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企霞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检讨

　　<陈企霞>

## (在8月3日第10次会议上)

　　我的罪是犯的很大很大的。今天初步谈我现在认识到的我认为是最大的事。先谈谈这几天的心情和为什么转变。

　　这几天，我可以说已经死过一次。头两天我是发抖的，但还是坚决抗拒。柳溪讲话时我对她充满了仇恨。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黑，看不见太阳光。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柳溪发言之后，遗书改了，打算写我是执行自己的死刑的。但是同时，会议又使我看到一点阳光。那天会议的开法，感动了我。我原来估计在柳溪发言后，我会被绑上台，由大家来骂。但我估计错了，会议进行得很平静。我昨天和周扬、荃麟说了，我是要求文明一点，这也证明我有右的思想。会后回家，我已不行了。郑重(按：郑重是陈的爱人)问我怎样，我说要坦白。郑重这次对我有很大帮助。我即打电话给邵荃麟要交待问题。

　　上次我被迫上台，提到我有疯狂的、绝望的报复主义，这是真的。还谈提到我有阴谋，我有大野心。

　　首先我要揭露匿名信的事和还有比柳溪所谈的更可怕的事。

　　1951年我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但我是不服气的。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周延姘居已十年，关系从未断过。我利用她，侮辱她，指挥她做过许多事。三封匿名信有二封是我写的，有一封是我说，由周延记下的。前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讨论的那一封，是我写的，周延找她的同学抄的。以后我便到梅山去了。走前，我们谈好，接到我的信后，她始可发出匿名信。但周延看到时机来到(按：周延这里说的“时机来到”是指1955年4月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进攻这件事)没等我的信，她自己就把匿名信发出去了。我想，笔迹对不出，发信时我又不在北京，除非我坦白，否则谁也查不出。这是我的大阴谋，最后的法宝。匿名信内容是：红楼梦的问题，文艺报独立王国的问题，给我留党察看的处分问题，全都不对，陈企霞是大好人，作协有人阴谋陷害他。同志们众口一词说是我写的，我就死不承认，甚至不惜牺牲。现在想来，为这一封信，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时间，而我以前却把责任推给作协，还反问：你们计算一下，浪费多少时间、人力!

　　我和周延姘居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事情。我利用她到处打听消息，用她的钱，也通过她用过徐光耀等的钱。徐光耀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周向徐说，悄悄地送给陈企霞300—400元，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来的。用徐光耀钱不止一次。我还曾托李兴华向徐光耀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

　　我叫周延打听消息，特别注意了解文艺报编辑部的情况。因人家知道我们的事，周不大敢来文艺报。我要了解这些人的情绪，对我的看法，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准备报复。这十年过的不是人的而是禽兽般的生活。内容是讲不完的。今天是初步，以后还要谈。观点不妥，检讨不深刻是自然的事，我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总把错误推给别人，希望大家揭露我，控诉我。我欢迎。

　　下面我讲到别的人，如讲错了可以纠正。

　　我同丁玲的关系及最近的反党活动。

　　通过陈明，丁玲同志和我直到开这次会议前还在订攻守同盟。肃反以后我们见面确实很少，一共三四次。但我们两人心照不宣，一句话，一个姿态都可以懂得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一起活动太久了。丁玲很狡猾阴险，我比她更厉害。我隔离出来后，她病了，我带了老婆孩子去看她，陈明拒绝。我的小孩在她家台阶上坐着，我很狼狈的回来了。当时，我有两种心情，一是不满丁玲，伤了自尊心，一是觉得丁玲还是聪明的，不见面大家方便。今年春天，丁玲又通过艾青向我说，她不能来看我，并表示歉意。

　　今年春天，陈明带了一个小女孩到我家里。那时我已成了“英雄”。因为在作协肃反总结会上我批评作协“无反乱肃”“违法乱纪”，把一切坏事都推在别人身上。丁玲以为又可以和我勾结了。我是死心塌地愿意同她勾结的，因为没她我不行。那次见面，陈明叫我晚上七点半去他家，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晚，他说公务员夏更起每周一、三、五晚七时半出去学习。他怕夏知道汇报。说我可以在这个日期和时间去他家。我七点半去了，我和陈明把参加会的人都作了估计，谁是同情我们的。我问丁玲怎样，陈说，丁玲说我疯狗似的乱咬人，其实有人是同情我们的，不要得罪。又问我同菡子关系现在如何，要我动员菡子发言。

　　以后，作协重新讨论我们的问题。一次散会后，陈明偷偷约我去他家。丁玲接见了我。我们无所不谈。那次我谈到王实味问题。我举出王实味为例，说翻案很难，假如有人问王实味下落，要公布他的罪状，怎么得了。丁玲说：并不是没有人提，现在右派分子中就有人提!

　　那天还谈到退出作家协会的事。我说我要翻案，如果翻不成，十月开会时我要退出文艺界并写“告别文艺界”一文。丁玲讲她也要退出作协。我政治上堕落到根本不认识这是政治问题。

　　党组扩大会第四次会后，就在给柳溪寄小册子的那天，陈明给我打电话，他用很奇怪的声音叫我：“企霞叔叔，晚八点在东单八路车站等你，请你吃饭。”很久，我才想起来是陈明。他问我屋里有人没有，我说没有。问他是不是陈明，他说是。当天晚上我去了。陈明蹲在树底下，四面张望，象个小特务，我说：“你为什么怕成这样了?”他说：“我怕有人跟着。”他问我采取什么态度!我说“全面驳斥”，并问丁玲态度怎样，陈说丁玲是“逆来顺受”。陈明说那天晚上我去他们家的事夏更起知道了，此事只好讲，但日子向后移一天，就说路上碰到，我非去不可，去了也只谈谈作品。为什么移后一天呢，因那天丁玲到荃麟处去了，可以说路上碰到的。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怕公务员?我心想，胡风不也是这样的吗。他和丁玲总觉得党派人监视他们。

　　那次陈明到我家来，郑重知道，陈明要我嘱咐她不要讲。

　　杨朔在党组会上发言说丁、陈不是反党集团，不是独立王国，我听了很高兴。我叫郑重给陈明打电话，问丁玲态度，我表示仍然“全面驳斥”。陈明说，“说过的事情还是不变”。(按：指他们订的攻守同盟)所以前两次会上我撒赖。

　　我从丁玲那里听到过很多消息，一定陆续讲，希望大家帮助我，相信我。希望丁玲也揭露我。

　　我同丁玲长期工作中，感到丁玲一贯反对周扬，我也是反对的。但我们表现不一样。丁总是说，周扬还是应该做领导工作的，我攻击周扬太厉害时，她还批评我。她说周扬的手是冰冷的。我在上海左联时，第一次见周扬时，我们握过手。昨天和周扬谈话，临走时也握了手。我昨天知道周扬的手是热的。以前是我冷，不是他冷。康濯曾经说他重新找到了党，丁玲、李又然和我都反对他这句话，认为这是丧失立场。现在我知道，康濯是对的，谁如果有我那种想法就是错的。

　　丁玲有篡夺思想和报复思想。她不是想当宣传部副部长，全面的宣传工作，丁也自知不行。这里的问题是争名誉、地位和声望。丁玲很爱羽毛，希望美丽的羽毛都是自己的。丁玲有报复心。丁强调自己不愿做行政工作，其实不是。她在“人民文学”作主编时，我曾献策，不要她当人民文学主编，专当中宣部文艺处长。这样，手里抓两个刊物，(按：指“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可以批评。当时人民文学的同志对丁玲有意见，她要调康濯到人民文学。我说恐怕不行，堡垒是要从内部攻破的，劝她在“人民文学”内部找几个人围在她周围。她虽没接受，但赞成我的看法。后调了肖殷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多有几个象陈企霞这样的人，丁玲是很愿做行政工作的。

　　我到梅山时，去无锡看丁玲，我说，我处分满期了，请她帮帮忙，替我说话。她说我不去。我觉得如果我有错，她可以教育我，我受冤枉，她该为我说话，这种“我不去”的态度，用自由主义来解释是不行的。

　　我到杭州，丁叫我去看陈学昭，还叫买一点好糖带去。我和陈学昭在延安吵过架，不愿去，她劝我去，这是为什么。

　　我到梅山是丁玲的意见。丁玲说陈登科人好，菡子也在梅山，和我熟。她说她们可以帮我忙。

　　自延安和丁玲共事迄今十六年。可以说，她每次谈话没有不反对周扬同志的。

　　文艺报检查时，丁玲、冯雪峰，和我曾在丁处吃饭。丁、冯说：“阵地都放弃吧”，我说“总要保持一个阵地，文艺报不能放弃”。胡风问题被揭露，我们三个人都有这种心情，怕将自己被卷进去。

　　丁玲同志历史问题我不知道。她和我接触多年，只有南京一事从不和我谈。我也听说一些，但糊里糊涂。我从前以为她被捕时有社会地位，因而被国民党优待。我还想象她这样大人物，政治上也许可以马虎一些。

　　我相信丁玲向党确实隐瞒了很多问题，隐瞒什么我不知道，但一定有所隐瞒，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那些和她接触中不能解释之处。

　　（同冯雪峰的关系。）

　　红楼梦问题发生后，冯雪峰天天晚上和我散步。一天，他告诉我说：“要整你了”我当时没有一点感觉，觉得我没有什么责任。现在我要问，告诉我这样的事原因何在?如果我有问题，应教育我，叫我准备检讨；如不是，这样告诉我又为什么？我的问题讨论时雪峰不来了，我有点难受，有点恨他。

## 我很尊敬雪峰，崇拜他，特别佩服他的劳动态度，但雪峰身上也有些不能理解的东西。

## 我隔离出来后，很想念雪峰，想去又不敢去，怕牵连他。“鲁迅全集”第一集出版，我忽然收到雪峰寄来这本书，我写了封短信，内容是：“书收到，谢谢。好久没有看到你那苍劲而歪斜的字迹了，我很想来看你，惦念你和你夫人的健康，容许来看你吗?请示复。”我没接到他的回信。

　　有一天，他忽然来看我，问我为什么要去看他，还说什么允许不允许。去就是了。以后我就常去。我曾向文学出版社借钱，出版社不借，我找雪峰，还有这样目的，希望他替我说说，雪峰问我有什么困难，当时就借给我两百元。有两件事我不能理解：一是红楼梦问题后，冯曾对我说过，你的生活我们可以帮助。一是冯说他要写一年长征，要我放心。意思是有作品就有办法了。

　　党组扩大会期间，我要全部翻案，他赞成，他是党组成员，但他常不参加党组会，却说：“我就是不去，你顶住，”我想这很好。我在会上可以提出雪峰为什么不来参加会？使党组被动。他不响，表示同意。

　　听周延说，冯雪峰在大会上讲，红楼梦检讨他到现在还没有搞通。

　　雪峰的思想是很阴暗的，他曾说去年肃反时，他等着被捕，他认为他的信是经过检查的。雪峰常在“文艺报”青年人面前讲些阴暗的事情。

　　肃反后雪峰的人生观发生了动摇。他说人总是摆不好的。雪峰对党的态度是两面的。

　　二次文代会前后，所有作协主席、副主席名单都是雪峰告诉我的。我曾用此攻击过很多人。雪峰很骄傲，老是摆老资格。

　　雪峰对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看法同胡风漫骂的马克思主义A．B．C完全一致。他说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反。他认为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完全不对，他轻视解放区的作品。我有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我在解放区做过工作。拿赵树理作品来说，在县区干部前如说赵作品不好，他们会打你耳光的。雪峰对赵树理是全部否定的。一次我说赵写的“催粮差”可和“巴黎之夜”“二鱼夫”等媲美，他说“也不过如此。”当然对文艺作品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这主要是态度问题。

　　他对通俗作品是极不注意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对国际上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如波匈事件等等，我们也谈得很多，我认为应从人生观和对党的态度上考虑。

　　丁玲提出退出作协，使我连想到法斯特退出共产党的事。我们知识分子很危险，不要走错了路。

　　柳溪讲话后，我感到党的温暖，我象是从坟墓里出来了，我什么都愿意讲。

　　我现在态度变了，要全部彻底、干净的讲出来。我对许多事有了不同的看法。反党象是偷东西抢东西，只要偷一点点就想偷得很多。

　　文艺界党内外为什么有这许多问题?我认为与文艺界争名誉、声望、威信有很大关系。一个将军不过领导几千人，一个普通作家就有几万个读者，大家都争这个，这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斗争。陈企霞这种野心家就利用机会钻进来了，就耍手腕了。

　　昨天我同周扬同志握手时，也不认为他就一点缺点没有了。如果我的态度不端正，还搞反党活动，怎么办？文艺界是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如采取反党的、隐蔽的斗争，怎么也反不了。我决不会再动摇退缩，我有了很多新的思想。希望大家帮助我。

　　很多作家我都熟悉。我谈了我的问题，还要谈别人的问题。所有问题都要弄清。

　　 来源：《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检讨》，1957年9月（内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