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宝善的检查

　　我检查平时的不少言论，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同志们对我的批判、揭露和驳斥，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党和医药卫生界低头认罪。

　　第一、我片面强调了预防为主的方针，是错误的。八年来，人民卫生带来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了全面的和惊人的成就。爱国卫生运动、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工矿企业职业病等的防治、新法接生的推行、医疗保健机构的增多、卫生人员的大量培养等等，使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极不卫生状况有了惊人的改变，各种严重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解放以后八年来人民卫生事业的惊人的成就与解放以前的极不卫生状况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我任意瞎说，抹煞全面的、空前的巨大成绩。当我在视察时，看到了某些卫生防疫站和保健站的工作质量较低、和医院诊所尚未全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时，就寻找缺点、扩大缺点、片面强调卫生部门没有贯沏预防为主的方针，而没有考虑到贯沏预防为主是多方面的，并且是长期的工作。并且还油印一封卫生防疫站一个干部对站不满的信送给卫生部、健康报、北京医学院卫生系教研组和中华医学会的理事会上，以求达到我的片面的主张的目的。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极端错误言行。这种错误言论打出了卫生防疫工作者的积极性，迷惑了青年卫生医师的专业思想，并煽动了那些对人民卫生事业认识不清者的反党情绪，对人民卫生带来造成了很大损害。

　　第二、我所发表的对卫生部门缺乏专家和多请专家参加卫生行政领导工作，以及夸张伪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机关卫生防疫人员业务能力很强的荒谬言论，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我经常有一贯的错误想法，以为卫生部门的领导科学水平不高、业务经验不够；医药卫生是一种专业，只靠政治领导是作不好的；卫生部门缺乏专家，所以一直强调卫生部多请专家参加行政领导。但是事实上，卫生部成立之后，即陆续吸收了专家和具有专业训练和专业经验的干部参加工作。历年来所举行的全国性的和专业性的会议都邀请了有关专家出席讨论。这几年来，又建立和充实了许多专业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和防治机构，并制定了医学科学研究规划。这些工作都是邀请专家参加担任了的。在卫生部这样非常正确的方式的领导下，各项卫生事业都有了巨大的成就。这证明了党是能领导科学的，也能领导一切业务的。而我自己的思想则恰恰与此相反，看不起党，不信任党能领导科学，颠倒转折，挑拨科学家与党的关系，使有些立场不稳的科学家对党的信任发生动摇。这是绝大的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思想和言论，若不及时纠正，使之继续散布，则对人民卫生带来将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

　　第三、我对中医问题的荒谬言论，更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中医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人民卫生事业中的基本方针之一。中医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有丰富的科学宝藏，在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上，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在我国解放以前，一直遭受了统治阶级的摧残，我也是其中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医得到解放。按理说，我应痛改前非，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医政策。但我始终固执着中医不够科学的错误成见，在鸣放期间，任意发表了中医不够科学的荒谬言论，否定中医的科学性。这不但诬蔑了广大中医，而且也阻碍了西医学习中医的信心，对中西医的团结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对人民的健康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以上只举出了我的荒谬言论的重要部分。我发表这种荒谬言论的主要原因，是不信任党，也就是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我们国家里，宪法上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党员在每个部门都负起执行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这是极其合理而必要的现象。人人的思想感情里，都把党看成我们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坚决要求党的领导。即使个别党员在工作中有了缺点，必能及时得到纠正。但是我不深刻地认识党的领导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把卫生事业中某些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把已经纠正的缺点还扩大起来(如对贺诚事件)并且不正视党的正确政策(如对中医的看法)经常对党提出荒谬言论，削弱党的威信。

　　我的极端错误言论引起了医药卫生工作者的思想混乱，甚至煽动了一些落后分子的反党情绪，在山西医学院的讲话事实上是点了火，对人民卫生事业造成极大损失。但幸而反右派的斗争开始了，我的反动言论经不起驳斥，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使我从迷梦中清醒过来，这是党救了我，使我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是有它一定的思想根源的。我虽出身于贫穷的家庭，而在青年时期受了多年的资产阶级教育，养成了名位心很重，只想向上爬的极端个人主义，我于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作了多年的生物制品工作，以为这种工作没有很大的前途，不肯专心工作下去，转入于公共卫生行政工作，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一味顺从，终于爬上了伪国民党政府卫生部门的领导地位。遇事独断独行，任何事都由我作主。但是为了利用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捐款和物资时，则不惜卑躬屈节、盲目无耻的依从外国主子，和片面迷信所谓“专家”，特别是所谓“外国专家”的意见。像对兰安生等国际特务分子，从没有觉察他们的恶毒阴谋，及而迷信他们的所谓“科学技术知识”，在他们的指挥下，作些脱离实际的所谓“科学的”的卫生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反动政府点缀门面，并作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

　　我在1948年辞去伪国民党政府卫生部职务之后，同年秋天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聘我担任医务顾问。从我于1926年转入公共卫生职务一直到联合国职务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养成了自高自大，对任何卫生工作都觉得我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和高人一等的见解。我抱了这种思想于1950年初回到祖国。卫生部留我在部里工作。我的思想上以为我有多年的卫生行政经验，内心里希望卫生部会给我一个副部长，可以有名有权。可是卫生部要我担任公共卫生局长，当时我的内心是在行政上不愿再受人领导，所以不肯就。卫生部特为我成立技术室，让我当主任，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所谓“清高”的职位，在名位上我是一时满意了。但后来由于我经常所提的有些意见还是老一套，不被接受，卫生部的工作方法不习惯，干部也调不来，我不深刻的改造自己，反而情绪消极，不愿意再干下去，屡次请求调回上海医学院教书(我自己，并请丁赞，颜福庆两先生代为请求。其实我内心并不是非去教书不可，我也并没有长期教书的修养。)未蒙准许，心中更感不快。我一人在京，失眠胃病，我终于跑回上海家里〔当时(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已起，也是有恐美思想的，并且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卫生部工作计划还未全部完成之时，就去上海，实在是对人民太不负责〕。但党始终诚恳的照顾我；三个多月后仍回到北京继续工作，党又给我政治上的锻炼机会，让我去参加土改，同意我加入九三学社。可惜我在土改、三反、肃反等运动中都没有结合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我对政治学习很不热心。一切思想意识与新社会格格不相入。脑子里一直留恋着资本主义和旧社会的那一套，看不惯新社会的各种现象，更不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导在业务贯彻中的必要性。我的名位思想依然非常严重。不问自己的能力和在工作上的表现，而只觉得我有一套很成熟的经验，卫生部不来请教于我，不尊重我(例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不请我当常务委员，不让我继续委员会的组织计划工作)。卫生部参事室(由技术室改组的)在工作上不起作用，我曾经建议撤销。但当调我专任北京医学院卫生系职务而不再兼卫生部职务时，我感到很不满意。但是当时我想不就也不行(鉴于1956年我再三请调上海医学院未蒙准许)，我就勉强就了，但既就了这个职务，我也应当安心于新的工作了。可是我的旧思想根深蒂固，仍旧不肯专心于作好本岗位的工作(卫生系办公公室和保健组织教研组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接受。大约两年以前，我曾对马旭副院长说过，我长期没有担任过大学教授的职务，也没有系统的作过卫生学术上的研究工作，年纪又大了，不能胜任这种职务，当时蒙马副院长慰勉，才继续担任下来，并避重就轻地选择了保健组织一门课程，当然这一课程我也是不能完全胜任的)，而对于卫生部有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不邀我去参加，感到不满；12年医学科学规划没有请我去全部参加(我只参加了关于保健组织的一部分)也感到不满，因此，平日的言论都是在这样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到了整风时期，更赤裸裸地发表了许多荒谬言论，向党进攻。并且我依旧固执着对许多问题的片面看法，(例如山西医学院叶衍增教授最近来谈，领导上要他兼任太原市卫生局长，问我的看法如何，我赞同他去兼职)，和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看问题(我在1951年土改时对中医地主同情，最近对刘思职教授的检讨感到满意)这里我还应交代一下我对九三学社的情绪也脱离不了我的严重的名位思想和不重视政治的错误思想根源。我于1951年入社之后，特别是在卫生部支社时期，确有经常强调业务学习而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倾向。在日常组织生活中没有靠拢党，起到党的助手作用。我自问虽没有多拉社员作为政治资本的企图，但在1956年九三学社社员大会，我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我思想上是很不满意的。社员大会之后，不久我就辞去了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组织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现在就我以上所能想到的一些思想言论来看(当然还不够全面深入)，我感到我是一贯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人民的一味追求名位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直在我脑子里作祟；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看法来看新社会里的各种现象；并且固执着既往的一套腐朽的错误思想，不择地点，时间，任意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实际上我是打着所谓“公共卫生专家”的招牌，想要篡夺卫生部的党的领导权。

　　我於四月初回到北京，反右派斗争已达高潮，我开始检查在五月间鸣放时期所发表的言论，感到有些不对头，最近的几次会议里，大家对我过去的反动思想言论，提出严肃的批判、揭露、驳斥和分析，我已开始觉悟过来，深刻认识到我的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感到非常沉痛和惭愧、抬不起头来、无面见人、我非常痛恨自己、今后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坚决挖去我的丑恶的反动思想根源、改变我的立场、加强政治学习、坚决的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是我的反动思想言论的初步、今后还要继续深入检查、力求思想的彻底改造、从新做人。

　　第一、在日寇发动细菌战时、盲目相信容启荣、伯力士、叶墨之流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日寇的细菌战、漠视细菌战的惨无人道的严重危害性、我虽没有和蒋介石、CC团共同阴谋掩灭细菌战的事实、但这样伤害人民生命的严重问题没有引起我的愤恨。在今天来看这个问题，我实在犯了非常对不起人民的罪行、我愿向人民认罪。

　　第二、我回国之时又有与帝国主义有勾结。回国之后曾写一信给联合国儿童急求基金会、结束我的旅费账。在1950年和1951年和在香港的两个旧朋友(施正信、许世璿)通过几封信、动员他们回国。八年中先后三次写信给我长女夫妇谈家常，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回信。最近半年内与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朱章赓)通过二次信、托他搜集一些世界卫生组织资料、以供做教学参考之用，此外，没有和国外的任何人通过信。我决没有散布过对国家不利的消息。

　　第三、在解放前，我没有贪污十多个药厂的售款和套购外汇。我的一生经济情况，三反时有书面资料存卫生部，可请组织上了解。

　　 金宝善1957年8月4日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