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夏高阳>

　　我站在这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感到无限沉痛和惭愧!我辜负了党的培养，人民的信任，墮落成为可耻的右派骨干分子，玷污了人民代表这一光荣的称号，我不配再做人民代表，我现在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一生历史是反党反人民的历史。1938—43，我干过浙江省诸暨县和温岭县伪县长，征兵征粮，无恶不作，直接危害了人民利益，支持了蒋介石反共事业；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解放后，党和人民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不但给我以很高的政治待遇，还给我以很好的生活待遇，解除我长期失业的痛苦，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我应该如何很好的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而我居然忘恩负义，做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来，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有历史根源的。我出身于企业职员的家庭，亲友都是买卖人，从小就濡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稍长，就读教会学校，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向往资本主义，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渗透我的灵魂深处。抗战后，我爬上了伪县长的地位，成为反动统治者，使我的反动的立场更加坚定。虽然早年就接触马列主义，但只是书本子上学习，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反动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我毫不相干。

　　解放后，我曾想尽一切办法，用马列主义把自己打扮起来，伪装进步，可是仍不免时时露出马脚来。我可以把1949年底，反动头子宣铁吾从香港写给我的信毁灭，历经运动不作交代。1950年，右派分子李士豪曾要我一同去保在浙江被捕的从前匪浙江保安纵队司令朱启佑，我居然同意签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开始同社会主义民主发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

　　1955年4月，章伯钧到上海来，指示我，上海要发展500人，使我的思想震动了一下。12月，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之后，党希望民主党派多发挥一些作用。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尽情暴露出来了。

　　我认为民主党派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不够大，民主党派必须积极发展，逐步增强它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发言权，一直到能够发生制衡作用，就是说能够左右政府的行动。一句话，企图以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搞资产阶级民主的一整套想法。

　　因此，当我会拟订1956—57二年工作规划时，我就力争发展。

　　1956年1月，农工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章伯钧在公开场合说发展组织的原则，就是服从人民的需要。但在不公开的场合，号召搞大发展。

　　章伯钧的右派大发展路线是极端反动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它的罪恶的目的，在于扩充民主党派的势力，培植政治资本，力图改变对党的力量对比关系，以便向党实行政治讹诈；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实行与党分庭抗礼。——实质上是要求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复辟!

　　它的纲领——在地区上，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由大、中、小城市，一直到乡镇，要求大力开辟东北，积极扩展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和华东。在成分上，要求打破所谓“防区制”，实行全面的、无限制的大发展。在方式、方法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章伯钧的反动主张，同我的搞资产阶级民主的一整套想法，不谋而合，因此我立刻成为章伯钧右派大发展路线的拥护者、执行者和策划者。

　　（为了执行和贯彻章伯钧大发展路线，我作了种种努力:）

　　在宣传方面。通过传达、党刊、合法集会、组织生活，竭力宣传大发展思想，鼓动群众积极性，打开局面，使大发展成为公是公非，谁也不能反对。为了大发展，不惜歪曲历史，美化农工党，把农工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长期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说成一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的错误，并且说，“客观上对中国革命起了有益的作用”；为农工党擦粉，以欺骗群众。

　　在组织方面。公然违反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重点分工的协议，实行全面发展。同时，把重点放在医务界、大教界和影剧界；因为这几界，代表性人物多，政治影响大。提出向落后开门的口号。在许多场合，侵越组织处的职权，直接要求某些同志去发展。通过右派分子范日新、仇标进行工作。

　　（虽然医务界、教育界、影剧界的发展，一般是在有关领导支持下进行的；但应该指出，其中有一部分，系直接发展者，我必须负责。此外，在国画界、出版界等方面发展，均未通过有关领导，错误更加严重!）

　　对上层分子，实行所谓重点争取，往往由我亲自出马，采取访问、请客等办法，实行拉拢。范日新、仇标在我的直接影响下，甚至不择手段，用欺骗、许愿等办法去发展，政治影响尤其恶劣。仇标还把右派分子徐仲年、许君远发展进来了。

　　1956年6月，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认为这是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实现章伯钧的关于同党分庭抗礼的主张的机会到了。我一面强调民主党派要独立思考，不要依赖统战部；党与民主党派不宜交叉过密；……一面反复宣传基层应普遍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后来，受李伯球的影响，进一步鼓吹基层应建立党、政、工、团、民主党派会议；有机会就推销这类私货。

　　一届四次市人代大会开幕前，我曾到处找缺口，准备向大会发言，以便对党实行“监督”。实际上是利用社会主义民主措施，来搞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

　　（我终于找到了檀香扇问题。我利用檀香扇画家暂时还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的安排，一部分人生活有些困难，存在着不满的情绪，以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兴风作浪的“群众基础”。同时，利用人们同情国画家，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出现，博取所谓的政治声望，增加政治资本。总之，我的企图是，以檀香扇问题作为缺口，突破一点，夸大政府的缺点，妄图扩大群众影响，结合章伯钧大发展路线，吸引一部分国画家参加组织。）

　　国画家的暂时的困难，原是在社会经济改组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事情，我竟把责任推在政府身上；化了很多功夫，搜集材料；并于8月1日，背着农工党组织，召开一次国画家小型座谈会。一面了解情况，一面点火。

　　我的大会发言，夸大了国画家的困难和商业部门的缺点，并且无赖地把美协也扯在里面，扩大了打击面。尤其恶劣的是，将翁王二画家之死，说成因贫病交迫而死(发表时，经我删去，但已产生副作用)，用以加重政府的责任。

　　陆局长发言后，我继续找材料，召集国画家座谈，并鼓动他们写联名信反对陆局长的发言。

　　政府很快的宣布决定提高画资，檀香扇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稍有良知的人，都会适可而止；而我居然在陈仁炳的支持下，再而三发动攻击。

　　檀香扇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但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增加了政府安排的困难，并且成为右派攻击政府的支撑点之一。当我在农工党市委帮助下，向美协书面声明表示赞助和支持政府的一切措施后；陈仁炳、胡淼年进一步插手进去，给合作社、国画院制造不少麻烦，使政府处于被动的地位。今天追溯起来，我是始作俑者，感到异常沉痛!

　　檀香扇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我主谋的对党对政府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尤其是在政协党委会，形成右派大合唱，猖狂到了极点。这是一桩公开对抗政府的罪行。

　　（檀香扇事件不但蒙蔽了一部分国画家，并有少数社会上人士受了迷惑，这一点尤其使我痛悔不已。）

　　经过檀香扇事件，我同陈仁炳开始密切联系，有机会就交换非法活动的意见。并在去年12月政协小组中，一起对文化部门大发谬论。

　　（1956底，农工党中央右派分子李伯球到上海来，我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他鼓励备至，并公开表扬上海的发展工作，说“要给上海记一个功”。使我的信心培增!我违反市委统战部对各党派的建议，把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放在一边，继续号召大发展。）

　　去年一年，我会一共发展了680人。在大发展之下，给组织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巩固、教育两成问题。尤其是在大发展之下，政治影响恶劣，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今天检查起来，使我的内心感到异常沉重。

　　今年3月，农工党召开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正式提出了大发展路线。并指示我，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上海要进一步大发展，向落后大开门；他要上海组织支持知识分子鸣放——因为知识分子须要讲话。李伯球则想尽一切办法拉拢我，给我打气。

　　4月中旬，我从北京回来，除了继续搞大发展之外，并积极准备参加政协和党的宣传会议。

　　我没有采取公开放火的方式，而是采取了较为迂回的手法。我认为公开放火是愚蠢的，因为容易暴露目标。我主张尽量通过合法形式，利用合法讲坛，进行合法斗争，从而增强发言权，为分庭抗礼创造条件。就是说企图假社会主义民主之名，来行资产阶级民主之实。这是我的一贯的想法，是一种更为毒辣的阴谋。

　　（同时，用似是而非的言论，偷偷的来点火。我说苏联出兵匈牙利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在法律上是缺乏根据的。我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事物二重性的理论，片面强调“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仿佛闹事是值得欢迎的。企图散布火种。）

　　我避免在政协和宣传会议作大会发言，以减少目标。除了鼓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成员鸣放外，一面自己在政协小组放毒，一面组织范日新在宣传会议发言。范日新出席宣传会议是我提的名，他的发言稿经我看过，他在宣传会议中对人民卫生事业的诽谤，我应负全责。

　　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也没有忘记向党进攻，连放了几枝冷箭。

　　在短短的鸣放期间，我做了许多坏事，说明我时刻在钻党和政府的空子，唯恐天下不乱。暴露出我的反动立场是坚决的，罪行性质是严重恶劣的。

　　（我受过旧社会官场的长时期训练，有一套两面派的手法，善于纵横捭阖，弄虚作假；再加上一层马列主义的保护色，更不容易识破，因此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性也更大。比方我对章伯钧大发展路线的贯彻，是在合法化的掩护下进行的；又，我准备夺取农工党的领导权，也是采取极端隐蔽的手法进行的。）

　　既然章伯钧的路线的昀后目的，在于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也就是说要削弱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势必招致资本主义的复辟，陷中国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是二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事实表明:我执行了章伯钧的反动路线。也就是说，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利钝的二条道路的斗争中，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扮演了反对社会主义，欢迎资本主义的角色!当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将粉碎敢于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任何野心家。而身受党这样厚遇，人民这样宽待的我，居然走上这条可耻的道路，罪在不赦。

　　最使我感愧的是，尽管我犯了这样大罪，党和人民依然伸出热情的手来，实行昀后挽救我；人非木石，能无感动?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党!今后生命延续的一天，当努力立功赎罪，来报答党和人民于万我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以便鞭策我以昨死今生的决心，加强自我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站稳人民的立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来!

　　 ----原载1957年9月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