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讨错误、转变立场、重新做人

　　<吴承禧>

　　最近两三个月来，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犯了一系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错误都是很严重的，也不是偶然而是有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先从5、6月间我的反动言行交代起。

　　(1) 在5月初的一次政协小组会上，我曾经公开的诬蔑老干部，说他们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说他们偏听汇报，对知识分子不接触、不交朋友，平常不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又在沈志远家里说:人事部门工作的干部往往权力极大而业务很差，他们昀好去学习学习业务或到农业合作社去工作。我在人前背后对老干部这样进行诬蔑，说明了我在思想上早已经背叛了党。

　　(2)在宣传会议的预备会和大会中，我虽没有发言，但当时曾鼓励姜庆湘攻击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向王土章搜集资料，准备攻击上海的两家出版社，对于沈志远5月16日在会上发表的那篇丑化党和向党进攻的发言，事先曾听他简单提过，由于自己头脑发热，也没有对他提过什么反对的意见，对于陈仁炳的那篇“虚心些再虚心些”的文章，我连内容也未看，却随口建议他改题目，说明我那时自己已经毫无党性而是和右派站在一起了。

　　(3)经济研究所内在5月下旬也有人在“放火”，其导火线是由于民主党派在不要党参加下所召开的一次包括民盟民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会议，这个会是经过我的同意才召开的，后来我虽因去京没有参加，但这个会终于在所内右派分子的操纵下变成了放火会，我应在政治上负完全的责任。

　　(4)5月下旬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学部大会小组会议上，我曾经两次发表了谬论:例如:我主张，为了避免重理轻文，可以把中国科学院分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科学院；以为学术领导中心昀好要自然形成；主张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应当考虑修订保密条例，也把在上海政协小组会议上听到过的什么目前经济学家由于资料不够，只好“逃避现实”，或者研究外国经济等等怪论搬了出来，在会议完毕，回到上海对经济学会的传达中，把当时会上一些右派言论和自己的谬论又作了传播，起了很坏的影响。

　　(5) 5月24日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由盟中央负责人出面，在北京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便餐会和餐后的座谈会，参加的是这次出席学部会议的盟员科学家二十余人。座谈分两小组，题目有三个:(一)现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展开，主要矛盾在那里?(二) 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很不够好，重要问题在那里?(三) 如何调动全国科学界力量有效的向科学进军?

　　我在会上谈了关于资料问题以及过去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章罗借吃饭为名，为他们的反动的科学纲领进行准备，我当时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且提了意见，实质上也就是参加了这个反动纲领的初步拟订工作了。

　　(6)5月底北京回来以来，头脑更不冷静，对于经济研究所内大家所提的意见，未经很好分析，就以为这大约是黄逸峰同志领导的不好，就企图以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拿来改变所的研究路线，就私自和沈志远搞了一个对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改进方案”。关于这个方案的形成、内容和实质等等大体如下:

　　1、我们所的基本任务是研究上海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与死亡的过程，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当前的中心研究工作。沈根本不喜欢搞这一工作，我对改造工作表面赞成，实际上我的兴趣在研究上海的金融史，但平时不便坚持。所内大鸣大放时，右派分子片面叫嚣兴趣第一并污蔑领导上的衙门化、机关化，要求工作放松等等，这些意见其实是荒谬的，但和我潜在的思想多少是一脉相通的，因而就提出了我的方案，由于立场相同，沈志远就自然的成为“改进方案”的支持者和同谋者。我们在去北京的旅途中在车上曾交换过一次意见，回来后就试探宣传，通过民主党派会议和个别接触，制造舆论，终于在6月11号由沈志远在全体干部大会上片面摊开，其后虽经一度和黄逸峰同志商谈，但无结果。

　　2、这个方案一部分是我的意见，一部分是沈的意见，虽然没有定型，但综合起来不外是:多设研究组以适应志趣、削弱改造组的工作，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分开，学术领导由研究员来体现，采取分散研究，一人一题，人事由人事部门和研究人员共同决定，重才轻德，高级研究人员上下班时间可以比较自由，领导抓得松一点等等。从本质上来讲，这个方案就是不管任务，只管兴趣，不要集体，只要分散，不要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的研究路线，如果实行，我所社会主义的研究事业就会垮台。

　　由于党的及时制止，阴谋没有实现，但已使所的整风和日常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害，使不少同志一个时期心神不定。我在这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严重的。

　　(7)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在反右斗争中我完全背叛了党。从6月12到7月4号之间，我始终把沈志远当作好人，以为他只是受了陈仁炳、孙斯鸣等的包围蒙蔽，希望他早日交代清楚，把盟的工作更好的领导起来。在这个时期中，我虽然也参加了盟内许多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但对于盟一年来在右派分子操纵下究竟干了些什么，沈志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来没有冷静的作过任何分析，我既没有揭发别人，也没有批判自己，在尹大贻、蒋学模同志等向沈志远公开质问时，我还以为他们多事，还在沈的面前说他们的目的是在想入党，说这是党授意来压他的，我这样污蔑积极分子和污蔑党，说明我已完全陷入右派的泥坑，再一次公开的背叛了党。

　　（从上所述，可知我在最近期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它不是什么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政治态度问题，在最近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在政治上已经可耻的背叛了党、也就是背叛了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

　　为什么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就犯了这许多严重的错误呢?昀基本的一点就是由于多年以来我并没有认真的改造自己，我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还很浓厚，我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工人阶级的立场的缘故。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在这次大风浪中就经不起考验，就栽了一个大跟斗。我现在就从这方面来作进一步的检讨。

　　我出身于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中学大学都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抗日战争以前曾在伪中央研究院工作过五年半，解放以前又长期在银行界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的脑子里原是根深蒂固的。解放以后，背了进步包袱，又经过了各种运动，自以为工人阶级的立场问题早经解决，但这次大风浪证明，我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的个人主义还极严重，我还没有取得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情，长期以来，我也的确没有真心诚意的为他们服务过:我干本位工作常常是敷衍塞责，搞社会活动则又往往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名位要求，我在思想上还没有树立起一切为了工人阶级的信念。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我的心灵深处还占着重要地位的缘故，我在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可能和工人阶级的看法、和党的看法取得一致，就不可避免的，或迟或早的要犯错误。我想从下列几个方面来举例说明。

　　第一，为什么我入党不久就又背叛了党?基本的关键就是在于我的入党动机不纯。如上所述，多年来我的立场问题并没有基本解决。我是以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姿态混入党内的。我的入党并不是由于我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因而坚决的拥护党、忠心的要来为党的事业奋斗，而是为了骗取个人的荣誉、名位和向上爬的资本。从下列各点，可以说明我对于党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

　　(1)我并不尊重党的基础，我狂妄的以旧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姿态去对待群众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以为他们文化低，知识不广。实际上，他们既有丰富的生产知识，又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的知识不是很狭而是很广，而且，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事业，政治立场坚定，比我这个既不懂生产，又不肯真心诚意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人要高明万倍。我的瞧不起他们，只不过表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而已。

　　(2)我也并不尊重党的基层组织，我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对基层党的领导同志很少暴露思想、反映情况、商量问题，对支部会议有时也不参加。

　　(3)不是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是有时候要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力量、危害党的事业。昀显明的例子，就是我对待黄逸峰同志的态度问题，我对黄平时有些意见，但我不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进行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而却是无原则的在党外飞长流短，影响党外同志对他的看法，引起右派分子来钻我对他不尊重的空子，敢于在鸣放中在所内大胆放火。

　　由于自己是从个人主义而不是从集体主义出发，因此，对于党的方针、政策乃至党的工作方法等等就不是坚决认真的去贯彻执行，而是合于自己的看法的就办，不合于自己心愿的就要表示怀疑乃至发生抵触和抗拒的情绪，甚至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代替党的领导。这里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我的狂妄:譬如:党的干部政策是才德兼顾，而我则重才轻德；党强调科学研究要紧紧的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我则强调个人兴趣；党教导我们在领导工作上要走群众路线、要做艰巨的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则把这些置诸脑后；在这一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党认为经济研究所内已经起“火”，问题很严重，我却认为没有什么；党说我的“方案”是错误的，我却认为它是对的，党认为沈志远也不是好人，我却对他一无警惕；党希望大家来对他揭发，我则希望他赶快过关；党希望党员在阶级斗争中竭力来保卫党、巩固党的事业，我则在这个时期中同意所内放火，自己向党施放冷箭，并参加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通过“方案”和沈志远一起向党进攻；党说:你这一些都搞错了，你应当赶快回头，我却执迷不悟，把党屡次对我所作的忠言摆在一边。而这一切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这样一个结局:即我把自己摆在和党敌对的一面——叛了党。

　　由此可见，阶级立场错误，对党就不会忠诚，对人民的事业就不会忠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要陷入右派的泥坑。教训是惨痛的，我将以此为殷鉴决心来转变我的立场。

　　第二，为什么在所内大鸣大放时期，我要提出那个所谓改进工作的方案呢?没有别的，就是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没有得到清算，旧的中央研究院的那一套资本主义的研究方法还在我的脑子里阴魂未散的缘故。这也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路线，即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而且又是通过集体来搞的办法虽然比旧的资本主义那一套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对于一个未经很好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它还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感觉到的。只有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热爱的人才能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真正的担当起来。

　　第三，对于民盟右派的叛变何以不能及早察觉?这也是由于自己经常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去看问题的缘故。盟在1956年以前，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当时的组织路线，是以巩固为主、以发展进步为主，强调在党政统一领导下，通过政治结合业务来发挥盟的积极作用。但是，1956年初盟的二届代表大会开过以后，随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的提出，盟在右派分子的劫持下就逐渐的脱离了党的领导，逐渐走向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盟在这一时期中的工作路线就是要以钻研业务来代替和取消政治学习，要大发展、特别是吸收落后以扩大势力，上下串连进行组织活动，代表落后要求向党进攻，在大鸣大放时期，则更是强调一个“放”字，到处点火。对于这些，作为一个党员来说，如果立场坚定、观点正确，对政治活动能够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衡量的话，那么，对于盟的一年来的蜕变应当是可以及早警觉，并且可以在盟内发挥自己的有益作用的，但是，事实上我却并没有能够这样做。其所以不能，一是由于我对民盟工作，根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年入党以后，觉得盟这块垫脚石的作用已经不大，经常有脱盟思想，对盟的动态平常根本就不去注意，更谈不到什么分析研究和批判了。二是由于自己的立场模糊，观点错误，对于盟中央所提出的许多荒谬的做法也就一时看不清楚，对于组织独立、地位平等，盟已经相当成熟，今后也应当发展得快一些，在向科学进军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等，在思想认识上和右派是有共鸣的，也因此，就使我:

　　(1)在听到沈志远传达章伯钧的两院制和发展民主党派一二百万人时，脑子里就没有受到什么震动，虽然当时化工学院的张江树同志就很警觉的提出了反对。

　　(2)对于一年来陈仁炳等在外面的滥发展，虽然口头上也讲不好，要巩固，但当组织部在常委会上把几十几百的新盟员的名单提到面前时，自己却非但没有坚持异议，而是连翻也没有很好的翻一翻就举手通过了。

　　(3)因此也就很容易同意王中所主张的盟可以在总结高教的教学经验中和党比一比的谬论。

　　(4)因此，在盟的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也就嗅不到火药味。

　　(5)因此，也就没有可能从一个党员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分析情况，向党请示汇报，因为根本看不出问题。去年年底、今年3月间以及5、6月间，党对我不是没有嘱咐和期望，希望我以交叉党员的身份在盟内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我根本没有重视，因而也没有完成任何任务。

　　(6)由于自己的立场错误，因此，对于沈志远一年来的蜕变也就没有可能及早发觉。在别人已经对他怀疑和质问时，我还以为他大概没有什么，一个时期还紧跟在他的后面在盟内进行反右派斗争，现在想来，这弯路和错路真是走的太远太远了。在这方面，沈过去的社会地位和他的伪装进步固然对我有迷惑作用，但昀基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我自己从思想到立场、从工作方法到生活方式等等，和沈基本上是一致的缘故。

　　关于我和沈志远的政治关系问题，除了前面提过的那个对经济所工作的“改进方案”以外，大致如下:

　　1、沈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我能在盟内多做工作，做他的助手，但这个愿望和我自己在政治上的要求有矛盾，因我去年入党后对盟的工作只想减轻，不想增加。在这方面，他多少有些失望。但是，由于我的政治立场不稳，他对我并没有放弃抓取的心理，他在今年5月还企图把我拉入他们的领导核心(根据他昀近两次自己的交代中所提到的)就是一例，虽然他一直并没有跟我谈过。

　　2.沈在去年盟市委改选后，曾征询我是否可以担任秘书长一职，我坚决不干，后来他说苏步青同志时常出国，要我担任高教工作委员会的主委，我不能再推，只得担任，但对于这一工作的领导很不积极，迄今年5月计划还没有订出来，沈曾为此个别的向我催询过几次，他在这方面认为我是工作不力的，因此，他有时就亲自出马，如在4月下旬到华东师大的盟去煽动，6月初召集高教基层汇报我都不知道。

　　3.除了在常委、市委会议及其他传达或座谈会议上碰头外，由于我对盟的内部情况不熟悉，沈在私下找我谈盟务的事情是很少的，背后跟他两人有意识的勾结起来搞什么政治阴谋活动更是没有。我没有参加过沈、陈、彭、孙等小集团的活动。对于他们近一年来的种种密谋和鸣放期间的到处放火以及沈志远在这次交代中所承认的曾在今年4月下旬对陈、孙等作过关于国内外形势的估计等，我都没有与闻过。

　　4.去秋以来，沈曾多次对我喊“忙”，说一年只有三个月可以搞研究，其余都给社会活动占去了，言下之意是想把盟的工作推掉一些以便多做点学术研究工作，这也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假象，以为他是书生，并不热中政治，那晓得他骨子里竟是那样一个狂妄透顶的政治野心家! 我痛恨我没能及早认识他的真面目。

　　5.对于沈平时的反动言行，除了过去已经交代过的以外，只要是记得起的，我将继续向组织交代，我保证对他决不隐瞒。

　　这次斗争，使我深刻的感觉到:一切为了个人是最可耻的事；骄傲自满是旧知识分子昀大的敌人；知识分子的改造还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是领导的核心，脱离了党的领导就要迷失方向，就要犯大错误，我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最后，感谢党和代表们对我的帮助，使我在这次斗事中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明确了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立场问题。长时期以来我自以为进步，但实际上这是我自己在欺骗自己，我并不是很进步而是很虚假，很丑恶。现在我看清了自己，以后也就有了改进的方向。党过去给我地位、荣誉和信任，培养我，希望我为人民做好事，但我却和党站在相反的立场干坏事，犯大错，一想到这些，真是惭愧无地。今后我要长期的改造自己，坚决的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重新做人，我要以多做工作，做好工作来向人民赎罪。

　　 ---- 转载于1957年9月6日《文汇报》，原载《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