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右派斗争给我的教训

　　<袁丕烈(书面)>

　　我是一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真像柯书记所说的，读的书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后来为资本主义服务了一辈子。解放八年来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认识上虽略有提高，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和其必然灭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全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光明大道。我们资产阶级分子也只有通过和平改造的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思想感情还保留在资产阶级的一面，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不能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辨别大是大非。以致在大鸣大放之中就会不知所措，动摇不定，犯了若干错误。

　　如关于交大迁移问题，在宣传工作会议后，路遇钟兆琳同志，他对沈三多等坚持全部迁回上海，非常气愤。他对我说你是校友，也应该出来讲几句话。他希望我驳斥全部回沪的意见我亦同意他的意见，乃在政协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由于我思想深处不赞成把交大全部迁西安。因此虽然提出我的主张是两面设校，但没有一句严词驳斥全部迁回的话，相反的是突出地批评全部迁至西安说成是错误的。还说“上海也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难道就不需要培养么?”，是含有很浓的火药味。非但没有驳斥全部迁回的谬论，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对支援西北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起很坏的影响。实则我对于交大详细情况和西迁方案并无研究，而上海应支援内地工业基地的政策，不能推说不知。今日检查当初为什么要如此提法，主要是没有站稳立场，没有从原则上看问题，而潜伏在脑子里的资产阶级私人感情就乘机暴露。因此总希望还有一个交大能够保留在上海。

　　又如我对于农工民主党发展成员工作中对大发展亦有一定程度的共鸣。在考虑个别落后分子参加农工组织时，曾有与其摆在外边，不如吸收进来予以帮助的说法，隐然以改造者自居。虽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念头，但与其他兄弟党派争短长的思想是很浓厚。这种做法，显然没有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助手作用出发，而是过去耳濡目染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树党植派的作风。又如在鸣放中，我亦曾毫不负责地随便提意见。还曾未经核定地为一说谎者做过毫无事实根据的反映，替他张目。当时认为大家在鸣放，我若无突出事例反映，就不足以表现出自己的敢说敢话。这些事情虽各不相关，但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总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和个人主义的冒头。若不是通过这次反右斗争，给我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发展下去很可能犯更多的错误。在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人民代表和国营企业工作干部，对国家措施和领导作风上也没有很好的考虑研究提出批评和意见。这也说明我没有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更大的教训是在反右斗争开始后我还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于6月23日早晨连瑞琦通过另一农工市委电话约我到他家谈话。他强调要继续揭发章伯钧的反动言行和捏称得到领导党一个同志的同意要揭发农工某领导同志的历史问题，要求我们同意召开党员大会。我当时虽然坚决反对召开党员大会，但不知道他们是在破坏反右斗争，所以还同意其要求申葆文同志召开市委会。由于我没有站稳立场，所以辨别不出大是大非。由于我没有建立起靠拢党的思想，因此虽然怀疑他们是捣鬼，心中非常苦闷，但没有及时地向领导上反映。直到他们与右派分子夏高阳的勾结被揭露后才知道这是一个阴险的破坏反右斗争的阴谋鬼计。通过这次亲身的经历，结合到二个月来参加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实践，我体会到右派分子的心肠与我们一般善良人民是毫无共同之处。人民之所好是他们之所恶。人民之所恶是他们之所好。因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他们为了追求其政治野心，不惜勾心斗角，蓄意破坏尽情诋毁。全国人民愤慨地展开反右斗争，而他们为了掩饰其罪行，不惜奔走联系，捏造事实企图闹大民主以阻碍反右斗争的进行。其次我体会到右派分子是口蜜腹剑阴险毒辣。他们在口头上总是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有一个还经常说：“谁要反对共产党，我就与他拼老命。”但他的私房话是经济学苏联，政治学美国，是实足的要走回头路的论调。他们披了各种各样的外衣来迷惑我们。倘使我们不站稳立场，坚决投入斗争，而想以第三者身份置身事外，洁身自好是不可能的。倘使我们不抓住他们，剥开他们，揭发他们驳斥他们，他们就要来侵蚀我们，迷惑我们，拉拢我们，进攻我们。到那时不能自拔悔之晚矣。再次我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诚的正确的引导我们全国人民走向光明大道。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坚定地紧密地靠拢党才不会迷失方向，走入歧途。最后，我体会到一切右派分子为了追求他们的政治野心和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无耻生活，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利用善良人民，毫无心肝地造成天下大乱，以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变天幻想。他们是不会考虑到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因此，我们决不能稍存温情主义姑息养奸，必须要狠狠地揪他们出来予以痛击。

　　(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