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孙方同志的错误言行的一些材料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按：孙方是普通班第二十六支部学员，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期间，孙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表现了很多错误思想，当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的时候，孙方不仅没有加以反击，甚至还向右派分子道歉，承认“错误”。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孙方的错误言行甚为严重，特决定将有关他的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批判。） ## 一、在肃反问题上的叛党行为，和右派分子的关系 　　（1）怀疑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 　　在大鸣大放期间，当社会上右派否定“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的时候，孙方同志对肃反的成绩估计也发生动摇。他一面承认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面却又认为“肃反有阴暗的一面”，“具体单位则不一定”。他说过：“反没有肃出来，反而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又常常说机关的“肃反搞得太粗暴了”，对肃反重点产生同情和怜悯的感情。他对于机关里肃反总结的“肃反不是绣花”一句话很有反感。当他看到右派利用大字报大肆攻击我们的时候，不但不表示愤恨，反而说：“让这些同志的痛苦慢慢地减少一些，我们慢慢地更多地体会他们的痛苦，我们会跟他们团结起来的。” 　　（2）和右派分子的关系 　　孙方在来校之前，直接领导新闻司三科的工作。三科是外交部在肃反时期的重点单位，全科成员共九人，这一次运动搞出了四个右派，首要分子叫曹棉之。这几个右派在55年肃反期间也是重点对象。曹棉之的历史情况复杂，曾经带兵抓过农民，随同大特务到泰、越等国当过翻译，参加过国民党和复兴社，解放前后隐瞒历史混进党内。谢孝萍的家庭是拥有三千亩地的大地主，谢本人也参加过复兴社和反动社团，曾在伪外交部工作。因此，肃反期间把他们作为肃反对象是没有错误的。 　　孙方日常和曹棉之来往很多，并且佩服曹棉之的“才华”和敢于对抗徐晃副司长的精神。当右派疯狂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孙方和他们接触频繁，并且常谈论肃反问题。龚澎司长曾两次提醒孙方少与他们接近，并且说：“不能把肃反的责任推到徐晃副司长一人身上，你也是当时新闻司肃反的领导成员之一，要是肃反工作有错误的话，应由五人小组负责。”孙方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们接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谈？”。情绪非常对抗。 　　（3）在座谈会和几次小聚会上的叛党活动 　　新闻司的右派分子抓住肃反问题向党进攻，在6月8日之前表现得最为猖狂。曹棉之非常活跃，到处煽动点火。在这时期，孙方曾经和右派分子作过几次重要的会谈，还参加过新闻司的座谈会。 　　第一次：曹棉之与孙方在专员办公室谈话。曹提出新闻司的肃反问题如何检查，并且说：“应该分三部分：第一，中央的肃反政策；第二，新闻司执行肃反的情况；第三，工作作风的粗暴问题。”又说：“应该分清这三者，然后可以分别查清哪一些是由司执行政策上有偏差负责；哪一些是由司的工作作风负责；哪一些是由中央政策负责。”曹棉之的意见实际是他进攻党的要点。但孙方在当时却表示：“这就对了”，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在此次谈话中，孙方还透露了肃反运动时五人小组内部的许多情况。曹棉之问他徐晃副司长在五人小组是否独断独行？孙方没正面回答，绕了一大圈子同意了他的意见。 　　5月31日——6月1日的座谈会：右派分子谢孝萍等在会上“控诉”张闻天同志“十大罪状”；谩骂肃反是精神折磨，是中世纪封建主对待农奴的方法，对肃反重点远不如对待日俘、战犯；恶毒地攻击积极分子是“牢头禁子”，陷害别人，踏看同志的尸体取得党员称号；攻击新闻司的领导是“口是心非”，“胡作非为”，违反宪法，私设公堂等等。在座谈会上右派分子极尽挖苦、谩骂、造谣、污蔑之能事，制造紧张空气，声言要告到法院，把这些人撤职查办，反党的气氛极为强烈。当时，孙力不仅没有任何反击右派进攻的表示，反而觉得“内心沉重”，感到谢孝萍的发言“有委婉的情绪”，“打动自己最深的感情”，同情肃反对象，责备我们肃反工作搞得“太过火了”，“太粗暴了”，“太伤人了”。尤其可耻的是：他在会议休息时竟立即上前与谢孝萍握手，问候道歉，并且说：“我过去错了，对不起你们，今天我才对你们的委屈有深刻的体会。”孙方这种投降叛党的行动，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他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向敌人“举白旗”的行为。 　　第二次聚会：座谈会后，孙方即与曹棉之同去小铺子喝啤酒。在此次谈话中，孙方进一步暴露了五人小组内部的许多情况： 　　①攻击徐晃副司长。他认为徐副司长的作法太粗暴，并且污蔑这些做法是“少数民族的做法”（按：徐是回族）。 　　②认为“肃反的总结太草率了”。 　　③孙方向曹棉之谈到新闻司五人小组在决定肃反方式时，曾有过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还是审干方式的争论。曹即认为肃反不应用群众运动方式而应该用审干方式进行。这是曹企图否定新闻司肃反的正确路线，当时孙方表示同意。 　　④对曹棉之说：“比起其他肃反对象，你算是坐软席卧铺。” 　　此外还说了许多丑化和歪曲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过去的肃反运动的话。 　　第三次聚会：这次在宋以敏家里喝酒聚谈，参加的有右派分子关在汉夫妇、曹棉之夫妇，还有谢景屏（党员）、张幸生、宋以敏（群众）和孙方等。 　　①关在汉说：“干部应有自由市场——组织分配和自由市场相结合。”孙方感到他的意见有道理。 　　②一个右派分子认为孙方有“媚上”思想，并对孙方说：“你不同意上级的意见也还是往下贯。”孙方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自己组织观念较强，即使不同意上级的意见对下边也不能有所表示；并且承认自己确有“口是心非”，对下边不说“真心话”。他为自己解释说：“我戴上这个乌纱帽，不得不如此。”在临走时，孙方给大家暗示：乌纱帽事不要外传。 ## 二、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共鸣 　　当社会上右派放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时，孙方对于这些言论认为“都是香花，毒草很少”。因此他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葛佩琦言论除外），甚至对“党天下”的“理论”也不觉得什么，不感觉刺痛；对“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我只感到文章漂亮，不觉得它的恶毒；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也没有感到什么；对北大的大字报，除了谭天荣的“一株毒草”以外，感到只是知识分子的狂妄无知，看不见它的反动。那时又觉得人家的冤气不少，吐一吐也好。自己好像处在第三者地位，与己无关。” 　　孙方同志在这方面的主要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论如下 　　（1）对北大大字报的看法 　　他看了北大大字报回来后说：“好！骂得好！”后来他给同志们交代说：“我的意思是指‘儒林内史’，我曾经对它感兴趣，很欣赏。”他认为林希翎“是一个恶毒的敌人，但她年青、聪明，还可以教育。她抓住我们的小辫子不容易驳倒。” 　　（2）“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他说：“庞熏琴一炮打二个目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知识分子政策——我很同意，他举的一个例子说一个画家当收发使我印象很深刻；另一个例子是李景汉的工作调动好多次。我们的官僚主义乱分配工作，太荒唐，对知识分子太粗暴，忘记了他们的优点。”他说：“党委制在大学里是否合适，我发生怀疑，因为党委不能包括大学教授。”党能否领导科学、能否领导技术呢？他认为“假如在许多年以后，我们许多中央委员都是专家或教授则不成问题。”孙方又认为“党委不尊重老教授，青年们的骄气太大，学生不如从前”。因此，他的意见是：“把党委改变为党组，依靠老教授办好学校，不要光是依靠培养青年的红色教授。” 　　（3）关于国产影片问题 　　当文汇报讨论这一问题时，他的思想上也感到“国产片的成绩实在可怜，老百姓不爱看，上座率低”。 　　后来他检查思想时说：“电影问题上我看了文化部的总结时才明白了‘白毛女’、‘钢铁战士’等影片，在旧社会一百年也拍不出来，我看了这些好片子没有深刻的感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没有一个不是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关，我对一些事物很冷淡，人家恨透的东西我可以容忍，这就是我原始的内心的是非标准。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有一套是非标准的，但我压制不住，往往先用自己的一套标准。” 　　（4）对学校的政治理论教育的看法 　　右派攻击政治理论课是教条主义，他也有共鸣，感到教条主义确实太严重，学生闹事，应由政治教育方面负责，认为在大学里教条主义如果少一些也不致这样乱。右派骂我们！“重政治轻业务”，他有同感。 　　（5）关于“党天下”谬论的看法 　　孙方虽然不同意“党天下”的说法，但又认为右派提出十二个副总理的问题“很难回答”，认为“安置个把民主人士也不妨”。 　　右派骂我们党政不分时，他思想上也同意，认为“只有政府发号施令就行了”。 　　认为老干部不争气，不行就该下台。右派骂老干部“争级别、争地位”，他有同感，他认为老干部总是不争气，不钻研业务。 　　（6）对反面的东西有兴趣，不愿意看正面的东西 　　他说：“对反面的东西有兴趣，因为正面东西原则多，不大愿意看。哪篇文章介绍反面的东西，我就愿看。我很注意阴暗面。别人说的也愿听，刊物上登的也愿看，多谈反面的我就相信，看问题有时也从反面看。”毛主席提出的“难免论”，他怕这会给不愿检讨者以借口。他很欣赏右派所写的“难免论”一文。他说：“在党向左一股劲，向右要看毛主席，‘两个万岁’、‘对台戏’，如不是主席先讲谁敢讲呢？” 　　（7）对国际问题的几个右倾观点 　　孙方对国际问题的右倾观点也很多，他怀疑中央对“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估计，觉得这句话是“老生常谈”。 　　对匈牙利事件，曾经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是不好的，第二次出兵出得好。还曾认为假如纳吉能收拾残局，那么苏联可以不出兵了。到了纳吉叛变的时候，又考虑苏联出兵到底好不好。 　　（8）对6月8日社论的意见 　　他说：“我曾经怀疑，这些人真的和我们干起来吗？”我觉得这是“收”、“太早了”、“太重了”，“陈铭枢、龙云等人还未放够。” ## 三、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1）怀疑整风能否整好 　　中央决定整风后，他说：“我曾一度怀疑整风能否解决问题，就过去的三反看来，情况是不好的。这次新三反（这次整风）不知能够解决到怎么样？这是经验之谈，但就外交部来看确是搞得不好的。” 　　他又说：“整风以来，对党提意见方面，党外人士比党内积极，党内的下层干部比上层干部积极。” 　　他认为“中央对整风运动的准备是不足的，弄得下面很被动，我很担心这个混乱局面不知如何收拾。” 　　（2）认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关键在于司、局长一级 　　他认为：“中央决定了整风后我很感满意，司、局长这一级重要，所以要整。我自己的工作不重要，没考虑到自己。另外，司、局长的官僚主义严重要整，部长也要整。我自己没有多少官僚主义，亲自参加生产，主观主义有一些，宗派主义不多。过去历次运动都没整官僚主义，三反只反贪污、浪费……，所以我特别赞成反官僚主义。希望反掉官僚主义，使领导多听我的意见办事，多尊重我的意见。三个主义的位置怎样摆？最重要的是反官僚主义。这是我‘整上’的思想。” 　　他认为高级干部不如多下基层，搞体力劳动未必能支持。 　　（3）对留校继续整风学习的意见和态度 　　整风开始后，孙方学习是很不安心的。表现在小组会议上没有很好的准备，经常回去参加机关开会，夸大和吹嘘自己的重要性。孙方同志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学校环境比较“超脱”，留下来不如在机关参加斗争收获大。他曾经要求调回去，但是外交部和校部的领导上都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他曾经对人表示：“早些提出回部的要求就好了，田世五就提得适时，后悔自己提出要求太晚了。” ## 四、对中央若干方针政策的意见，对历次运动的看法 　　（1）对三反的看法 　　①认为“三反不存在敌我矛盾”，怀疑“资产阶级进攻我们是否像报纸上说得那样猖狂”。 　　②对中央指示说的“深山密林必有猛虎”这一断语有怀疑，认为“打老虎限时是可以的，但对限量则有意见”。 　　③他说：“三反以后，有些部门铺张浪费更为严重，问题在于节约的风气没有养成。国家对节约只检小的不检大的，我有意见。” 　　（2）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看法 　　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在五月下旬和六月初孙方同志在小组会上曾作过二次发言，他的意见有以下几个要点： 　　①认为“几年来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应重新作估计”。他的看法是：“1.不用费很大的力量去改造；2.已改造得差不多了。” 　　②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不够了解”，“不敢大胆重用”，“不敢大胆对他们负责”，“没有把他们放在人民内部来重用”，“数年来的运动都反在知识分子头上，使得隔阂愈来愈深”。 　　③认为“人事部门工作简单化”，对知识分子“不能做到真正关心人的工作”，鉴定和档案材料常常和具体情况很有距离。 　　“以上这些错误，影响到对他们的信任与提拔，今后必须从这方面加以根本解决。” 　　（3）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 　　他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我也不是不感到高兴，但这里高兴是不长久的、不真实的，一碰到问题就发生动摇。 　　他说：“思想上觉得中央讲一句话影响很大，一阵风应由中央检查。”一阵风怎样来呢？他说：“发展党员要数字，提拔干部要数字，此外还有建筑方向等等，都是一阵风，这些都是从中央来的。” 　　（4）对党内民主生活的意见 　　①认为“领导上管事不管人”，“组织部门也只管组织工作很少管人，对人的关怀也少了。” 　　②认为非党非团无人关怀。他说：“非党非团没人对他们进行工作，运动来了就找中间分子，平时没人对他们关怀。” 　　③认为领导者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自己有意见不敢向上提。他说：“我从本单位听到看到的现象：1．领导者不愿听反面意见；2．领导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我对个别领导者有意见。这些意见本应大胆提出，但思想很紧张，感到尊颜难犯，我自己也就虚伪胆小”。 ## 五、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 　　（1）家庭情况 　　孙方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他的祖父、伯父都开工厂。他的父亲长期在国民党政府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1946年——1949年又任输出输入管理处处长，早年毕业于清华，留学美国，曾与罗隆基、潘大逵、曾昭抡同学。政治上投靠四大家族，亲美反苏，曾说过“宁亡于美，不可亡于苏”。“我对国民党绝望，也对共产党失望。”解放后，由于他敌视工农，看不起我们干部，故不愿出来工作。1955年到对外贸易部进出口公司工作，思想作风原封未动，狂妄自大，傲慢异常。现职是专员，14级。 　　大鸣大放时期，他的父亲也放出许多右派言论，6月8日以后，向组织承认错误，从此绝少发表意见。 　　（2）同家庭的关系和思想动态 　　孙方曾对父亲说：“封建时代重感情，所以管人；资本主义重赚钱，所以多管事；现在的官僚主义既不管人也不管事。”谈到定息问题，他父亲埋怨政府只给一点点定息，又不让摘帽子，又要扣公债。孙方觉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孙方的思想感情，完全是和资产阶级家庭联系一起的。他的父亲曾一度被点名，6月8日以后向领导上承认错误，所以没有划为右派分子。此事孙方感到很好，因他原来还担心要撤他父亲的工作，怕他父亲神经病复发。他曾经想过，他父亲参加工作是在总理对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之后，这正是适时，否则又该挨整了。最近他的父亲通过中国银行的帮助，从香港弄回人寿保险费美金五千元。此事孙方也替他高兴，算了一下觉得币值贬低了，思想又糊涂起来。五反后，他的伯父对清产、定股等问题都有意见。对此孙方说自己“无分辨能力，未引起愤慨”。后釆他伯父收入多了，股息也多了，孙方也替他高兴。1955年他的伯父申请公私合营，目的是想卸包袱。解决问题后，孙方也觉得很好。总之，他和他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感情是休戚相关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喜怒哀乐是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 　　附注：孙方，男，现年39岁，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曾受过高等教育，1938年入党，1940年1月因自由行动脱党，1940年7月重新参加工作，1940年10月重新入党，曾任县委副部长，军调部秘书组秘书，中央社会部科员，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副专员，来校前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12级。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15期，1957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