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关於开除党内右派分子袁永熙党籍的决定

## (1957年8月9日通过)

## (一)

　　袁永熙，1949年重新入党(他曾於1938年12月第一次入党，1947年在北平作地下工作时，被捕后自首，因此於1949年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同年重新入党)，上届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本届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袁永熙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党活动和阶级异己分子的面目。为了严肃党纪和纯洁党的队伍，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於1957年7月5日一致决定开除党内右派分子袁永熙的党籍。

　　作为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常委委员，袁永熙曾及时听到上级党委的有关指示和传达报告，中央对於整风运动的方针，他是知道的。但是在整风运动中，袁永熙不去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相反却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贩运私货，在党内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党内领导核心的团结，分裂和瓦解党的组织。在袁永熙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几个最重要的阵地——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清华党委宣传部、校刊“新清华”及电机系党总支，都在斗争中被解除了武装，思想陷於混乱，组织陷於瓦解或无力作战的状态。

　　袁永熙在群众中的许多言行，是明目张胆地表白了自己的反党立场。在清华教育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当右派分子高呼“反对共产党员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别人一起鼓掌。在金工厂的鸣放会上，一个由於作风恶劣而被开除团籍并在肃反运动时被批判的落后分子乘机报复，大肆攻击金工厂的党支部，袁永熙却对他备加赞扬，称他为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在电机系发电专业1958班同学的班会上，当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员有党性无人性，辱骂共产党员是特务、是便衣警察的时候，袁永熙不但毫不感到义愤，相反却说“这是反映了党群关系的尖锐化”，说什么党还没有掌握“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群众对党提意见，请也请不到，应该表示欢迎。试问袁永熙的这类行动，是反映了一种什么“阶级感情”?事实很明显，他已背离了党的立场而完全站到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立场上去了。

## (二)

　　在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袁永熙对於这次整风运动是别有用心的。他企图利用整风运动和党的“鸣放”方针，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袁永熙在上届党委书记的任期内，就未能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改革的方针。他用“基层单位没有什么方针原则问题”的“理论”，来掩盖和抹煞清华教育改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清华上届党委还未实行“党委制”，党委的性质还是属於“机关支部”的类型，其主要任务是要“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但袁永熙根本没有认真执行自己的基本任务，他对上届党委的领导，没有加强而是大大削弱了清华党政间原有的合作关系。由於他历史上犯了自首错误而不能继续担任党委书记，由於他在工作上抱有许多修正主义的观点而得不到清华党委的支持，这使抱有浓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袁永熙，感到在清华“不得志”，对党心怀不满。好久以来，袁永熙不积极工作，总是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患得患失，疑神疑鬼，对工作缺乏主动精神。自从1956年5月清华党代表大会以后，袁永熙对分工属於他领导的学校行政工作，借口“没有公开的行政名义”，一直消极怠工，不负责任。当整风运动的来临，袁永熙却突然积极起来，他向人表示：经过学习(指北京市在职干部的短期离职学习)以后，“胆子壮了”，有机会他也要大胆提意见，好好放一下。他对自己应管的工作放任不管，而一再在会上会下表示他要研究“学校如何鸣放”，要求专管“鸣放”。他甚至向人说：“如果这次整风整不好，我就要消极下去了”。颇有破釜沉舟、成败在此一举的意味。

　　袁永熙是完全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来歪曲党中央的整风和“鸣放”方针的。在整风初期开始大鸣大放以后，右派思想曾经一时迷惑了全校相当多数的群众，政治上的反共乌云，曾经一时笼罩了清华园。右派分子纷纷辱骂共产党是实行法西斯统治，比国民党还黑暗；辱骂学校中的进步分子为“无耻积极分子”；认为教育改革一无是处，清华园内一团漆黑，要求“还政於民”，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等；种种冷嘲热骂，造谣诬蔑，不一而足。面对这种汹涌的反共逆流，身为党内主要领导干部的袁永熙竟熟视无睹，一直别有用心地向他周围的人宣传：“清华园鸣放是健康的，没有发现什么政治性问题”，“清华的问题就只是领导不体会群众情绪，不肯虚心检讨”。

　　当时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特别猛烈地对党发动进攻：教研组党支部率领党员张贴反党的大字报，恶毒地攻击党委的领导，公开鼓动群众罢免团委书记，甚至当“弱者”贴出辱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反动传单，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起来驳斥的时候，政治课教研组竟还有人贴大字报要群众“警惕”，不要转移视线。此外，政治课教研组还多次召开鸣放会。有人公然反对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学校必修课程，反对党委领导政治理论课程，反对党委领导学校，要求“教授治校”，甚至在教研组全体会议上竟提出“集体辞职”来威胁党委(当时有十四人举手赞成)。对於政治课教研组如此乌烟瘴气的反党行为，袁永熙不但不进行批评和斗争，相反竟表示欣赏和支持。他多次对政治课教研组党支部指示：“运动基本正常，放的好，就这样做下去!”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袁永熙对这次整风运动是抱着同党完全相反的态度。他对党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他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是党内的右派分子。

## (三)

　　袁永熙向党进攻的手法是十分巧妙的。在整风初期，他暗地到处点火，利用各种机会对接近他的人进行蛊惑和煽动。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在党委常委会上就避不发表明确意见，并且一再托故不参加党委常委会议，逃避正面争论。他对电机系的总支书记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应当少讲少动，我就是这样，别人就抓不住我什么东西!”“现在要看运动的发展，这样不管运动左了还是右了，将来都可以批评别人。”袁永熙一面指导他领导下的同志不要多讲话，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一面利用隐蔽的形式进行阴谋活动。袁永熙对党进攻的主要手法就是故意挑起党内外群众对党委领导核心和坚持党的方针的同志们的不满情绪，把进攻的矛头引向这些同志。他用不同的说法诬蔑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某某人在常委会上气鼓鼓，某某人别着一肚子气”。“某某人受的压力大，很紧张，不敢放”。“某某人应该在这次好好整一整”。“这些人有个人考虑，怕撤职”等等。

　　袁永熙这种在会上回避发言，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在会下暗暗煽火，挑拨离间党委领导核心同党内外群众关系的做法，是对清华党委投下了恶毒的暗箭。事实很明显，袁永熙是把清华党委作为斗争对象，而把右派分子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和群众基础。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整风开始以后，袁永熙一味强调要“放”，强调运动基本健康，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强调问题只在领导要体会群众情绪，要虚心检讨，而从不提到对一时弥漫全校的嚣张的反共叫嚣加以反驳，从不提到要对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开展斗争。甚至在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发表以后，当在他领导和影响下的电机系总支书记开始认识到需要进行反右派斗争时，袁永熙竟还责备他说：“你怎么也和他们(党委)一样了!”

　　袁永熙的反党活动不仅是限於对清华党委抱着仇视和对抗的态度，而且一直发展到对於中央方针的顽强抗拒和恶意诬蔑。他对彭真同志代表中央所作关於整风运动的报告，竟认为是过“左”，狂妄地抗拒中央指示的精神。他还恶毒地散布谣言说：“现在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全国各地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反对中央鸣放的方针。幸而毛主席很稳，还是要‘放’，我才放心了。”

　　袁永熙的这类观点，同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所发出的反动传单“我们的忧虑和呼吁”的基本思想(是说党中央内部对“鸣放”政策有分歧)，竟是如出一辙。从袁永熙口中发出这类反党言论，同党外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相比，除了对党具有更严重的危害作用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区别呢?

## (四)

　　袁永熙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袁永熙不是仅仅由於整风中一时认识不清而犯了错误，他的错误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

　　袁永熙出身於剥削阶级家庭，入党以后，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他的思想深处，盘踞着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

　　在政治上，袁永熙抱着十分强烈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对学校工作长期存在着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例如在教育工作上，他不承认教育是上层建筑，不承认教育改革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忽视改造和必要的斗争。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上，他反对进行阶级教育。他强调只要学习好就能入党，并提出入党要有“分数标准”，助长了学生中忽视政治的倾向。到了整风运动“大鸣大放”的时期，袁永熙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就自然地发展成为反党的投降主义的路线。

　　在组织上，袁永熙是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无原则性和无组织性。袁永熙把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一套勾心斗角和拉拉扯扯的庸俗作风带到党内生活中来。他注意私人关系而不重视组织原则，他不以严格的原则态度要求自己和同志。他公然把自己严重的个人主义行为看作合法现象，对於同志们的严肃而善意的批评，他不但拒绝，而且仇恨。对於其他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他不但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甚至曲意迁就和迎合，利用别人的弱点加以煽惑和操纵。遇到各种原则争论时，袁永熙总是隐蔽自己的观点，看风使舵。他习惯於躲在背后窃窃私议，自负不凡；而不敢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公开同不同的意见展开正面的交锋。在严重的斗争面前，袁永熙所关心的是怎么使自己“不陷於被动”，可以左右逢源，投机取巧；而不是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敢於“坚持真理”，也勇於“修正错误”。对人对事，袁永熙都十分没有原则和自我批评精神。

　　袁永熙的组织观念非常薄弱。袁永熙自从不作清华的党委书记，他就暗中和清华党委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无视党的组织纪律，不负责任地到处进行“小广播”，任意散播各种破坏党内团结、破坏党委领导威信的流言蜚语，影响所及，使清华党内的自由主义泛滥成灾，这对党的组织起了很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在此次整风运动中，袁永熙这种隐藏的“个人抱负”和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就如火燎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反党的宗派性活动。

　　在思想作风上，袁永熙存在着一种颓废情绪和严重的衰退现象。他一方面是消极疲塌，不肯艰苦劳动，缺乏革命的朝气；另一方面他却处心积虑地追逐个人地位，成天捉摸着如何玩弄巧妙的手法，不露形迹地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由於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和阴谋手段，在党内受到抵制而不能畅所欲为，因此他就对党积累起不满情绪，同党的距离愈来愈远。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当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蕴藏在袁永熙灵魂深处的个人野心和对党不满情绪，就乘机爆发，成为鼓动他起来配合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在因素了。

## (五)

　　袁永熙是长期掩盖了自己真实政治面貌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此次整风运动期间，他是清华党内散播右派思想，进行反党活动的主要策动者。

　　在1947年民主革命的阶段，他没有经受得起考验，向敌人自首。在这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他又没有经受得起考验，再度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从袁永熙的阶级本质上来考察，他的两次叛党行为都不是偶然的。

　　为了纯洁和巩固党的队伍，必须把党内的右派分子袁永熙开除出党。清华党委坚决相信：清华全党同志将能从袁永熙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事实取得深刻教训，在思想上、政治上同袁永熙等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忠诚地为执行党的决议、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

　　 原载《关于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袁永熙的材料》，“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195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