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达在北大文科各系联合反右派的大会上的检讨

　　<北京大学、向达>

## （向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检讨地点为哲学楼101）

　　我现在作第二次检讨，要求同志们对我严肃批评。非常惭愧，八年来党对我这样好，但我在重要关头却犯了错误。

　　在整风前后的错误，并非一下子就认识到的。六月一日回来到十一日，短短期内犯了这样多的错误。七月中贺昌群先生要跟我谈，未及谈。到青岛后写信给我，说我错误严重，走在悬崖边上，当时自己不服。七月十九晚打电话给熊德基，七月二十日把信送进城，复贺之信（未发）内说，自己近六十岁的人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想不通，若是这样，只好算了。翌日熊与我通电话，我口气仍如此。

　　七月二十日邵循正、孙楷第先生来谈，始稍平心静气来想错误，才有八月十六日的第一次检讨，才认识到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不是平常思想上的错误而是政治性的。系内提了三次意见。八月廿日以后到现在一个多礼拜，自己又检查了一下，现在再来作第二次检讨。思想的根恐仍挖的不深刻的，要求同志们多提意见。

　　（现在逐渐认识到是在最重要关头上犯了重大错误。这些天有同志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哪些方面对不起你？全是自己立场上有了错误，对不起党、人民。自己是国家高级干部，应该检讨错误。并有勇气检讨与接受批评。）

　　关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会犯这样错误？

　　解放八年来自己对党的态度。从北京解放后，自己即站在党的外面。与党对立。1949年二月，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大会上我即表示了极不正常的可以说是对立的情绪。政府把房屋都贴了封条，我提出为什么把我们当作敌人？房屋当逆产？有一次会上，有法学院同学控诉周炳琳，会后我即与周握手。因周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若误在我，决不逃避”。说明对党全不认识，以为接管北大和过去改朝换代一样。从那时起思想上与党即有距离，站在对面，说得坏点，是敌对的。

　　1949一年内好几次发生这种情绪。二月文管会在北池子座谈，我在会中情绪也不对头。首先，主持会的是钱俊端与张宗麟。二人我都认识，以为不管天翻地复，熟人总应打招呼。钱是1937在英国见过，张是南京高师同班，觉得二人打招呼，非常冷淡，对党员印象从此坏了。

　　1949年三月在北京饭店开会，钱俊端提出接管各校情况，我中途离场，受钱批评。后我要求谈谈。钱将出国，说可与周扬谈。这事我一直说了八年，郑昕先生当时同离会，他早忘了，我却八年不忘。

　　此外七另八碎的事，使个人与党总觉有些距离。

　　1951年起赴朝慰问，回国后去新疆，其间没有什么问题。52年后又煽起来为社联停止活动问题。自己有外人的感觉，不是同党站在一边，这种错觉越来越多。

　　八年来与党始终格格不入，原因即由一些小事积累起来。始终不认识中共与历史上的政党不一样，把解放当作改朝换代，思想所以改变得不大。但这一次与过去改朝换代不同。因此思想上抵触就很大。

　　到1956年后，这种感觉更厉害，浮上来，不仅抵触，在某些方面还非常反对，反党情绪、行为就非常露骨。

　　在整风时参加五次会，反对党的领导。在科学院对党委会用极凶恶词句骂。在学校中对党委也如此。如江付校长从52年说我固执一句话，我记了好几年。在科院说是大衙门，今年一月政协小组提出，六月六日在党组座谈又提出。对党委以恶劣词句批评。

　　六月七日高教部的图书馆工作座谈会上对领导也极不尊重，冷嘲热讽。当时以为张宗麟是同班同学，没有对他尊重的必要。

　　六月十一日在科学院历史一二所的会上，六月六日晚上在北大历史系会上，对党委都批评得非常厉害。以凶恶词句骂，说科院领导如张宗昌带兵。把党组比作“大头鬼”，头大脚小。不仅熊德基先生看不下去，我在重看材料时自己也看不下去。当时快一时之意，并未起稿，只有一大纲，但也非失言，腹稿早就有了。五次发言精神轮廓一样。在说时并未想到话有多大分量，起多大作用。

　　对积极分子，无论党内外，都骂。用隐蔽的话。如在六月八日大公报座谈会上，说昆明副市长为人擦背。我以旧知识份子看法以擦背非高等劳动，不成体统，用魏源的话说若“只尚才会变成利口，只尚德会变成乡愿”。即隐蔽地说副市长即乡愿。

　　对知识份子问题，所犯的错误：

　　在六月六日科院会上，提了宗派主义问题，以社联为例。再三说停止社联是把知识份子当作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以及六月八日大公报均提出说我们不是街头流浪者。实际上，党对知识份子政策决非如此，我则歪曲、污蔑。

　　对党的干部政策：六月十一日在一二所会上，尽谩骂之能事。以尹达为例，说使用他到死而后已。说对余逊不要使用到开追悼会即晚矣。把党员与党的关系进行挑拨，以一时意气，倾箱倒箧说出。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自己在解放后改填成份为苗族。1952年后土家族问题引起注意我知道潘光旦研究这问题，开会时碰到，说我的民族成份要他鉴定。1956年到湖南视察民族自治州。在长沙及吉首，民委会州委会均对我作了详细介绍，说了意见。1956年5月出发时接到潘光旦的论文，受了他相当大的影响。当地土家38万人，苗族34万人，潘主张单独自治，我非常同意。在湖南我未发表意见。回北京后，1957年3月18日政协会，潘写发言，由我副署。潘以隐蔽方式说明意图。在其视察报告中也再三挑拨苗土关系。联合发言发表后，土族中阴谋分子翻印到处散发。有的在1956年底到北京找我，彭泊即一右派份子，见面且通信。政协会后统战部开会。四月去云南曾函彭泊说统战部审慎，看大家意见决定。彭泊以之招摇。今年湖南省组织两次慰问团访问，决定联合自治，但以此造成许多困难。

　　以上，对党的认识，对党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的例子，说明我的错误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把党当作一般政党，不知党是代表人民的。站在党外即站在人民外面，“合则留，不合则去”。掼纱帽，去到哪里？正如批评萧乾文章所说的脚踏两只船，势必站到反动一边去。对大学和科学院党的领导根本未看见。若无党的领导，院系调整即办不了，今天高等教育将还会是资产阶级一套。对积极份子的污蔑，难道依靠落后份子？党对知识份子重视，我则说成对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为极恶毒的挑拨。少数民族问题，是牵涉72万人问题。民族间过去即有长期仇恨，我则重新挑起来，如不是党的政策正确，会死多少人！

　　对党的领导不重视，且反对。照我做法，会走回头路。过去的路我是走过的。国民党统治我经历过。可是解放后对新社会新事物不但没有响往，反而仇视。对国家、党是很大的污辱。

　　自己是搞科学工作的，在这方面也犯很大错误，即党能不能领导科学问题。我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指谢鑫鹤副秘书长不认识我。上次熊德基先生质问我对二所的人是否都认识？我并不能。对科学院其余领导如刘导生同志，我也不佩服。总觉他是搞政治的，要领导社会科学我很有意见。几年来这种情绪相当浓厚，从郭老到学部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所长我不批评，没意见的很少。如对范老，批评极其凶恶。故有人质问，郭老范老难道不是内行？我对刘、谢，说他们在科学上外行，对郭老则又说是态度上不配领导。因郭老三月国务院会议上伤了我。四月我当面质问，是敌对态度。

　　学部副主任潘梓年，我几次批评他是官僚主义。

　　对科学院的党、领导同志我从各方面批评反对。说党委会是大头鬼，头大脚轻。对党员领导几乎凡与我有关的都批评到，实际是谩骂。

　　六月六日、六月八日，二次座谈，均说首先要去除宗派主义，具体说了范、胡、于都有浓厚宗派主义。在大公报记录上亦提了名，我在校样上划了。

　　社联问题我不问为何停止活动，只说不合民主手续。

　　历史科学范围大，不是这几位同志能统统包下来，特别集中在范文澜同志。说解放后历史科学有了阻碍，范、胡、于要负责。说党有宗派主义，对党进攻。

　　一系列言行，在三四月间在系务会议及二所讲演，都说解放后历史科学只开了五朵花，就污蔑、歪曲。不满情绪由来久矣。在“史学”上曾以“方回”笔名写过“四年来历史学发展情况”，对党的领导新的发展一字不提。此文是为了反对刘大年在苏联的报告，对党领导科学的发展看不见。去年制定十二年规划我也参加，我也赞叹为自古未有，但换一情况提则说历史科学无进步，视而不见。凡是党领导的全面的看我都不承认，单独的我则承认，如敦煌研究。基本是对党的领导及党领导科学采对立态度。对社会主义建设发生根本危害。

　　在个别问题上，如考古的发展，几年抵得过去50年，只有在今天才能做到。又如图书馆事业，解放前全国高校600余万册，现则3700余万册，五倍半，事实俱在。

　　对自己错误的批判：从自己真实思想情况向同志们暴露。主要是立场问题。站在旧的资产阶级立场。认为解放是改朝换代，看党是一般政党。经常感到从旧社会是大摇大摆摆过来的，未感到社会不同。对过去错误本应赶快改，但我自觉过去没有什么。在49年说，把我们当敌人，非常不服。

　　为什么会这样对党有敌对情绪？一向认为做工作拿钱是自食其力，没想到是党人民给我的。认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并不认为错误。自食其力，无求于世，发生服不服的问题。说我错了，不服。“国民党时代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今天不能这样呢？”

　　我这样看法，凭什么？在过去我到北大，并不认为是靠胡适、傅斯年，而是凭自己本事。在解放后仍如此。凭什么本事？自己过去经常想，不敢说是完人，但大节无亏。未做过国民党的官，不是国民党员，未参加他们的那一派。也不承认是俞大维，朱家骅的一派。与费正清有带东西的关系，只吃过一顿饭，也不承认有特务关系。胡、傅关系虽多，也不能说是胡派、傅派。故认为大节上不出什么问题。这对自己影响很大，认为可以站得住。

　　另一方面。学问，也未想自己了不起，但在自己这一行可以站得住。走冷门，人弃我取。有一定成绩，可以自守，建立防守线。

　　这些都是虚假。“大节无亏”，解放后仍披起什么大节？解放前参加了运动，但都是自发的、被动的。在某一程度与自己利害有关系，才与之作斗争。如1947民主广场打人问题，与特务斗争，因他们先侵犯我，不是我主动，而是被动。也不是到处拿这幌子说对革命有功，但觉自己没错。

　　反对训导长度，要陈雪屏下台，也不是从理论上认识，而是因广场打人问题，说都是你训练出来的好学生，干这种事，故在教授会提出要陈辞职。

　　昆明反苏宣言，也参加斗争，揭发国民党，在联大在门上贴大字报，有了影响。1948年朱自清死，追悼会上有人告诉有一个七人的黑名单上有我及吴晗、许德珩等。会后到吴家谈及，费孝通说奇怪，何以名单有你没我，大概是昆明的事发生要算账。在昆明1945年历史系毕业欢送会上，噶邦福、雷海宗发言反苏，当时只觉两人话不对，未起来反对。反苏宣言只因牵涉个人才出来，是自发的，因为碰上了我。

　　自己在蜗牛壳中，自比为刺猬，不能碰，有时偶合，偶与外边大事符合，不是有真知灼见而发动行为。所谓进步，“大节无亏”，就是这么回事。

　　在学术方面。一曲之见，非常窄狭。中西交通史不从马列主义、生产发展研究，罗列事实，在支节琐碎事物上做了工作。少数民族历史上，解放后所作没什么，只介绍了史料，运用了资产阶级历史方法，是用十九世纪德国史学方法。过去立场也不坚定，不敢拿出来跟人斗。抗战前曾写文评张政烺之“欧化东渐史”，他提倡法西斯，我用笔名，躲躲闪闪批评。我只是烦琐派的考据学，大是大非上则躲起来了。

　　“完人”当然说不上，“大节无亏”及学术上都说不上，只在小是小非考据上做工夫。但进步和学者这两个包袱在解放后就带进来了，以为有物。今天检查，不说从今天大是大非看，在过去也是假的。是一种幻觉、错觉，这两种武器是假的。今天在大是大非上犯了极大错误，能说“大节无亏”？是大节已亏。把党误认作一般资产阶级政党，故我既不反对也不拥护。

　　背上这两个包袱，解放后大摇大摆进新社会，还有错觉认自己是不错的。党、人民给我这样待遇，自以为是应得的，是自食其力，刺猬的程度更厉害，不碰也以为别人会伤害我。如社联的事，总以为伤了我。我是史学会秘书长，事前不知道，我也不和范文澜同志好好谈谈，一到开会就说出来。

　　后来成了义务镖客，替人打抱不平。如替尹达、余逊、汤老，打抱不平，亦不凭事实，以为别人受了伤，有义务为之打抱不平。说话全不想后果，也不想是否真实。

　　在抗战时吴晗即批评过我：“你写研究文章还相当客观，为什么谈问题这样主观？”江副校长说我固执，我当时想是坚持真理。从敦煌回来42，43年曾说要刻图章“万里独行侠”。觉得自己不错，没什么问题。

　　这是否很奇怪？照自己的发展，不算奇怪。解放后，立场原封未动，自觉真是有一手、一套。在三反时说自己有一根尺量一切，这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整风时五次座谈会没一次不骂，且非常刻毒。

　　把资产阶级思想带进来未动，几年来在思想改造上也未动，可说拒绝了思想改造。金克木先生上次曾举一例：1949年聊天时我说搞考古的一锄头挖下去没有唯心唯物的不同。不学习马列主义也有个想法，以为历史科学从事实积累。首先事实真实，就没有问题，不知有阶级性。说历史科学从前有资产阶级一套东西（考据、史料整理），今天仍可用。这即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思想的反映，只讲材料，不讲观点；自己不觉得这问题严重。近见批判冯雪峰与胡风思想相近，我发见自己只重史实的思想亦与胡风思想有相同之处，自己堵了进步之门，若能在党领导下好好学习马列主义，错误不会这样大。

　　解放八年．逐渐积累到这样大的错误。

　　上次会上张芝联先生曾问我对整风的看法，估计，因为错误集中在整风时，“零存整付”。从解放以来立场原封未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从对立、到进攻、到仇视党，不是同党站在一边了，而是站在对立地位。对整风看法是想扩大、夸大人民内部矛盾，使严重化。认为整风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言论自由。崔月犁同志问我对“党天下”意见我说这不对，但从另一角度，从国际政治影响看，报上登出仍好，说明有言论自由，且举当时纽约时报的话为例，亦举加拿大等外宾参观北大图书馆时，问有没有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圣经，我说有。以此为例。没想到这种“言论自由”危害人民、党，是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

　　六月六日以后到十一日，自己大鸣大放，八号社论出来，十一号仍然照说。把主观主义认为伤害了我的事，都说出来。到六月十三日看情况不对，感到对光明日报何炳然谈话的记录不对，写信要求不登。把反批评认为是“围剿”，登出即是“示众”，不认识整风意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只以为六月八日以后党看情况不对，要收，或停一停。说明自己完全站在对敌立场，故有“围剿”“示众”的话。不认识这样提意见对党、人民毫无好处，反正煽风。

　　在解放后带另一种眼镜、立场，带着包袱眩耀，幌，到整风期间发生错误是自然的事。

　　究竟怎么回事？是党、人民对不起你？我自己不能想，正如邵、熊对我的批评，很刺了我。八年来党、人民重视我，给我最高待遇。政治上是区、市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科学上学部委员、二所副所长、教授，图书馆长，都是重要地位，光荣待遇。

　　六月七日，我说解放后好多图书馆长是不能开课的。我得风气之先，是“先进工作者”。以尖刻的话谩骂领导。其实北大图书馆有极其光荣历史，今天又很重要，党叫我做馆长是重视而非轻视。

　　1949年北大军代表张宗麟要我做好北大团结工作，我说我不能做，其实有条件做。左、中、右的教员都认识，只要肯担任，可以做，只是认为困难而不做。

　　崔月犁找我，正是反批评开始应说话时，亦轻轻推掉。马老找我说反右派应说话，我不敢讲自己已是右派，犯了错误。

　　在市人代、政协均未起应有作用。政协几年未发言，发言一次即是与潘光旦联合发言便错了。在市人代亦只发一次言。党给我待遇高，希望亦大，但在政治、学术上均未起作用。在历史二所工作很坏，掼纱帽直到今天。检查起来非常难过。好多研究实习员因几年来在所中未学到什么而痛哭。我是第一副所长，主要责任由我负。而几年来尽闹意气，再三辞职。看不到研究实习员的进步，而对他们苛求。

　　史学会的工作，也是党要求我做好团结工作，我反而做了挑拨工作。

　　八年来所为不仅未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反起相反作用，给党带来极大危害。

　　八月十七日后，同志们对我批评，我也检查了根源，表示愿接受批评，决不文过饰非。是错了，抵赖抗拒下去只有自己毁灭。有决心有勇气改正自己错误。

　　(翦伯赞插话：解放八年来，向先生原封未动。社会一日千里往前飞跑，于是距离愈来愈大。从不习惯到反对到进攻。希望社会按他的步调改造。两个包袱（进步、学术），一个盾牌（自尊心）。过去的进步，当作资本向党进攻。在反日本帝国主义时，进步甚易。解放战争时，张君迈等投蒋介石，章伯钧等搞第三条路线。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都有人不同意，都有进步份子落后了。现在昌最后一反，在最后一关千万不能掉队，不能把脏东西带进社会主义。对知识份子的学问，党尊重，但若把学问当资本，耍脾气，掼纱帽，不行，而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自尊心是要的，也不是抽象的，有阶级性，要有社会主义人民的自豪感。

　　二个包袱、一个盾牌都要取销，否则人们也要缴械。取销也不是否认过去成就。向先生说，自己只重事实一点和胡风有相同处，这是不对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是要回避真理，不实事求是的。向先先也承认自己做了落后份子的镖客，这些事也应该好好检查。)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