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徐盈同志的一些错误言行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按：徐盈同志是我校普通班第七支部学员，1938年在白区入党，解放前长期在大公报做记者，来校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他在今年“大鸣大放”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在不少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新闻和报纸的问题上，暴露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跟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储安平、浦熙修等来往也甚为密切。党委会和领导小组认为徐盈同志的错误很严重，需要提交全校同学讨论批判，特将徐盈同志的一些错误言行的材料印发。）

## 一  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徐盈同志说：“我的新闻观点是三条：1．同人办报（文人办报），2．新闻自由，3．尊重报人。”

　　1．“新闻自由”

　　他认为现在的“新闻自由”不多。曾说：“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出版发行及销路。”

　　他认为今天仍然可以“抢新闻”。“抢新闻，只要有目的，是可以的。”

　　鸣、放中，大公报记者到内蒙古自治区点火碰壁，回来后写了一篇歪曲事实真相的通讯——“内蒙古采访扑空记”。同学们看了不满。徐表示：“记者常碰钉子。”他还曾说：“记者是小媳妇，工作中的困难是很多的。”

　　对于章伯钧、储安平等人提出的光明日报要多登民主党派的活动、多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发明的消息等主张，徐也认为是可以的。

　　当各地报纸刊载“左叶事件”后，同学们认为：事实可能有出入，小题大作，一棍子打死，有些报道是挑拨煽动。徐盈同志却认为：（一）同志们不了解记者的艰辛；（二）左叶粗暴。并且还说：“许多记者早就准备哄一下（意思是闹事）,这次是导火线，在左叶问题上爆发了。”又说；他是老记者，是了解记者的困难的。“我同情记者的是：他们到处碰钉子，在新社会里也受不到尊重，特别则是私营报纸的外勤记者更困难。并感到不平。”“记者有苦水要吐”，“这样鸣放未尝不可以帮助党整风”，“这种鸣放对整风是有好处的”。

　　当同学们问他对彭子冈（党内右派分子，徐的爱人）所写“尊重新闻记者”一文的看法时，他说：“当时我认为它的内容提法基本土是对的。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有些尖锐（刺激）。因为今后记者还会有困难；记者鸣放是可以的。”

　　当同学们对他的这些错误言论进行批评时，他检讨说：“我是站在记者立场的，是站在记者那一面的。”

　　他对于我国报纸的分工、新闻采访报道应有一定范围、新闻纸张统一分配、报刊发行数量的控制、机器设备添置要经过批准等等问题，也是很不满意的。认为这些都妨碍了“新闻自由”。

　　2．“同人办报（文人办报）”

　　他对于党报的看法是：“现在报纸报道成绩多，报道缺点很少。”“记者质量不高。”说他自己过去“一个人搞一版半，五个人办一个报”。而现在“人民日报五百人，好多副总编辑”。“现在报纸价格太高，上缴利润应减少。”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可以允许‘同人办报’。”认为“同人办报的存在，已然是客观的实际”。

　　他解释说：他所主张的“同人办报”，也就是“文人办报”、“民间报纸”。“我所谓‘同人办报’，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就是像皇帝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的对面的‘清议’。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

　　在以后的检讨交代中他又说：“我的所谓‘同人办报’，就是不要党领导或名义上有而实质上是形式的（如文汇报纂夺领导权）那种报纸。”

　　3．“尊重报人”

　　他认为党和政府在解放后对于报人是不尊重的，没有妥善安置。

　　“徐铸成搞教师报，储安平去新疆调查，都是大才小用。”

　　“王芸生能搞编辑工作，不放在编辑室，搞社长有职无权，大才小用。”

　　“大公报的老报人搞资料是屈才。”

　　“对老报人没有很好安排，对新报人也有不当之处。”

　　“各机关对记者去采访怕麻烦（不合作不帮助）。”

　　彭子冈写“他们56个”一文，揑造事实说党把不能编不能写的干部派到报纸工作，而能编能写的人一个也不给。徐也认为事实就是这样。

## 二  与右派分子和三个报纸的关系

　　徐盈同志说：“一年来，和我有关系的三个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都找我，想把我拖回去。……我从自私自利来考虑，感到高兴。”

　　支部同志问他和三个报纸的关系究竟如何？他说：“情况是不同的。文汇报是拉过去的，光明日报是跑过去的，大公报是在拉扯当中……不管是拉过去，还是跑过去，拖过去，我在口头上曾一律说不参加，实质上心里很有兴趣。这是因为：一，关系不能断，要写稿；二，与这些人保持一定的联系，为了写小说也是需要的。”（徐自称准备写一部关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小说）。

　　又说：“我不想进那一个报纸，但是也不拒绝和他们合作，这样我可以写点稿。”

　　1．与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的关系

　　徐盈同志说：他是储的救命恩人，二十年的密友。他在交代中曾说：“这个人在我眼里，一贯的看他是爱党的。”他曾和储一样认识，认为苏联有经济自由，英国有政治自由。

　　徐说：“解放以后，中央批准恢复‘观察’，他办不下去，我也认为对他没有很好安排。曾反映过，认为他是人才，不能埋没。”。后调储任出版总署副局长，徐又认为“使用不当”。徐又说：“储去新疆视察时，我给他介绍刘春的关系，又借给他有关新疆人口和民族分布情况的资料，托他在新疆搞些宗教材料。我感到储在新疆视察期间，地方给他帮助不够，影响了他视察工作的进行。”

　　储安平对除也称颂备至。储安平说过：“所有共产党员都没有共产党员味道，只有徐盈夫妇还有共产党味道”。还说费孝通，徐盈、彭子冈是他的三个好朋友。

　　在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之后，徐对这个安排表示满意，他说他“从储本人出发，认为他是英美资产阶级类型的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可以调动他那种类型的过去受英美教育的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以为在这问题上储是有条件的”。

　　此后，储积极邀徐参加光明日报。储安平诱娶了友人的妻子后，徐为了表示祝贺，请储全家吃饭，并共游陶然亭，还邀浦熙修参加。徐在交代中说：“在陶然亭散步了一阵，储安平把我拉到他们—群之外，单独对我说：‘你是一个教条主义不多的共产党员，我打算去找乔木同志说，请你到光明日报来’。”

　　“我说：‘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共产党员，我是没有教条，和旧知识分子能相处，但是对于你们帮助不大。’”

　　“以后两个月内储主动找我们谈新闻工作，有的时候他单独与子冈说。特别是拉我下水，与子冈谈了不只一次。”

　　徐曾向储说：“你是一个全才，光明日报你自己干，也就够了。”

　　但根据徐的交代，他和储曾多次商量光明日报的工作问题。他们曾谈到光明日报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四出点火的事。徐说：储安平告我，人都派到外地去，实在不够用时，我问过他去了那些地方，计算一下，广州一路没有人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实在派不出人去，我又问广州那里的文化界也很多呀，不比别处不重要呀。”

　　徐还向储说：“香港大公报有个宋乔在北京……这个人倒是一个写通讯的好手，不知是否走了。”

　　他们还谈过储的一些具体计划。徐说：“这一时期栽听储讲过：

　　①他想把（北大）民主墙的学生反动言论尽量刊载；

　　②他想改版，专请了一个画漫画的人，找我党的‘三害’材料，来画漫画。

　　③他拟建立一个小组织，但具体安排不知道。”

　　他们商量过光明日报的人事安排问题。徐说：“储告诉我说，他和全社的一百多人都谈过话了，打算调动一下，我说，我和他们一直没有往来，你自己决定吧。”

　　“光明日报的情现我不很清楚。对于常总编辑（指原光明日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不认识，我认为即便是党决定要他们离去，储应当加以挽留。这样做有利。储不作表示，只说，党已这样做了决定。”

　　“储安平企图通过我向大公报拉人，先把大公报搅乱。”

　　徐在交代中还说到他向储提过以下一些建议：

　　（1）“怎样写社论？……我认为社论就是社论，就是表示态度，不能有什么花样。”我的意见是要有一个社评委员会，人数不能多。”

　　（2）“今天报上缺少的是什么，我的意昆说，‘很精炼的新闻’，他说同意。我说今天的新闻人与过去的新闻中的人不同了，但是我认为新闻就是新闻，不能用文学的写法，还是要精悍短小。通讯也是这样，要有创造性。”

　　（3）“我还提出要有资料室，好好地研究人，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几朝元老，必须有专人根据不同时期的材料，加以研究。大公报的资料室很注意此；这—点，当时储却未加以注意。

　　（4）“储又找我一次，……我提出，要发表‘群众来信’，报面要维持一些”。

　　徐问储对费孝通的早春天气一文的意见，储说费文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全部心情，但费还有顾虑，徐说：“叫费孝通这些朋友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在谈到要请过去的老大公报人写社评时，徐问储有没有和费孝通商议，储说费不在此，要与钱伟长商议。

　　储安平发表所谓“党天下”的反党谬论之后，据徐自称，在六月初他的看法是：“储安平对两个革命阶段认识不清”，“储的发言是个人英雄主义”。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光明日报发出“储安平带我们走那条路？”的质问，徐仍认为储“反党不反社会主义。”

　　2．与王芸生和大公报的关系

　　徐盈同志在大公报工作了十六年。他在交代中说：“我是在1936年底参加前大公报的，当时由王芸生介绍的，王芸生在感情中总以为我是他的‘自己人’。

　　我在大公报多年中，受了该报的影响很多，而王芸生这个人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回想起来，要有以下几点：

　　1．资产阶级报纸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公报在1949年前是用‘小马大帮忙’、‘要变不要乱’、‘同人办报’、‘文人论政’等糖衣包着毒素的。……

　　2．有一套旧政客的挑拨离间的作风，……他们用两面派的手法，拉拢人，争取人。如对我们这样人，就是一方面利用，一方面麻醉的。

　　3．也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加强了剥削。而记者在这种‘训练’方式下，把每个人训练成不重视思想的艰苦发展却忙于形式效率的人。”

　　徐对王芸生的安排也曾表示不满，认为“王芸生能搞编辑工作不放在编辑室，搞社长，有职无权，大才小用”。他又说过：“我对王芸生的安排会有过这样的意见：可以让他研究日本问题，可以让他联系一批旧知识分子，可以让他编写‘60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的续集。”

　　徐还说到，他曾向大公报党支书胡邦定同志说：“大公报老人中曹谷冰的资历较高，……应对曹多加帮助，有些事让曹对工作些表示”。（曹是旧大公报反动头子之一，现任大公报经理。）

　　徐一般估计旧大公报人说：“我觉得大公报这批人可以在中间派中起些作用”。

　　徐说，王芸生曾长期活动要他回大公报，“他一直不死心，他看我为他的‘私人’”。他说到大鸣大放中工芸生和他的一次会见，当时工芸生作了露骨的挑拨性的谈话，但徐的表示极为暧昧。他写道：

　　“6月8日（星期六）王芸生到我家吃饭。

　　这一次是王芸生对我在十五年中的一次最露骨的谈话，反映了他的思想实现。

　　他夸张地说，大公报社的群众正在揭发党的缺点，甚至于说，‘党组已经没有办法领导工作了，因为这些同志既不能编又不能写’。

　　他对孟秋江同李光诒作了人身攻击。我没有表示什么。我想，我们的问题在党内可以说，用不着对外人说。（徐在解放后天津大公报改组成的进步日报工作时，在党内和秋江等同志不团结。）

　　他对总编辑袁毓明同志，加以嘲笑。说袁曾经问人：‘租借地里面有没有中国人呵？’他说，这样的人没有常识，还扯到袁的爱人升级快。

　　他还批评了支部书记胡邦定如何不接近群众，喜欢星期六跳舞等。

　　我看到没有什么，我只说群众有意见就提吧，党是欢迎群众提意见的。”

　　“对于王芸生对人民日报的总攻击文章，说‘分4天登就好了’，我也没有反驳。”

　　徐在交代中多次强调了王芸生要他回大公报的情形。

　　徐又说到过他和大公报党支部同志谈话的情形，据说，在谈到王芸生时，大公报李光诒同志说：“孟秋江在的时候，王芸生见孟如老鼠见猫一样”。而当这些同志谈到希望徐回大公报时，徐说：“我起不了孟秋江的作用”。

　　徐说：“大公报在整风中，也有不少入提出了要恢复如过去的‘同人式’的大公报，而且要我回去办。”

　　在大鸣大放、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期中，他和在本校新闻班学习的一个大公报记者接触频繁，从她那里取阅大公报内部刊物“大公报人”，他说：“谈的目的，在我是想了解大公报的内部情况。”

　　3．与徐铸成、浦熙修及文汇报的关系

　　徐盈同志和徐铸成都是老大公报人。文汇报复刊时徐铸成曾邀请徐号给文汇报写文章，并邀他去文汇报工作。徐担任了文汇报在北京的编委。据徐交代，今年一月间曾参加了一次编委会议，由浦熙修“派文汇报的汽车来接我前往。……我在会上谈到新闻就是新闻，要有目的性。……此外，我还谈到不要怕片面，片面可以拼成全面”。

　　徐铸成会约徐盈给文汇报写文章，徐推荐了储安平、卢子道、罗竹风等三人给徐铸成。

　　徐与浦熙修是二十年的朋友关系。在重庆时，人们称徐妻（彭子冈）与浦是姐妹们（对门住，很亲密），解放后在京仍过从甚密，外出或上班还经常搭浦汽车。

　　浦熙修曾拉徐去文汇报当副总编辑，曾对他说：“我们已经向中宣部说定了，一定争取你到文汇报来”。并说可以就在北京工作。徐在交代中说：“当日说后，我即表示，不能办报，但有外勤记者性质的活动可以商量”。

　　徐的妻子彭子冈也是文汇报编委，曾为文汇报写“尊重新闻记者”社论，徐完全赞同她的观点。

　　文汇报记者吕德润（旧大公报记者）常与徐来往，徐说，他们“谈写稿问题，我跟他说，不要怕片面，可以写”；“文章不怕片面，片面多了可以成为全面”。还说：要下去采访，找缺点，和旧社会对比，不怕暴露阴暗面。

　　反右派斗争展开之后，浦熙修拒不交代遭到公开揭发，徐却说“浦天真，搞政治不懂政治”，曾准备进城去“劝劝”浦熙修，后未去而打了一个电话，“告以珍惜其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同时又给统战部徐冰同志写了封信，探询党的意图。信中说：“我不知道党对浦熙修的要求怎样，是先冷一下，还是要加以帮助，如何帮助，由于浦和我同子冈的关系太密切了，她时常来找我，也不可能避开。”

## 三  有关方针、政策问题的一些言论

　　1．他听了邓子恢同志所作的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之后，认为：“邓老作报告时很激动，有情绪，是否认为合作化的进度太快了？是否认为全国农业发展的四十条纲要要求太高了？”“邓老是在批评廖鲁言吧？大概与廖鲁言有矛盾。”“是在对党校发牢骚吧？”

　　他到农业展览馆去了解农业增产数字是否降低了？有多少虚假？

　　他调查了永利农业生产合作社附近的一个单干户，认为单干户“地里活作的好”，同情那个单干户所说的：“合作社不务正业，所以不参加”，“要和合作社此赛”，回来后就向同学们宣传。

　　2．他对买副食品排队、对北京市取消了蔬菜自由市场都很不满意。在天津主办进步日报时，他会对纸张的计划供应很不满意，并因用银行贷款抢购纸张受过批评。

　　3．对彭子冈所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肃反扩大化，浦熙修说的肃反斗错了谢为民，储安平说的“在肃反中斗的太厉害了，知识分子有意见也不敢说了。”，他都有同感。

　　4．他说：“有人说：‘民主人士有个把副总理也没有什么。’我心里说也有道理。”

　　5．他说他“不习惯于民主集中制”。又说，他在学校是“单干户”，不爱过政治生活，不愿做政权工作，思想上对民主集中制不了解。

## 四  对理论学习和党校工作的一些看法

　　1．对理论学习的看法

　　当一个同志拟留校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党校是教条主义，简直是误入。”

　　他很得意于储安平说他是，“教条主义较少的共产党员”。并以反对“教条主义者”自词，攻击党的理论学习。他说：“不懂理论，学了理论，拿到就用，要犯‘教条主义’，学多了就会向修正主义发展。”

　　又说：“我没有‘教条’，我不够当‘激条主义者’。有了‘敔条’，才能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

　　2．认为党校不重视党外知识分子

　　他认为学校不照顾郭大力，在访问郭大力家属后，对支部同志大发牢骚，说：为什么别的主要干部都住楼房，郭大力住平房？说艾思奇既能去太湖休养，“泛舟太湖”，对郭大力为什么不能同等看待？他说学校有“宗派!宗派!”（按郭因高血压，自己要求住平房。学校也提出了郭去太湖休养的意见，他本人不愿去。）

　　3．认为党校“校风甚坏”，“政治、学习空气不浓”

　　他把有的同志在男女问题上开玩笑说成是“色情狂”，把党内某些干部的离婚结婚说成是“杯水主义”，把楼内开关门不肃静，同学们在休息时间打麻将打扑克也说成是“校风”不好。甚至向其妻彭子冈宣称党校校风不好。

　　有一次小组两个同学写了两首开玩笑的诗，他带回家去，子冈看见后来信对这两位同学大加谩骂，并写信质问杨校长，说“他（指徐）一向也说，党校同学学风甚坏，经常谈男女问题取乐”。并说：“贵校学风太坏，应加检查，究竟集中了一些高干一、二年，学到了些什么？有何流弊？贵校如何培养人的？这是不是反映了我党高干的腐化堕落了。而徐盈在学校也是小题大作，要杨校长亲自处理这问题；扬言否则其妻会闹到少奇同志或总理那里。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承认是“要把开玩笑问题作为导火线”。“通过开玩笑这件事来整一整学校，整一整同学。”

## 五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

　　1．对整风的看法

　　他在讨论中央整风指示的小组会上说：“克服三个主义需要用‘棍子’。”同学追问此语舍义是什么，他解释“棍子”是尖锐的意思。他的论据是：“列宁反对马赫主义，对黄鬼绿鬼要一棍子打死，势不两立”。所以“对三个主义也要用棍子”。

　　中央决定我校学员延长学习，结合反右派进行整风后，他说：“我怀疑中央的决定。“后来他说他“双手拥护留校整风”，但当支部讨论整风学习重点时，他却提出继续学习党史，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解决学校存在的问题，解决同学们的思想、作风问题（指他所说的“色情狂”、“生活腐化”……）等。实际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想整一整学校，整一整同学。”

　　2．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动态和表现

　　徐盈找了关系带着小胡同学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同学们对一些大字报的反动内容表示愤慨，而徐对此却表现沉默。他看到大字报上提出的反对蒋南翔、拥护钱伟长的谬论后，竟然说：“如果蒋南翔当副校长，让老教授当校长就主动了。”又对组内一个同志表示：“范长江不懂科学，领导科学困难。”

　　去年人民日报八版曾登有叶知秋一篇小品文，内容是批评干部子弟学校特殊化，组内有两个同志感到刻薄片面，影响不好，曾与徐商量写文章反驳，徐因有不同见解未写成；大鸣大放后，报上集中攻击党员生活特殊，龙云駡一○一中学时，徐对胡内这两同志表示，去年所以文章没有合作写成，就是因为“看法有分歧”。

　　徐曾对人说：“文汇报会出点子，访傅鹰、流沙河两稿，人民日报就没有。”并向人介绍徐铸成“拆墙经验”内容。小组内有的同志向他说：“徐铸成写的拆墙经验很坏”，他却说：“你可以去看看许君远写的‘报纸能再这样办下去吗’？”（按：这篇也是恶毒地向党进攻的文章，其中关于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是和他完全一致的。）他还高兴地向人说：“许君远这几年不听声息，最近也鸣放起来了!”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同学们都十分兴奋，而徐表示冷淡，钻列无人处从事“著作”。报纸上发表反击储、浦右派言论后，他一直不作批判揭发。

　　彭子冈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因未揭发浦熙修而被批评后，徐说是“被翠众哄了一下”，甚至流露其妻委屈。同志们叫徐谈一下子冈的右派言论，他只是作解释，作辩护，自己也说和其妻有“共鸣”，但并不肯揭发具体事实，不肯接触思想。

　　他检查说：在校党委、支部和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初步认识了我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思想上的严重错误，我已经不自觉地转化到党的对立面去，客观上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和行了。”“更严重的是在党校整风中，在同志们一再帮助下，我有不自觉的拒抗，未能早—些时候交代。”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布后，自己搬出来的一直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客观上，想不空手过关，搞出点名堂来，事实上是危害了党。我的出身，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闻出旧知识分子的一点味道，感觉到旧知识分子有些人在蠢蠢欲动，自己也在动，总想搞点什么名堂来。”“在国内形势上，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显露，国际上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因此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均在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当时，我感到情况越来越复杂，不知道怎样才好。”

　　他在整个反右派斗争过程中一直缺乏自我批评态度，在概念上兜圈子，不接触思想，大谈“矛盾论”，纵论“策三条路线”，可以戴一切大帽子，而连某些细小事实也不肯痛快暴露，他写了一篇“请党救我”的文章，文章中说他同储安平等人“共谋于密室”，但“共谋”了一些什么，也没有交代具体事实。有时，前几分钟说的话，有耳共听，他也要矢口否认。在会议中说党对他温暖，会后说“自己没有政治问题，自己是要改造的”，说“会上大家斗争我”。同志们批评徐在反右派斗争时不应避开组织进行了一些政治性交往，他说白区党的生活又是一样，不知“党校规矩”。有一次小组会后，他还曾对入说：“我是白区工作习惯，发生了问题，保存自己就是胜利。”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9期，1957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