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隆基致沈钧儒的信(未刊稿摘要)

　　<罗隆基>

## (此信约写于1957年九月下旬)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万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个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这两年来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人单独地商谈过民盟事务或其它政治问题。我已经请求周总理和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这件事。我这样声明：

　　“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钧两年来两人的确有任何秘密勾结，秘密联系，秘密阴谋，或两人共同秘密地对任何盟的地方组织或全国任何盟员发出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指示，我愿受国家严厉的惩治。”

　　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五人的事先协商，重要事件必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座谈和批准而后执行。绝对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秘密商量后隐瞒着其他副主席而执行了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所坚持，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务委员会所反对而执行了的。这些经过，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书长都是参加五人小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两年来进行工作的情况，我公亦大体都知道。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就拿五月间成立的科学体制等四个委员会的经过来说，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勾结的阴谋。五月中旬，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文委、宣委、学委三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来座谈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问题。我当时以为章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学习，事既在我同章的职责范围以内，我就在电话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向章伯钧、史良两位建议仍用四个副主席名义召集座谈会，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后才知道章伯钧指示用章罗名义召集的通知已经发出，并且被召集人的名单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无法补救。但开会时我仍要工作同志用电话请史、高两位来参加。他们因事未到是事实。四个委员会的产生和各委员会的召集人都是座谈会的结果，并不是章伯钧同我的预谋。座谈会只讨论了委员会工作的方法，绝对没有谈到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后来史、高两位都分别为“长期共存”和“有职有权”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于准备出国就写信请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职有权”委员会。我对四个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以后就没有过问。曾昭抡、钱伟长利用科学体制委员会制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案，我是回国后听了郭沫若院长的发言才知道。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四个委员会的设立和结果，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有了什么勾结，要进行什么阴谋。

　　总起来说，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钧有了勾结，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做的，亦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于章罗二人的勾结，强制民盟而做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绝对没有任何勾结，因此，就绝对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

　　章伯钧在交代中承认“章罗联盟”，这是章伯钧对我的诬罔构架，这是他枉挠伙伴，分担他在盟内外全盘严重罪过的阴谋。我提出后面的具体事实来证实他的险诈行为：

　　甲，章伯钧在我出国期间，竟造谣向史良说我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六月十五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社交代时，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说这样的话，章伯钧承认说：“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见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记录)。六月二十号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向史良说我看过，这件事应由史良负责。章伯钧造谣的目的，就企图诬陷我为储安平的主谋人和支持人，以纳我于罪。这就证明章伯钧狡诈诬罔的行为。

　　乙，章伯钧看到前面计划失败了，于是在七月初在农工民主党内又说：“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发言中又说：“罗隆基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章伯钧妄图以此证明章罗有勾结，有联盟。其实这又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般重视过章伯钧其人，也绝对不会向他说这样卑屈盲从，十分无耻的话。事实上民盟许多次会，章伯钧托故取巧不来，我不止召集了会，而且主持了会。我怎能说开会他来我就来。章伯钧许多狂妄发言和荒谬主张，我经常反对并且批评。我怎肯向他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只是章伯钧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谣言。章伯钧这种谎言，适足以证明我同他没有勾结，没有联盟。

　　丙，章伯钧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更是章伯钧饰虚行诈的言词。章伯钧对民盟工作专断独行，坚持己见，这是几个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则沉等人都主张把文教委员会分为教育、科学、文艺等委员会，章伯钧在副主席商谈时声色惧厉地反对，结果三个副主席多数服从少数。又例如人大常委会补选民盟缺额问题，章伯钧不经协商，专断独行，向统战部提出华罗庚，我同高崇民反对，他向我以辞职相要协，要我让步，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结束民盟检查工作问题，我一再劝他赶早进行，并劝他约张云川、汪世玉、范仆斋等人个别谈话，章在副主席会商时，大发雷霆，主张开除并惩办张云川、范仆斋，并且认为这是我在团结宗派进行倒章，这又是他取得工作致的办法。这些事正说明我同章伯钧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过为着民盟工作顺利，我同史、高两位经常让他而已。章伯钧在交代时却造谣说：“去年民盟检查工作，罗隆基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事实上检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处理，我又何尝包庇过他。章伯钧为达到在盟内为所欲为的目的，常扬言说，某事总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维汉部长同意如何如何，假传意旨，骗取几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这是他经常玩弄的手段，这还能说我同他从工作一致进到了政治联盟吗?

　　丁，章伯钧自己承认“对知识分子有野心，没有同罗隆基谈过。”(见《人民日报》七月四日)既没有同我谈过，又怎能说形成了联盟呢?他一年来经常请一大批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他个人一方面私自笼络勾结的行为。他说：“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知识分子”“我就请罗的朋友马哲民、彭迪先、沈志远、潘大逵吃饭谈天。”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钧要笼络勾结这一批人绝对不必通过我，事实上他不止没有通过我，并且从来不约我参加他的谈话。他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还经常背地里在谈话中批评我，做挑拨离间工作。这是他同我从工作一致进到政治联盟吗?

　　戊，章伯钧从做了政协副主席以后，得意忘形，骄傲自满，发表肆无忌惮的言论，提出荒谬狂妄的主张。这是盟内众所周知，亦为我公所痛恶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几百万人，我对高崇民和盟内外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狂妄地主张“两院制”，要把政协变为参议院，我向叶笃义和政协外宾招待委员会以及国际问题组组长批评过，认为此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精神不相符合，并嘱咐不可对外宾提出此种错误意见。我对章伯钧的政治主张有这许多反对的意见，我们还怎能成为政治联盟。

　　衡老，章伯钧的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对他一些荒谬政治主张如“民主党派几百万人”，如“两院制”、如“政治设计院”、如“资本主义国家有绝对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结而形成为政治联盟。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见解，政治联盟又从何谈起?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补充材料”中说得很多，此外不再重复。

　　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亦有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风上，特别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上，分歧太多太大，我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联盟，两年来亦绝对没有勾结形成联盟的事实。两年来由于我接受了盟内许多负责同志的劝告，在盟务上同章伯钧比较合作，但我同盟内许多负责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着加强盟的团结，做好盟的工作，不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罗联盟”实有其事，并指所谓的“联盟”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见疑之辜，遭无验之告，罪责既过分加重，冤案必失当造成，我固长此衔冤饮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长者，爱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实，追究真象，明辩是非，主持公道，实为殷切之望。区区真诚之怀，不敢因顾嫌而不畅陈所见，肺腑之言，幸祈谅察。

　　三年来我绝对没有了什么宗派团体。三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我没有写信或托任何人带口信给盟内外任何人指示盟务或其他政治活动。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不止没有同章伯钧有任何勾结，亦没有同盟内外任何人有什么勾结。

　　 来源：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