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高档案：反右运动时期的材料 ## 有关“小家族”小集团材料汇编 ## 一九五七年九月 ## 目 次 　　第一部分（肃反以前） 　　一、杜高、汪明、王少燕、肖崎在“抗美援朝”中的小集团活动 　　二、“小家族”小集团概况 　　第二部分（肃反以后） 　　一、“小家族”在吴祖光的怂恿下，积极进行翻案活动 　　二、“小家族” 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肃反运动中积极分子的敌视、攻击、污蔑、诽谤 　　三、“小家族”与其他右派分子、落后分子之间的呼应 　　四、“小家族”在“反右”期间的活动 　　五、其他 　　第三部分（杜高等人的信件和文摘） 　　一、杜高给中宣部的翻案信（摘要） 　　二、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大字报） 　　三、空头作家（摘要《北京日报》） 　　四、契诃夫悲剧的幕后（摘要《新观察》） 　　五、单纯和美及其它（《长江文艺》） 　　六、我们要发言（大字报） 　　七、沉默的祈祷（湖南伪中央日报） 　　附录：“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 ## 第一部分 有关“小集团”的材料 　　这里包括以杜高、汪明为主要成员的、两次小集团活动的情况概述，一次是在一九五○年，抗美援朝过程中，杜、汪等人在东北后勤部文工团时所结成的小集团。另一次是在五二年回到北京后，杜、汪和田庄等人所集结的所谓“小家族”。前一种材料，主要系根据肃反中青年剧院一部分参加抗美援朝回国的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汇编而成的。后者主要系根据肃反中“小家族”成员所交代出来的，并经过核对之后的书面材料编写的。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他们经常做政治资本的“抗美援朝”对人炫耀的所谓“天才集团”的真实状况，和他们所经常叫喊的所谓“真诚”“狂热”“爱”的一般内容了。 ## 一、 杜高、汪明、王肇烟（王少燕）、肖崎四人在“抗美援朝”中的小集团活动 　　一九五○年杜、汪等四人参加“抗美援朝”，调到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后，立即结成了小集团，他们表面上装得很积极，在领导同志面前低声下气，奉迎拍马，相互吹捧 。对一些年轻同志，则以“老大哥”自居，对他（她）们表示关怀。背地里打击领导，挑拨离间，贪生怕死，破坏纪律，腐蚀青年，散布流言蜚语……其具体活动，分述如下： 　　（一）反党反领导——他们刚到文工团就挑拨李兆澄副团长与姜微教导员的关系，后丁帆同志调到文工团任教导员，他们又挑拨丁 、姜关系。小集团请姜微吃饭，当面奉承？骂丁帆、说丁帆掌握大权整姜微。 　　五○年冬几个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志所组织的宣传队和原部队的宣传队合并，他们破坏部队同志与地方同志的团结，对部队同志说：地方同志看不起他们，说他们不懂业务，对地方同志说部队同志竟鸡毛蒜皮挑地方同志的刺。 　　杜高把这样一个由几十个志愿献身于抗美援朝运动的青年所组成的文艺队伍，看做是“黑暗的角落”，“阴暗的没有阳光的地方”。对闹情绪的同志说：“不要只看现实，只要有自己的美丽的幻想就够了。现实是肮脏的。”说文工团是“误人子弟的地方，在这种地方生活，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思想，不受他们的组织支配。”“什么也不要对组织讲，组织这些人是不可信的。”对一些年轻的同志说：“不要让这些庸俗的事把你拖住了，你需要读书，你是有天才的。”当领导同志号召团里的同志参军时，杜高说：“千万别参军，谁愿意打一辈子仗，当一辈子兵，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又说：“部队里的人没有事业心，只知道服从组织分配，是块木头。” 　　他们经常说领导同志的坏话：“××不学无术。”“××靠组织吃饭。”“××没出息，白革了这么多年命。”谩骂申请入党及靠近组织的同志为“钻营”“往上爬”“小妇人”。 　　杜高是团员，团组织找他开会，他说：“我一个礼拜只能给你们一个小时。”他说文工团的生活是“囚犯生活”，说：“和团员在一起开会，无聊痛苦极了。” 　　（二）互相吹捧——杜高自己吹嘘说：“在安东书店里，很多人都拥挤着买他的书。”“我的书在柏林青年联欢会上，是受欢迎的书。”小集团的人又替他吹嘘说：“杜高出身革命家庭，是天才，十岁就写文章。”当团里排演杜高、汪明合写的《到汉城去》的剧本时，小集团又散布：它是中国第一个反映志愿军的，将来要到北京演出，又出国等。 　　他们到朝鲜之后，又以“祖国派来的作家”自居，和部队首长经常在一起，对首长说，他们到朝鲜是专写师一级干部的，小集团称杜高是“中国的西蒙诺夫”。在一次中朝纪念会上，杜高居然狂妄的说：“我是祖国派来的作家，我代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向你们报告中国文艺界的情况……”杜高还自称是“中国的普式庚”，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上说 ：“再过十年我的著作不但会摆满整个书架，你在书店里到处也能看到我的著作，我的思想也会传给后人。”同时骂别人“这些人都是半瓶子醋，千万不要学他们……这些人是靠组织吃饭的，而我不同，我是作家。……我的工作是需要劳动和天才的。”“我这样的人做一个团员太不相称，我应当入党。”“我得到过人的赞赏，他们说我是天才。在前方我被做为一个有作为有贡献的青年作家而接待。” 　　（三）破坏纪律——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任务，文工团内是不许搞恋爱的，而杜高、汪明对这条纪律十分仇恨，在小集团里说：“不许搞恋爱，老子在地下搞。” 　　杜高对年轻的女孩子，完全采取一种极端恶劣 的玩弄态度，在“抗美援朝”临行之前曾对人说：“我要搞一个地下鸳鸯。” 　　他一面“爱”着一个女孩子的同时，又追求另一个，又在背后污蔑诽谤他们。如他在朝鲜时，拼命的一封信接一封信给他的“爱人”写信，说：“我每天除了读书、学俄语等之外是想念你”，“我要写一部像战争与和平一样的书，镶上金边和金字，掀开第一页就写着献给我的爱人××”，而在给另一个女同志的信上却又骂他的“爱人”是“庸俗的，没有发展前途的女人”。又在这同时，他又假装酒醉，向另一个已有了爱人的女同志说：“我很早就爱上你了。”并去强吻对方。 　　汪明把文工团的一些女孩子排列起来，一个一个的去追，第一个××，第二个××……并轻蔑的对杜高说：“喂！咱们换换吧！” 　　他们常向一些女孩子说，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有多少女孩子都在追他们。 　　（四）谩骂群众——他们说群众，都是“头脑简单的什么都不懂的小儿科，半瓶子醋”。汪明的日记上说群众是“乌鸦、麻雀、蛆虫、蜘蛛”，骂同志们“不是用人的眼睛看人和事（按：指小集团的活动），而是用耗子的眼睛在窥探。”对同志的批评说：“乌鸦、麻雀的噪叫，给我们带来一种从心底的厌恶，我以为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虐害，我抗拒，我以沉默的怒眼来抗拒。” 　　小集团中支持每一个人对群众的谩骂，骂的越凶，他们越得意，越欣赏，越称心。 　　（五）可耻的怕死保命思想——杜高第一次去朝鲜是随同一检查小组去检查工作，到了龙登，杜高向领导表示不愿再往前去，说：“国家将来还要我们这批青年人，到前面飞机厉害，无所谓牺牲了，真太冤枉了……”到某医院检查工作时，别人都紧张地热情的把伤员从汽车上背下来安顿到病房里，他却站在一旁用手帕堵住鼻子皱着眉头，嫌脏也嫌臭。 　　五一年二月，杜高二次去朝鲜体验生活，当公布完了名单时，他却假装有病，要检查身体之后再去。领导上看他的表现，知道不能勉强，考虑结果留下了。他自己虚伪地说：“很可惜这次机会错过了。”九月领导上又决定杜高、汪明、肖崎去朝鲜，他们到了安东就不敢过江了，杜高曾写信回来描写他这一段生活：“整天遛江沿，看晚霞，泡茶馆，吃咖啡，不受黑红点限制（当时文工团的奖惩办法），可以大自由主义一番……”就这样在安东玩了一个月。（当时对岸就是炮火惨烈的战场。） 　　五一年冬，团里又派杜、汪、肖、王四人去朝鲜，他们到朝鲜后，怕敌机轰炸，成天躲在大山洞里，把志愿军英雄调回来，向他们谈材料。当时天冷敌人成天打炮，烧柴困难，每一个人都要亲自上山打柴。他们怕吃苦，叫通讯员为他们冒着炮火打柴。 　　一次王肇烟在外边遇上敌机，吓的他把头钻到洞子里，屁股露在外边，以后同志们讽刺他说“以后飞机来了不用带炸弹，只要带板子打屁股就行了。”战士给他们起外号叫“祖国的少爷”“坐洞子的坐（作）家”“第一、二、三、四大包袱”，曾向部队领导同志提出，要把他们的表现寄到报上发表。 　　（六）写作态度——杜高、汪明认为“材料加技术就是作品”，杜高的很多通讯都是虚构的，如在《渡清川江》（发表在《文艺报》三卷八期）这篇通讯里，他说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在清川江里搭起一座人桥来，走在人桥上的战士思想着“踩的轻些吧！别踩痛了同志们的肩膀……”清川江是一条宽而深的激流大江，“搭人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是诬蔑我们志愿军的领导视战士的生命如草芥，和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诬蔑我们用“人海战术”是一样的。 　　另一篇通讯《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其中还提到大同江江桥被炸断，汽车从江水里通过，人站在水里指挥汽车，同样是荒谬绝伦，大同江水深，流急，江面很宽，没有桥是无法通过的。 　　杜高的抄袭作风也是很严重的，他的通讯《和坦克搏斗》是参照一九五一年某月《东北日报》上的一段报导而编写的。另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通讯员小谢”改头换面编成的。 　　（杜高、汪明合写的剧本《到汉城去》的第四幕就是从电影《桥》里面抄袭的，还有好多对话是抄袭苏联小说“为祖国而战”里的。） 　　《到汉城去》是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个剧本，领导上叫他们修改，他们不改，说领导上不懂文艺。“七一”演出时，戏没演完，战士纷纷退出剧场，当时的政治部部长楼适夷同志批评了剧本中的错，不许他们私自出版。杜高、汪明大骂楼适夷部长，说：“他妈的，楼适夷我和他有什么仇！”并通过私人关系，改名《向三八线挺进》在私营书店出版。 　　（七）腐蚀青年——在青年中宣扬主观战斗精神，鼓励个人主义思想，说这个有才能，那个有天才，杜高对一个同志说：“梦想是好的，要多多的去梦想，梦想一个伟大的前途，要知道一个伟大事业的创造和成功就是从一个伟大的梦想的基础上开始的。”汪明对一个受了批评的同志说：“这些琐事，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我不希望你掉到这种气氛中去，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应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自己的学习上。”杜高说：“我早就够入党条件了，但我就不在这儿（按：指部队”）入，这儿的党不好。”还对一些年轻的同志说：“部队生活很苦，你们经常到我这来营养营养吧！”（按：当时杜高有些稿费，房里常有吃的） 　　（八）散布谣言——1951年夏，文工团调青年剧院参加东北后勤部文工团工作的罗忠恕调到朝鲜去工作，他们小集团散布说，文工团领导要拆散青年剧院的同志，造成许多剧院同志对文工团组织的不满。 　　1951年冬，小集团被调去朝鲜。当时团里许多同志都想去前方，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说：“志愿军总政已批准青年剧院参加后政文工团的同志去前方，而后政文工团的领导本位主义，不肯调这批人去。”引起大家对组织的不满，要联合写两封控告信，一封给志愿军政治部，一封给廖承志同志，由汪明执笔，后被领导上劝止了。在临行前肖崎又向一同志说：“你们不要着急，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去，储团长已经答应了。”使一些同志不安心文工团的工作。 　　1952年冬，部队一再要同志们树立抗美援朝的长期思想，而王肇烟竟造谣说：“快要停战了，我们要回去了。” ## 二、“小家族”小集团概况 　　（一）“小家族”主要成员： 　　杜高－－现年27岁，现在剧协戏剧出版社工作，“小家族”的首要分子。解放前一直在反动报纸工作，历任记者、编辑、采访主任等职。编写过反共文章，四九年曾在常熟“伪青年军政工队任导演”。 　　汪明－－现年32岁，现在《剧本》月刊工作，“小家族”首要分子。解放前据他自己说一度流浪，后考入伪国立剧专，在剧专参加了三青团，四七年到香港在《华商报》《中国学生丛刊》《星期报》等处工作。 　　田庄－－现在电影局担任剧本编辑，亦为“小家族”首要分子，在“家族”内地位仅次于前二人。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镇反期间死掉。 　　陶冶－－现年26岁，现在文化部联络司工作，为“小家族”骨干分子。 　　罗坚－－“小家族”骨干分子。（肃反后已调贵州工作。） 　　蔡亮－－“小家族”骨干分子。（肃反后已调西安工作。） 　　杜鸣心－－曾在苏联莫索斯基音乐院学习，“小家族”骨干分子。 　　另外尚有候补族员，家族之友等十余人，而吴祖光是“家族”的“族长，大哥”，新凤霞是“大嫂”，如据杜高交待说：“‘吴祖光’成了‘家族’的大哥哥，他那里是我们的自由天地，他‘承认’了我们的‘家族’。” 　　（二）“小家族”组织情况： 　　这个小集团他们自称是一个天才洋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子”的“家族”，他们自称有理论强的（杜高），有组织、团结能力强的（汪明），也有兼而有之的（田庄）。参加“家族”是要经过“审查”、“批准”和“考察一个时期”“候补期”，等等规定，是有资格的限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入。如果批准为小家族后，全家族要举行宴会庆祝，这种宴会大多是在吴祖光家中进行，以便让他们的“祖光大哥”做最后一次审定。此外家族中还有种种家规和做法，兹分述于后： 　　一、对每个人的大事（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家族应该互相汇报，互相提供意见，必要时还要予以干涉和给任务。 　　二、对“家族”什么事都要谈，他们有句口头语：“家族内没有自尊心。” 　　三、各人找的爱人要“家族”同意。 　　四、不许乱拉人进“家族”。一定要和他们有很深感情的，要有“才能”有“前途”的，而且“气质”要潇洒和他们是一样的。 　　五、不许逢人就谈“家族”（对一些爱说的人，特别叮嘱要守秘密）。 　　六、按年龄排为哥哥弟弟，不称现在的名字，而叫绰号、原名、代号或小名。（如称汪明为静轩，称杜高为传惠或惠惠，称陶冶为“陶油”或“陶色迷”） 　　（七、违反规约者，轻则予以“训诫”，重则开除出“家族”。还有一种处罚，就是对犯有“过失”的分子停止“弟兄”之称和本名的称呼，称之为“同志”或讽刺为“同志你‘进步’了！”） 　　八、他们相约每逢节日－－“五一”、“十一”“新年”，即举行“家族”团聚宴会，或相邀去某处跳舞。平时星期六、星期日经常聚会。 　　（三）“小家族”的活动内容：（肃反运动以前的活动情况） 　　一、以“家族”做基地搜集、散布政治性的流言蜚语，传播的谣言有以下几方面： 　　甲：对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诽谤污蔑，如说：“×××中央首长他们在一块一定也在谈女人、吹牛，和我们一样”之类例子很多，皆系对中央首长的恶毒造谣，使人极端愤慨，不胜枚举。 　　乙：对文艺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制造宗派言论和情绪，当刘芝明同志因病休养时，他们即谣传：“刘芝明的部长垮了，他和高、饶事件有关”。又说“文艺界是宗派对宗派”。“××部长的老婆是胡风以前的爱人，因此他们之间有私仇”等等。…… 　　丙：挑拨国际关系，对国际友人恶意诋毁…… 　　仅据“小家族”成员自己交待出来的就有四十余条，不能一一写出，这些谣言的来源，主要是从吴祖光、王少燕和路翎处听来的，有些是他们自己编造的。 　　（二、为胡风路翎反革命分子“创牌子”、“壮声势”，无条件的为他们做义务宣传，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支持他们。） 　　小家族的骨干分子们每到一处必定吹嘘胡风的理论，推崇路翎的作品，当路翎的《初雪》发表以后，杜高、汪明立即向人宣称“这是中国近年来最好的作品”，《洼地上的战役》发表时更加倍称赞，如杜高给汪明的信上这样写道：“路翎的这篇小说在感情上是比《初雪》更加深刻些，在处理这动人的人间关系时，作者的痛苦很大，《初雪》比它年轻，比它新鲜，是用快乐的调子写的。而这一篇，我觉得涉及的问题更大，更严重，搏斗的更残酷，这是用坚强的调子写的，因为作者的信心是那样大”。（旁点是信上原有的） 　　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胡风集团常常通过路翎，去指使小家族的首要分子，以配合行动。例如第二次文代大会时，路翎曾召集杜高、汪明讨论名单。认为孙芋、白桦这些人不应当选为代表，而应当选阿垅、绿原、吕荧。又如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之前，路翎写了一封“揭发舒芜的历史”内容的信，准备“递上去”的，事先也找到杜高汪明等人进行讨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未发表前，杜高便从路翎那里看到了打印稿。文艺报检查工作时，路翎在文联扩大会议上发言后，把发言记录读给杜高、汪明等人听，杜高这些人马上表示“你为青年出了一口气”。并立即要求参加会为路翎“作证”。胡风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书”发表以后，杜高逢人便说胡风的“意见书”“文章写的好极了，批评的太尖锐了。”并在吴祖光家里，和汪明轮流给新凤霞高声朗读。当文艺报“内部通讯”登载要开展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消息时，杜高又将这本“内部通讯”拿给路翎看，讨好他和胡风。当时剧本创作室改选理事，小家族分子尚在为路翎竞选，企图篡夺创作室的领导地位。路翎始终被小家族奉为“师表”的，杜高等人给小家族分子写信总在谆谆“训诫”要向路翎学习，路翎是他们的“榜样”。杜高本人所写的论文《单纯和美及其他》即根据胡风文艺观点写作的。 　　杜高这个小家族的“首脑”，在肃反运动的思想检查会上竟直言不讳地讲“我对小家族的一些人，像胡风对于路翎那样，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培养帮助他们，只要他们有所成就。” 　　三、小家族的“友谊”基础是吹捧自己，打击别人，以达到“强固阵地”，扩大社会影响。他们的野心是表现得很露骨的，他们公开宣称“十年后文联主席台上坐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那时就属于我们的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便有计划的互相吹捧，彼此可在作品上挂名，以企图混得社会地位“一步步爬上去”。如杜高给另一家族成员写的信上说：“我们每个人的成功和每一分成就对于我们家族的前途都有着一种怎样特殊的意义，都有着怎样的重要啊！”汪明刚写完《第一次功勋》，杜高由四川写信来给他说：“我虽然没看到它，但我相信它不错，因为它是用另一种方法写出来的……《功勋》要争取上演，我们全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演出上……要赶过那些正在得意的人们！”蔡亮要为世界青年联欢节画画，杜高等视为“家族”内的一件大事，亲自为他想题材，并说：“你再画几张以后，我们就可以写文章为你宣传了。”如杜高叫蔡亮为他画了一张像便逢人指着镜框啧啧赞赏：“青年的天才画家”。在电影局的小家族成员田庄没有什么作品，杜高便宣传他如何聪明，很多电影剧本都经过他加工润饰，如说《渡江侦察记》当中有很多成功之处都是田庄加的。杜高自己更是不可一世，自称是“中国的别林斯基、西蒙诺夫”。他的资本便是几本抄袭来的集子，并且自己出资精装，贴上小照，写上“题词”，逢人夸耀。凭着几本“集子”便进了作家协会。 　　除了吹捧自己以外，他们经常攻击别人（绝大部分是都是党员）如“××党员作家是靠组织吃饭”，“×××党员作家理论说的漂亮写不出作品来”，而他们自己又想钻入党内，如杜高夸大、篡改、隐瞒历史申请入党，并写信给“家族”成员说：“我当努力解决党籍问题，我们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入了党，其余的人就会便利些了”。 　　四、拉拢腐蚀青年，玩弄妇女 　　杜高等除了宣扬“小家族”每个人都是“才子”，“青年作家”来迷惑青年外，经常以谈论恋爱婚姻为名，大谈女人，并介绍性生活经验，使得一些男性青年神志不安，逐渐受其腐蚀。 　　男女关系不严肃是“小家族”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特别表现在杜高身上，尤为严重。解放后他从参加工作到五五年，四五年中，和女性发生过所谓恋爱关系的已达十几人；有的是小集团中其他成员的爱人，他借口帮助他们，取得接近的机会，然后就对女的说：“××年纪大了，你和他两人不合适”，就慢慢地说服那女的和他要好起来。有的是他在喝多了酒，好心的女同志怕他出乱子，送他回去的路上，乘机把人玩弄一番，有的还和他发生过两性关系。杜高在玩弄女性上自称有一套完整的“法术”。据小集团成员交代，他向他们得意地说：“如果遇到一个不能舍弃的对象，就应该紧紧地盯牢她，在她的周围造成一种对你的深刻印象，但不要立即去接近她，在必要的场合下，如单独的见了面，就必须做出最热情最关心她的样子，就是给对方一个暗示，如果得到了相应的一切，又要冷淡一下才行，让对方着了急，然后再在单独碰面的情况下，就不能再冷淡了，需要‘采取行动’，‘拥抱她强烈的吻她’。”接下去，照杜高的习惯说法就是“要表示自己的强大存在，要明朗地去显示自己全部的优越性”。他又说：“跟一个女孩子有了感情，要不吻她，就会蚀本的，没搞成以前不能写情书，不能让把柄落在别人手上。” 　　小集团的人都用杜高的“理论和经验”去追逐女人，追逐女性为发展女青年成为“小家族”分子的主要手段。他们有一套黑话称没有找到对象的叫“老鹰在飞翔”，“鹰眼了望”，追女性叫“老鹰抓小鸡”。又从吴祖光那儿学来搞男女关系叫“冒黄油”。他们为了抓取一个女性，有时采取成群结队去包围，黑话叫“显示家族威力”，有时集体参加舞会追逐包围女孩子，有时在公园和马路上盯梢，方法多种多样。 　　（“小家族”聚会在一起时除吃、喝、赌分（输赢十几元）以外，最有兴趣的是谈女人，谈性交经验，把两性关系谈得低级下流，不堪入耳。小家族一个成员说：“听了这些使得我们夜间睡在床上想入非非，危害了身体健康。”他们还在一起传看淫书淫画，裸体画报，色情诗集。这些东西，主要是从吴祖光家里借来的，吴祖光在这方面被他们叫做“参谋长”，在男女关系上为他们出主意，鼓励他们大胆，并传授一些“经验”。） ## 第二部分 小集团在肃反后的活动 　　按：以下材料都是在反右斗争后，一些同志们的揭露及小集团成员杜高、汪明等人所交待及相互揭发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显示出来的，小集团在肃反后，尤其在鸣放前后活动得猖狂剧烈，而且和吴祖光王少燕等右派分子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的活动中心，一个是藉肃反翻案，来向党肆行攻击。另一个是乘鸣放之机到处对社会主义放冷箭。和吴祖光的疯狂进攻相互唱和，互长声势，用心十分险恶。可以看到这些人对党的仇视更变本加厉，更露骨的显现出来。 　　另外这些小集团分子所写的材料中，有很多是在互相推诿，自我辩解，难免有很多矛盾，混乱，重复的地方，因而仅供研究批判时作为参考之用。 ## 一，“小家族”在吴祖光的怂恿下，积极进行翻案活动 ##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交代材料） ## 小集团肃反后的聚会 　　1、1956年冬杜高到我住处来找我（肃反后第一次），从这个时候起，我和杜高的接触频繁了，小集团的人，除了在外地的，在北京的都碰头了，而且这种碰头，又是以我为中心联系起来的。田庄、陈敏凡常来找我，跟杜高的接触自不必说，陶冶也常来找我。 　　2、为什么要恢复小集团呢？小集团里的人都有一肚子的所谓“怨气”，而这些怨气又无处发泄，这些人同时又是喜欢寻求所谓“温情”的人，别人谈不来，认为别人是枯燥乏味的人物，只有小集团里的人好，只有小集团可以得到这种所谓“温情”，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即有了怨气，对人即有了仇恨，就要发泄就要寻求报复。要报复就不得不有人商量，只得找这些人，找别人是不行的。于是，小集团便自然而然的恢复起来。 　　3、王少燕每次谈的时候，总不是很有系统的，只要一提到肃反，他也总是这几句话，因此，对我印象很深。他说：“好么！以后瞧么！”他鼓励我们申诉，并且还向我和杜高献策，告诉我们应当找什么人谈话，如李超、孙福田、李之华，说：“千万别找整过你们的人，找不得找不得！”这些人原来的不满，加上吴祖光和王少燕的煽火，便展开了一个经过研究的一系列的活动。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有杜高、陶冶、陈敏凡、田庄和我五个人在崇文门的国际友人俱乐部的楼上茶点部里，几个人吃东西便议论起来了。田庄说：“我在电影局已经提出来了，领导还没有答复。”我说：“我前些时候找王杰（按：王杰是剧本月刊编辑部负责人之一）谈过话，王杰答应把意见反映上去。”杜高说，我找了孙福田同志谈过了，正式说他没有政治问题。杜高还说他已写好了一份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的信。我和杜高告诉陶冶，要他先别在文化部提，等有了结果再提。田庄说：“你们先别管，我反正已经提了，只要我这边一解决，你们都会解决的。” 　　4、1956上半年，当小集团里的人先后做了结论开始工作的时候，这批人又开始接触了。他们虽不像肃反以前接触得那么频繁和嚣张，但他们的反动性却远比过去深沉而严重。由于这种重新的接触，于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憋在肚子里的一股怨气找到了发泄的对手。由于电影局田庄在肃反后的拉拢，这些人先后和吴祖光再次见面，重复旧好，一发而不可收拾，又由于王少燕的串联，一个真正的以吴祖光为核心的小集团便形成了。 　　整风前有一次，我对杜高和陶冶说：“小集团硬是打不烂炸不散。”杜说：“运动中相互仇恨，到最后，现在又言归于好，这是考验了的友谊！就让我们好下去吧！”陶警告我说：“不能乱说，说了又要倒霉。” 　　5、杜高答应在新侨饭店请蔡亮吃饭，这样，我便成了这次约会的召集人。吃饭的是四个人，我、杜、陶、蔡，胡秀玉（因有病没来）。因大家和蔡亮是第一次见面，于是又各自重复了肃反中的情形。杜要蔡提出申诉来，谈得很直接，蔡说他“又发号令了”。后来我又给他谈，谈得曲折，但根本之点，仍要蔡申诉，不要承认什么小家族，小集团。 　　6、除平日接近，有时他们也在我处过夜，杜、陶在我处睡过几次，我也在陶那儿睡过几次，陶睡在我这儿的一次，是为了合写我的申诉书，我说我不会写这类公文呈式，他说帮我合写，于是商量着写到三点钟，即是交给李之华同志的那三份。〔按：以上用红笔批注：一、活动更加隐蔽而猖狂。主动发信取得联系。二、安排策略步骤，制造混乱，发信否认原揭发材料，与汪共策。〕 　　7、我在小集团的作用，还反映在陶和胡的结婚上，我为他们积极筹备，我和田庄还去约吴祖光和新凤霞以壮声势，故意在签名绢上把名字写在一起，而且写的是两个名字，这次婚礼是表示了小集团的顽强的存在，我曾说过“小集团是拆不烂、打不散的。” 　　8、有一次吴祖光说要请陶冶夫妇吃饭，他感到结婚时送礼送得太坏了，需要补请一顿。于是，我告诉了陶、胡，约集了他俩和杜高一块到吴家，那天吴祖光大约是开完文联鸣放会后，便给我们大家谈会上发言的情形（已作交代），胡秀玉和新凤霞便在另一边谈天，我从断断续续的谈话里，知道胡秀玉在谈她在东北受到搜查的情形，新凤霞对胡秀玉不断表示同情，我、杜、陶便听吴祖光谈会上情形。我们说我们正在申诉，他说他已建议文联出小册子，他又重述了不应当承认小家族小集团的说法。 　　9、恢复了小集团，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反党的目的的，这种反党的思想在鸣放期中便得到暴露。这些人虽然没有公开的直接的骂党，但在思想和实践上是反映了的。如我和杜高的一段谈话，总觉得不自由，限制多，清规戒律多，认为臧克家提出了六亲不认很对。葛佩琦、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出来时，我和杜高便说葛谈肃反这点谈的很对，他说他很能理解葛的感情。陶冶说葛的发言很大胆，虽然也说了葛的反动言论太过火，但仍然在肃反一点上取得了共鸣。对储安平的发言，除大和尚小和尚的说法不同意外，认为他谈得对，说现在有些地位确实是这样，并且说只有像这样的大民主人士才敢这样提。当章乃器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文出来时，我和杜高也有同感。 　　10、陶冶在那边攻击领导，写文章，陈敏凡贴大字报，而且同一些有问题的人同贴，我、杜高则在攻击赵寻和领导同志，给吴祖光谈论剧协，给他的发言提供了资料，对剧本月刊我攻击它为无生气的、僵化的，说剧本《月刊》编辑部三位主任做这样全国性刊物的主任不够资格，攻击剧本月刊编委会是多余的，想把它变成一个同人性的几个人办的，也就是不要党领导的刊物。 　　11、对于和小集团有关系的王正，不但赞同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他反领导，他写骂吴雪的“黑丝袜”，杜高立即改为小说，他要写攻击赵寻、光未然等同志的文章，我和杜高也全力支持。〔按：以上红笔批注：集体－－有组织的〕 　　12、这时吴祖光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煽火，吴祖光：“什么小家族不小家族的，根本就不承认那回事！” 　　（从吴家出来，三个人一路上就谈起了这件事，我说：“看样子肃反恐怕是搞扩大了，不然怎么按着我们整呢？”陈敏凡说“听说胡风放出来了，住在百万庄，千万说不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电影局里有一个人告诉我的。”他没有说出来那个人是谁。我说：“肃反的时候我在文化部听过一个报告，说是最初的打击面搞宽了一些，报告还说整出了好些个小集团。”田庄说：“我就不服，你们先别管，我在电影局上诉好了。你是晕的，逻辑混乱，我行，我对领导上谈，开除我团籍就是缺席裁判，不合法。”我说：“不知道杜高是不是真有政治问题。”陈敏凡说：“他要有，还能出来？”） 　　13、我建议杜高去找吴祖光，因为吴祖光跟彭子冈很熟，杜高去前曾写了一封信给吴祖光，信的内容是：一，谈对吴祖光的感激，二，回忆肃反前和吴相处时的情景。 　　14、应该说为杜高找工作，是恢复小集团的第一步，而我在找工作中又是十分积极的。（注：田庄也为杜高的工作事找吴祖光谈过） 　　15、整风一开始，是小集团搞翻案搞得最凶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杜高、陶冶、陈敏凡和我（田庄到四川去了）四个人，杜高请客在新侨饭店吃饭（他拿了一笔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稿费），当时谈到了申诉的事，陶冶说他很着急，他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说：“你急什么呢？事情都是联系着的，我们没有解决，你自然也不能立刻解决的。”陈敏凡告诉我们说：“田庄早就决定取消处分和退回被降级的薪金，现在就是没有执行。”我说：“领导上也说要给我退回薪金，大概是机关单位之间没有完全谈好。”于是杜高对陶冶说：“你别先动，免得让人看出好像我们是商量好的。”我重复了一句杜高的话，杜高又说：“等到我们全批下来了，你再在联络局闹，反复找领导谈、申诉，如果现在谈，就不好了。”陶冶完全同意了这个说法。 　　16、这个时期在方法上是采取了各个进行的办法，但互相之间是通着声息的。 　　17、吴祖光说：“你们总算经历了一场大风大浪嘛。”杜高便说他要给中宣部写信。于是吴祖光便轻描淡写地好像是不成心的说：“那是上诉嘛。”实际上，这便是一种煽动。 　　还有一次，我单独去找吴祖光，一进门他就告诉我，说陈敏凡给他写了封信，说领导给她做了结论，不算小家族的。吴祖光便说：“这有什么高兴的。莫名其妙，小家族还是在，根本就不能承认什么小家族。”我说：“家族之称是开玩笑说出来的，现在都当了真了。我一定要谈的。”于是吴祖光又一次对我提出了要申诉。 　　（吴祖光对小集团的被审查者，不只是同情，而且采取了这样一种鼓动申诉的态度。） 　　诚实的说：我原来对申诉是没有信心的，但吴祖光和小集团的一戳，便也产生了必须申诉的思想。 　　18、每一次的谈话之后，都是对吴祖光说了的，吴祖光很高兴就是认为不能承认什么小家族。 　　为了使得几个人向领导的申诉都是一致的。我和杜高两人便商定如何谈得一致，杜高说：“什么小集团，我们就不是什么小集团。共产党最头痛小集团，一承认小集团就倒霉。”我说：“那家族也是不能承认的，家族本来就是开玩笑说出来的。”这个时候陈敏凡告诉我说：“他已经在电影局写了好几份声明，声明过去写的材料一律作废。大概你们剧协就会接到的。”这样，我们便以四点相约： 　　一、不承认这个小集团，只说它是个落后性质的结合，因为，它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小集团总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这几个人只有一种纯友谊的结合。 　　二、只承认各个人有各个人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也承认每人过去的言行都有过一定的错误，该承认的错误就去承认。 　　三、不承认“小家族”这个说法，认为这纯粹是由开玩笑说起来的。 　　四、对于各自在肃反中写过的材料，（即是写过小集团里的人的材料）尽可能的提出申诉来，说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的是被夸大了的。这样好给对方澄清一些问题。至于属于自己的问题。，也可以提出申诉的。〔以上红铅笔批注：出钱请客商量，应该承认什么，不该承认什么，如何提法，谁先谁后。互相声明作废（陈），内外夹攻，组织外围力量。〕 　　我写了同样内容的三份申诉。一份给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写的是陶冶；一份是转给中央美术学院的，写的是蔡亮；一份是转给实验歌剧院的，写的是罗坚，内容都是说，肃反时写他们的材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夸大的地方，现在想起来很不安，请组织重新考虑处理问题。我把这三份东西交给了李之华同志。 　　我写了三份申诉，据说陶冶也写了申诉。陈敏凡自然是写了申诉的了。在田庄到四川去之前，据田庄说，他早就写了申诉的。 　　我除了写三份申诉，还给在上海的谢蓉明（上海实验歌剧院）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谈到了领导和我的谈话，谈到了小集团的问题，我记得我在信里说：“家族者玩笑之谓也。小集团者，是妄加之辞也。你考虑向领导上谈。”这便给他起了煽火作用。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7.20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19、长期以来始终压抑不愉快，对肃反不满是主要问题。 　　20、对肃反运动，我认为斯大林同志的一条理论错了，故而认为肃反在中国也是错了。 　　21、“反动小集团”和“玩弄女性”说法都重了，不符合事实，我虽然和几个女同志谈过恋爱，但是从来没有超过朋友以上的关系。 　　22、我十岁到十七岁写的文章、剪报（内容是反对当时社会的）已交给组织，但肃反结论却一字不提，只是找到了两篇反动文章（这问题也很复杂），认为我一贯是反动的，心里不满。我建议写出进步一面。 　　23、参加革命后写自传材料，因为青艺有一个人救过我，给我饭吃。他的弟弟被捕了。参加革命后这一段我有意没交待。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7.26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会上的发言） 　　24、肃反后，从汪明口中得知，吴祖光对我很关心。二月间我去找他，他在家等我。在谈话中流露了在肃反中被搞得很惨的情绪。他告诉我黄苗子比我搞得更惨。叫我不要难过。 　　26、田庄在肃反中因为与我有联系被整了，很不满意我。对吴祖光谈，吴表示田不应不和我接近。我称吴为祖光大哥，在心中非常敬仰他。 　　27、我和汪明告诉吴祖光剧协关于肃反问题向我们道歉的事，他笑着说：“你们是不是感动得说：‘你们再来整我一次吧。’” 　　28、反右开始我和汪明两人写了一篇大字报，送给吴祖光看看，吴正在家写文章，他看后叫我们删去处分问题－－因不明显，和一句有关杨哲民的话。（编者按：这是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态”大字报。） 　　（又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8.5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大会上的发言） 　　29、我对吴祖光主要是谈肃反的事。他对肃反非常不满意，影响了我，他非常同情我，凡是被整的人他都有特别的同情心。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30、在鸣放期间，杜高提到肃反给了自己行政处分降级的话，吴祖光很不满意，认为他们被整了这么久，精神上的伤害无法补偿，他说，为什么要处分？可以写信给中央…… 　　31、鸣放期间，吴祖光说：“你们那算什么小集团。我现在去开会，办同人刊物（按：吴祖光打算办一个《万象》）中宣部支持的。……要说小集团，我们这才是真的小集团！” 　　32、肃反以后，吴祖光问杜高，陶冶、罗坚的情况（按：均系小家族成员）的情况，杜高说没有什么联系了。他说，“那怕什么，朋友还是朋友嘛，又不是反革命联系，有什么要紧？” 　　（编者按：以下系肃反后期杜高对“小家族”的认识） 　　33、只有在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丑恶的面貌，自己几年来所站的原来是反革命的立场，思想感情何等腐朽。而这个“小家族”，实际上就成为容纳和包庇这种丑恶思想和行为的垃圾箱。 　　今天我们都能从沉痛的教训中清算自己的反动的思想和立场时，当我们的觉悟有了一些提高以后，这个小垃圾箱就会粉碎得更加彻底。 　　（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34、在办公室，吴祖光拿了一张《文汇报》翻，说“谁也可以指着部长鼻子骂了一通了，我倒很可怜那些部长。……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35、肃反以后，汪明一篇散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发表了，同时第八版还发表了新凤霞的一篇短文。吴祖光对汪明说：“小家族又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团聚了一次。” 　　36、吴祖光到剧协开会，回来告诉汪明说“真没想到，田汉现在要整我，好嘛，老朋友，以后还是要见面的嘛。” 　　（以下是陶冶对杜高的揭发摘要） 　　37、杜高对陶冶说，“你们那儿大概是把你当作小孩子欺负吧。” 　　（（以下是汪明对杜高的揭发的摘要）） 　　38、杜高和陶冶说：“党在整人，真使我吃不消，……有一次孙福田同志找我谈话，我觉得孙很不安，态度十分谦虚，极力装出好态度来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你快给领导上申诉吧。”陶冶一听就沉不住气了。……他也同样鼓励我……陈敏凡写申诉书。……这次蔡亮从西安来，他第一次见着蔡亮就说：“我们问题平反了……你的问题回去一定搞清楚。” 　　（按：孙福田系剧协肃反负责人。陶、汪、蔡、陈均系“小家族”成员及受他们严重影响的份子。） 　　40、杜高说：“党要整谁就整谁，共产党最怕小集团，以后我们不要那么多社会关系了，只要两三个朋友就行了。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小集团了。譬如，谭天荣，他们的政治目的有纲领，说我们是小集团真说不过去。” 　　〔以上红铅笔批注：以造谣歪曲手段煽惑陶冶、蔡亮、敏、汪。2，理论：史（大林）错，扩大了……样才算小集团〕 　　（（编者按：以下摘自王里对杜高揭发材料）） 　　41、诬蔑肃反不民主，不人道。他认为对他的斗争是冤屈，他说汪明、陶冶等作了降级处分，蔡亮调到西安工作，杜高说这样处理是错误的。他说他自己比他们问题严重，但未作处分（这是杜高撒谎，其实他降了两级）并且组织上已向他道了歉，意思是要陶冶等翻案。他说“小家族”的名字连他自己都不明确，只是陶冶在一次开玩笑时随便的一句话，但组织抓住便做起文章来了。他说把吴祖光作为小家族一员来看是被陷害。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所写“关于陶冶的材料”） 　　42、肃反结论做出以后，和汪明谈到一同受审查的小集团的别的人的情况。谈到陶冶时，汪明说领导和同志们又逐渐恢复了对他的信任。 　　陶冶告诉了我，这一段时期来领导上还是很信任他，工作也很起劲，在一次机会里还和毛主席握过一次手。 　　43、我们对于肃反运动的谈论，包括着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极力辩护我们的错误，陶冶说：“说我们称兄道弟也是反动的，那为什么叫苏联是老大哥、中苏友谊要叫兄弟般的友谊？”他又说：“说我小集团有黑话，天晓得明明是开玩笑的话嘛！”他还说：“什么小集团，我们根本没什么小集团，小集团要有个领导，要有组织的么！我们不过是在一起玩玩，瞎起哄。” 　　44、陶冶特别注意读《文汇报》发表的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找出肃反的确是扩大化了的理论根据。 　　45、吴祖光是“小家族”的家长，他在小集团感情联系以及后来趁整风时期翻小集团之案这件事上起了主谋作用。 　　46、剧协肃反负责人，孙福田同志约汪明去谈话，告诉了他新结论做出来了。汪明当时正式提出希望将“反动性”小集团改为“落后性”，汪明找陶冶，告诉了陶冶新结论已经下来了，并且欺骗了陶冶，说自己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了。而且领导同志当场通知办公室退回他的薪金。陶冶就耐不住了，我授意陶冶找领导上谈，授意写一个报告给领导同志，他便这样做了。 　　47、我和陶冶说过，吴祖光说，你们是什么小集团，现在就鼓励这种朋友的结合么！汪明也和陶冶说过，“吴祖光要找夏衍同志谈我们的问题。”鸣放时期，王少燕曾和阳翰笙同志谈过我们的问题，也提到阳老说把我们搞得太凶了，要纠偏。 　　48、报纸上已经开始揭露出北大反动集团“百花学社”，杜高对陶冶说：“这才是反动小集团么。他们办刊物、募捐基金，标榜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我们以前说过的没有一句有这些大学生的厉害。整我们真有些冤枉。” 　　49、吴祖光的反动言论受到批判后，汪明从吴家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告诉我们吴祖光的“论后台”一文决定抽掉不发表了。陶冶接的电话，要汪明转告吴祖光说，我们都很为他高兴。 　　50、月初，剧协肃反负责人孙福田同志约……（以下缺） 　　50、吴祖光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的这种小集团式的结合，记得还是胡风问题刚揭发时，我和汪明开始检查我们之中这种关系时，吴就说：“新社会难道不许交朋友了吗？” 　　51、一天张光年和我谈话后，我打电话给汪明、陶冶。汪明即刻告诉吴祖光，王少燕在文联会上见到吴祖光，吴便说汪早已告诉他了，吴对当时的形势很乐观，王少燕也说：“不道歉不行。”于是，吴祖光在文联会上便向肃反公开放了一炮，当我们以为整风之机，可以摆脱反动小集团的这个错误时，而吴祖光就在这时向汪明说了小家族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团聚的话（指汪与新凤霞同时发表文章）。这等于又恢复“小家族”了。当我和汪明、王少燕同在中国青年报座谈会发言时，王少燕也得意忘形地说：“就缺肖崎了，要让人看看，我们又在一起了。”我说“过了两年，又活了。”汪明说：“这样名字老在一起，好得很。”汪明还特别在我这里剪下了青年报的消息，用红笔勾好，由我用俄文写上信封，预备寄给在苏联学习的杜鸣心（按：杜原系“小家族”一分子）。当我在新观察的文章发表时，刚好旁边又是蔡亮（按：蔡系小家族成员）的一幅画，封面便是新凤霞的相片，我说：“又团聚了。”陈敏凡（田庄爱人）也说：“有缘！”新凤霞说：“想不到那次和汪明的文章一起，这次相片又碰到你了。”就是这样，我们在整风中，一边去解脱问题，一边又恢复小集团的勾当。后来恰好蔡亮到北京来，匆匆见了他一面，我向他讲到开除团籍是不对的，应该恢复，同时又一再说一些感情上的话，如“很怀念他。”“很感到对他痛苦”，但主要鼓动他去翻案，推翻小集团的结论，这实质上就是要保卫我们的错误，不认识我们错误的严重性，反而希望按我们的认识，去推翻组织上做出的“反动性小集团”的结论。 ## 汪明交代小集团翻案前后经过 　　搞翻案是小集团在肃反后已经恢复形成了的时候开始的，即1956年底到57年初的那一段时间，搞翻案，小集团的人都有些要求，翻案形成了，小集团便可公开的出现而无所顾忌了。 　　初期： 　　1956年底的一个时期，小集团的人开始接触，但它是取着一种隐蔽的半公开的方式，这是怕在客观上产生影响，主要的是因为小集团里的人还没有恢复工作，不便公开的搞在一块。这个时期表面上看来是不相往来，实际上这是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互相约定：杜高不到我的编辑部来，我也不到他住的大二条去。陶冶和我在文化部食堂见面时，或视而不见，或只做一般性的点头，绝不作亲热状。田庄、陈敏凡很少到我这里来，我也很少到他们那里去，即使见面也是另有约会地点的（见后）。小集团的人第一次团聚在一块儿只五六名，在国际友人服务部。又如陶冶和胡秀玉结婚那晚上，小集团的人为了避讳，也不是一块去的，而是田庄、陈敏凡去了，走了，我独自去的，新凤霞、吴祖光一块去。这一阶段应当说是小集团搞翻案活动的一个酝酿期，彼此交谈肃反中的情形，并通过此，了解对方单位的肃反情况。例如，我对小集团里的人谈过剧协的情况，说搞错了好多人，通过王正我说的“青年剧院肃反全搞错了，没搞到一个反革命，反而死了一条人命。”（王正原话） 　　田庄和陈敏凡对我也说电影局也搞错了许多人，陶冶则说联络局的肃反也十分主观，仅仅认识小集团的人的许仪曜，因此被斗了好几次。胡秀玉（陶冶的爱人）则谈她在东北被搜查的情况。一天中午，公安部和院领导来找她，并出示搜查证。当时她吓哭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到北京后，她跟我谈及此事，把搜查证给我，我说：“你还留着它干么？有什么光荣！”便把搜查证撕掉了。杜高就谈他在肃反中的情形。 　　吴祖光和翻案之间的关系： 　　吴祖光不是很明显的指挥和策划小集团搞翻案，他是一种思想指导作用的。他的谈话最初较仓促，表面上是无动于衷的，但慢慢的他的态度就明显起来了。他是一步步的来煽火的。我们和吴祖光的接触很多，其中谈到肃反我的印象较深的有六次。态度一次比一次鲜明的支持小集团搞翻案，从而也有他和翻案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是田庄在肃反后第一次带我到他家去，谈话的内容已作交代。第二次是五七年春末我独自去吴家，此次他骂田庄偏激，不该对杜高态度不好，说我们政治上没经验。我说我不满意剧协的审查，他说不同意就可以谈，到剧协谈不通可以往上谈，后来我把吴祖光的话告诉了杜高，杜高因此十分感激吴祖光，并和我一起确认吴祖光是热情、厚道、人好、诚恳的。田庄因为在电话里受到吴祖光的批评，于是对杜高也开始有了好转。第三次是田庄、陈敏凡、我三人同去吴家。田、陈谈电影局搞错了许多人，谈柳溪就是此次。田庄还谈到陈卓猷，说陈卓猷一次会上大骂道：“吴天，我告诉你，我卓猷又来了。”此次吴祖光说他听说好些地方搞错了。这样就使我们认为搞错的不是一个地方了。第四次是我单独去吴家，一进门他就说陈敏凡给他写了封信，他不满，（原话已交代）他说中央要用两年时间来复查一些搞错了的。第五次便是我和杜高专为领导同志表示了道歉而十分兴奋的告诉他的这一次（已作交代）。最后一次是他在文联鸣放发言后，去的人有我、杜高、陶冶、胡秀玉、胡秀玉的妹妹，我们本已想申诉，他便说要我们也申诉的话，此次便挑开了在会上谈了，形成了翻案活动的一个高潮。小集团的翻案活动，思想基础有三：一是各个人本来有的思想要求，二是吴祖光的在思想上的推动，三是受了整风初期右派分子在报上发表的反动言论的思想上的共鸣。 ## 二、“小家族"对社会主义、对党、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敌视、攻击、诬蔑、诽谤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的交代材料） 　　1、鸣放初期吴祖光是十分兴奋的。他说到处都找他写文章，简直写不过来。约稿的到头上也挡不回去，但是他说他也想写，有一些话是要针对时弊来谈到的，他谈他非常欣赏他写的那篇《相府门前七品官》，说现在到处都是门禁森严。写张会客条也像写件履历表。那电话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保密的，样样保密，事事保密。 　　2、提到陶冶我想起一件事：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如此人事处长》的文章要我帮他修改一下，以后转给《人民日报》。我看后觉得无法修改，便转给人民日报杂文组的顾明同志，这篇东西，又由人民日报遵作者嘱转给了北京日报的徐淙，最后都没有发表。陶冶告诉我说他们人事处长把一对夫妇硬拆散了，把女方分配到了一个托儿所，因此引起了对外联络局很多同志不满。他说他写这篇都得到处里的同志支持的，他还说他都核对了材料，绝对可靠。我看他说的那么有根据而且形容的十分凄惨，虽然没有帮他修改但支持他写出来的。我说你写了我给你转给人民日报。他说的那个事情的全部经过，我记得不清楚了。这是鸣放初期的事。 　　3、鸣放初期，我要写那个剧本，最早是想写成电影剧本，电影局的田庄去四川前，我、田庄和陈敏凡三人有一天在新侨饭店吃饭，谈起此事，打算田庄和我二人合写。我谈了故事，田庄认为非常好，我还说我对吴祖光也讲过这个故事。 　　后来我又打算先写成舞台剧，我自以为抓住了大矛盾了。是针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者的。但是我也对吴祖光田庄和杜高说过，说这个主观主义者我是打算以赵寻蓝光在肃反时审查我的情形做一些模特儿的，实际上这是对领导的攻击和歪曲。企图在作品里发泄自己对肃反时审查我的不满情绪。这个戏的故事，是我根据了武汉纪凯夫事件和我的在勘探队工作的弟弟说的一点点事情而杜撰出来的。 　　吴祖光说故事很好，但是他也说这个戏的分寸恐怕难于掌握。《沉冤记》这个名字，说实话并不是吴祖光给起的，而是我想到过，但并不决定用的一个名字。 　　（这些人对肃反的抱怨是很多的，整风前，有一次田庄、陈敏凡到我家里来，谈到肃反，田庄说：“王震之就是个王八蛋，整我整得可够惨。开会，创作室的创作干部到齐了，每人把我臭骂一顿。”） 　　4、整风以前还有一次，在我家里，有王少燕、杜高，由杜高的找工作问题诌到了肃反，王少燕带有挑拨的说：“让他们整嘛，以后大家总还是要在文艺界见面的嘛，这样很好。”我说：“这些人呵（指剧协创作室的同志），是白吃人民小米过日子的。屁事不干专整人。我倒要看看他们作出什么成绩来。” 　　（〔红铅笔批注：写文章，互相供材料，支持、研究、修改，互相顶名，介绍发表，互相赞扬，攻击积极分子，到一起咒骂组织〕） 　　这时候杜高说他最恨的是赵寻、蓝光，我说我最恨的是蓝光。并且，这些人连带着也恨起黄悌来了，杜高说他是最见不得黄悌那个死样子。我说黄悌就死拍蓝光、赵寻的马屁，他的那个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凑出来的，能叫创作？ 　　我还记得，后来当杜高对我说他恨不得赵寻坐飞机摔死的时候，我提到了安娥同志，因为她在运动中对我也是很严厉的，我说：“她得的那病（按：安娥同志近患脑溢血症）是报应。我才不去看她哩！” 　　5、关于肃反，在整风初期我还对青年剧院的王正说过这样的话，那是晚上两人在大街上散步时说的。我说：“好哪，现在搞清楚了，剧协的三个不是反革命。别的地方我不敢说，这剧协，肃反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王正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公式。青年剧院就全搞错了。没弄出一个反革命来。”他告诉我：“青年剧院还搞出了一条人命。” 　　6、我和杜高对黄悌的仇恨，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妒忌，主要是认为他因为在赵寻、蓝光面前拍马而得到好的待遇，而恨了他的。因为这样还在创作室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黄悌的不满，经过一次肃反，就加深了。首先，对他的《钢铁运输兵》采取了一种攻击的态度，整风初期，我在剧本月刊散布他的剧本是对我的剧本的抄袭。并且，整风以前我和杜高有过一次对黄悌寻求报复的极恶劣的谈话。 　　杜高说：“他的剧本以后就别想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有我在那里守着，非退掉他的不可。” 　　我说：“他的剧本也别想拿到我们这儿来，我在话剧组还管点用，他的《青春曲》写得就不像玩艺儿，戏不像戏的。我还未退，别人就给退了。”杜高说：“他也别想送到电影局。田庄在那儿呢！”杜高问我：“听说上海要拍他的戏。你不是要到上海去吗？”我说是的。我去了一定要给他捣捣鬼，叶明我认识，可以去找他的。杜高说：“那就好，就要让他搞不成。”〔红铅笔批注：集体抵制黄剧，指示汪去破坏黄剧〕 　　报复的第二个例子是杜高、陶冶二人合写，用陶冶的名字发表在《北京日报》的那篇文章攻击李之华等同志的《空头作家》。 　　报复的第三个例子是：杜高说他是能写批评文章的，以后只要蓝光、赵寻、黄悌、王命夫的东西出来，他就打算化名写文章批评他们。 　　7、杜高说剧协是标准的主观主义，我就说把一些人捧在天上，把一些人打下十八层地狱。王少燕说这不是宗派是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少燕说的这番话：“（大意）让这样一批人来领导中国的戏剧运动，实在是滑稽了！”当他谈到田老的时候，他说：“田老是晕的，他是诗人，根本做不好领导。是受这些人指使的。” 　　8、陶冶对他们的人事处长不满，要写文章批评，我也是支持他的，并且说这样的官僚主义就该揭露，还答应把他的文章介绍给《人民日报》。 　　反右初期，陈敏凡要贴他领导的大字报（即王大化同志的爱人，陈敏凡的领导）我劝她别贴了，我说你贴大字报没有好处，会挨整的，一些大人物因为发了言都挨整，何况你呢？你即使要贴，也别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合贴。（她曾说她跟电影局的赵美嘉、柳溪合贴过大字报。）我所谓的大人物都挨整，即是指反右初期在报上受到驳斥的人。 　　9、这些人都习惯于搞两面派，杜高如此（如我已交待的那些），我也如此，肃反后对蓝光表面恭恭敬敬，背后却怀恨在心，给以咒骂！对李之华表面说他好，背后却讲他不讲真话，写剧本慢吞吞写不出。陶冶对他的领导，也是这样态度，表面好得很，背后却将小集团的人搞在一起咒骂肃反时审查他的人。陈敏凡、田庄对电影局审查过他们的或者斗过他的，表面上也是好得很，背地里却怀恨在心。〔红铅笔批注：两面派，呼互供材料，互通声息〕 　　10、吴祖光在文联会上说电影局某人弄得妻离子散等等，是田庄和陈敏凡对吴祖光说的。 　　11、我记得这天晚上吴祖光重复的说了：“胡风如果真是反革命，他在以前不会出卖周扬、老夏他们？” 　　12、肃反运动当中，我一面在写材料，一面在心里作着各式各样的咒骂。这一段时期我虽然无人可谈，然而这一肚子怨气却在经常冲击着我。当我被再三追问的时候，我说（心里想的，下同）“这是逼供信，这是变相的私设公堂审问”，当让我停职反省并劝告我不要到处乱跑的时候，我说：“你们破坏法治，侵犯人身自由。”当有人在会上骂我是反革命和蓝光追问我和杜高的关系时，我说：“共产党誓无天理，解放以前国民党给我戴红帽子使我无法生活，今天又给我戴黑帽子。”当运动久久没有结束，我说：“这是给我精神上的摧残。” 　　13、肃反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陶冶家玩，这时候我跟杜高的接触还不大久，陶冶悄悄的告诉我：“杜高的思想反动的可怕呀！他对我说他不想干了，我不想在这个国家呆了。他说他想当华侨去，到海外去。”也就在这天晚上，陶冶也告诉我关于杜高所说的肃反是斯大林错误在中国重复，是赫鲁晓夫救了他。 　　14、有一次杜高到洋溢胡同来看我（整风以前）两人谈到了肃反，这一次两人谈话的主要内容我是记得的，写在下面： 　　我说：“创作室的肃反，我看是这些人（指蓝光、赵寻、李之华）找不到对象了，怕报不了账，只好把我们弄去充数，结果只搞出一个路翎来。讲良心话，我还怀疑路翎是不是真的反革命。胡风有真凭实据，这路翎根据他和我们的接触，就未必是反革命？” 　　（杜高说：“我也是这样想，要说他是真的反革命，他能写出像《初雪》那样有感情的作品？就说他的《洼地上的战役》一定说那是反革命的东西，真有些牵强附会。运动嘛，反正是整人，我算是被他们整惨了，提起来就伤心，这要一辈子留在记忆里的，蓝光、赵寻他们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我说：“共产党就是这么搞运动，真是搞得人头痛。”杜说：“你看肃反使人互相仇视，像我们这样的好朋友，在运动当中都互相仇视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搞法嘛！真让人伤心！” 　　15、《剧本》月刊在北海召集第一次座谈会以后，王少燕、杜高、我三人聚集在吴家。几个人便谈起来了。三个人谈北海座谈会的情况，吴祖光便谈他在文联会上的发言，谈得非常起劲。 　　（我告诉他那位志愿军空军作者写剧本的遭遇的事情，作者已经在会上谈了。吴祖光说他在文联会上提了一下。王少燕说他要跟剧本月刊好好算算账。于是，吴祖光说了那句“有冤申冤，有苦诉苦”的话。） 　　（吴祖光说：“太乱了，不整不行了，再要不整一下，不知道会乱成个什么样子。”王少燕接着说：“党不整不行了，不整就要完了。到处像个衙门。”吴祖光谈起了他解放前和党员接近的情况以及解放后的情况，于是他说党的威信降低了。他说：“几年来整人整得天怨人怨，现在不整整那些整人的人，实在是叫人无法平气。”） 　　16、由于讽刺剧的问题谈到了赵寻同志的《人约黄昏后》，对赵寻开始攻击的是王少燕，他把《人约》这个戏形容得一塌糊涂，说什么写这样剧本的也是剧作家，他说独幕剧选由他来作序，还把蓝光的《姊妹俩》排在第一篇。吴祖光说：“大概都不愿写他才写的。”我说：“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非要在这次整风中好好整整的。”王说：“我就抓到他的《人约黄昏后》来做文章。”吴祖光说：“把报纸的通讯拿来一凑就算戏。”我说：“就有读者来信到剧本月刊，说这是抄袭。”王说：“这问题希望你也到会上谈，你谈比较有份量。”吴说：“再说吧，其实这个戏连中学生的作文都不如，我真替他害臊。这样的戏还会送到剧本月刊去。”吴祖光反问我说：“你们剧本月刊到底是怎么搞的，全国性的刊物就发表这样的戏，也不怕降低你们的威信。”我说：“发这个戏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他是编委，戏拿来当然就发了。”杜高说：“可是他出国，作为代表到尼泊尔去。”吴祖光说：“他大概去尼泊尔还是合适的，别人都不去，他去。”王少燕说：“他当然只能去尼泊尔。”这种谈话的嘲笑和蔑视是十分强烈的。杜高还说：“我真希望他坐飞机摔死！”（这是他又一次这么说）王少燕接着说：“呵！当然，当然摔死！”多么疯狂。 　　也是在这一次谈话里，王少燕又一次对吴祖光宣传了王正发明的那个所谓底版之说－－即：“赵寻的底版在张光年那里，张光年的在周扬那里，周扬的在乔木那里，乔木的在马林可夫那里。” 　　17、杜高在整风初期的一段话。他看了文艺报上杜黎君批判周扬同志的文章，说他真想写一篇文章批判胡乔木。我说：“胡乔木又没公开写文章，那是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你怎么批评？”于是他和王少燕相约，到处找胡乔木的发言。 　　也是在吴祖光家的一次聚会里，王少燕也提到胡乔木的发言，他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那意思仍然是说乔木同志提倡了公式化概念化。不但攻击了赵寻同志而且还攻击了党中央宣传部。 　　18、我不知道王少燕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说：“葛佩琦是肃反时被整过的。”他说：“他大概是被整惨了，这一回把牢骚冒出来了。”于是我也把王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对杜高说了。杜高说：“肃反整人恐怕是太多了，葛佩琦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打小报告，真是这样，说了什么就有人反映。”我说；“你还记得在东后文工团？动不动就汇报了。”杜高一再地说此人真大胆。从这里我们又谈到肃反上去了。 　　〔此页红铅笔批注：在一起夸赞葛佩琦的大胆〕 　　19、我记得，我还给王正说过这样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话……当他出来说文艺报不让他写文章批评赵寻了，让他写批评光未然的文章时，我说：“你们搞批评的，就要在节骨眼上出来写文章，要在每个运动里写，走在别人的前面才行。”王正得意的对我说：“他写了批评刘部长的文章。”但是他又说：“文章被磨平了（指青年剧院和文化部）。”王正还把攻击吴雪的内容告诉了杜高，于是杜高写出了那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 　　这样一种形式，形成了一种互相配合，而幕后大将吴祖光却稳坐在马家庙胡同，说什么也不肯出马，开会之前在北海我还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没有什么可谈，不肯来。实际上呢，他的话已经由这些人谈了。幕后主将何必出马呢。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章乃器的那篇反对斯大林的话的文章，杜高特别择其一段念了一下，他说：“这个话，要是以前，没人敢说。”我说：“说了还不是挨整。”后来王正进来了，他看到我们在谈这篇文章，他说他也看了。认为写得很不错。杜高说：“没想到章乃器还有些理论水平，敢于批评斯大林。”我说：“要是斯大林没有死，谁批评，谁倒霉。”杜高说：“他恨斯大林。”并重复了以前说过的话。王正说：“剧院里的一些党员就是以特殊材料制成的自居，不把群众放在眼里。”我说：“章乃器这话真是不无道理。一些共产党员可真是自命不凡。”杜高说：“这是自认特殊。”〔此处红铅笔批注：1，互相配合，到一起诋毁领袖言论，2，到一起赞佩章乃器文章，诽谤负责理论的（底版论）3，耸人听闻：赵、蓝宗派。〕 　　后来我和杜高到吴祖光家里去，问他看了这篇文章没有，他说看了，而且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我和杜高谈了和以上相类似的话，于是吴祖光便又一次的谈到党的威信问题。他联系这篇文章时说：“章乃器的文章真有道理，你看看某些党员，飞扬跋扈的样子，什么事都要问都要管，这是斯大林这条奇怪的定律害了人，把人惯坏了，什么特殊材料不特殊材料的，你看毛主席的文章，就没有这样提过，我不信，共产党员从娘胎里出来就与众不同？”他还说：“我看哪，这句话就是根。特殊特殊，当然就自命不凡，一特殊起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党中央提出整风恐怕就是要整整这种特殊！” 　　20、吴祖光的那个写女审判员的戏，（按：是一部攻击新社会的戏）倒确是让找王少燕帮他想个名字的。我想的题名为“吹皱一池春水”，后来他自己想的也是“吹皱一池春水”，我还为此很高兴。 　　小集团的人，在创作上是如此，王少燕写了《墙》，我要写所谓《沉冤记》，杜高呢，也有他的一套，他曾对我说，他要写一系列的像“拟契诃夫幕后”那样的攻击新社会的小说，他说将来出集子就题名为《花瓣集》。而陶冶，却在那里写什么“空头作家”、“如此人事处长”之类的文章。至于田庄，也要搞什么讽刺火车站官僚主义的电影剧本。（他曾找我合作，但觉内容空洞未写。）还有一次，和颜振奋访吴祖光后……我说：“最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刊物，里面真正搞过报刊编辑熟悉编辑业务的却找不出几个。可是，人倒多得很。”吴祖光说：“编辑部也像个衙门。”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6.5.中国戏剧出版社整风会上的发言）） 　　21、我感到剧协领导在过去，对待知识分子是有些粗暴的。…… 　　22、我大胆的提出，在创委会，赵寻、蓝光的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并无人敢提，他们职位高。政权森严，在肃反中要我承认“小集团”就是蓝光逼的。 　　23、在创委会有两部分党员职位高，他们排斥他们不喜欢的作品。我曾写过一个《星星照亮了天边》，张光年听了觉得很满意，而蓝光排斥。他们不但排斥这样的作品，而且要排斥写这些作品的人。 　　24、蓝光的《姊妹俩》在剧本月刊登了。是公式化的，受到外国朋友的批评。赵寻搞了一个《人约黄昏后》受到外界的不满，而剧本月刊还登在重要之页上。 　　25、赵寻、蓝光……他们都有亲戚关系，贴的很紧，以前非常令人尊敬，而现在是不正常的。他们利用了张光年及以往一些演剧二队的同志，连李超，孙福田都怕他们。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7、20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26、我一回忆起赵寻、蓝光的形象就害怕。 　　27、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经验，缺乏民主。 　　28、去北大参观，见到屋上扯的幡，（右派分子为肃反运动中受冤者树的白幡）上面写的是“为肃反被错斗者鸣不平”心中不舒服，如像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就不必搞运动了。听到了学生给党提意见，感到呼吸到了民主空气。 　　29、在馆子门口遇见杨薇，吴说：“现在到后台找杨薇都不容易了” 　　30、吴祖光谈到曾与陈白尘谈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一年一个剧本。而解放后一个也未写，是否与行政领导干涉有关，行政领导艺术是不行的。 　　31、我只认为组织上对我们的剧本重视不够。 　　32、我与唐湜合贴的《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是我有意对赵寻的报复……是尖锐的攻击。…… 　　33、我还写了《契诃夫悲剧的幕后》，有一天我遇见了王正，他讲了吴雪的事，我认为……这是一篇好的小品文，看了李维时的批评，感到自己长期以来在感情上都流露着阴暗心理，长久以来和党的关系弄不好。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8、5、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大会上的发言。） 　　34、王少燕的《墙》写完一场就请我帮助写收场，我说最后可以用“墙”倒了收场，同时我看了当中一句台词“交朋友就是小集团”很欣赏，他要划掉，我叫他别划，我很积极的推销这个剧本。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35、鸣放期间，杜高提到梅兰芳的纪录片，吴祖光说梅兰芳的纪录片不好，因为是苏联专家当顾问……他提了几次意见，就是“反苏”。 　　36、王少燕剧本《墙》按照吴祖光的意见改了尾巴……吴祖光想了个敲痰盂的办法，王很满意，采用了。 　　37、吴祖光谈到抗战八年他写了八个剧本，而解放后他一个剧本也没有写出……更重要的是那时候写作没有什么限制，更没有什么清规戒律，行政领导之类。 　　38、赵寻的《人约黄昏后》……吴祖光说，读完以后，他很生气，这种剧本不如一个中学生的习作，王少燕说，今天中国的戏剧就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完全靠了张光年的提拔。……吴祖光说尼泊尔是谁也不肯去的，罚他去……（按赵寻同志那时正参加代表团在国外访问）。 　　（编者按：以下系肃反时汪明交待的材料） 　　39、杜高从东北回京后，有一次和汪明谈到在东北的情况时，首先是咒骂丁帆，接着他说：“丁帆害我害惨了。在骨节眼上我非好好地害他一下不可，只要有什么运动，我非狠狠地整他一下，叫他也吃吃苦头。”（大意）他曾经打算化名写文章打击丁帆，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暴风雨中》，说他是“歪曲志愿军形象”。肃反运动开展以后，他曾一口咬定丁帆和鲁藜有关系，说“不然他的书怎么能在新文艺出”，企图在政治上来陷害丁帆。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待的材料） 　　40、吴祖光在天津看了《杀子报》，很气愤，很不满意这种开禁的做法。 　　41、《新凤霞遇险记》一文，《文艺报》领导要新凤霞自己署名发表，吴祖光很不满，就写了一封信，连文章一齐寄给周总理。 　　42、一次王少燕说：“夏衍同志问他为什么解放后文章写的不勤了，他回答夏衍‘忙啊！忙着写自传’。” 　　（编者按：以下是陶冶对杜高的揭发的摘录） 　　44、杜高专门会借刀杀人，是他要写“小苍蝇变成大象”，他一定要拉上唐氵是一道写。 　　45、杜高说：“共产党叫人互相仇视，我们要提倡人道主义。” 　　（编者按：摘自杜高所写“关于陶冶的材料”） 　　46、肃反后小家族的第一次团聚是围绕着陶冶的结婚。那天晚上，吴祖光、新凤霞很早就去了。新凤霞帮胡秀玉打扮，吴祖光祝陶冶夫妇永远相爱，因为他们的爱情是不容易的，是经过“大风大浪”（指肃反）的，新凤霞也说，陶冶应该更爱胡秀玉，“胡秀玉为你哭都不知哭过多少场”（也是指肃反）。签名时，汪明说：“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大的，放在吴祖光旁边，以显示我们（指小家族）还活着，还在一起，又来了！”陶冶也嘻嘻哈哈地说：“真的，他们是不懂，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搞来搞去还在一起。”（按：联络局领导同志出于对同志的关怀，去参加陶冶的婚礼）田庄、陈敏凡也送了礼物。田庄且用“田景岳”（按：这是家族内互称用名）的名字送礼，还把名字故意写在汪明一起。 　　“空头作家”这篇文章中的模特儿是李之华和范景宇，这两位同志在肃反中都负责过我和汪明的专案。陶冶把他写的初稿给我看，要我帮助修改时，我带着肃反后的那种个人的，阴郁的报复的感情给他的杂文加重了语气。如其中“八年来，他慵倦了，他发胖了……”“读报看书，逛琉璃厂，然后坐在首长席上看戏，然后打呵欠……”这些恶毒的攻击这两位党员的句子就是我加上去的。我对陶冶说过：“你的文章发表了，我和汪明要倒霉。”陶冶也怀着阴暗的心情说：“这些人不工作，专整别人，应该给他们狠狠批评一下，不要怕，文责自负，我负责！”后来文章发表了，汪明一方面来告诉他青年剧院的一些同志看了，反应都很好，一方面又和他说：“你拿稿费吃水饺，我们吃汤饱”（四川话，“沾包”的变音，意即被连累）并且说：“我前几天碰到范景宇，看着我的眼神都变了。”由我修改的这篇充满了恶意的文章，据陶冶告诉我受到吴祖光的赞扬，有一次陶冶在汪明家碰到吴祖光，吴对陶说：“你的杂文写得很辛辣。” 　　（编者按：下面是杨哲民揭发杜高的材料） 　　47、杜高还说过不能理赵寻他们，说他们这些人就是专门害人的人，太坏了。 　　48、关于诬蔑黄悌抄袭汪明剧本事，早在整风以前杜高在二条院里说过，而且说：“黄悌最近写的这个剧本，也是抄袭杜高的 《星星照亮天边》。”但当黄悌的质问出来后，杜高又矢口否认。 　　（编者按：下面是鲁煤揭发杜高的材料） 　　49、杜高说电影局一人，我记得可能是柳溪，在肃反中被审查，他爱人和他离了婚。（按：此乃恶意歪曲）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材料） 　　50、我的大字报贴出以后，王少燕警告我，“不要树敌太多”，而过了些日子，又来告诉我“情况变了”，“风头不好了，最好写个检讨。”我于是又在他这一指示下，张贴那张检讨的，不久后，果真开始反右了，王少燕还几次向我提过这件事，表示他“有远见”。 　　51、（汪明交代）小集团可恶可恨还表现在小集团的人在所在单位表现的一种挑拨离间破坏领导威信和钻空子的恶劣表现，举例如后： 　　（陈敏凡曾在小集团里宣扬说蔡楚生同志在电影局受冷淡的。而王兰西局长却十分凶，她说《文艺报》上的那篇“扇形地带”谈到的事是事实。她说她就见到过，她还说他们的老科长十分无能。） 　　和小集团有关系的王正（青艺的）咒骂吴雪不学无术，咒骂罗伯忠、沈贤、段承滨等领导同志是霸道，不学无术，一本书没有看过而硬要搞领导，并特别受到领导同志重视。他还说光未然同志就是那种“常有理”人物。对李之华同志我也作了歪曲，《太阳里的黑斑》座谈会后，吴雪同志对会议不满，谈到李之华同志的发言，我便说没有把剧本看完就把剧本全盘否定实在不对，我还把此事告诉了杜高和陶冶，陶冶又要写“如此编委”的杂文，写了，我没有同意他这样干，他才没有发出去。对创作室，我和杜高则扬言它存在着裙带关系，当整风开始，剧协要成立整风小组，听说葛一虹是小组的时，我和杜高便打算找葛谈肃反的事。因为杜高听说葛一虹和剧协其他领导同志有些不对头，便想钻这个空子。 　　52、“小家族”散布了大量流言蜚语（略） 　　（〔此页红铅笔批注：他们的“小”（集团），一起祝贺婚礼，敌视党，用族名向党示威，猖狂？撒谎？集体文章，还在迷惑“小”以外之人〕） ## 三“小家族”与其他右派份子、落后份子之间的呼应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年7月20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1、关于肃反，大家提意见我都很注意，并结合自己情况，又联系到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觉得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不应该搞运动。 　　2、我对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感兴趣。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年7月26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室反右会上的发言）） 　　3、我读了费孝通的文章，感到过去民主空气不浓厚，感到过去知识分子不能畅所欲言，是受压抑的。 　　4、读肖乾的文章“革命世故”感到自己不应与人把心里所想的谈出来，要有革命的世故。 　　（编者按：以下是杜高在1957年8月5日中国戏剧出版社反右大会上的发言） 　　5、鸣放时王少燕说：“这是我们时代民主运动的高潮”。我就和王一道到北大去了，而且替吴祖光带了一封信给三个学生。 　　6、梅朵在《文汇报》时，我给《文汇报》写过文章，梅朵约我写一篇批评教条主义的文章。 　　（7、关于我找工作的事我去找子冈。他当时介绍了《旅行家》的情况。他非常不满意培养记者的一些情况。他主张《旅行家》成为同人刊物。他说要我做编辑。）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8、吴祖光说，他很想到北大去看看……他说北大三位学生给他来信，欢迎他去。……学生告诉他最反感《人民日报》了……学校的消息一字不透露。……又说，“如果你们谁去，帮我捎封信给那三位同学。”（后来王少燕带去北大） 　　9、杜高、汪明说：趁着整风的机会整整赵寻和黄悌。杜高说希望赵寻坐飞机死掉。（按：赵、黄均系党员） 　　10、在整风时，杜高说，“潘光旦认为现在共产党把盖子揭开了，但是还得看看他们在里面怎么跳。” 　　（编者按：以下是汪明对杜高的揭发的摘要） 　　11、杜高说，看了罗隆基的倡议后，他要给政协写申诉书，给人民日报支持罗的倡议。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所写“关于陶冶的材料”） 　　12、这段时期，陶冶也给《文汇报》投过一篇通讯稿，是报导出国艺术团的活动的。后来《文汇报》记者姚芳藻和他打过电话联系，据我所知，他和姚芳藻过去不熟，也没有见过面。但陶冶那个时候很欣赏《文汇报》，他说：“这是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比读人民日报有味。”他和我讲过，他很想多练习写一些文章，将来能长期为《文汇报》写艺术方面的通讯。 　　13、汪明曾先后去过师大和北大，回来后散布过那里的肃反问题，也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也赞美过学生闹事，就是“民主空气很浓厚”，“北大的党转入地下了”等等。还带回过一本师大的《苦药》（按：系鸣放期间师大右派反动刊物）杂志。 　　（编者按：以下摘自杨哲民同志揭发杜高的材料） 　　（14、杜高同志攻击“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反动说法，他拥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说要给人民日报写信，问我签名不。）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交代材料）） 　　15、当我们俩人谈到路翎的时候，我再一次的称赞了路翎的才华。我说：“在文学技巧上，从路翎那里我可学到一些东西，他常对我说，写一篇东西要细水长流，感情不要一下子摆出来，要越来越大，到顶点的时候突然收住，给读者很多想象的余地。”我接着说：“我受他的影响不算小，你看我写的一些字，都是学他的。”这时，杜高开玩笑说：“你还跟胡风下过象棋。” 　　提到黄若海，我想起了一件事，即是这些人对搞肃反工作的同志抱着仇视的态度，而对一些肃反对象呢，则抱着一种暗暗同情的态度，以上提到的路翎就是一例，黄若海则是二例。整风期间，黄若海写了一个题名为《谬工程师和他的周围》的多幕剧寄给剧本月刊，这个戏是我处理的，我转给了戏剧出版社，知道这出戏会由杜高处理。我对杜高说：“人家被斗过，剧本你们看看，能出就出吧！或者你们提些意见，让他修改修改再说。”杜高说：“没有问题，有我在这里，如果还可以，就尽量让他出版。” 　　整风之前，杜高告诉我，他去看了路翎的爱人，我问他是怎么去的。他说他到芳草地去找肖里玩去，顺便去看看她，杜高详细的给我形容了她生活的如何惨，精神如何痛苦，杜高又说：“连路翎的孩子在学校里都受到别的孩子的欺侮。”杜高又对我谈到她怎样谈路翎的。我问杜高：“你的胆子也不小，怎么敢去看她的。”杜高说：“这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看她也不犯法。” 　　还有一次，我告诉杜高说：“今天我到编辑部上班去，坐在三轮车上看到路翎的老婆，她也在三轮车上，带着两个小孩，他见到我没敢向我打招呼，我对她招了招手，车子就过去了。”我还充满同情的说：“猛一看到，几乎都不认识了。瘦成那个样子，带着两个小孩，怪可怜的。” 　　16、反右的初期，住在芳草地宿舍的肖里，请我和杜高到他家里去吃饭，饭后谈起了储安平，储安平是肖里的岳父的老朋友。肖里已经职业化了，他说他要到光明日报做特约编辑了，每天只去几个钟头，给文章做插图。就在这天下午，储安平找肖里谈了话，要他先别去，说自己已经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了，等以后再说。肖里说：“报馆整储安平整的才凶哩。”杜高说：“整归整，整完了他大概还是总编辑，这种大民主人士是有影响的。”从这里，谈到鸣放和反右，肖里说：“这样搞，以后谁还敢讲话，一讲话就挨整。储安平就是例子。”杜高说：“我实在不懂，党中央明明说好的要大放，现在突然收了，没有人敢放了。真是把握不住。”接着他又说：“其实也很简单，无产阶级专政么。” 　　17、黄悌同志的大字报（按：是一篇反击汪明杜高的大字报）贴出来的第二天下午，王少燕匆匆的跑来了，他非常神秘的低声问我：“告诉我，王正是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听说已调他回来了。”他说：“我要找他谈谈，不谈不行。”他对我说：“听说他的那篇文章（即指《致刘芝明同志》）出了问题，报上已经有反映了，文艺报还要搞。”当我追问他详细情形时，他不说了，并且问我：“黄悌那事怎么办？”我说我决定不贴大字报。他说：“你应当把你的剧本和他的剧本一块公布出来，他就没话说了。”他又一次宣传吴祖光没关系。他只坐了一下就匆匆的跑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不行，你这里不能久待，我得走了。” 　　他和青年剧院的王正过往甚密，从婚姻到创作，无话不谈，他的那个戏《墙》，王正给他出了不少主意，他以前的几个戏，除了《葡萄烂了》，都是和王正商量下写成的，王正还非常强硬的把他的《春光明媚》推荐给剧院排演，剧院拒绝时，王正为王少燕骂了剧院一顿。据我知道的是：他们两个那么相投的原因，是因为王少燕给王正的被管制过的反革命爸爸介绍了工作。王正曾说：“组织部没有办法帮助解决我父亲的工作，少燕却帮助了我。”于是王正又发了一通对组织的牢骚。我曾对杜高谈过一件事，我告诉他说，人民大学的王德州自杀了。他说：“大概是被斗的，斗急了就自杀了，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 　　18、对胡风、路翎是反革命则加以怀疑。王少燕说的那话我也说过。即：“现在大鸣大放，同人刊物，同人剧团都在搞在演，这跟胡风的那个意见书里的一些意见不是相同吗？恐怕是吸收了他的意见。”杜高跑去看了路翎老婆的事，我也告诉了吴祖光，说他将来也是要搞创作的。 　　19、这个时候陈刚形容了肃反时芳草地的情形，说谁也不敢跟谁讲话，空气十分紧张。他说这种情形真不能再搞了。说孙福田同志（按：孙福田是剧协肃反负责人）是靠肃反起家的这句话，我第一次便是此时听陈刚说的。 　　20、我和肖里从认识他（杜高介绍的）到这一次，一共不过见了五六次面，但我感到他有着一种向这个小集团走来的趋势。据杜高说，他们是老朋友。肖里和王少燕也是认识的，而且有过接触。 　　21、王少燕在整风之前，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玩，因为我不认识刘大海，他指给我看，说：“他就是刘大海，肃反的时候给整惨，很好的同志么！”王少燕虽然只讲了这么一句，但他在这一句话上所倾注的感情份量是不小的。他同情刘大海，好像整他是整错了似的。王少燕还不遗余力的到处宣扬，说文联的汪巩是冤枉了的，完全整错了，又说汪在运动中整的非常惨。〔此处红铅笔批注：有组织的排挤、同情；杜看了路妻，汪碰见过，都要交换带着同情——惨。告吴。〕 ## 四、“小家族”在“反右”期间的活动 　　（编者按：以下摘自汪明交代材料） 　　（一）当《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的那天，杜高匆匆来找我，说：“恐怕是要收了。”我说：“以后还是少说话的好，免得倒霉。”我和杜高在谈论中，并没有像王少燕那样怀疑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是假的。但是我说：“把卢郁文收到匿名信的事，人民日报这样处理恐怕是有些小题大做了。”杜高说：“你看好久没有在报上公布的破获反革命案件，现在又开始公布了。恐怕是不会鸣放了。要搞反革命了。” 　　（二）当黄悌同志的“质问杜高、汪明”的大字报贴出来时，杜高突然打电话来说，糟了！对着我们来了。当天中午他叫我到和平宾馆的冷食铺碰头，说有事跟我谈。我去了，原来是要我跟他订攻守同盟。他说我害怕得很。他要我订攻守同盟的内容是： 　　一、当人们谈起时，不要像肃反时那样天真太冲动。 　　二、他还要我说他只到吴祖光家去两次。 　　（三、他和吴祖光没有关系。） 　　四、还要我少扯王少燕。 　　五、不要承认有什么小集团。 　　说以前（指肃反）都是自己互相扯，扯坏的。 　　我说：“一、就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为肃反时被整发发牢骚。二、平时的日子都是在一起谈文学谈写作的时候居多。” 　　他说：“要谈就这样谈，千万别扯远了。”他还说：“我们平时讲一些没有原则的话，千万不能谈。”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胡扯的。”他还说：“这一次如果整到他，他非死不可的。” 　　（三）范景宇、刘莎、蓝光等六人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那天晚上聚集在我家里的有杜高、陶冶、胡秀玉、田庄、陈敏凡六个人。 　　我说：“别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呢？前年的大风大浪都经过了。总不会送公安局的。该怎样就怎样，怕什么呢。” 　　杜高说：“豁出去了。我什么也不怕，搞急了我们就给它来油的。（他要来‘赖’的一点，已作交代。油即油滑意。）”我说：“来油的，对。开会开好了。随他去吧，反正也公布了。（指六人大字报）没有办法了，要是弄到了我，我也会来‘滑’的” 　　杜高说：“弄得不好，我就拼了算了！” 　　（我说：“你用什么拼？你拼得过蓝光他们？越拼越倒霉，只有忍了，忍了算了。”） 　　杜高说：“算了，不干了。我卷铺盖回湖南（老家）去算了。” 　　我说：“明明讲好了整风的，学习提意见，这一下就不算数了，难怪有人说这是‘诱敌聚歼’哩。” 　　杜高说：“这叫整人，非整得你不准乱发表意见，我真怀疑这叫什么民主。前年搞了，我刚抬起头来，这又搞到我，我真伤心。” 　　我说：“我痛苦得很，这样活着没有意思了，人是经不住这几下子的。” 　　杜高说：“这堆人太凶了，打人往死处打。我的团籍也不要了，回老家做老百姓去，我写我的东西。” 　　杜高说：“共产党就会搞运动，一个接一个，这样搞下去就会失掉人心的。” 　　（我说：“我很怀疑这样搞会不会得人心，以后谁也不敢讲话，憋在肚子里。”） 　　杜高说：“大概是毛主席一看这些人的发言，就发了脾气了，湖南人的性格我是知道的。” 　　（四）反右以后，还有一次我和杜高由在国统区生活情况谈到了香港，以前，我们都在香港呆过，但不认识。他说：“以前生活虽然苦些，但是可以自由自在，写东西不像现在这么困难。”我说：“以前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他说：“那时候出了事，可以跑，现在跑都没处跑。”他说他就是跑到香港的，在香港生活虽苦，但没有什么限制。杜高在这种言谈之间，是充满对香港生活的眷恋的。〔此处红铅笔批注：不民主，恋香港〕 　　（五）开始反右时，我的情绪很正常，认为反不到我，但批判到祖光时，我一方面紧张，一方面对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是小题大做无事找事，认为把吴祖光搞出来整，是为了凑数，大概是他平时爱说两句俏皮话得罪了人。 　　（六）吴祖光文章受到批评后，那天晚上吴祖光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时，我对他讲了许多非常错误的话。而且情绪也非常激愤，好像批判的是我而不是他。他谈田老是成心整他，我说：“田老是诗人，晕的，他倒不一定要整你。一定是贾克，伊兵他们要整你，拖出你来做典型。”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七）我和汪明告诉吴祖光剧协五人小组道歉和安慰的事，我们心里非常感动……吴祖光说：“感激得恨不得向他们说‘请你们再整我一次吧！’”汪明答应晚上就联系抽《后台》的事。（按：时间是1957、6、23） 　　（编者按：以下是汪明揭发杜高的材料的摘要） 　　（八）蓝光六个同志写了大字报，（按：系反右开始批评杜高等人的大字报）杜高说：“看样子可整到我头上了，整吧！我来‘油’的，要不，一卷铺盖不干了，再不然就自杀。……我非拼了不可。 　　（九）杜高跟杨哲民说赞成罗隆基的倡议，组织平凡委员会，我说：“你看，你说了怎么办？”杜高说：“我可以赖。” 　　（编者按：以下摘自鲁煤同志揭发杜高的材料） 　　（十）反右开始后，剧协曾组织看反右斗争的纪录片，杜高看后说林希翎长得如何漂亮。很帅。简直想和她谈恋爱。 ## 五、其他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交代的材料） 　　1、王少燕谈到工作……常常用羡慕的口吻谈起吴祖光来，他说“总理都关心祖光，曾约曹禺、老舍、祖光一起吃饭。……我们还是沉着气，努力工作几年，先做些成绩出来才说得起话。” 　　（编者按：以下是陶冶对杜高揭发的摘要） 　　2、杜高曾把一次团会的秘密告诉了汪明，叫汪明不要外说。 　　（按：杜高系青年团员。） 　　3、汪明、杜高说：“看样子我们只有加入民主党派了。” 　　（编者按：以下是汪明对杜高的揭发的摘要。） 　　4、杜高说：“自从我学俄文能看《真理报》后，看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我就以‘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按：指肃反中问他案子的人）。归根到底还是赫鲁晓夫救了我。”他说他恨透了斯大林，认为中国肃反搞得如此糟，完全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他认为剧协的肃反搞得很糟，蓝光、赵寻逼供……他曾想自杀。 　　（编者按：以下摘自王里对杜高揭发的材料） 　　5、杜高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极表同情，说胡风的“意见书”是正确的（按：这是肃反以后说的），说不少人都放出来了（如王亚平、刘大海等），都要写文章恢复名誉，并说这是党犯了错误。 　　四年前我介绍杜高和江荧认识，据我所知几年来他们并没有接触过，今年四、五月他们才熟起来。在整风初期，江荧写了一篇文章控诉东北鲁艺和美术出版社，说他被开除和辞职是受官僚主义的迫害。写好后江荧打电话要我去看，下班后我去找他，杜高也在那里，我看了文章后认为太长，没有提什么意见，杜高即打电话向《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右派分子梅朵、姚芳藻推荐说江荧是有影响的青年画家，应重视，当时江托我将该稿带文汇报办事处。过了几天江荧打电话说文章已专电拍上海，他叫我注意报纸，（文章并未见报）写文章事先我是不 知道的，事后知道该稿头尾为杜高执笔，杜高是起了向党进攻的煽动作用的，杜高在我们之中扬言：“在别的方面不行，如果写东西我是可以效劳的。”这就是他拉拢人的手法之一。 　　今年四月因打乒乓球，我介绍徐淦与杜高相识，他们一见相投。杜高编了一本连环画《金耳环》，编好后第一个读者是我，第二个是徐淦，徐淦大为赞赏，说除结构稍加修改外，写作格调之高，连环画中很少有。徐淦写了一本《血馒头》，杜高要他拿到戏剧出版社出版。他们接触虽没几次，但相互攻击了肃反运动，徐淦说他自己的问题早已搞清，这次对他的斗争是受了冤。也说肃反的打击面大了，百分之五的数字是错了等谬论。 　　（编者按：以下摘自杨哲民同志对杜高的揭发材料） 　　6、杜高过去一方面表示对团籍一定要保留，为了找工作好些，但一方面又表示轻视这个组织。 　　7、杜高对杨哲民说，他认识一个很有权利的人，那人叫王少燕，说王告诉肃反审查他的人，说去了之后，那人员说：“王少燕过去在白色恐怖下，就是我们党争取团结的人”，说于是就停止了对王少燕的审查。又说：“吴祖光原来也审查了，但吴祖光有他的办法。”问到他的“二流堂”，吴说：“这是夏衍给起的名字，你们要问，问他好了。 ”他始终一个字也没写。 　　8、杜高说：“共产党就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就是爱点面子。”当我贴出那篇说剧协肃反缺点是主要的那一篇大字报时，他对我又说：“我拥护你的正义感，但是，你为何在我的名字下边加上同志二字呢？” 　　（编者按：以下摘自鲁煤揭发杜高的材料） 　　9、在匈牙利事件时，李悦之和我主张应该坚决出兵，杜高说不应该，一出兵就是干涉人家内政。 　　（（编者按：以下摘自杜高的交代材料）） 　　10、一九五○年，在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里工作的时候，王少燕就看中了我是他的臭味相投的朋友。以王少燕为首就在那时形成了反对党的领导的四人小集团，（还有肖崎、汪明）王口口声声说他的“政治关系不在这里，而在中央统战部”。他是郭沫若、吴祖光、邓初民的好朋友，是和吴祖光一起从香港来。王少燕到北京溜了一趟，回来向我们散布史东山因为小青年批评他，一怒告到总理那里，总理便写信给电影局领导，制止青年批评艺术家史东山。还散布许多大作家如吴祖光等人不接受领导，超然于组织之上的流言蜚语。 　　11、吴祖光原来就保持了一个有历史性的小集团，叫“二流堂”，包括一些著名文人，黄苗子，郁风，盛家伦，冯亦代，张正宇，丁聪等。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互相吹捧，在吴祖光家里，经常看见一些著名的艺术家。 ## 第三部分 杜高等人的信件和文摘 　　按 ：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抄录了一些信件和文稿。目的是使读者更具体的看到这些小集团分子鸣放前后在文字方面的具体活动，其中包括为了翻案而准备递上去的万言书，在报刊上发表的对新社会、对肃反中的一些负责同志、积极分子的人身攻击的文章，及反右开始时，为自己的肃反结论公开辩护〔此句红笔批注：辩护理论〕、攻击剧协肃反是主观主义的错误等等的大字报。最后附录一篇杜高在解放前发表的反动文章，主要为了和后面一篇大字报相对照。 ## 一、杜高给中宣部的一封信 　　（按：此信系杜高一九五六年九月请贾克同志转中央宣传部陆部长的一封万言书。从信中对肃反翻案问题和对小集团反动性质的诡辩的言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杜高今天所以向肃反运动肆行攻击，并积极从事小家族复辟活动，是必然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的。而不是一种偶然的冲动，或仅仅是随声附和。 　　文内重点皆杜高原来加的，括号中的按语是抄录时加上的。所录仅信中的四分之一，系重点摘录。） 　　……在这封信里，我将极力对我发生的错误和不幸的事的一些看法写下来，希望由你的手转达给剧协和文化部的五人小组的领导同志在最后研究并确定我们的问题的性质时作参考，如果文化部和剧协的五人小组在原则上不能同意我的陈述，那么，请将我的陈述转达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 　　我将在下面由两个题目来陈述我的意见，这便是： 　　我为什么感到应该重新提出我的看法。 　　我们这几个青年的结合，我们的错误及其性质的确定。 　　（一）为什么重新提出我的看法？ 　　第一……长久以来，我想到另外一些人，他们比我更年轻，他们还刚开始生活，他们心里充满了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无尽的爱。……在这里我不是想辩解我们的错误，不是的，我只是想说，我们这群青年，不管我们犯有多大的过错，你们应该把他们当作好人，当作可以改造和教育的好人！不要过重地惩罚他们！……不要以为加重了惩罚便可以促人悔改，不要在这些青年的一生中留下消极的精神影响吧……〔此句用红笔画出，红铅笔批：充满威胁、分庭抗礼教训口气！〕 　　第二，当我逐渐的……了解到，信任了这个运动的正义性与革命性，我希望领导这个运动的同志们切实地向人们证实吧。……即不……降低可能提高的思想高度，尤其不能把思想性质作为政治性质加以夸大。……尤其后者，它将带来对人民的伤害。……特别有害。（……批判斯大林文集所载苏联及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不幸的错误，应该是最有教训意义的）……世界上的人们中的确也还存在着……一些非 政治的内容和性质的结合。……一般社会学公式不能反映出这种种不同性质的复杂性。 　　第三……我们曾经有些朋友……大多数不是共产党人……年纪一般都比我们大许多。他们早就……称呼我们为“小家族”……纵容了我们这个结合……运动之前……和我们无所不谈……他们了解真实，真实便会激动他们反驳，仅仅是他们不愿或不敢将这反驳说出口来。……这种在政治上偏于落后的群众不是少数，将对他们的精神影响估计进来……是必须的，（按：这里“朋友”即指吴祖光王少燕等人） 　　（二）我们的结合、错误、性质。 　　……从革命观念看来，不管这种结合（按：指小家族的结合）带有何种重大错误，思想上何等落后，……甚至腐朽，以及带给革命所要求的……团结性纪律性以有害的后果……。应该承认，这仍然只是一种感情的，气质的倾向，青年的狂热爱的结合。……不是在从事某种反对派的活动。……一定……夸大为反革命派的政治性质，是没有必要的。……在阶级社会里……感情……倾向……友爱……都具有阶级的性质。……发生在革命范围的……错误……它都是有害革命，有益于反革命的。……这……一个逻辑……能用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而决不能用在法律性的判断上的。……法律性的判断，……应依据……对客观事实作……全面地（正，反……）了解。……不仅凭被斗争者在恐惧……下片面的供词。 　　为了供领导上做全面了解……提出一些辩解的意见。…… 　　A……说这八九个年轻人结合起来，是为了搞反革命，……篡夺文艺领导权，……我以为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极不成熟的，……他们之中的……少年漂泊者（如我和汪明）……写过不止一篇……攻击旧社会的文章，他们把……希望寄托给了共产党，……革命和人民。我们不是失败了的阶级和集团的后代，……是普通人民。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条件。自然只是前提。 　　B 小家族是怎样形成的？ 　　……因为我们大家过去的经历大致相同，到过一些相同的地方，……有相同的梦想，从事相同的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友情的宝贵，谈伟大的志愿……倾吐人生的幻想……爱情的幻想。……我们从书本上知道历史上……许多大人物的友谊，鲁迅和许寿裳，……契诃夫和高尔基……。文化人有热情的气质，喜欢高谈阔论……无话不谈，饶有风趣的。……我们便从各方面受到影响，……我们对共产党员作家怀着更为崇高的心情，……片断的言谈却实在可以反映出我们观点中更主导的一面，忽略了这个……是不公平的。……我们也谈了一些听到的…－文艺界的事，包括某种私人的……“小广播”一类的事……即使是比我们有为……重要的人们（按：这里所指的即吴祖光、王少燕等人）那儿听来的，……那我们也可以谈……我们是抱着好奇心……天真的意味也就更多些。……不应该因为胡风和他的门徒……议论文艺界的长短，为达到反革命目的，因而逻辑地推理…－说我们也是“反革命言论”……是不公平的。 　　……我们有一句……口头禅“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即我们之间没有秘密），这是为了激起那些隐瞒了自己觉得难为情的事情的人说出他的秘密来。……多半指的是……对女同志眷恋的秘密……把这句话确定为我们小集团遵守的一条政治准则……多么不公平呀！ 　　……嬉戏地，天真地称我们的结合为“小家族”……这里表现出我们当时……儿童般的狂喜的感情。……取闹的热情是我们性格和气质中极为本质的……特征。可惜，这种非常生动的人的天性中的东西，很难，也不会写进肃反的材料中去的……在肃反结论中……没有看见它……也不公平。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对蔡亮说过这样的话“努力吧，将来总有一天到我们老了的时候，再开文代会时，我希望我们不仅都成了代表，而且你代表美术界，杜鸣心代表音乐界，我们代表文学界坐在大会主席团的席位上……多么美好呀。”……我们只是为着鼓励上进，现在成了“十年后篡夺文艺领导”的……罪证。……这也是对胡风的那一套逻辑设想化的……强加到我们身上的结果。 　　……我给汪明的信，不幸……竟有这么一句：“让我们争取入党吧，我想在工地争取，我觉得我们中如果有一个人先入了党，那么大家入党就方便多了……总觉得……组织不十分了解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先入了党，那么他便可以向党多作一些具体介绍。”……肃反材料写的“策划如何打进共产党内”来，这是从怀疑出发的一种……危险化了的臆测。……以为可以从胡风的信中摘录成一本……反革命材料，……从我们的信中必定也要割裂它的全部精神，抛却它的主导的本质，……专门挑出一两句……有错误的话来构成……罪状，这除了使人颤抖，还会有别的什么结果呢？〔此句红笔批注：极尽诡辩之能事，充满对肃反处理的诬蔑，必然起了翻案野心〕 　　……我必得专门写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是引出这次问题的焦点。一九五二年……认识路翎的，……当时……他的名声很大。……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印象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等……到我从外地（按：五四年杜到四川工地）回来时，正当批评文艺报……我碰到路翎……正是他要去文联开会，他便提到吴雪过去说过的一句话……问我还记得不？他说：“那你们可以证明，我不是捏造。”我说：“当然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吴雪确曾说过。”（按：当时杜高、汪明说路翎的发言是为青年出了一口气。）……但事情还有……更主要的一面……不过几天，（按：就在这几天，形势有着很大的变化，胡风已开始退却）……路翎的……报告经陈白尘同志出面调查……我们便写了一份本着真实情况为精神的书面材料。……证明了真实本身，而没有帮助路翎证明他的歪曲……不就是对路翎的一种最有力量的反驳吗？……（这份报告在六月号作家通讯发表）不幸的是，肃反……负责同志……不愿意去参考一下它，〔此句下红笔批注：甚至充满了对肃反负责人的嘲弄〕……我觉得这是不细心，……不公平的。 　　……我在这里陈述了我的意见和要求，我的全部目的仅仅是在要求领导上不要将我们的错误性质夸大为反革命的政治性质，要求根据它的实际，得出客观的、真正能反映出这个错误的思想性质的结论来。…… 　　 杜高 十月十四日 ## 二、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 ## （剧协大字报） 　　大家都知道我们剧协有一位当代最权威的理论家，我们不久前还读过他给两卷现代最优秀的独幕剧集写的序文，－－这就是赵寻同志。他目前正在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这位权威理论家的作品我们也读到过两个：一个是根据苏联作品改编的独幕儿童剧《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这个剧本在印行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就将苏联作者的名字省略掉了，改为“著”。另一个作品也是独幕剧，叫《人约黄昏后》，是根据一篇通讯或小品文改编的，但发表的时候也未见说明。我们不禁奇怪，赵寻同志就是凭了这么两个作品的艺术实践经验就一跃而为指导千百青年作家的权威么？我们想问领导，这里是不是存在着宗派主义？ 　　（《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原是一个优美的题目，希望赵寻同志不要用来当作对自己的讽刺才好。） 　　 唐湜 杜高 ## 三、空头作家 （摘要《北京日报》）陶冶 　　新中国恐怕不会有什么样的工厂，那里的工人可以不干活；……然而，在我们这充满劳动诗意的国家里，竟容忍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八年来可以拿着高薪，住在国家为他们安设的舒适的寓所里，一切琐事都不操心，看报、闲谈、午睡、逛琉璃厂，坐在招待席上看戏，然后打哈欠。你会惊讶地问我，这是一种什么人？我告诉你，这是被培养了七八年的一些“作家”，他们没有写出一个字，没有作过一篇短文。看样子，这群“作家”还要这样一直被培养下去。…… 　　…… …… 　　比如，我认识一位作家，十年前他曾写过一个独幕剧，后来他住在北京城，小小的作品享受他的声名，八年来，他坐在各种有关创作的会议席上，他慵倦了，不再想到自己的作家的职责。他发胖了，据我知道，国家按月给他二百余元的工资。这使我想到一位老爷式的饱食终日的浪费。 　　再比如，我认识另外两个作家，他们就连小小的独幕剧也未曾写过，八年前，他们工作单位的领导上轻信了他们的愿望，认为可以被培养成为作家，却习惯了作家的称号和无所操劳的生活。……我觉得，为什么通常使用的“试用期”制度，不该适用于这一类的作家，他们被试用了八年，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努力和才能。于是，这使我想起 一种对才能的浪费。…… 　　那么，我建议，不能让那些饱食终日的人继续浪费国家资金，也不能让那些没有理由被“培养”的作家再无限制的被“培养”下去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 北京日报三版） ## 四、契诃夫悲剧的幕后（摘要《新观察》）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七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安东·契诃夫写了一个故事《小公务员的死》就是这样开头的。我不知道读者可曾读过这个短短的、辛酸的、悲哀的故事？……我们也这样开头吧。）一所大剧院里挤满了上千的观众，他们是工人、干部和穿着花朵般漂亮服装的男女青年。今晚剧院里演出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的一出小人物的悲剧《万尼亚舅舅》。…… 　　在后台的一间小化装间里……扮演乡村医生的演员正对着大镜子粘他的淡黄色的美丽的胡髭，一边轻轻地哼着歌子，……原来这位高大身材的、潇洒的中年男子，除了是一位著名的演员之外，而且是这个大剧团的团长。所以演员们总习惯称呼他“章团长”。…… 　　（推门进来的是一个管服装的后台职员，一个充满了幸福感情在观众看不见的后台工作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他把捧在怀里的西装和长统靴送到男演员的面前，怀着幸福的感情对他说：“团长，换服装吧，快开幕了。前面观众早坐满了，门口有些观众已经在排队买明晚的票了。我干了半辈子戏，还没有看到过有观众熬夜买戏票的哩！这出戏真是轰动啦！”男演员漠不关心地“唔”了一声，没有看他，……“今晚部长要来看戏的，来了么？”他一面翘起了脚。脚尖刚好挨到蹲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的鼻尖前面。管服装的职员便两手捧住他的脚，从那脚上脱下袜子来，换上另一双袜子。男演员打完了领结，顺眼瞧了瞧脚上的袜子。可是忽然间，（正像契诃夫那个故事里说的：在小说里人常常遇见这个“可是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叫人惊讶的事啊！）他的眉皱起来了，他脸上的笑容逃走了，他的嘴唇抖动了一下，便从那一双热情的手心里把他的大脚缩了回来。这个强烈的动作使蹲在他面前的这个矮小身材的人足足有一分钟呆住了，说不出话。） 　　“今天怎么啦？我的那双黑丝袜呢？”男演员用他粗鲁的中音问。 　　“那双黑丝袜穿脏了，摸在手里都是滑的，我拿去洗了……” 　　男演员狠狠地瞪了一眼。看样子他要发脾气了。 　　“是谁要你拿去洗的？你请示过我吗？你……” 　　“团长，袜子穿得太脏了……换双袜子，套在靴子里，观众看不见的……”管理员低声地说，垂着头。 　　“岂有此理！”男演员猛地挥了一下手，身子往软软的沙发背上一靠，用懒散的声调说：“没有黑丝袜我怎能演得好戏呢？今晚……我不演了。” 　　蹲在他脚前的这个服装管理员听了这话，脸色变得苍白，抬起头来用充满哀求的眼光望着这个结着花领结的、淡黄胡髭的、美丽的、契诃夫心中的善良的小人物。 　　“团长，您别生气，将就一晚，我……”管理员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 　　“要是戏演糟了，你要负全部责任！”团长的声音变得严厉了，他那用深褐色油彩衬托出来的忧郁的眼睛现在变得愤怒了。 　　管理员蹲在他的脚下，嘴唇颤动着。…… 　　（幸而男演员站了起来，套上了破靴子，披上了那件破旧的俄罗斯乡下医生的大衣，昂头匆匆地走了出去。屋子里剩下的就只有他－－这个蹲在地板上的，曾经怀着幸福的感情在工作，而现在充满了惶恐和悲伤的管理员了。……他将近四十岁。在旧社会的小剧团的后台打了十年的杂，后来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五个孩子，刚解放的时候失了业，后来才进了这个国营的大剧团。他的月薪五十元。另外每月得到补助金二十元。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每天他是第一个到后台来的，散戏后等演员吃完了夜宵他才回去。他生得矮小，眼角上印着一条条的皱纹。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幸福。） 　　这时候，他独自留在化装室里，后台的灯暗了……只是他的心老在胸膛七上八下地跳动。“啊哟，今晚的戏可出不得岔子哟！”他的嘴唇变得像一张脆弱的薄纸一般颤动，额角上迸出了冷汗，在暗暗的灯光下，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影子。 　　观众厅里爆发了热烈的喝彩和掌声。后台的灯亮了。……管理员挨近男演员身旁，把一件外衣披在他的身上，一面低声地切切地说：“团长，请您原谅我，我实在不知道您没有黑丝袜就演不好戏，我向您检讨……” 　　高大的男演员侧过脸来望了一下身边的这个人，好像忘记了是怎么一回事似的，嘴里轻轻地冷冷地“唔唔！”了一声，转身就走出去了。…… 　　管理员呆呆地站在大镜子面前一动也不动，这一回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恐怖的表情：“啊哟，团长真的生了气，他到现在还不肯原谅我，……”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浸满了他的脸。他用一只冰冷的手去摸了一下，这个五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在后台无声无息地度过了自己半生的管理员禁不住地像孩子一般哭起来了。…… 　　后台的灯又亮了。男演员带着靴子的“咯咯”的响声走进化装室来，……管理员用力捏了一下自己的手，一个指头的关节响了一下，他鼓足了勇气走到男演员的身旁。 　　“章团长，那双黑丝袜的事……我，我今晚回去就写一份检讨，明天，明天一早送给你……” 　　男演员仿佛正在回味自己一桩快乐的心事，忽然被这个声音打断了。这一次他侧过身来，恶狠狠地盯着这个苍白着脸孔的矮小的人，“你这个混蛋！”他的眼光这么说，他当真生气了，他把烟往地上一摔，用暴躁的声调吼道：“你到底怎么啦？你有完没有完？你是不是存心来跟我开玩笑？还是存心来破坏我的创作情绪？你说！”说罢便愤愤地冲了出去。……浑身颤栗的管理员……他哆嗦了好大一阵子。啊哟，团长一定会要处分我了。他会在大会上批评我，他会宣布取消给我的补助……再去求他一次，啊哟，我怎么知道团长没有黑丝袜就演不好戏呢？……”他在心里诅咒自己，恼恨自己。…… 　　这时候，男演员也进来卸装了。……管理员走过去，蹲了下来去脱下他脚上的那一双破旧的大靴。他的两手重又捧住了那只大脚，眼光一下又触到那一只袜子上，他忽然又害怕得周身麻木，呐呐地说：“团长，您误会了，我没有想过要跟您开玩笑，更没有存心来破坏……那黑丝袜，的确是穿脏了，我就……” 　　那只大脚猛地又从他的手心里缩了回去。 　　……一个穿西装的矮矮胖胖的副导演推开门走了过来，门外站了七八个青年男女。……副导演笑着向年轻的人们介绍：“喏，朋友们，你们不是想见见戏里的那个小人物，那个正直的、人道心肠的乡村医生么？”……小化装室里重又寂静下来了。夜深了，后台的灯暗了。只有这个后台的小人物还蹲在那里，像一个小小的影子，仿佛团长的那只大脚正压在他的胸口上。 　　 （原件标有：物证019号） ## 五、单纯和美及其它——读戈尔巴托夫的剧本《上一代》 ## 杜高 　　为了怀念和敬仰，最近我又重读了已故作家戈尔巴托夫的剧本《上一代》。觉得很亲切，长久地被感动着。隔了许多天，还时时想起它。现在回忆起它的情节来，才发现是这样简单，编不起一个有趣的故事。它的力量全在于真诚。而真诚便是最大的美。也才知道，生活原来就是这样朴素地自然地表示着自己的美的，而艺术越能接近生活，就只会越单纯，越平易，越使人亲近，越使人觉得它美好。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写一个师长在卫国战争前线的防空壕里接见了两个女孩子，她们请求送过前线去执行特别任务。师长注视着女孩子中的一个，显得十分激动。他认出了这是娜塔莎的女儿。娜塔莎，是他年轻时候一块儿为着苏维埃政权斗争过的亲爱的同志和朋友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青年团员，他们的血流在一起。他爱娜塔莎，并且忍受过爱情的痛苦。在他一辈子里只有过一次向别人倾吐出那年轻心里的爱情。后来，娜塔莎英勇地牺牲了。二十年以后，在新的战斗里，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英勇的女青年团员，梳着同样的两条辫子，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声音，同样的快乐，和她的妈妈一模一样。师长想起了过去，十年、二十年以前，快乐，青春，和痛苦；理想和不顾牺牲的英勇的一生。这时候，在他的面前青春正闪耀着光芒，那在他一去不复返的东西，重新属于了他。他振奋、激动。事业和斗争都在继续，甚至青春的美也在继续。多么愿意和可爱的女儿情深意长地谈谈过去：一九一七年，一九二○年，或者，谈谈她的父亲和母亲遭遇到些什么，他们怎样考验自己，怎样相爱的呢？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就是写的这些。也就给它取了一个单纯的题目：《上一代》。 　　上一代的事业被第二代人承继，父母们疼爱子女，子女们把父母的英勇当作自己的榜样和骄傲，这是多么容易明了的现象呀。但是，这个爱情的联系经历了一条艰苦的战斗的道路，需要牺牲，需要顽强地抵抗痛苦。戈尔巴托夫的剧本并不在仅仅证明这回忆本身的价值。它没有半点对于个人遭遇的惆怅和追悔的感叹，也没有教训的腔调。这个回忆自始至终骄傲和快乐，充满了爱情，甚至充满青春的。戈尔巴托夫也没有去展开对于二十年代宏伟的历史斗争场景的描绘，因为那也不是他的目的。但却给我们画了一张亲切的素描，单纯得就像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一个孩子在听伯伯讲他妈妈的故事。戈尔巴托夫的剧本要证明的是：父、。母亲和子女，这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联系。意志联系着，精神联系着，生活由一代辟开了最初的道路，由另一代承继，发扬，推向更远的前景。唤起孩子们更加珍贵父母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会更勇敢地进取。－－虽然，戈尔巴托夫并没有在剧本里这样来教训我们，我们却自觉地服从了这个结论。并且感受到艺术家这一颗美好心灵里激动着的爱情，深信他的思想的深远。戈尔巴托夫是从人民的生活中血肉地感受到这个深刻的意志和爱情的联系，他才能给我们写出这个热情的剧本来。我们读着它，深深地爱着上一代人，不管是伯伯或妈妈，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像我们现在一样，天真和富于幻想，悄悄地爱着一个人，怕说出口来。他们也有过快乐和伤心，希望和失望。但是他们却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创造着最伟大的历史事业，不顾困苦和牺牲。那正是伯伯和妈妈呀，如果是我们，就不会为了一个小问题也要争论老半天了。但他们哪有我们这样幸福和自由呀，为了革命，那时候连恋爱也不准讲呢。……戈尔巴托夫写的正是平常的，活生生的人；平常的，亲切的生活。没有采取公式的手法给人物安排英雄性的举动，也没有给他们插上英雄的标记，更没有把生活装扮成复杂得不可理解的样子，但我们却看见人们的可爱的心灵，受到他们精神力量的强大影响。看到生活是怎样地被创造。艺术家的权利是叫我们看到真实啊，是给我们以热情和力量啊，却不是强迫我们去听他的教训。不是为着教训人们，而是为着真诚和爱，艺术家才能被平常的人间关系所感动，才会充满诗意地描写人的美，扩大和提高它的价值。 　　戈尔巴托夫的剧本提醒我们，应该多从生活的平常现象里去认识它的意义，应该多从人民的纯朴的爱情里去感受诗情的理想和美。我们是多么希望读到一些有诗意的，亲切的戏剧呢！我们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于太明显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愿”而感觉不亲切的。这宏大的志愿是生怕把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写得不伟大，便故意去制造“伟大”事件的纠葛，给人物硬插上“英雄”的标记，宁肯抛却单纯和美。因此，我们作品里的时代和人民的伟大往往不如他们原来那样朴素和诚实；而恰恰是朴素和诚实，才使人感到亲切。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难道不正是反映了歌颂了时代的伟大和人民的伟大么？但他不是借助观念而是依靠纯朴和真诚的内心的感动。他没有创造伟大的事件，相反地描写了人人都懂、都能理解的小事。他描写的是人、真实的人，而不是描写观念。他是从人和人之间的同志的关系中，工作，友谊，爱情中反映出时代的感情，时代的斗争和命运。这些关于人的友谊和爱情的描写丝毫没有使剧本渺小和琐碎，也没有使人们创造历史的革命精神黯淡下来，反而使人们的精神得到了充分地发展。我们不能相信一些头脑简单，没有爱情和幻想，没有快乐和痛苦的公式化的人物能承当改造社会的事业。而我们的许多作者往往为了企图更方便地教训读者，便剥夺了作品中人物自己的深厚感情，甚至连他们的青春和自由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命令他们做各种各样安排好了的事来完成故事的发展，说各种各样堂皇的话来表白自己的高尚和光辉。作者不是以真诚对待人物，爱他们，尊重他们自己的个性。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的人物就像他们原来那样单纯和美好，毫不做作，毫不掩盖自己的天真甚至幼稚，也不强迫自己尽说表示正确观念的话。但谁都爱他们，尊敬他们的人格，关心他们的胜利。－－因为他们真实。 　　戈尔巴托夫的剧本和我们的许多剧本不同，不是围绕一个工作和生产上的对立意见的争论来展开情节，然后让双方代表出场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使正确的意见受到许多阻碍后终于得到胜利。戈尔巴托夫的剧本是非常单纯的，没有提出任何争论，只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亲人，在过去，怎样生活着。我们被人物的整个精神吸引住了，而不是被人物所代表的某一个意见所吸引。我们被他们的精神和生命力吸引了，用不着争论，我们便知道他们的倾向。 　　戈尔巴托夫的剧本里并不是一片散漫的生活，因而就没有剧情的复杂性和生活的矛盾冲突的深刻性。正相反，冲突在这里不是以表面的形态体现出来。我们从人物的每一个前进中，从人物的内在的精神活动中，自我牺牲的崇高举动中，都看到冲突的深刻意义和紧张性。在第三幕娜塔莎作出英勇就义的决定上面，那母亲心里的爱的痛苦和同时是为爱而牺牲的欢乐，这两者的交溶，表示着一场多么严重的壮丽的斗争的胜利。在梁比尼忍受对娜塔莎的爱情的心中，又表示了个人与集体，高尚和庸俗的感情相互间的多么紧张的冲突和庄严的社会内容的深度来。而恰好在许多情节曲折的剧本里，冲突在表面上似乎很紧张，很吸引人们，但因为缺乏社会内容的深刻性，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它们。特别在冲突仅仅被表现为肤浅的争论而不是展开在人物的精神活动里时。戈尔巴托夫的剧本在这一点上也提醒我们，对于冲突的把握是只有依靠艺术家善于辨别生活的发展，和对于人们隐藏着的思想感情的深刻了解上面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作家开辟了表现生活的最广阔的天地，要求作家采取多种多样的活泼的形式和风格反映生活的真实，理想和无穷的美。我们希望听到雄浑的合唱，也同样喜欢听一支抒情的小曲。我们希望看浓丽的油画，也喜爱一幅朴素和亲切的素描。我们希望看到伟大斗争的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也喜爱纯朴的描写亲人和爱情的作品。 　　艺术最忌冷漠和机械。洋溢着热情和崇高理想的作品，一定会感动读者，为读者珍爱。那些只顾着简单的教训读者的作品，我们读一遍就够了。崇高的热情和理想却能鼓舞我们的心，引导我们向生活作更高远的追求和奋斗。我想，戈尔巴托夫的《上一代》再读十遍也不会使人厌倦，原因就在这里。 　　附记：《上一代》的原名应译为《父辈的青春》。我们有的译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司马译的。 　　 （《长江文艺》1954年第6期） ## 六、我们要发言（摘要） 汪明、杜高 1957年7月2日（剧协大字报） 　　我们要发言！ 　　我们有必要从自己切身的感受和一些具体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恶毒攻击。他们……“建议成立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凡委员会”。 　　我们说：只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才会为这些疯话喝采。 　　…… …… 　　我们是两个在贫苦中长大的人……（当我们挨饿受苦的无依无靠的漂泊求生的时候，正是今天的某些右派分子的头目做达官贵人的时候）从那时起，共产党就是我们这些人心目中的太阳。我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给了共产党。解放以后，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光明，……我们对党的感激和热爱是无尽的……参加革命后我们犯了一些思想上的错误，肃反运动时对我们进行了全面审查，这从整个革命利益来看是应该的。 　　当运动结束以后，我们对领导有过一些抱怨，精神上感到压抑，……但是整风开始后五人小组……向我们道歉，说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感动得流着眼泪向他们道出心中的感激来。…… 　　但右派分子却利用党在肃反运动中的个别偏差来向党进攻，这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 七、沉默的祈祷（湖南伪《中央日报》） 　　我不能用庸俗的观念欺骗或炫耀自己的，我一向不会用美丽的词句去歌颂别人的光荣，尤其是伟人，我想出于心底的敬仰和真诚的祝福更会比庸俗的歌颂诚恳些，所以，在一个大人物面前我只有“沉默”着不发声，而心里却给他祈祷。…… 　　因此对于一个“能士”我所应该在他身上插满着花朵。给他歌颂，给他建筑学校，培养新的英雄，更为他流的血和汗建成一座灿烂闪光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应该的，为了给一个真正的战士的真诚的慰藉，像我们这些被享受这种血汗取来光荣的人民应该在这一天大声的唱哑自己的嗓子，会说话的人不应该再沉默 ，会写文章的人手都应该写酸，……在这一天，全中国的人民也都应该站起来，更应该浮出从来没有过的喜悦的微笑，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是值得笑的…… 　　然而从报章读到“各地纷纷筹备主席六十寿诞热烈献效运动……”的消息，也看到了现在一些人整天忙碌的筹备，我心里却又起了一种奇异的感情，啊！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这是巨大的功绩，激起了人们的反响，这是 的光荣，照耀了人们的眼睛，这是如椽的大笔，写出了光辉的历史，这是……总之，这是出于人们无上的爱 的。 　　纪念庆祝、我想是出于灵魂深处的诚恳，然而真诚要怎样才能表达？这真诚要怎样能由心里倾泻出来的？执着秃笔来写文章？手兴奋的已经有点颤了。我去叫喊？然而我的声音太渺小了，于是我终于…… 　　所以我想真正诚恳的人只有沉默了，用心底深处的诚意祝福和祈祷，这样作为一个伟大的战士的心里会到更深的慰藉，因为，这种不发声的闪光的诚恳是会保持得更长久些。 　　（……） 　　 一九四六年十月长沙伪《中央日报》“祝寿”专刊 ## 极右分子杜高原始材料之一 ## 黎维新对杜高的检举 　　关于杜高的材料 　　据报上揭露，杜高是吴祖光反党集团的重要分子，这使我回忆到他的一段谈话，可提供组织上作为进一步审查他的问题的参考： 　　今年四月底，我到北京有关出版社参观和学习的时候，曾去看过杜高。第一次是一天晚上去的，他请我在馆子里吃晚饭，除和他闲扯关于他的婚姻问题之外，我曾问他最近写了些什么，他说没有写什么，只是搞点翻译，并准备埋头多读一点书。由此触及他谈到有关肃反问题。他说肃反以后，自己和党的感情疏远了，明知不对，但感情上仍然如此。又说，“自己是个超龄团员了，准备退团。”我劝他不要退团，说在团内可以受到组织的教育。还劝他：肃反问题只要组织上作了宽大处理，你也就不必去计较它了。他说：“有罪恶的人才会感到是宽大处理，没有罪恶的人不会有这种感觉。”接着又说了这样的话：“肃反是搞宽了，这在当时斯大林的理论的指导下，是难免的。”（这句话大意如此。他所指的斯大林的理论，就是我们的事业愈发展，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他把党对肃反运动的正确领导，说成是在斯大林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冤枉了不少的人，这显然是对肃反运动的一种污蔑。随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情绪不对，改口说：我真佩服有些老党员，他们过去在延安也受过审查，可是他们对革命仍忠心耿耿。并举出他的在北京某部任处长的表姐（？）为例，说他表姐是老党员，曾经这样告诫过他：“传惠（杜高原名），你的思想感情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我真为你担心。”我说：你这位表姐的话是对的，你真应该警惕你自己。我因察觉到了杜高的思想感情不对头，除了劝他之外，没有附和他上述意见，也没有谈我自己的肃反问题。 　　此外他还谈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他说他听到过毛主席报告的录音。我说我们出外参观，只在临走之前听过一次简要的传达。我当时很羡慕他能够听到毛主席报告的全文。他在讲毛主席的报告时插进了这样一句：“毛主席在报告里也谈到胡风。”我问：“谈胡风的什么？”他说：“毛主席说要不是胡风在政治上反革命，他在文艺问题上的一些见解，也还是可以争鸣的”。又说：“路翎最近要放出来了，他的家属最近得到了通知。”我不知道他讲这些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有意歪曲，也一并提供组织上研究。 　　我记得：杜高还问到汤炜的表现怎样（汤炜现在湖南省文联工作），他和汤炜还保持有通信联系。他说在肃反时组织上给他看过一份材料，那就是汤炜曾加入过特务组织。他问我是不是这样？组织上对汤炜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要是汤炜的问题严重的话，他不打算和他通信了，免得日后惹一些麻烦。我说：我对汤炜的问题不了解，肃反后，他仍在《新苗》工作，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据说汤炜在大鸣大放中有问题，汤炜和杜高之间的关系怎样？组织上应加以注意。） 　　我仔细回忆，我和杜高第一次会见的谈话内容，主要的就是这一些。当晚，他和我谈过一会之后，就带我去看了看我小学时期的老师齐新和李融中（杜高的姑子），在她们那里坐了一会，我就回到寄宿的地方了。第二次我去会杜高，是齐新托他把一盒“鹧鹁鸟蛋”转交给我，要我带回长沙送给李倩士先生（现在湖南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工作）。我到他那里已是九点了，只稍坐一会就走了。他当时曾问我们出版社要不要翻译稿，他准备翻译一点东西。我推脱了，说我们出版翻译的东西很少，你最好就近向北京的有关出版社投稿。我问他过去出版的几本书可否送给我看看，他推说不成样子，不肯送。最后似乎情不可却，送了我一本《战斗和战斗者》。临走之前，我曾要求他送票给我看戏，他问我愿看什么人的，我说想看新凤霞的。他说：“那好办，我和新凤霞熟极了。”边说边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新凤霞送给他的照片给我看，那照片上写着“杜高弟，嫂新凤霞赠”。我当时很奇怪他们为什么竟以“弟嫂”相称。现在明白了，原来杜高是吴祖光小集团的干将，他们“称兄道弟”是有他们小集团的“规矩”的。后来，杜高打电话问了问，知道新凤霞最近没有戏，我才没有去看成。 　　以上我和杜高的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肃反的不满，并把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污蔑为“搞宽了”，是“受了斯大林的理论的影响”。杜高之所以堕落为吴祖光集团的一分子，是和他敌视肃反运动、敌视新社会这一极端阴暗、反动的思想分不开的。 　　和杜高分别之后，我没有和他通信。 　　以上情况属实，请组织上再予以考察。 　　 黎维新57.10.3 　　该同志曾因与胡风关系在肃反运动中列为肃反对象，问题已基本搞清。这次整风运动中未发现什么问题。所写材料可供你处参考。 　　 湖南人民出版社人事科（章）1957. 10.4 ## 极右分子杜高原始材料之二 ## 杜给江荧（右派分子）改写的向党进攻的文章摘抄 　　（剧协整风领导小组） 　　孟超、陶毅同志： 　　我处右派分子江荧在鸣放期间写了一篇极其恶毒的向党进攻的文章，该文经你处右派分子杜高修改，江荧直到最近才将经杜高修改的原稿交出。现将打印的该文及抄录的江荧交待的材料转给你们。并将该文原稿转给你们看一下，请摘录后将原稿退还美协整风办公室李寸松同志。此致 　　（敬礼） 　　 美协整风办公室二月九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人事室（章） ## 杜高材料 　　（按：此材料摘自杜高帮助右派分子江荧写的向党进攻文章：《当作历史教训来看》。自第二页起凡蓝笔均系江荧原文，凡红笔皆为杜高所加或改。－－陶毅）〔整理者注：括弧内为杜高删去的，楷体字为杜高加上的〕 　　我想在今天写下我的九年来的遭遇。这些事现在都已成为历史了；熟识的同志们都不愿提起它，我自己也把它埋在心里。在我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受到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讲话的鼓励和温暖时，我是不会想到要写它下来的，我并不是为了控诉某一位领导同志，也不是为了趁着党进行整风时来攻击某一个党的组织过去的错误。不是的，我是想把我的遭遇作为一个教训提出来，并且我深信，今后不会再有第二个青年经历像我这样的可悲的遭遇。而我自己也将会从此彻底地抛弃掉过去留在心灵上的痛苦的负担，紧密地依靠着父亲般慈爱的党，为党的伟大理想献出整个生命。 　　 （以上是杜高在文前加的开场白） 　　……生活抛弃了我，使我无容身之地，我将向哪里去呢？难道我只有被逼着毁灭了自己的生命才能结束这个绝望的局面么？（所以曾经萌发了毁灭自己的念头，但是，死，虽然是一种脆弱的表现，毕竟也还是需要勇气，更何况）（括号内是杜高所删）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刚刚满二十岁的青年，（生活对于）我才不过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生命终究还是宝贵的，我又想着能够打开一条生路，重新）还没有为祖国的伟大事业做出一件工作。我要生活下去！我要打开一条路走！于是我只好把身边的一切都卖掉了，又得到一点好心的同学的帮助，（好容易才）总算凑到路费，还清了伙食债。 　　（× × ×） 　　这样，我的一切生路都被他堵塞了，（我在绝望之余，曾经产生了一丝非常危险的念头，我想，既然我要为革命而革命不要我，我也许可以到香港去谋到一条生路。但那究竟是行不得的绝路啊！连产生一丝丝这样的念头都是可耻的，我又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当时不知道在这个社会里，还有没有一个青年要求生存、要求工作的权利！ 　　（我想，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姑且说）即使他（是）有（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呢），这些（“好心”的人们的“好心”）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员的“帮助”、“教育”、“考验”（几乎使一个年轻的生命走上了）把他逼上毁灭的（道）路。这是多么（地）令人难解啊。（痛心，而且看起来又是多么缺乏人道主义的精神啊！它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不是很清楚的吗？）） 　　× × × 　　（……另一方面，因环境有了改变，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东西，我的（一种自满情绪又）便滋长（起来，使）是一种带有赌气意味的骄傲，想用工作的成绩来为自己争一口气。我的心情（经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 　　× × × 　　……在人民日报和华君武同志的帮助下，我才慢慢地从绝望和痛苦中重新（创作了一些东西）振作起来，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恢复一个青年人的朝气。日子过去已经很久了，在工作中我已经逐渐淡忘了过去的悲痛，而且党的组织和我们可爱的社会、正直的同志们也都在长期的工作中认识了我的真正的品质，排除了对我的疑虑，巩固了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我）现在我已经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个（所属的）职业画家。 　　……（回家后）也再一次地感到（前途茫茫。）满心的伤痛和绝望。回想起自己几年来的遭遇，感到有如经历了几个世纪，自己都不敢想象是怎样（熬）生活过来的，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也完全失去了）再也不敢有什么信心。 　　× × × 　　（……今天，（在新的形势的鼓舞下，才使）我有勇气把我过去几年来的遭遇（提出申诉）写出来，是因为我也想到，经历了我这样的遭遇的青年可能还有一些。而这种遭遇又是多么深刻地违反了我们党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我觉得我的九年来的个人遭遇可以当作一个历史教训提出来，从这个教训中可以引发一些同志－－尤其是党员领导同志的深思，过去他们是多么粗心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啊。（同时，我也想到，有像我这样的遭遇的人，恐怕也不止我一个人，这和今天的时代，和我们的党一再所说的要细心的爱护和教育青年一代的精神是违背的，而如何来挽回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值得考虑的。）） 　　 江荧一九五七年五月 ## 极右分子杜高原始材料之三 ## ——反右期间：“小家族”互相揭发和杜高自我交代的材料摘编 　　（摘编者：范景宇、陶毅、王命夫、黄悌、颜振奋） ## 整风初期和王正接触时的他的反党言行 　　（一）我最初接触王正，正是大鸣大放后，青年剧院的整风会开过以后。王正那一向是特别活跃的。他常到大楼来，找“《文艺报》”的人谈稿子；就是他攻击刘芝明同志的那篇公开信。关于这篇文章他谈了下面的一些话： 　　1，“青年剧院的座谈会，许多多年受压抑的人都站起来说话了。许多人一边流泪一边诉苦。”他说他自己就是含着眼泪在听那些发言的。他举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吴雪穿黑丝袜的事，一件是路曦穿拖鞋的事，他愤愤的说：“这些事简直听了吓人，万想不到新社会还有这许多黑暗！” 　　2，“剧院的同志们被官僚主义压苦了，这是八年来第一次说心里话，但是刘芝明却来打击群众的情绪，我认为这太使人气愤了！” 　　3，他说，他的文章一送到《文艺报》去，立刻就受到了编辑部的支持，但是《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却要删改（这是《文艺报》记者姚澄莹告诉王正的），据王正说，《文艺报》第二天派了一个记者来剧院找吴雪，在门口碰到，吴雪当时很慌张，想躲开，而且支吾地说：“和事实有出入。”王正还说，刘芝明很紧张，接连给吴雪打电话，问王正是何人，要查对事实，等等。结果，《文艺报》记者支持王正，对王正说：“文责自负，我们照发。”结果文章就登出来了。但还是被《文艺报》领导上删节了一些，王正极不满意。（过了两天，王正说，《文艺报》编辑部把他的文章原稿当作大字报贴出来向领导提意见了。）王正说，刘芝明最怕名字上报，刘芝明说，整风他的名字已上过三回报了，这比肃反时喊喊口号不知道要凶多少倍。王正说，我的这篇文章是会得到剧院同志的支持的，大家有一肚子的苦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4，他又写了另一则直接攻击吴雪本人的文章叫《黑丝袜》交给《文艺报》 “文艺茶座”发表。他到大楼来送稿，碰到我，便将这文章的大概讲给我听，最后一句记得是：“这就是戴着乌纱帽来演契诃夫小人物的吴雪同志。”我当时听了他讲的这件事以后，情绪上受了很大刺激，便告诉他我要用这题材写一篇小说。（即后来的《契诃夫悲剧的幕后》一文）他当时很支持。他把文章送出后，还有些顾虑，他对我说：“吴雪一定会报复他的。但是不怕，这些事应当揭发！” 　　5，《文艺报》内部当时正向张光年提意见，便组织王正写一篇批评张光年教条主义理论的文章，王正答应下来了。《文艺报》答应供给他全部材料。《文艺报》也要他批评赵寻，他认为赵寻不值得批评，只要批评张光年就等于批评了赵寻，因为赵寻的理论没有一条不是张光年的。我当时也是鼓励他写这文章的，并要他写完后给我看看。 　　6，在谈到赵寻时，他是非常不满的，同时是非常看不起的。他说：“这个人凭什么写序言？就凭了一个《人约黄昏后》和一个《小苍蝇变大象》？这样的作家太可怜。完全是凭了张光年的提拔。” 　　7，王正还谈到赵寻、蓝光做人是极险恶的。他说，赵寻是一个窝囊废，怕老婆。蓝光的一个剧本给剧本月刊，退回来后蓝光大吵大闹，赵寻不敢说一声。 　　8，王正说，蓝光虐待赵寻母亲，赵寻的母亲经常坐在院子里哭，倾诉对蓝光的苦肠。 　　9，王正说，贺敬之和赵寻、蓝光之间的矛盾深刻得很，赵寻把贺敬之看作眼中钉，因为贺敬之比他有才能，有学问，妨碍了赵寻。肃反时赵寻想整贺敬之，整得很惨。冯恺（贺的爱人）对王正说，他们和赵、蓝住一院，但是见面连招呼都不打一下的。 　　10，王正说，整风开始后，剧协贴了创作室的大字报后，蓝光在院子里骂：“就是范景宇、刘莎害了我们的，没有他俩，群众也不会贴我们大字报。”当时，冯恺坐在一边实在气不过了，说了一句：“人家刘莎也写过一个独幕剧的。”意思就是指你蓝光也不过就是写了那么几个作品而已。 　　11，王正攻击青年剧院的党员，说剧院就是毁在罗伯忠、沈贤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手里。 　　12，王正说，青年剧院宗派严重，许多十几年的演员不推荐入剧协，但是连洪纬这样的人都推荐做会员。他还谈了一个青年演员郭常敦的事：她生孩子剧院让她住在楼梯口的一个小格子房里，根本不理她，王正气愤的说：“这就是人对人的态度！” 　　13，王正攻击肃反运动，他说他在肃反中自己是积极分子，现在想来很痛苦，尤其对被整的纪芒感到精神负担沉重。他说他和纪芒原来是好朋友的，肃反中斗了纪芒，纪芒调到贵州去后，王正曾给纪芒写过一信，纪芒没有回，心里恨死他了。他说，肃反运动使人与人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现在一想起纪芒来，精神上的负疚就十分沉重。 　　14，王正说，吴雪的爱人吴一铿写了一个剧本，是讽刺那些靠了丈夫作威作福的新的“贵妇人”的。王正讥笑的说：“真不懂她要写这干什么？她自己就是一个活标本,她只要写自己就够了！" 　　15，王正说，他的父亲劳改了两年，只因为填过一张军统的表，并未做过别的事，他要给中央写信，代父伸冤。 　　16，王正说，吴雪出风头的瘾足得很，什么戏都要自己演，自己导演，完全是为了想巩固自己的名位。他说，他看了《莎恭达罗》，吴雪在幕前也要出来说那么几句，心里难过得很，想作呕。他说，剧院群情激动，有人骂吴雪重视演员冀淑平是因为和冀接过吻。 　　17，王正攻击刘芝明同志宗派主义，说东北的几个戏因为都是他一手领导完成的，是公式化标准作，但他还要拼命推荐嘉奖。 　　18，王正对北大学生的风潮大受鼓励，他曾和汪明同去北大。记得他说过，他认识北大学生，他和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此事请组织追查。 　　19，王正的一本论文集《形象的魅力》是由王肇烟介绍到上海新文艺去出版的。王正的父亲劳改出来后，也是王肇烟介绍到文联茶座来工作的。他们之间到底还有一些什么互相利用的关系，请追查。 　　20，王正在整风开始后和汪明接近起来。汪明对王正是印象很坏的，他说，王正曾在肃反中踏在我们身上往上爬。要我和他谈话时谨慎些。但他自己和王正住在同院，因此那一段时间里是常作深夜谈的。 　　21，王正和汪明同去过师范大学，并访问过学生。他们可能是带了文怀沙的介绍信去的。在汪明那里，我发现过一本反动刊物《苦药》。王正说，师大很热闹，可惜他们去时已近尾声了。他说，他受到了一次民主教育。那里学生可以自由演讲，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是兴奋极了的。（据我所知，汪明、王正、段承滨后来与师大女学生王勃有来往。） 　　22，王正告诉我，戏剧学院也动起来了。孙家锈也发言了。他说，群众公开要××（记不清名字）下台。他很焦急的说：可惜剧院的人都出去了，不能搞得这么热闹。 　　23，王正从北大回来后说，林希翎真有些本领，这个小家伙读了些书，别人驳不倒她，她的演讲很有号召力。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很羡慕林希翎的。他不满《人民日报》不发表报导北大的消息。他说，这样下去，都去读《文汇报》了，《人民日报》没有读者了。 　　24，反右开始后，王正从大连写信给段承滨，说反右后他情绪大受刺激，东西也写不下去了。（这也是我听段说的。） 　　 杜高 4/8 ## 极右分子杜高原始材料之三（2） ## 汪明揭露杜高的右派言行 　　杜高对肃反问题的看法：（以下汪说） 　　杜高一经恢复自由行动后，他跟我说：“自从我学会俄文能看真理报后，看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我就以‘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指问他案子的人），归根到底还是赫鲁晓夫救了我。”我在朝鲜体验生活时，有一个杂记本，封里贴了一张斯大林的像，他说，他恨透了斯大林，认为中国肃反运动搞得如此糟，完全是受斯大林错误的影响，而我们肃反后期有了改变是受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影响。汪明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与他看法有分歧。 　　他认为剧协的肃反搞得很糟，首先赵寻逼供，使他很颓丧，曾想自杀，他说在那期间每晚听见贾克回来的小汽车声，就心惊肉跳，跪在床上划十字。 　　他说：“共产党真厉害，使我们这样的好朋友都互相仇恨起来，这不是六亲不认是什么呢？” 　　他又说：我们这个家族里有非常单纯和善良的人，光整我们两人（汪、杜）倒情有可原，他以同样的话也告诉了陶冶。 　　他出来后，我曾先问他历史上有没有问题，他说：“我参加国民党的那事是瞎编的，文化部在中山公园开大会前夕，李之华和范景宇到我房里来威逼我说，‘如果你再不承认，我们就让你上大会谈！’”我又问过他：“人家说你写反动文章在特务报馆当过记者？”他说：“这是我在肃反中夸张了的，不夸张不被信任。”他又说：“我给蒋介石写祝寿文章是写的反话！……我过去是进步的，剧协将我们一整再整，主要是没有全面看人，将我们进步的一面全面抹杀，我们以前吃的苦都白费了。剧协斗了许多人，完全是主观主义，恐怕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我们被斗主要是和剧协创作室的关系没有搞好。蓝、赵是专门整人生活的。”当我们听说电影局、青艺、师大的肃反运动，也大部分搞出来的不是反革命分子，都一致认为肃反搞错了，他看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曾写了一封长信给陆定一，此信他说给贾克看过，但是没有发。 　　整风后，他将这封信给我看了，又到处宣扬剧协党冤枉了他，看了罗隆基的倡议后，他要给政协写申诉信，给《人民日报》支持罗的倡议。杜高专门会借刀杀人。他写了一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给我看时，我劝阻他三次，要他不要伤害吴雪，他说怕什么，这材料是王正给我的。陶冶写的那篇《空头作家》完全是杜高授意写的，陶冶写后杜高修改后才发表的。整风后有一次王正想写一篇批评赵寻的教条主义文章，杜高极力怂恿王写，王后来又不写了，要写批评光未然的教条主义文章，他说：那也可以顺带提一提赵寻。是他想写“小苍蝇变成大象”的，一 定要拉上唐湜。 　　肃反结束后，我和陶冶工作都很积极，陶冶说他还受到了表扬。可是一和杜高接触后，我们就慢慢变了。 　　他和陶说：“党老整人，真使我吃不消，剧协肃反搞错了许多人，孙福田要负责任。有一次孙找我谈话，我觉得孙很不安，态度十分谦虚，极力装出好态度来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你快给领导上申诉吧 ！”陶冶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就在联络局闹开了。 　　他也鼓动我申诉，要我不但口头谈，还要书面谈。 　　他也同样地鼓动陈敏凡（电影局）写申诉书，经他激发后，陈敏凡就这样做了，陈敏凡在整风初期大贴大字报。 　　这次蔡亮由西安来，他第一次见着蔡亮就说：“我们问题平反了，李之华跟我们说，你们过去的那些事，都是开开生活检讨会上的事，你的问题回去一定要搞清楚！” 　　他说：“共产党叫人互相仇视，我们要提倡人道主义。”他对所有参加过斗争会的人，对他提意见的，发言积极的人都仇视，连李钦也恨，我有一次和李钦在北海喝茶，他说：“你不要跟他好，这种人反脸不认人。” 　　反右以后，他说：“这回我可好了，我没在会上说什么。出版社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故意说得左一点，这样，他们才能相信我。”整风后，有一次见到蓝光，他没打招呼，他说：“蓝光现在萎了，不像整我时那么威风了。” 　　杜说：“党要整谁就整谁，共产党最怕小集团，以后，我不要那么多社会关系了，只要两三个朋友就行了。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小集团了，譬如谭天荣，他们有政治目的，有纲领。肃反时说我们是小集团，真说不过去。” 　　黄悌贴出大字报后，我很紧张，他为了洗清自己，他说黄悌主要是矛头指我，我没有说他抄袭，你说的你要负责，你快贴一张大字报吧！我不肯贴。 　　蓝光六位同志写了大字报后，我们都很紧张。他说，看样子又整到我头上了，整吧！我来“油”的，要不然一卷铺盖不干了！再不然就自杀。这些人又神气活现要整人了，我非拼了不可！后来，我们分头找了李之华、贾克，他说，贾克谈的很好，说他们的大字报不能代表组织，杜又轻松了。听说他上星期日还参加乒乓球比赛呢！ 　　他跟杨哲民谈了赞成罗隆基的倡议，组织平反委员会后，我说：“你看你说了怎么办？”杜说：“我可以赖！” ## 极右分子杜高原始材料之四 ## ——于质斌对杜高反右期间的态度方面的检举 ## ——附：杜高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明书 　　今年夏天，杜高的右派面目被揭发以后，在一个晚上（日期我忘了），时间约莫是八点钟左右，他在南河沿的一个小饭馆广聚兴吃饭，这家饭馆有公用电话，据饭馆的主人（姓李，此人是街道积极分子）说，在电话上说话的时间不长，并且还没给电话费。据李说不是故意不付，是他们算帐时忽略了。 　　 于质斌 19/11 　　（我觉得应该提请组织参考的，只有一件事实，即“结论”最后一页的第四行，“给吴祖光私通电话”的那件事。事实上我没有给吴祖光打过电话，我一直认为是另外一个坏人给吴打了电话冒顶我的名义。由于我过去对组织是不诚实的，因而别人便利用了我的这个错误；组织上也不能信任我的解释。－－这对我是一个痛苦的教训。我请求组织现在能信任我；即使现在仍然不能信任我，我会在若干时间以后，用自己的言行和为人的品质来求得这个信任。 　　 杜高附 3.28） ## “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 　　（一）小家族性质的揭露和批判： 　　1、小家族概况； 　　2、他们的文艺思想。 　　（否定文艺的党性，阶级性，宣传写爱，写人性，写忠诚；否定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说越学马列主义的理论越写不出东西来；不愿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自己。） 　　3、分析杜高的理论和创作，做他们文艺思想的典型例子。 　　4、小集团和胡风集团路翎的关系。 　　（吹捧胡风的文艺理论，在文艺青年和学生中宣传路翎的作品及其本人的“天才”。胡风思想批判时，帮助支持路翎等向党进攻，肃反后整风期间还怀疑胡风、路翎不是反革命，悄悄探望路的爱人，同情她的“不幸”） 　　5、一系列的打击文艺领导，对他们做人身攻击，污蔑他们不懂文艺，制造、传播文艺界是宗派对宗派之说，其结果是取消党的领导。 　　6、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性质和目的是什么？ 　　7、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结集敌对情感的阴暗心理表现出的对党和党员的仇视。 　　8、吹捧自己，打击别人。 　　（采用集体性的行动） 　　9、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 　　（吃喝玩乐，搞女人，盯梢等行为） 　　10、从一系列的活动来分析他们是不是一个小集团，小集团是不是政治性的，是不是反动性的。 　　11、这个小集团和吴祖光的关系。 　　（肃反前后，整风期间吴在小家族的地位和作用）。 　　（二）关于肃反问题，和有计划的策划翻案。 　　1、这样的“小家族”是不是革命的？在肃反中该不该审查他们？是否结论做错了。 　　（包括小家族成员中骨干份子有历史问题） 　　2、肃反对他们是不是人道的？ 　　（经过情况，他们在肃反中的态度，我们为他们花费的人力物力，他们自己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3、调动他们的工作，处分他们是不是宗派主义？ 　　4、小集团在什么实践，什么基础，什么目的下又结合起来的？ 　　5、翻案的策划和吴祖光的鼓动。 　　（三）整风期间向党的猖狂进攻： 　　1、几次座谈会上，在吴祖光指挥下有计划有配合的放火。 　　2、集体创作的几篇对党进攻的文章。 　　（如此人事处长、空头作家、保姆升迁记、契珂夫悲剧的幕后、墙） 　　3、掩护吴祖光退却：（抽原稿，放空气） 　　4、有计划的集体打击、报复党员的行为。 　　（四）几个理论性的问题；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小集团？新社会是不是不让人交朋友？是不是六亲不认？ 　　2、什么是生活的自由？什么是创作的自由？为什么“小家族”分子在新社会中不能愉快的工作，自由的生活，永远的挨“整”？（历次运动中他们的表现） 　　3、他们的人生观，及这个小集团对我们社会事业的腐蚀作用。 　　4、分析小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杜高的所谓“革命道路”。 　　5、吴祖光为什么要组织和积极恢复这个“小家族”做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班底。 　　6、他们是“年幼无知，交友不慎”碰巧结合在一起，又碰巧遇到路翎、王少燕、吴祖光的吗？ 　　· 来源：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