幸而党及时地领导了反右派的斗争,给了自己当头一棒,只是自己起初还不能清醒,又经过全院师生员工的大力推动,才开始认识自己在整风中犯下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之大,我是有罪的,请允许我以侮恨交集之心,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愿意接受改造。   整风开始后,我就在反党思想的支配下,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我的主要罪行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已分向组织详细交代)。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人民绝不容许的。   (一)错误地把整风看做是『群众』整党,怀着与党两条心的情绪,抱着『恶之欲其死』的敌意对领导工作吹毛求疵。   过去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许多伟大的运动是党领导群众一同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一同和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及时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今天的整风是党邀请群众协助党除去工作中因受旧社会影响而表现的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继续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整风看做是『群众』整党,正是怀着敌对情绪借着整风机会准备向党进攻的人,目的显然不是要把党整好,而是要整垮的。   (二)从各方面向党的领导进攻:   一、攻击个别党委,夸大党委的缺点,说党委不能领导学校了。我的所谓『能领导』不过是指一点点业务知识而已。有一点业务知识对于一个领导者固然有用,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能给国家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的干部来。   何况在坚持学习苏联,坚持教学改革等等重大办校的方针问题上,真正心中有底的究竟是谁呢?   有一点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他的『才』不过是他个人与人民讲价还价的资本,才高倒不免反适足以害人的。   二、攻击党的思想教育,污蔑马列主义的学习是『念经』,影射党的教育是教条主义。马列主义是人类知识的总合,是行动的指南。我污蔑马列主义是教条,正是由于自己过去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不联系实际,不解决思想问题。我所标榜的『独立思考』只是好听的话,实质是脱离社会主义大前题的胡思或想入非非,自以为是,以致干出了反党、反人民的勾当来。   马列主义的词句知识分子就字面上是容易明白的,但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却是未曾工农化的知识分子所最难领会的,最难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就会成为浅而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于是也就会把活生生的马列主义看成是教条了。   三、攻击党的政策领导,任意诬蔑领导执行中央政策有偏差,企图降低领导的威信。实际不过只是因为传达报告中漏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字句,便如此小题大作起来。究竟什么政策,出了什么样偏差?单从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自己所亲身体验到的,就可以了解领导上是怎样在执行中央的政策的了。   四、攻击党的组织领导,把党污蔑成为『宗派主义』集团,而我的所谓『宗派主义』却是指政治条件。把党的重视政治条件看做『宗派主义』,恰好证明自己是用宗派主义的眼光看待党的,是要与党分庭抗礼,而没有把党看成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包括自己在内)的最大利益的。党一刻也不能忽视政治条件,正因为这样,党才不会成为宗派主义集团,宗派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三)否定党的性质   我诬蔑党有私利,成了私产党了,甚至恶毒地说和国民党没有两样了。   这种诬蔑除了是把个别的缺点大加夸大了以外,主要还出于自己对党组织的错误看法。我没有把党的领导机构看成是由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选出的领导集体,除了党的利益——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外,不可能有任何私利。做一个共产党员,除了比一般人增加了一份如何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的责任而外,是没有任何特权的,有的只是更多接受党的教育的权利,更好为党的工作服务。而我却用看待剥削阶级的政党的眼光看待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把他们看成『宗派主义』的集团。却又怀疑领导上整风无决心,一心一意要煽动群众,整得党委下不了台(搞『二次革命』),进一步攻击学校的领导机构,准备建立实质上教授治校的『学术委员会』做为最高权力机关,企图把学校引上资产阶级的道路。   用『学术委员会』做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在现阶段之所以是错误的,是由于目前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党的发展还很不够,搞起学术委员会就必然大大削弱甚至完全脱离党的领导,而这一提议又打着学习苏联的幌子,似乎与教授治校不同。   (四)打着反宗派主义的幌子,反对党。   在留苏、评薪、用人和福利费等问题上力图找得宗派主义的证据。通过王漪萍、王豪,联系张兰荪、于仙筹等积极收集资料,企图丑化党,煽动群众对党不满。   (五)在肃反问题上大作文章,煽动群众向党进攻,诬蔑领导在肃反工作中的作法是『捕风捉影』,根本不信任领导,甚至拉拢未作结论的向党进攻。   我们在肃反时所斗争的都是有一定检举材料和可疑之处的,对敌斗争不能没有策略,难道和敌人处处实话实说?   我极力夸大了肃反的错误和后果,几乎全部否定了肃反工作的成绩,这就等于否定了肃反的必要性,企图用今天的政策翻案,为肃反中被宽大处理或不作反革命论的人撑腰,因而客观上也就为隐藏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打了掩护,结果势必要破坏人民民主专政。   从这一方面向党进攻时,与边兆祥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常能配合行动。   (六)企图拉拢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委,分化党。   (七)拉拢群众,煽动群众,到处点火。   利用会场、讲课、指导课程设计、考试等各种机会进行挑拨和煽动。   (八)通过王豪、掌握『火山报』,进行反党宣传,并企图打入校刊编辑部和广播室。在访问尹赞勋和『温昌芸事件』等一些关键问题上,公开地或个别地指示王豪进行反党活动。   (九)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仍企图以退为进,布置『火山报』作检查,要求党支部掩护自己,逐句修改了团支部的『我们的意见』,为自己解脱。   在整个罪恶活动中,从进攻到退却一直采用两面派手法。   我这次犯下这般滔天大罪,是有一定的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的。这一方面,希望能在党的帮助下更作全面深入的检查。   目前我对自己这次所犯罪恶的重大认识还是不够的,但也意识到罪很大,除了诚恳地向人民低头认罪,甘愿接受任何应得的处分以外,愿意再一次表示拒绝不辜负党对自己这般的挽救,绝不辜负全院师生员工给自己这样大力的推动和耐心的帮助,今后一定靠拢组织,努力学习,提高认识,继续检查错误言行和错误的根源,以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能赎回这次所犯罪过之一部。   我的认识一定是不够的,请先接受我的悔过之心,让我一定和大家在一起吧。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原载《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195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