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士魁的第四次检讨

　　<云南大学、王士魁>

## （王士魁：云南大学教务长，民盟省委委员、云大支部主任委员。）

## 第四次检讨  向人民低头认罪

## （一）检查反动言行的补充

　　1．否定阶级的存在。我陶醉于资产阶级的假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不承认人的阶级性。我说：“今天有本钱当老板就是资产阶级；明天破产了去当伙计就是工人阶级”，把阶级概念完全歪曲和庸俗化了。

　　2．认为社会主义的各项选举中的无记名投票法是多余的，是形式主义。经过协商提名，各小组酝酿讨论同意后，由执行主席宣布，决定通过就够了，何必投票，浪费纸张时间。这即否定了民主集中的辩证作用和其真正地体现民主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优越性。

　　3．不学马列主义、不懂马列主义、不信马列主义，故表现在言行上是反对马列主义。我以为哲学问题，数十年来争论未休，将来也不可能有终结之日。不是内行的人，既没有任何研究，不便信此疑彼，肯定这一个否定那一个。可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又证明马列主义的正确性：中国积弱百余年，重病垂危，马列主义以外之药石均告无效，共产党以外之大夫均已束手无策，良医灵药，铁一般事实似的奏效，真理不得不承认。但自己在理论上，因为愚昧无知，不能加以解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更莫名其妙。所以心中有矛盾，思想转不过来，归根到底。这是立场问题。工农群众并不学哲学，不懂书本上的马列主义而很自然地、热忱地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相反的有一些教马列主义的右派教师，教的讲的是马列主义而其所反对的也是马列主义，这也足证立场问题的关键性了。我没有无产阶级立场，就无法也不愿解释以科学的马列主义为指针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道理。国家由苏联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由一亿多而九亿多；洲际弹导火箭的试验，苏联已远跑在美国之前而首先获得成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迎欣鼓舞，帝国主义者不寒而栗。就我国各项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所没有的，工业增产率居世界第一，就新旧中国之比，实为天堂地狱之别。更就近在咫尺的事实而论，云大数学系解放前学生寥寥三五人，不生不死，教师潦倒，悲观失望，奄奄一息；今日之数学系不但教学思想正确，教学目的明确，就教学内容以及师资、学生、物质设备的量质双方也已具有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数学科学专家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规模。再就我个人言，解放前卷熟烟，检烟头，现在则大重九每天两包！……别的不必多说了。至马列主义这个普遍真理的光辉将照耀及整个世界，全人类将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胜，资本主义将趋向灭亡，犹夜尽昼继到，冬残春将来，及此种种如像2＋2＝4的客观事实，我总掩目不愿看，充耳而不闻。道理很简单，患色盲不分黑白，听觉壅不辨七音，反动立场未改变，受错误思想所驾驭，结果当然是非颠倒，真假不分，所以做出倒行逆施的事，危害人民，言之痛恨何巳！

　　4．我渲染食品公司的某些工作上的缺点，市场供应的脱销和积压情况，扩大粮食运输和保管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我以不满的情绪建议于一川同志亲去菜场买菜以了解蔬菜是如何被糟塌的。我说昆明向来蔬菜是很丰富的，现在一方面被糟塌，一方面市民买不到，农民对此更是不满，在经济上损失虽小，但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很大。这不能再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没有经验了吧！言中之意，实指党所领导的工作，倘有缺点一律借“没有经验”作挡箭牌。又常对人说在海味出产地买不到海味：而昆明市上的咸鱼等物摆满食品分销店，干硬得像木头一样或发霉腐烂卖不出去。又说商业部门的干部大部分是私人工商业者出身，私营时精打细算，看钱如命，当了干部把公家的财产当粪土，应该送去劳改二年后再调回来服务。当政府号召节约粮食的时候，我根据报上关于某些仓库管理不善，招致损失的报导，用挖苦的口吻说：“多少万斤粮食腐霉无人过问或作有效的处理，而家庭主妇或炊事员洗米时掉了几粒反受到啰嗦的批评。此无异讥笑有关部门党的领导无能幼稚，使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不少问题而发生反感。我表面上好像爱护国家财产，灵魂深处实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5．关于文艺问题。在认识上我是外行，在欣赏能力上我是“老粗”。我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时关于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报告。毛主席所讲的大道理我很拥护，但是我向来对于文学艺术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认为这是消遣娱乐的小事，什么人民性阶级性都是闲话，美即善，何必计较是非问题。事实上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东西已在我的思想中扎了根。最近在“反右”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关于右派分子在这方面的罪行令人惊心怵目。解放后我对文艺戏剧电影等的情况既然了解很少，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仅限于抽象的拥护，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就不同了，尤其是电影更不愿看。以资产阶级的眼光对待社会主义的文艺，自然而然的有抵触情绪，觉得内容太教条，太机械和太公式化。对民间歌谣和兄弟民族的音乐舞蹈爱不起来，甚至对白话诗、简笔字不感兴趣。姚瞻同志检举：我污蔑火车上广播的民间歌为简单低级，实在事出有因。既不看白话诗，何以又和张其浚一样地欣赏郭景贤的“诗”呢？可见我的反动本质何其牢固，保守落后思想何其严重，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或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6．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地破坏了党的政策的贯彻和障碍了社会主义措施的执行。这主要表现在各方面的工作上，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既然要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滥摊子似的高等教育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教育，即必须全面而彻底的进行教学改革。在教学改革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才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以适应建设事业不断增长的需要。教学改革必须学习苏联，这是党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执行贯彻的好就对于社会主义有利；执行贯彻的不好或甚至被抵制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就受到损失和破坏。我本是帝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劣品，返国后在云大鬼混一二十年，解放后党对我爱之以德，教育改造，待之以礼，委以重任，乃我主观上不努力，不求上进，好像客观的影响、外界的作用都不很大。社会主义的立场转不过来。旧观点依然如故，习惯于旧的工作方法。在教学改革开始时，对计划工作集体主义有抵触，对一些新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方式如开会、作报告、小组讨论、会报、写总结、组织交流，妄以为是多余之事或是浪费时间。自己因为责任关系，表面上不得不敷衍塞责，实际上消极怠工，凡能够推给别人做的就推，迫不得已而非自己做不可时，则说是“劳动改造”，给积极工作的人泼冷水，扩大缺点，抹煞成绩。尤其甚者在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幌子下，贬低学习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以至高教部的指示和各方面来的文件未予认真仔细研究，分析主客观条件，作出恰当的处理方案，使在贯彻执行中切合我校的实际而每仅按文字上的说明和条文上的规定机械地往下布置，致使各系、组疲于应付，苦于揣测，走了弯路，消耗时间，枉费精力。有时教师要求解释问题，如“考试考查之差别”，竟安然答之以“我更莫名其妙”。遇到任何困难只知往上推，好像事不关己。在校一级的集体领导工作中，不特不起作用，甚至对会议的决议采取荒唐态度，会外散播不满情绪，或装聋作哑，佯作不知，影响领导威信，其效果即是破坏党的领导。

　　我的教学工作，事实上是误人子弟的罪行。我的教学工作最轻。尚不满半个教授的工作量，所教的又是一般的普通课程，并非什么高深的专门东西。我素来不讲求教学法，更谈不上诚心诚意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方法和各种教学环节，形式上采用苏联教材，实则仅依苏联大纲和苏联教本上的章

　　（节而随意滥充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材内容。例题、习题的配搭，混杂不堪，形成不伦不类的一滥堆子。更严重的是业务知识太差，不懂的装懂，既不肯下刻苦钻研的功夫，又不虚心请教于人，掌握教材不全不透，焉能融会贯通，进行细致的解剖，从而把握关键，突出重点，以达到明晰准确的讲授？遇有自己不懂的难点在课堂上讲授时，一滑即过去，美其名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效果只有百分之五并不奇怪。钱春深先生检举说：“我怀疑王先生是不是懂！”这是我最痛的要害，给他打中了，不得不承认。今后只有积极努力，好好学习，才是出路，如果人民还让上黑板的话。）

　　科学研究，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科研与经济建设辩证地互相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水平才具有提高的物质条件；没有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领域的扩展，就无从指导、推进经济往前发展。高等学校占其科学力量的一大部分，综合大学的科研工作，尤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按道理不进行科研，就不配称为名符其实的大学教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研工作和任何工作一样，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否则就要迷失方向，脱离主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就不能更好地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互相配合，收到预期的成效。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并指出十二年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的奋斗目标，意义重大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基本上已经完稿。高等学校的教师在这个崇高而光荣的任务中不但是战斗员，而且应起指战员的作用。乃我身为教务长，在全校教师，不分专业，不分老年青年，在党政的领导和鼓励下，皆争先恐后热烈地投入向科学进军的工作或开始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不领导，更不带头，也不附骥尾，反而采取冷淡态度，不愿填写个人科研计划表，其影响之恶劣，难以形容。

　　我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的仅仅数年间已有长足的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又有伟大友邦苏联无保留地、无条件地帮助，薄弱环节得以很快地加强，空白点也将迅速地逐渐建立起来；科学工作者有了用武之地，抱负得以施展；新生力量增长很快，队伍继续扩大。撇开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和技术上的改进与创造不谈，仅就科学论文而言，在量的方面不知较解放前增加多少倍，在相对质的方面，优秀论著的比例数不断上升；在绝对质的方面，水平也逐渐提高。党所领导下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不是凭空的臆造，十二年内达到世界水平的要求也不是主观的幻想，而是根据充分可靠的常数绘出基本上正确的路基。我们只须努力不懈地跟着前进，届时自然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况且从科学论文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已有一些达到世界水平的科学论文。例如去年力学学科宣读的六十五篇论文中就有五、六篇；天文科学学科宣读的二十三篇中也有二、三篇具有国际水平。什么是科学论文的国际水平？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一门科学的一部分的一方面的某分支中的某某一些或一个具有或大或小的关键性及原则性而不是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人们所取得成就构成一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之上得出具有相当意义的而不是无关痛痒的新成果来，我们就可以叫这个工作成果作具有国际水平的工作成果。当然，这个新的成果，除相当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外，可能包括相当重要的新的提高和深入，或者是补充和推广，或者是原结论的更完整化与精密化以及对旧结果的改进、修正、批判甚至是否定；或者是旧结论的新应用、新联系等都可以算的。解放后，我国科学面貌焕然一新，日趋繁荣与发达，这并不是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和青年后进比以前变得聪明了，其主要原因同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党的正确领导，大力支持与鼓励，科学家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目的以及正确的马列主义思想在指导。由于我的反动本质不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依依不舍地怀恋资产阶级的文化，目击人民引为骄傲，感觉欢欣鼓舞的社会主义光辉灿烂事业，不但不动于衷，说过一句好话，抑且以对立的态度来对待。全国科学工作者皆以十二年科学规划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鞭策自己的动力，而我反说十二年后我即退休了，人民的高兴即我的愁眉；人民所恶恨的，我偏偏要做。教务长给科研工作起了破坏作用。其外我是科联科普委员，连开会我也很少参加；我是数学会昆明分会的主席，照章理事会任期一年，现已拖延至二年余之久尚未改选，使会务呈于瘫痪状态；我是天文学会昆明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去年出席全国总会成立大会以后，回来既不传达，更无从组织推动；我是凤凰山天文工作站的主任，我的作用只是签名盖章，几个月来没有上山一次，还拿科学院二十元的补助费，拿钱不作事形同贪污行为；我是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学术委员，出席第一届第一次学术委员会议，我不但没有科学论文，对别人宣读的论文也提不出任何意见，大会闭幕式时我当执行主席，总结报告不需当场宣读，候待印发各委员，虽然是主席团决定的，但我没有向大会交代清楚，引起群众不满——姚瞻先生即是一个；我是市人代会代表和省政协委员，每次参加会议，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一言，而在政协第三届会议上我所领头签名的六人联合发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谬论，这在省人代会议上赵雁来等二十三位先生对这个反动透顶的发言予以彻底的批判，我完全接受他们对我的严正的谴责。我参加了这个带纲领性的反动发言，使我的反动面目更加显露，而加深了我的罪恶，我愿意接受一切应得的处分。

　　又无论人代也好，省政协也好，每次组织视察工作，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逢在学期中进行视察，我借口要上课；逢在暑假视察，我借口招生工作忙，抽不出空来。我是如何对待人民交给我的任务的？解放以来，党与人民对我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重视信任，仁至义尽，就有阶级仇恨的任何反动知识分子，处在我的环境地位，或也不会这样怙恶不悛，除非再加上狗肺狼心，否则不会如此倒行逆施。以我这样丑恶政治面貌的东西，骗取党与人民的信任，窃据这么样多的高位要职，七八年来为非做歹，妄拿二级教授工资，取之于人民的是养料，报之于人民的是毒汁，负义忘恩，德以怨报。可谓“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 （二）与张其浚在谈话中的反动言论的补充（略）

　　以上是我在工作方面的初步检查，检查很不全面、不深刻，今后自当继续从纵深挖掘，我的脑子里面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反动面目异常狰狞，我的言论和工作给人民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危害。我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学校，我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自外于人民的条件已极充分了。言念及此，无地自容。我诚恳的向人民低头认罪，请求人民接受我的投诚，给以自新的机会，我保证一定努力改造自己。

　　 王士魁  8月9日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