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反右派斗争会上的发言

　　<城市建设部、陈义章>

## (陈义章：城市建设部城市建设出版社编辑、翻译)

　　在这次整风中，我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前些日子自己还是认识不清，因为我有很多右倾思想。站在这样一个观点立场上，就一定认识不清楚，以为自己的错误不严重。我曾错误地这样想，党号召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不要有顾虑，什么都可以谈，党欢迎大家说。因此，我就从个人角度提了不少意见，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当时还自以为是向党靠拢的表观，因为自肃反运动后我怕领导上误会，有的话是不敢说的。但是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我也细细地想了想，觉得自己过去的思想实在不对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的意见大都是错误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具体地说，我那些意见是根本错误的呢?与其说是“意见”，倒不如说是牢骚吧。如果按照我的意见来办等于断送社会主义。但那里认识不清楚。过去对思想改造也没抓紧，今后要自觉自愿地欢迎改造。

　　我的思想是很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一向不大喜欢人家和我谈原则，也不喜欢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讲话，但我一向不是有意识地去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共产党。我一向以为自己是站在公正立场上讲话，不偏不倚。但由于思想不正确，对右派分子捏造的事实很容易相信。在整风中看到这么许多党的作风等问题，于是自己和党就越离越远了。我曾这样想，如果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些错误等于没有了。正因为不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所谓公正的立场上，所以认为这些错误很严重，希望加以克服。

　　我自己好象不关心政治，但毛主席说“政治是思想的灵魂”。脱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的表现。平常报纸也看，书也看，唯物主义的书也读，干部学习也参加，但自己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点也没改造。

　　解放以来，有这几件事我是满意的，如国家独立了，不受别人欺侮，抗美援朝是对的；社会风气已改变过来了，提倡理想，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党以高尚的品德来教育大家，不演美国电影，以免腐蚀青年等。

　　对待有些事，好象无反感，也没什么意见。我一直处在中间阶级，过去生活上大致也这样，不是地主家庭没有被斗；不是资本家，也不拿定息；就是有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把生活提高得快些。因此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总之是没什么特别满意的，也(此处多字辨认不出)。

　　1.思想改太痛苦，我觉得思想是应该改造的，很多知识分子已(此处多字辨认不出)果从个人出发，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就要吃批评，我不想坚持自己的(此处多字辨认不出)既不光采，也痛苦。我要求思想改造，因为单纯为了个人，在今天社会(此处多字辨认不出)到思想改造，碰到痛苦，总下不了决心。改造是改造，但希望和平改造。(此处多字辨认不出)社会现实，不是地主资本家出身，看问题不会有特别的偏见。我拥护党(此处多字辨认不出)希望多从事实中得到教育，不要老批评我；批评了我，我觉得受不了。我的温情主义很严重，面子问题也很严重！自己对待思想改造觉得很痛苦，觉得这是很残酷的。我的思想意识不健康，但没有有意识地反对党，对我就放任算了，能进步到什么程度就进步到什么程度。

　　大家提出意见了，我总觉得与事实不符，处处感到别人误会，自己受了委屈。有时是逃避思想斗争。感到要彻底接受无产阶级观点，与自己思想意识不符合，因而能过一天就算一天，思想让它细水长流，组织也讲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我就认为一朝一夕不解决问题。

　　同志们批评我，我因抛弃不掉资产阶级观点，就觉得不能这样对待我，希望大家不要批评或适当批评，批评重了，就受不了，觉得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就疏远了大家，我对思想改造就是这样的态度。象我这样的态度，就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

　　我觉得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以劳动为快乐。拿这个标准衡量我，我很惭愧。

　　我从理论上承认思想改造是对的，但就是接受不了。我对思想改造就是这样不满意的。

　　2.对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习惯，从资产阶级无政府观点看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不满情绪。我对这个问题的感觉是很矛盾的。我感到国家是强盛起来，如果各民族象一盘散沙以的不团结，国家是不能强盛起来的。感到党的力量、国家的强盛在于组织。有组织才能把国家的财力物力统一调配。今天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人把资财搜刮到自己的腰包里去。集中起来有好处，没有集中，就没有强盛。我从理论上认为正确。但从思想上不愿意抛弃顽固的个人主义立场，感情上很难接受民主集中制，认为集中的太多了，民主太少了。我认为，为了使国家强盛，应有一定的集中，但为了使个人满意，也应有一定的民主，但对“个人”，我没有仔细分析批判过，只是希望这个制度的优越点应保留，而我个人不满意和不习惯的也应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听报告或看书时，也是希望领导同志多谈点民主，少谈点集中。这种感情很浓厚。能否靠近党，这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思想上就没有什么了。否则，我很难靠近党。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匈、波事件以后，苏共中央也谈到民主问题，我欢欣鼓舞，认为如此就伟大极了。

　　总之，我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如“中国人不象欧洲那样讲民主”；认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虽正确，但等于“限制、改造”，限制太多，改造太少。

　　自匈牙利事件后，我凡在报纸上看到民主问题，就仔细看上几遍；但对报上对反革命无情镇压和党所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就觉得改造到何时了呢?我也看这些报导，但心里很沉重。不过也承认知识分子有思想问题，感觉自己徬徨在歧路上。最近看了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反党联盟的报导，马上就联想到20次党代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几个人比较守旧，不能接受现代局势变化的经验，我马上认为这是发挥个人积极性的问题。

　　另外，我自己喜欢自由自在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自高自大，以为在书本上用过一定的工夫，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个人积极性。那一个领导对我好一些，我就可以积极些，那一个领导对我批评多一些，我就消极一些。我觉得自己有一定工作能力，到那里都能工作。要求多表扬，多发挥我的能力。对我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太过分。如骂：“你无耻！你卑鄙！”罗隆基提出“士为知己者死”我觉得很合胃口，今天没有人愿意为蒋介石服务，自觉和不自觉的都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再落后也不会为蒋介石服务。我自己学的是俄文，职业的本身就决定我要一边倒，蒋介石回来对我一点利益也没有，我与社会主义没有严重的抵触，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我只是思想问题。

　　 1957年8月1日(城市建设出版社整理)

　　 来源：《城市建设部整风办公室编印“整风通讯”第三期》，1957年；钱煇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