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党校关于沈锐同志错误思想的一些材料

　　<中央党校师资训练部组教科整理>

　　（按：沈锐同志系师资训练部第6班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二支部学员。来校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她曾散布不少错误言论；在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期间，又表现了许多错误思想。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沈锐的错误是很严重的，而且是带一贯性的，必须认真地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决定将有关她的材料在全校学员中印发，展开批判。）

## （一）认为党“腐朽了”，说党内不民主，对党不满，攻击党的干部和干部政策

　　（1）在小组座谈整风问题时，同志们提到全国胜利后，在少数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沈却说，她在集中营时，敌人曾经对她说：“我们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以前，也是革命的，取得政权以后才腐朽了。你们在掌握政权后，也会腐朽的。”她认为这句话：“很难驳倒”！

　　（2）她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党内没有民主，没有监督”。一次在小组会上又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四年一换好，我们的领袖是一辈子的，有消极的一面”。经大家批评，仍思想不通。

　　（3）在学习党史时，她检查说：“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开始传达时，我认为是党内派系斗争。人倒霉时，人们就落井下石！”

　　（4）她听说中南海过去是公园，就说：“为什么现在住起来？要提意见。”

　　（5）在这次运动中，她在小组会上检查说：“解放后进入上海，看到还有那么多乞丐没有收容，感到心酸，甚至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场，认为革命革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这种可怜的事情！”“干部为什么要坐小汽车，住洋房，不可以把钱救济穷人吗?”

　　（6）在学习党史时检查说：“过去不知道毛主席伟大在哪里，以为还不是党内同志讴歌、阿谀、逢迎，捧起来的。学习党史，才真正懂得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可是在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广播后，她又轻蔑地说：“这有什么新鲜内容！”

　　（7）刘少奇同志在许昌的报告中谈到房子问题解决不了，工人不应该都把家属带出来，还提到旧社会一个商人在外三十年未带家属等语，她看了后说：“这太不近人情了，叫他（指少奇同志）试试看。”关于报告中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她说：“大干部的子弟就不能送到农村去!”

　　（8）她说，我们中央有些部长就是“草包”，靠秘书办事。

　　（9）她说，全国妇联干部都是些首长的老婆，是“傀儡”，什么也不能办。

　　（（10）看不起农民出身的干部。她说在上饶集中营里首先叛变的就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又说：“部队上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进城后，不学习，摆官架子，就是打打牌，抱抱孩子。”对上海商业局一个工农出身的干部，她说：“这个人没有能力，没有文化，还占着工作位子，就因为是党员，还被当作骨干使用，我就不卖他的账。”）

　　（11）对党提拔新干部不满。说：“党内有些干部一帆风顺，1946、1947年参加工作，就当了处长，革命就是便宜了这些人。”

　　（12）对解放以后党内某些同志离婚问题极端不满，不加分析地认为都是错误的，都是“陈世美”！

　　（（13）对一些自首叛变分子、落后分子常表同情，甚至无原则地加以称赞。如她曾说：“XX（女，自首分子）漂亮，有才华，能干，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抓得紧。她和她爱人（她爱人是党员）的关系，好象一朵鲜花插在粪堆上。”）

　　（14）她反对上海交大迁往西安（沈是上海交大的干部）。她说：“迁校明明不好，为什么要迁？”“过去因为战争不可避免才迁校，苏共二十大后提出战争可以避免，还迁什么？”“交大本来是个完整的大学，总得把它搞乱了！”“人家老教授在上海都扎了根，为什么非迁不可？干脆愿意在那就在那。”“西安荒凉，土里土气，西安口音不好，我担心我的孩子变了质。”有人问她：“去西安的人不都说西安很好吗？”她说：“那是骗人的！”

## （二）同情右派分子，歪曲党的历次政治运动

　　（1）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她说：“林希翎抓住了我们的小辫了，她的报告有可取之处。”并向人大某研究生索取林的发言稿，未成，又埋怨党校不印发林的材料给大家看。

　　（2）在听了罗瑞卿部长的肃反报告传达后说：“那么大的干部，说话那么随便，林希翎27岁装21岁，能行吗？”

　　（3）座谈邓小平同志报告时说：“报告对我帮助不大，报纸上都有了”。又说：“虾兵蟹将在前，鲨鱼在后，难道还会弄出什么大鲨鱼来？”

　　（4）杨尚昆同志的报告揭发了沈志远的丑恶面目，她说：“这不是人身攻击吗！”

　　（5）说：“三反、五反和镇反偏差很大”。又说：“1952年上海市镇反，一个晚上逮捕了所有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有些反革命分子被捕的根据是凭检举材料和主观推断，因此错捕了很多人”。认为1952年镇反，“政策灵活性太大，干部水平不一，容易出偏差”。镇反时上海商业局逮捕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她曾同情地说：“把人家家属弄得哭哭啼啼！”

　　（6）去年寒假返校后，在小组谈：“我听上海一个区法院副院长谈，上海市刑事案错判达20％，个别区达到40％，情况严重！”并举错判一个学生为例，甚表不平，说，“有些我们搞错了，但为了照顾党的影响而不谈”。

　　（7）在这次运动中，检查对潘、杨事件的认识，她说：“过去在上海对潘汉年、杨帆很崇拜，觉得他们有才华，有文人风度。当听到他们是反革命时，最初不相信，很久感情上扭不过来。在事实摆出后，还很惋惜他们的才华。”

　　（（8）谈到三反、肃反运动时，曾说：“运动开始时，人们总是右，批判了右之后，又“左”了。老子就是要右一点。”在这次学习检查中说：“为什么我老是扮演党的反对派呢？”）

　　（9）邓小平同志报告谈到：我们党如再不整风，就要变质，并且传达少奇同志的话，说党如果十年不整风，就有毁灭的危险。对于这些重要指示，她不但不愿很好地去领会，反而说：“兄弟国家不整风，也没有变质和毁灭！”

## （三）反对、诬蔑苏联，同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修正主义观点，羡慕资本主义民主和物质文明

　　（1）在这次运动中检查说：“龙云谈的关于苏联搬走东北机器，苏联应该分担抗美援朝军费，我与他有共鸣。”又说：“抗美援朝负担不公平，我们胜利尚未站稳脚跟，就要抗美援朝，苏联国富兵强，为什么不出兵？”“不出兵也可以，为什么不出钱，为什么借给我们的钱还要在二十年内还？”

　　（2）对苏联驻军旅大很不满，说：“抗美援朝这样大的事我们都担得了，旅大为何不交给我们？有伤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3）在小组讨论杨校长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时，他说：“我们和苏联的卢布比价不公平。往苏联出口的猪肉吃亏，而且净要好的，坏的都不要，我们吃的是他们退回来的。”

　　又说：“斯大林错误揭发后，觉得自己过去的看法有道理，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小气，确实想在别人身上捞一点”。

　　在这次检查中说：“在思想上曾认为这是苏联‘剥削’我们。”

　　（4）在这次运动中检查说：“苏联为什么不把‘外蒙古’还给我们？”

　　（（5）当她谈论苏军在东北纪律不好时，同志们反驳说：“苏联过去在东北犯强奸罪的只是个别现象，而且都枪毙了。”她说：“我可没听说过枪毙！”）

　　（6）认为波、匈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和斯大林造成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她说：“这是斯大林干的好事！”“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纪律不好，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布达佩斯青年学生拿着燃烧瓶往苏军身上打。”

　　（7）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发表后，她非常注意，看了好几遍。说：“有可取的地方，有道理。过去人家受斯大林的气，现在出出气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南斯拉夫的对抗情绪情有可原。”

　　这次运动中说：“苏联欺负了南斯拉夫。如果打屁股，苏联打七板，南斯拉夫打三板。”“斯大林把南斯拉夫搞的太惨了，我们不给人家帮助，人家只好向美帝国主义借债，这是出于不得已，只要社会主义阵营多帮助它，就可以使它脱离美国的影响，它就是要钱嘛！”

　　她说：“听了XX同志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报告很反感，尽是讲人家缺点，为什么不同情人家在困难时候渡过难关？我们建国初，人家承认了我们这是好意，而我们怕得罪苏联，不理人家，这是帮助了大国沙文主义。”“同志们是否把南斯拉夫说得一钱不值，随声附和不能解决问题。”

　　（8）欣赏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在一次检查中说：“我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有好感，当我想到社会主义有缺点时，就想到资本主义还有可取之处。”

　　（9）在谈到广西饿死人的事件时，她对别的同志说：“处理的太轻。这些人到别处还不是照样的‘当官’。这些人不仅没有党性，就连人性也没有。”“这种事情有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处理起来，就不会这样轻。”

　　（10）“资本主义的工作效率很高。我们商业局局长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工作效率就很高。”

　　她不相信刘长胜同志报告中说美国国家机构庞大，工作人员有771万。说，“人家工作效率那么高，不会有那么多人员”。小组批评后，还表示想不通。

　　在谈到美国文化时说：“美国的文化腐朽也不是一切都坏，如美国电影‘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很好，苏联也赶不上。”“资本主义文化高，有教养，有礼貌，尊重人，乘车给妇女让座。而我们有些同志乘车时抢座位，不知道给女同志让座。”

　　（11）前些天在登记看宽银幕电影时，她说：“那有什么？香港早就有了。”

　　（12）当说资本主义国家出产的东西这也好，那也好。当别人说不应该这样轻视国货时，她便拿出别人送给她的手帕、玻璃袜子、松紧带说，“这是香港的，就是好嘛！”

## （四）、对上饶集中营一段历史的错误看法

　　（1）沈锐在集中营，初期曾有坚持斗争的一面，后期犯了严重的丧失立场的原则错误。可是，她却经常向同志们夸耀自己在集中营如何坚持了“英勇的斗争”。说自己“年轻，敢作敢讲，敢向敌人进行斗争”。而对自己的严重丧失立场的错误，仅仅认为是“有些弱点”。而且把这种“弱点”，说成主要是受项英同志错误路线的影响才造成的。

　　（2）有时也讲起她在集中营的“恋爱生活”。毫无立场地说集中营的一个特务少校训育员“长得漂亮英俊，我对他有好感，要是没有觉悟的话，我就爱上他了。”又说这训育员追求她，曾把她全队的材料当她的面烧掉，并要带她一道走，她没有答应。她在集中营集体逃跑被捉回时，也是这个训育员出力保她，才没有被枪毙。她对敌人训育员这种暧昧的态度，当时曾有同志劝告她，但她不以为然，认为“可以利用这种关系”。

　　（（3）在师训部看了“上饶集中营”电影后，她对人说，“电影就是有些艺术的夸张，其实也没有那么残酷。”）

　　（4）在这次运动中的一次支部大会后，有同志批评她：“出狱后找特务，在特务家住，是敌我不分。”她说：“我不找特务，吃什么？难道睡在大街上吗！”又说：“你有你的认识，我有我的认识，我还认为这是一种对敌人的斗争方法呢！那个特务是‘海派’，大家都吃他，我为什么不可以吃他？”

　　（5）出狱后，因重新入党问题而对党长期不满，认为“受了委屈”。

## （五）、运动中的态度

　　在运动的前期，沈锐毫无检查自己思想的意思，表示待回原机关整风时再说。

　　在领导上布置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后，她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当有的同志揭发她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后，却大发脾气。经过小组对她的批判和帮助，对自己的错误才稍有检查，但不肯触及思想深处。

　　当要她到支部大会进行检查时，她表示坚决拒绝。说这是要“搞臭她”，是“领导上追逐轰轰烈烈的形式”。经一再说服，她才勉强以“教育大家为目的”，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了初步检查。会上同志们对她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她一散会就边走边哭边骂，说，“真是岂有此理”！说大会诬蔑了她，丑化了她。“XX有什么权利谈我的历史，有什么权利看我的档案”！由于大家的继续帮助，和听了杨校长传达中央指示后，她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才有了一些认识，表示愿意进一步检查，听取大家的批评。

　　第二次支部大会以后，对自己的错误，仍表现出不愿正视，企图侥幸过关。

　　附注：沈锐，女，34岁，家庭出身雇工，本人成分学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第一次入党。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俘，被押在上饶集中营。初期对敌斗争比较坚决，后期却犯了严重的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原则错误。如曾以群众面目填写两次悔过书，填表参加三青团，1943年参加集中营的“新生”剧团当演员，后被授予中尉军衔。1945年被释放，1946年重新回到解放区，经华东局组织部审查，准予于1947年1月重新入党。以后在山东、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曾任上海市第二商业局饮食服务处副处长，来校前在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

　　（附件：）

## 沈锐同志在上海商业局工作期间（1950.7——1956.4）的错误言行

　　（一）在镇反运动中，沈是镇反办公室主任，但一直不积极，并把她科里的干部从镇反办公室调回科里去。镇反运动快要开展时，她借口去调查张洪仁（混入党内的特务分子）的问题，到杭州玩了几天。对张洪仁的问题，她一直认为此人忠厚老实而同情他。镇反时她参加一个镇反干部训练班，听完第一个报告在小组讨论时表现很不好，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以后也不学了。特务熊鹏（文书科长）被捕的第二天早上，她在保卫科学习镇反文件时说，熊的家属如何哭哭啼啼去找张洪仁，并说：“熊的老婆孩子生活成问题怎么办？”当时有同志批评她：“你还是集中营出来的呢！好了疮疤忘了疼。我们烈士家属谁想到过吗？”她当时大为不满。

　　（二）在三反运动中，沈负责一个单位的打虎任务，正处在紧张阶段，她不组织力量向贪污分子进攻，却把力量转向一个领导干部身上（该领导同志也有些问题），竟叫一个群众和一个团员整理这个干部（党员）的材料。她负责的三反，不但没有做出成绩，反而自杀了几个。三反运动结束时，召开一个被斗分子的会议，领导意图要沈去说服这些人，沈却以苏联“巧克力”小说为主题发言，歪曲三反运动。

　　（三）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公布后，沈认为是党向胡风开刀，对查出反革命分子有惋惜情绪，认为胡风集团内部的“阶级友爱”超过革命阵营，“应该向他们学习”。在肃反运动中，某单位通过了解陈丽雅（肃反对象）的情况，沈把情况打电话告诉了陈，陈便与该单位领导闹起来。沈与肃反对象王征风关系很好，吃饭时曹局长说了些与王有关系的话，沈也把曹的话告诉了王，并说：“领导准备搞你。”在肃反运动中领导上曾点名批判沈的严重右倾和立场不稳的错误。

　　（四）沈对抗美援朝不满，认为抗美援朝“太残酷”，“死了我们这么多人”。那时她爱人也在朝鲜，她害怕她爱人会在战争中牺牲。她怀疑中央的决定，说“苏联为什么不出兵”。

　　（五）沈锐同志分不清敌我界限。她在上饶集中营出狱后，写了一封信给狱中对她有好感的伪中队长，又写了一封信给该中队长的家里。她在商业局向党团员作过一次关于上饶集中营的报告，内容不但没血没肉，没有感情，而且还污蔑农民出身的干部，说农民出身的干部叛变得最多。她还讲到伪宪兵如何对她们走不动的女同志“同情”等。她在讲时有声有色，边笑边谈，当时人事处有好些人有反感，认为她对敌仇恨不深。她过去住在上海泰山公寓时，家中常有一群对党不满的人，有的是从集中营出来未解决党籍问题的，有的是未找到工作的，等等。以上错误，在1952年整党时，有人曾对她提过意见，她大为不满，说是“缺乏同情心”。

　　（六）对党不满。她认为5年牢“白坐了”，没有恢复党籍，比别人“吃了亏”，认为党不信任她。对党不提拔她，很有意见：①她写信骂刘益州同志，说，“小鸡不如鸡蛋，三八不如三九”（沈是1938年入伍，刘是1939年入伍）。②她曾打报告给党委要求参加高级组学习，带有责问口气。③在她被提为副处长以前，她曾对做人事工作的某同志说：“现在很难为情，财委的同志都叫我沈处长，但没有公布，你是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你要提意见，你不要因为里边（指提拔）有你就不讲了，我现在还是个科长。”④她曾对某同志说：“我要和他们（指局长室）拼一下，撞倒走路”！⑤她几次同曹宝贞同志谈话，曹总批评她，有一次她对曹说：“我在这里是完蛋了，坏的东西都掌握人家手里了，印象改不过来了。”她经常找处长、局长的缺点，在群众中散布、调商业局工作后，总是埋怨领导不支持，不谅解，对她的批评表示不满，特别是对谢祝阿和曹宝贞意见最多。对领导大胆使用XXX表示不满，认为领导上不尊重她。领导上要提拔新干部，她不从应不应该提拔上面考虑，而是斤斤较量，和自己比，甚至向组织上说：“为什么提拔我那样难，而提他们这样轻易呢？”

　　她对有历史包袱、思想意识作风不健康、思想落后的人特别同情。

　　她常常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挑拨是非。

　　（她经常到处打听一些所谓“新闻”，特别是负责干部的私生活，来散布不满情绪，并自称要“打抱不平”。）

　　沈和领导的关系一向不好。凡到一个单位，初期对领导还有好感，后来都闹得不好。领导上找她那个单位的一些干部了解情况，她也不满，认为领导盾她不足。领导上批评了她，她大为不满，说领导“打击她”，“降低她的威信”。

　　（七）高饶事件发生后，陈市长做传达报告，她说：“陈过去自由主义很严重，现在做起报告来好得意，把饶讲得太过分了！”她还有“打抱不平”的情绪。

　　（八）沈对农民出身的干部很看不起。除污蔑农民出身的干部在集中营叛变最多外，还在商业局训练班的一次报告中，诽谤农民出身的干部，引起党员普遍不满。平时她对农民出身的干部XXX、XXX等看不起。由于她的宣传污蔑，使群众对农民出身的干部发生轻视。另外，她还挑拨农民出身的干部和党的关系。

　　来源：《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11号，1957年8月17日校部办公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