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伦彦的第三次检讨

　　<华南师范学院、林伦彦>

　　编者按：林伦彦第一、二次的检讨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抱残守缺的书生”，然后说自己的错误是由于“旧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不习惯”；由于自己“不虚心，有进步包袱”所致，企图骗取一些知识分子的同情。当然，这种欺骗手法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尽管有不少旧知识分子对新社会不习惯、有自高自大的毛病。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并没有像右派分子林伦彦那样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但是，它也的确蒙蔽过一些“好心肠”的温情的人。因此，林伦彦得意忘形地说，同情和相信他的话的人估计占知识分子的70％。当然，这个估计是过分夸大了，但从这里也的确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第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无空不钻的，他们巧妙地利用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来招摇撞骗；第二、使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改造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转变旧的世界观和立场，就有可能为敌人所欺骗和利用。

　　林伦彦第三次检讨，在群众的揭露和驳斥下，承认是立场问题，然后躲进蜗牛壳里睡大觉，对于自己为什么这样仇恨共产党一字不提，对于他一贯搞政治活动的目的和阴谋，对于解放后一再破坏政治运动，到师院后以两面派手法进行挑拨离间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特别是大放大鸣期间的恶毒阴谋，完全避而不谈。他承认和全国右派分子思想上一致，并说，也很容易在政治上一致。我们知道林伦彦和章伯钧、李伯球是20年的老朋友。前一些时日，林还夸耀和章伯钧的深知至交，说章伯钧想拉他当农工民主党的宣传部长。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他到底和章、罗联盟有什么政治上组织上的关系呢?难道能推脱得如此干净利落吗?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自己交代，总比别人揭发要好些。

　　为了便於大家继续批判和揭发林伦彦，我们将他的第三次检讨全文在这里发表。

　　十几天来，得到同志们在各种会议上的帮助，加上运动的发展，各方面揭露出来的章罗联盟的情况，使我深切的认识到我的错误，以及我在检查时的错误，归结起来，都是立场问题。

　　由此认识到，这二十多年来我是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从学生时代到政治活动，从解放后到最近的言论，错误的根源都是由来於此。

　　我在学生的时候就形成了资产阶级立场的政治思想。因为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认为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雅可宾派，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权披荆斩棘、铺平道路。因此做了错误的历史比拟，把中共看成中国的雅可宾派。这种思想，便影响自己的学习。以后研究1848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就发现自己的看法可能是虚妄的，但抗战后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有主观的政治愿望，这个极深的印象日益淡忘。今天回顾一下，我因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已经有一个可悲的错误的起点，理论学习也不能学好。在实际工作中和党的朋友合作共事，也是以这种看法来相处。

　　到了1948年以后，革命的形势已发展到近於决定性的转折了。我的认识才逐步有所改变，在工作上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活动，就不能一下子从旧思想里拔出来，以下便是几件应当检查的事情。

　　我的上级，在内地的地下工作中，有单线的外围组织(特别小组)，以后叫我协助掌握。我当时是感到这事应当有点规定，起草一份《工作须知》，限定工作不超出一定的统战范围。但我没有通知过党。而当时党的张铁生同志和我在同一学校教书，他和我的上级有很深的关系，也常常关心到我怎样去协助上级，我并没有同他谈过此事。今天检查起来，我当时是有中间路线的思想和行动的，统战部对我的批评是应当的。其次，在《五一号召》后，在准备政协召开时，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对共同纲领都准备一个草案，我为“民革”起草这个文件，当时考虑到策反工作的方便，我和一部份同志主张草案不用序言，只在后面加一个附言，就我个人的思想情况而论，正是中间路线的思想作祟，也说明我在革命情势发展时，日益右倾，在民主党派中已成右派。

　　这时的前后，香港民主党派的活动，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运动，我已经认识到我的政治思想是破产了。但在心里浮现出来的是失败情绪，决心不搞政治。这指出我并没有因为认识自己的政治思想的错误而转变立场，不过是保持距离的抗拒情绪。

　　第二年夏天到北京移交一部份工作，我受到统战部对我的批评，便形成一股对党不满的强烈情绪。今天从新的角度去检查时，是自己的错误，但当时是不能自知，反而认为党对自己的十来年站在一起工作，估计得不公平。

　　怀抱着这种不满情绪，又有一个错误的进步包袱，回到南方教书的日子里，很多抵触，阻碍进步。自己的研究和花费时间在会议上的矛盾，自由谈论与纪律限制的矛盾都是不愉快的，工作的热情也忽冷忽热。思想改造时，虽然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加以批判，但不过是从理性上作了批判，而不是从新的立场去批判过去的自己，感情是停留下来的。而由於个别同事对自己的态度与方式，加深了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更谈不上立场的转变了。以后社会主义的关过得很苦。在放鸣期间，听到许多低调的话，我长期的不满情绪，便冒了出来。成为一篇有极大破坏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引起同志的惊讶与愤慨，起来挽救我。我经过启发、检查的结果，初步的认识自己的错误。

　　(一)我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夸张独立思考的作用，倾向学术自由，便忽视在社会主义下统筹兼顾的重要性，也否定政治对科学的领导。因此在党委制的看法上便有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实际上是反对党领导学校工作的思想，特别是把学术评议会的地位摆得太高，实质上是教授治校，而把党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的领导没有放在心里。显然是反对党的领导的。事实证明，我国教授治校的经验只是失败的经验，更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本行领导本行的想法更是於理难通，於事难行。运动以来，我看见多少象我一样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不好情况，把由於经验不足的、个别的、一时的缺点，夸大为一般性的缺点，而抹杀成绩，反对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这是错误的。我不仅收回这种看法，而且认为同志们对我批评是对的，并且认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核心要加强。

　　(二)解放以来，党的知识份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我从南到北，的确见过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知识分子，但没有见过一个因此失业，有责备但终归还是寄以希望和期待，充其量也是了解不够，简单一些，粗糙一些而已。就我个人来说，解放后我经过三间学校，党委书记对我都很好。只有个别的年轻人在反映情况时有些与事实有出入，使我神经紧张而已。而我就把这一点点的不习惯，夸张为“待罪的羔羊”，是不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组织严密的社会，个人是生活在集体之中，每个人都要受群众的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工作与生活方法。每一个忠於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对任何错误是应当不留情的，党也首先重视这种忠於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正因自己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有不满情绪，因此对於出於爱护但不周到的人，才采取疏远的态度，只注意他们的个别缺点。我这种对积极分子的不良好的态度与言论，有使党群关系加深隔阂的恶劣作用。我必需努力改造自己。来消除这种对立情绪，而且在同志面前承认错误。

　　(三)我因为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不仅对新生活有抵触，对党不满，流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前天看见北京六位教授在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五个发言人中，我认识四个。其中三个曾经在一间学校教过书的。他们的发言比我迟一天，但我的言论是说了他们所说的话，这说明我的思想是和他们一致的，我不能肯定他们每一个都是章罗联盟内的成员，但不少是经人点过名的。从思想的一致，很容易政治上一致，这为我指出我已靠近危险的边缘了。但我特别注意的，想谈到的，还不是这一点。我很知道，费孝通、曾昭抡在费边主义思想上是和章、罗一贯相同的。但黄药眠、陶大镛和在别的地方报导的沈志远，在学术的师承上是不同的。特别是沈志远，我很知道他除马列主义之外，很少接触其他学术，和党的关系也是亲密的，今天会陷入这样的泥沼里，这最使我怵目惊心，让我如大梦惊醒。今天我突出的意识到，知识分子不管你读多少马列主义，如果不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而且全心全意来为工农服务，人生观有一点不够端正，总有一天会陷於危险境地而自绝於人民。我痛切的感到思想改造的重要，它的起点首先热爱党，而不能象我以前所想的一样，把党和国家分开，从爱国到爱党，这样很可能由不爱党而不爱国。

　　检查我的言论。第一是以自己的阴暗心情丑化了现实，画歪了党和国家的面孔，徒然为敌人所快，用来作恶意宣传的资料。第二是在整风拆墙填沟的时候，我的言论，对於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会火上加油，不仅拉住他们那方面拆墙填沟的手，而且会把墙加高加厚，把沟越挖越宽，是不利於党和知识分子的团结的。

## 我是民盟的成员，是要一切为社会主义而努力并且联系周围的同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而我作了相反的事情，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应该受到处罚。

　　我是人民教师，我的言论片面失实，影响了同学，我是要负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的。

　　我在检查中，党、盟的同志，学院同志同学在严厉批评我时，是非常诚恳的关切，我很感动感激。有决心追随同志们前进，虚心的改造自己，以加倍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在检查清楚后，将对右派分子加以回击。

　　几点声明：

　　㈠我和章伯钧解放前没有政治关系，解放后亦无来往，已向组织就自己的所知作了补充的揭发。

　　㈡于奋生从未见过面。

　　㈢李肇钧(海风)是我1947年以前在广西大学工作时的同事李遂囊先生的儿子，他本学期初带过一封他父亲的信给我，只寒暄过几句，以后没有见过面。

　　 来源：华南师范学院学生会 编辑出版《华南师范学院反右派斗争初战记》，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