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煇焴的发言——“对几个问题的认识”

　　<城市建设部、钱煇焴>

## (钱煇焴：城市建设部城市建设出版社编辑、翻译)

　　在整风期间，我站在与人民相反的立场上，向党向人民发出了无数含有毒素的言论，在城市建设部范围内放起了第一把火。这些行径，充分说明了我在政治上已堕落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了。二个月来，党一再地挽救我，希望我能从右派泥坑中跳出来重新做人。前几天党还通知我，希望我准备发言：把思想中已经解决的问题或尚存疑虑的看法都谈出来。我感谢党赐予我的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够把目前的思想情况向大家交代一下，也使我的错误思想能得到一次更深刻、更普遍的批判机会。

　　下面我就谈谈通过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后对几个问题的认识。

## 一、民主和自由的问题：

　　“民主”和“自由”向来就是一个美丽动听的名词。为了它，先烈们曾付出了生命，流了鲜血。解放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新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在政治上都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前人的理想终於实现了。

　　但是，由于我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於这样一个事实非但熟视无睹，却反而提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口号。我带上了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来看现实生活，就觉得现实生活中缺少“民主”和“自由”。例如，我觉得一切观点，尤其是学术观点，都可以放，而且都可以通过实践来证明正确与否，即使批判，也应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那便是：“我完全不同意你这种看法，但我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你说出这种看法的权利”。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我所向往的是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自由?而我在整风期间向党进攻的目的，就是想争取如此的“民主”和“自由”。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和自由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和自由是用来加速社会主义发展的手段之一。我国的每一个公民，有权就各种事件向各级部门或监察机关提出批评或控诉。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各个阶段的民主和自由就其范围、尺度和内容而言也会有所区别。大家都能体会到，解放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加强和巩固，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是在逐步扩大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提出，就是在扩大民主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即使在现阶段，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的必要依然是存在着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就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可以这样预计，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的民主尺度也会相应地放宽，而到共产主义社会里，民主和自由就更加充沛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待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必须具有历史眼光。一切反历史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此外，在理解“民主”和“自由”的涵义的时候，必须了解到，民主和自由只是矛盾的统一体的一面，它们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民主的相对面是集中，自由的相对面是纪律。如果单单强调这一面而忽视或根本不考虑其另外一面，那势必一事无成，势必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

　　而且，我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衡量一切事物的准绳首先就是对社会主义是否有利?民主和自由也不能例外。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去空谈民主和自由，那就一定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敌人都可借此机会来大放厥词，美其名谓民主而实际上进行反社会主义勾当。从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看，许多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正是以民主和自由为幌子来迷惑人的。显然，右派分子所要求的所谓“民主”和“自由”是万万不能给予的。

　　我们共产党宣布整风并邀请党外人士充分发表意见的这一事例，正表明我国是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的。为什么这些右派分子在享受民主和自由的同时又提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呢?那显然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要求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我是一个对党、对人民都犯有罪行的人，但是党仍然允许我自由发表意见，这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是对一切右派谰言的一个最好的回击。

## 二、党的领导问题：

　　我在九点意见中曾提出一条非常错误而有害的意见，那便是：“不学无术的人不能当领导”。以下我就三方面来批判这一谬论。

## 1、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作为一个领导者所应具备的“学”和“术”。

　　我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并团结广大群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因此，我们国家内大、小岗位上的领导首先应该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生观及鲜明的阶级立场。换句话说，作为一个领导，他最基本的一门学问就是马列主义。一个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领导人，他不但善於领会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方针，而且还能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来具体贯彻，使这些政策和方针化为群众的意志而付之实现。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以马列主义作为工作指针的领导者晓得应该通过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法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总之，唯有掌握马列主义，才能有高度的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可以表现在多方面，以上我只是列举一、二而已。

　　由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我在九点意见中涉及的领导的“学”、“术”的提法完全是错误的，这种提法的本身正好说明我对领导业务的了解恰恰是“不学无术”的。

　　当然，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他熟悉本门业务，那对其领导工作的开展来讲是更为有利的，我们党一再号召大家向科学进军、号召党员加强学习的道理也在於此。

## 2、政治与技术的关系：

　　技术作为一种生产知识来讲，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可以为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为另一个阶级服务。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技术是必须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当技术的服务对象有所不同的时候，其技术方向、采取技术的目的性，技术工作的组织形式等也都会随之而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就阶级性而言是很鲜明的。

　　例如，在苏联，原子能和导弹是为全人类的和平事业服务的，它是制止战争发生的有力保证，而相反，帝国主义却利用这门科学来威胁和平，制造战争以满足其垄断阶级的私欲。这种强烈的鲜明区别，正是由于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产生的。

　　由此可见，政治与技术之间不但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政治是领导技术的。

　　3、党应当而且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强有力的阶级专政工具，同时也是集中管理国民经济的机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技术，这是肯定的，因此也就需要大批的技术干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是要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的，这也是无容置疑的，所以，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能体现社会主义最高利益的领导骨干更是必不可缺的了。

　　周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曾这样谈到：“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於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周总理接着又谈到：“内行”与“外行”的问题。他说：“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於科学的领导，而且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於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总理的这一番话是非常中肯的，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心悦诚服。

　　从以上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党是应该、而且也是完全可能领导科学的。

## 三、关於对历次运动的评价问题：

　　在我的九点意见中，有这样一条极端反动的意见，那便是认为对历次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避免不了的”评价是一个庸俗的公式。这一论点的错误实质不仅仅在於看问题“由点到面”的片面性，而是在於企图根本抹煞解放后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从而达到推翻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当时的经济成份是多样化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国家的性质系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十分明确而且肯定的。但是，1949年的革命只解决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权属於谁”的问题，尚有许多工作是迫待去做的。因此，党和政府在解放后展开一系列的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这些运动是使上层建筑适应於经济基础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历次运动的成绩，正如周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一部分人、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思想。肃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我完全拥护。

　　是的，我们国家在解放八年来无论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及文化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为全国人民所欢欣鼓舞，而且在国际上也倍受称誉。连联合国在统计各国工业发展速度时，也无法否认中国在世界上是占第一位的。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一个曾经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共青团员，我却把成绩抹煞得干干净净，却大喊其“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免不了的提法是庸俗公式”的滥调。这除了说明我是敌视社会主义这一点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对解放后所进行的历次运动，我在九点意见中明确地提到的是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现在就这两个运动分别地谈一谈。

　　先谈思想改造运动。

　　在思想改造运动方面，我当时提出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我片面强调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因此就怀疑以运动方式进行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我错误地认为思想改造运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是“狂风暴雨”的，因此对整风中提出“和风细雨”的方针持有反感，并以此推论到党是“厚己薄人”的。

　　我这种提法非但是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的，而且对党是一种污蔑。

　　思想改造固然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但这并不排斥以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因为进行一次运动，是由其客观需要所决定的。新中国解放后，许多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上有许多旧的意识。为了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解决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必须展开这样一个运动。当然，单单这样一个运动并不能解决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各种问题，但这是一个开始。

　　至於讲到运动进行的方式是否是狂风暴雨的?那当然不是。党在1941年进行内部整风的时候，就批判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作风，后而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实际上，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也是采取这一公式的。然而，由于并不是每一个领导运动的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已经了解得很彻底了，因此在进行过程中难免有些粗糙的地方，这也是可以谅解的。至於说由此而推论到“厚己薄人”，那更是一种纯粹的污蔑，毫无根据。

　　下面再谈一谈肃反运动。

　　我在肃反运动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肃反的指导理论、肃反的方法、肃反的成绩。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根本否定肃反运动。

　　我的第一张王牌就是肃反的指导理论，即认为斯大林同志关於“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对我国1955年的肃反运动有影响。其实，我应该承认，苏共20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批判这一点时是这样谈的，即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是有效的，而到后来才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不良后果的。我为了要达到否定肃反运动的目的，就断章取义地舍了前面一句，取了后面一句。因此，应该肯定，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肃反的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正确的。1955年的中国正也是处在谁战胜谁的局面下，这一点与当时苏联的情况是有相仿之处的。姑且先撇开这点不谈，再谈一谈这一理论与我国1955年肃反运动的关系。我认为，肯定这一理论与我国肃反运动有联系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谣传，无论从文件上或实践中，都无据可备。

　　其次，我攻击肃反运动的第二张王牌是肃反的方法，即认为它是“捕风捉影、疑神疑鬼”，因此是唯心的。而且我当时是以编译科为依据的。

　　其实，事实表明，每一个肃反对象都是有其使人值得怀疑的言论和行为的。我以前老以陈义章作为错斗的典例。现在看来，他当时的言论和行动的确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不对他进行审查，那才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呢。尤其在最后，组织上认真负责地作了正确的结论，这怎么能说是错斗的呢？

　　国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对其敌人进行清查及镇压，这原是一件无可非难的事。但是，由于我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没有从总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出发去看这一问题，而总是为某一个人因肃反时受审查结果情绪低落而感到惋惜，并为之愤愤不平。这是我对这一问题产生错误认识的根源。

　　正如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肃反运动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通过这次运动，不仅肃清出八万个反革命分子，而且还大大打击了反革命气焰，使得很多人搞清了历史问题，也提高了群众觉悟。

　　因此，我的反社会主义的肃反谬论是完全破产了的。

　　我这次在政治上堕落成一个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严重的剥削阶级思想没有进行彻底改造，同时长期以来，由于自己骄傲自大，一向对党、团的教育置若罔闻，觉得你们这一套教条理论不能服人。这一点尤其是在今年6月1日与党委书记谈话的这一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的确，我当时在思想上是根本没有想到党委书记是领导同志，我真的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交谈”，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近几年来，我的确也翻了不少斛斗，但我自己对这些问题始终不加重视，不愿从错误中接受教训，而今天的下场也是必然的。

　　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发动了一次反苏反共的高潮。在这样一个大风浪中，有一些人失去了或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少人退出了共产党，美国著名的作家法斯特也叛党了。与此同时，修正主义也大露锋芒，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嚣。无疑，这些重大事件不可能不对象我这样的立场很不坚定、政治上尚未成熟的人有所影响的。由于这些，我对共产主义事业所产生的怀疑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尤其当四、五月间右派言论泛滥成灾的时候，我就彻头彻尾地跟着跑而终於滚到右派的泥坑中去了。

　　此外，还有一点，我和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一样，一直以“独立思考”、“叛逆性格”作为自己奉行的生活指针也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就不听党的话，狂妄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因此终於自食其果，自己把自己推进了错误的深渊。

　　近两个月来，党对我一方面坚持了不懈的斗争，同时另一方面也再三地开导我、教育我、挽救我。这些帮助真可谓是仁至义尽的了。周总理曾经讲过：“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现在，可以这样讲，外力的推动是够的，而生活也是到处可以体验到的，我自愧的是，觉悟提高得还很慢。为什么说外力的推动是够的呢?事实就是这样：我部的党、团领导同志曾经和我进行过很多次谈话；前一阶段同志们和我进行斗争，让我彻底交待问题；现在又召开全民性的辩论会，辩清大是大非。由上可见，外力是充分的。而生活也是到处可以体验到的。就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自己的确受到了不少教育。例如，我在九点意见中曾提出一条极其恶毒的意见：公民在未逮捕以前不得进行斗争。我指的这种“斗争”就是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中所采取的一些方式，我错误地把这些都说成是“侮辱人格，施以精神极刑”。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初期，当同志们对我的反动言行进行斗争的时候，我是有抗拒情绪的。但是，从实际上说，这种斗争对我是有帮助的，使我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固然，刺一下是有点痛的，而正是剧烈的巨痛才能使人从昏迷不醒的状态下苏醒过来，我对这一点体会是深刻的。又如，我把党说成是“厚己薄人”的。但是当我们出版社领导处理叛党分子李进文的时候，这种谰言被事实所粉碎了。应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不会比李进文轻的，但是党给李进文以停职反省的处分，但对我却没有。这正说明了党对党员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又例如，在这次辩论会的中休阶段，党一再地问我们几个右派分子有什么意见，揭发的事实符合客观情况与否?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为之感动，使我对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事实太多了，真是举不胜举。总之，生活也是可以到处体验到的。

　　我希望，我能够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尽快地迈进社会主义这一关。

　　最后，我还有一个不太了解的问题，想请同志们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南斯拉夫问题。

　　首先，应该声明，我对南斯拉夫是一无所知的，因此自己没有任何看法，只不过想在国际知识上得到一些开导而已。

　　下面是两个问题：

　　1．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这样写着：一切国家权力代表机关由公民根据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经秘密投票方式选出。

　　这种选举方式和我们的选举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晓得，资本主义国家是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的，而这种选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所控制的，毫无民主可言。那末，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采取这种选举形式是由哪些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他们的这种选举形式到底好不好?有何优缺点?

　　2.铁托同志在拉普发表的演说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官僚主义是制度的产物”。这句话在艾德瓦尔德.卡尔载里在人民议会所作的报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解释得更为清楚。他说，相对地过度肯定了国家机构的作用，随之会形成官僚主义倾向的来源。

　　“国家行政机关的所谓对於社会主义成份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越来越不需要，而且越来越成为有害的障碍”。………

　　“我们应使国家行政机构逐渐负起这样一项任务，它只能够是，也应该是过渡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即保护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与社会主义发展一致的法律制度”。同时，在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成份中生产资料的管理已经并且继续越来越多地转入到社会的手中，即转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机关手中”。

　　“新根本法还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工人阶级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负担者。但是新根本法不再主要地通过工人阶级在行政机构中政治先锋的地位来保证这种领导作用——这种保证最终只能引导这个最前进的先锋走向官僚主义化，引导它沉溺於国家行政机构中，结果使国家行政和工人阶级相脱离——而是通过工人在企业中或其他经济单位中的自治，通过劳动群众以他们在经济机关自治的方式使工人阶级直接控制国民收入的使用和支配”。

　　“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和一般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历史任务，并不只包括领导生产工具国有化的斗争，而且还保证从生产资料国家管理的方式过渡到生产资料社会管理的方式——也就是过渡到生产者在社会公众集体对他们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的民主自治的形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必须能够承担起来推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任务，否则他们将成为以他们的合法代表而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的奴隶。他们的代表在管理生产资料方面已经独立，就不再是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代表，而成为他们的主人”。

　　由以上这几段话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

　　1. 过渡肯定国家机构的作用会产生官僚主义；

　　2．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的任务就是保护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与社会主义发展一致的法律制度；

　　3．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体现在下列这方面的：工人在企业中或其他经济单位中的自治，劳动群众以他们在经济机关自治的方式使工人阶级直接控制国民收入的使用和支配；

　　4．工人阶级的代表在管理生产资料方面已经独立，就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人；

　　以上是我自己综合起来的几点。根据这样几点，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即上面这样的论点是否正确?当然这其中是包括很多问题的：国家的任务、国家机构的作用、工人阶级的领导方式、生产资料的管理方式………等。

　　以上这些问题我愿意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来源：《城市建设部整风办公室编印“整风通讯”第四期》，1957年；钱煇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