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朵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批判右派座谈会上的检讨与交代(摘要)

　　<梅朵>

　　我是一个叛党分子，我早就对党犯有可耻的严重错误，而这次又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里我诚恳的向党、向人民、向同志们低头认罪。

　　在大鸣大放期中，“文汇报”办事处曾在文艺界到处点火，这些反党活动，我都是有一定罪责的。

　　一、我曾经与唐达成、侯敏泽同谋邀约陈涌等在文汇报编辑文学评论周刊，企图在文汇报上扩大反党的文艺阵地。

　　二、我曾经与唐达成、侯敏泽同谋写成侮蔑党的文艺领导工作者的思想中有教条主义，以右派观点曲解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

　　三、当我知道文艺报即将发表唐挚侮蔑周扬同志的文章的时候，我曾组织了杜黎均写了一篇反党文章，攻击周扬同志。和文艺报唐挚的反党文章相互呼应。

　　四、我曾与人民文学右派分子吕剑、唐祈来往，企图对人民文学点火，进行攻击。

　　由于上述罪恶活动，我把丁陈反党集团的黑线引到了文汇报编辑部。有关这些罪行的详细细节，我将在别的场合全面交代。在这里，我要交代在电影界的罪恶活动。下面是我的交代：

　　去年文汇报所发起的电影讨论，由于党内右派分子钟惦棐和我的罪恶活动，这个讨论，成了党内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的电影事业的一次猖狂进攻。

　　文汇报复刊的时候，便准备在报纸上发起各种讨论，而电影讨论是其中的一个题目。

　　去年9月，姚芳藻作为文汇报记者去钟惦棐处进行一般的联系与约稿，在钟惦棐处知道了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准备发起电影讨论，并且听到了钟惦棐对电影工作的三点意见。姚芳藻便很快的把钟惦棐的意见和情况汇报给了上海编辑部，推动上海编辑部提前发起了电影讨论。这样，钟惦棐的黑线，也便直接的牵到了上海编辑部。

　　不久，上海编辑部召集了上海电影工作者座谈会，拟出了在报纸上展开讨论的计划，姚芳藻把计划送给钟惦棐研究，钟惦棐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

　　这个讨论计划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从实质上看，应该说是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计划，而文汇报的电影讨论却在这个计划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

　　12月上旬，文汇报编辑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到北京，姚芳藻和我便带他到钟惦棐处征求对电影讨论的意见。在这次见面中，钟惦棐谈到了他写的一篇“论电影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曾经给我们三人看过，编辑部便根据这篇文章的意见，写了一篇社论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这篇社论作为一个小结。在这篇社论以前，并转载了钟惦棐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电影的锣鼓”一文。

　　通过上述这一阶段的电影讨论和情况来看，钟惦棐的这条黑线，自从牵到编辑部以后，它是一直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在讨论之中的。

　　我是同意这个电影讨论的，并且我对讨论计划还有过两点意见。

　　一、我觉得讨论计划中参加讨论的电影工作者限于上海一地，有它的局限性，应该有老区的电影工作者参加讨论。

　　二、我觉得讨论计划中的文章，没有涉及到在我看来属于更加重大的问题，就是电影局艺术领导思想的问题。

　　我之认为应该有老区的电影工作者参加讨论，在思想上并不是为了让这些电影工作者参加讨论有可能全面的来研究我们人民电影事业的情况，而主要是觉得由各方面同志参加讨论，所谓缺点与错误可以揭得更多，我之认为讨论计划中的文章没有涉及电影局的艺术领导思想，显然是企图从另一角度来否定我们人民电影所获得的重大成就。我以后曾经企图就电影局各年的艺术总结及其他有关文章写一篇侮蔑性的文章，攻击电影局领导的教条主义。

　　因此电影讨论发起以后不久，我便积极参加了讨论，组织文章，我的一条黑线，很快的便与钟惦棐的黑线纽结一处，使电影讨论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于我们的国产影片，我究竟有些什么重要的错误看法呢？在那些重要问题上是与钟惦棐的思想一致，气味相投的呢?

　　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于我们国产影片的成就的估价问题。从个别的影片出发，从个别的事实出发，而就得出了国产影片不受欢迎的结论。看不到由于人民电影执行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它在工农兵基本观众中受到热烈欢迎的事实。

　　其次，“电影的锣鼓”从上述的错误估价出发，对于人民电影的领导工作则采取了抹煞的态度，而根本看不到电影局领导正确执行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基本方面。

　　在这样的右派思想的指导下，在电影讨论中，我犯下的主要罪行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文汇报的“电影讨论”进行过程中，曾经发表了司马瑞同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电影讨论来说，它是第一个起而保护人民电影事业的。

　　（司马瑞同志的文章刊出以后，钟惦棐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对这篇文章表示了不满，并问我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我告诉他，这是上海编辑部发的，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钟惦棐在电话里便批评了这篇文章，认为这篇文章阻碍了电影讨论。又说，本来电影讨论是健康的，这一下子，把这个讨论打乱了。我同意了钟惦棐的意见，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上海编辑部。因为我是同意钟惦棐的意见的，因此，我在电话中的语气便不是把这个意见提出以供上海编辑部参考的态度。）

　　当时，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根本错误的态度，如前面所述，是因为我对国产片的基本认识是缺点大于成绩，并且，我还认为存在于电影创作中的艺术思想问题还没有提出来深入讨论，这样，我便很容易的同意了钟惦棐的意见，认为司马瑞的文章会阻碍讨论的进行。

　　由于这种右派思想，我不但把钟惦棐的错误意见告诉了上海编辑部，我还催促钟惦棐写了“为了前进”这篇反动文章。

　　司马瑞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汪巩同志曾经写了一篇不同意司马瑞同志的意见的文章给我们，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了钟惦棐看。钟惦棐看了以后，认为这篇文章批评得不深刻，他答应自己给文汇报写一篇。我曾催促钟惦棐早日写好给我们，当他写好给我们以后，我也是基本上同意他的文章的，因此我曾把这篇文章在北京办事处传看，加以宣扬。当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上海编辑部的时候，我曾在发稿单上写了批语，认为写得透辟、深刻，希望早日发表，以便促使上海编辑部尽快刊出。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便严重的打击了正面意见。

　　这段时期，由于文汇报发表了“为了前进”和以钟惦棐的论点为基础的社论，以后我又把刊载了“电影的锣鼓”的文艺报从周文博处拿来后迅速的寄给上海编辑部，认为这篇文章支持了我们的讨论，供上海编辑部参考，使上海编辑部有可能很快的转载了这篇反动文章。因此在把文汇报的电影讨论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行中，我是和钟惦棐相勾结和起了配合作用的，我是有罪的。

　　在电影讨论中，我的第二点重要罪行是积极组织了周文博所写的“我看电影问题”和“评中国电影”两篇文章。

　　今年1月份，报刊上开始批判了钟惦棐的文章，林默涵同志和庞季云同志向我指出了钟惦棐的理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文汇报电影讨论的严重缺点，陈荒煤同志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意见。我把这些意见，详细的向上海编辑部作了汇报，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认识到钟惦棐的错误的性质，我的想法是：钟惦棐是有错误的，但是批判钟惦棐的文章则有教条主义的缺点，并且继续错误认为电影局的领导的艺术思想中存在教条主义，因此，到了2月份，当文化界学术界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我的右派立场观点，便继续彻底的暴露出来，针对批判钟惦棐的文章，组织周文博写了“我看电影问题”和“评中国电影”。

　　“我看电影问题”这篇文章，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批判了钟惦棐，而在实际上是否定了对钟惦棐的严正的原则性的批判。

　　“评中国电影”这篇文章的态度则更为露骨，(我大概是在2月底或3月初组织的)它是对电影事业的更加直接的攻击。

　　这两篇文章的恶劣影响是极为明显的。如果没有这两篇文章，那么文汇报的电影讨论，至少不会引导到这样的右派结论里，使右派思想因此又得到了支持。

　　通过上面的交代，可以看出，我在文汇报的电影讨论中所起的罪恶作用是深重的。

　　除了上面列举的两件重要罪行外，在电影讨论期中，我还犯有下列大小不同的错误。

　　一、我曾经在今年的1月里，煽动过电影局的田庄(吴祖光小家族的骨干分子——编者)写文章，对电影事业进行攻击。我还曾经与他相约，希望他经常给文汇报写文章，每月两、三篇。

　　二、今年3月里，中国电影的一位编辑向我征求对“中国电影”的意见时，我在他的面前，曾攻击了“中国电影”2月号中很多保护党的电影事业的文章，并侮蔑这些文章的作者海默、岳野等同志思想水平低，缺乏常识等等；反之我又站住钟惦棐的立场，为钟惦棐说话，侮蔑某些批评钟惦棐的文章缺乏同志式的态度。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挑拨说，“中国电影”编辑部缺乏自由探讨学术的空气，而企图败坏其严肃的工作作风。

　　实际上，我对“中国电影”早就有着自己的看法，妄想篡改它的方针。早在去年8月里，当我一度调到“中国电影”工作时，我便向贾霁同志提出过，认为“中国电影”应该着重批评电影创作及理论批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个意见的实质就是要“中国电影”杂志改变方向，对人民电影事业进行攻击。这个错误意见，当时就为贾霁同志所拒绝了。

　　三、今年3月里，我和姚芳藻去新侨饭店看赵丹同志，我曾在赵丹同志面过诽谤过王阑西同志。我曾向他错误地谈到蔡楚生同志的一篇稿子怎样被电影局压下，语气之间攻击了王局长压制意见。而事实上，是由于蔡楚生同志因为姚芳藻纪录失实而不愿发表的。

　　四、我还对我接触过的一些人，吹嘘过电影讨论，散播过我对电影局领导的不满。

　　下面，我再交代大鸣大放期间，我在电影界的罪恶活动。

　　一、我曾去演员剧团参加过戏剧报召集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曾煽动大家提意见，并问李露玲同志几年来为什么不演戏了，煽动她发牢骚攻击电影局。会后，我曾经写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虽然对座谈会的发言进行了大量删节压缩，但充满恶意，基本态度不是报道演员剧团的改进，而都是强调未及克服的暂时的困难与缺点。为了写这条消息，我曾向巴鸿同志要了演员剧团最近一时期演出以后的收支账目写进消息中，由此攻击电影局存在官僚主义，把矛头对准电影局领导。同时，煽动演员剧团脱离电影局的直接领导。

　　二、我曾经预谋挑开所谓电影局的矛盾，攻击电影局的领导，我错误的认为蔡楚生同志对电影事业有意见，我又错误地认为章泯同志这几年来都没有被电影局所重视。根据这种极其错误的认识，我曾提出要姚芳藻找蔡楚生和章泯同志写文章，由此揭开我心目中设想的所谓“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堡垒。结果由于蔡楚生同志的严正拒绝，打退了我的进攻。章泯同志则因为电话没有打通而没有实现。

　　三、由于上面恶毒的预谋没有实现，我则企图煽动文艺报去电影局点火，我曾向文艺报的陈默同志和唐达成谈过，认为电影局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严重，我还对陈默同志谈过，希望他叫钟惦棐向蔡楚生同志约稿，由此达到我的罪恶的目的。

　　四、在大鸣大放期间，我和姚芳藻曾经向中国电影出版社徐启恒(肃反对象、右派分子——编者)了解电影局、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情况，他曾经告诉我们中国电影出版社整风座谈会的一些人的发言，主要谈的是“肃反”问题，我当时认为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编辑思想问题。当他谈到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平反小组”有黄钢同志和贾霁同志时，由于我对他们心怀不满，曾在徐启恒面前，侮蔑他们作风粗暴，作不好“平反”工作。在这次谈话中，我还侮蔑电影局存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对影评集不收我的文章表示很大不满。

　　五、我在鸣放初期，当我和“大众电影”的一些同志见面时，我曾向他们表露了对“肃反”不满的情绪，我还向他们吹嘘自己在“大众电影”时期的成绩，并把“大众电影”发展的成绩，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自己。企图影响他们对我发生好感。而在客观上，则促使他们对现在“大众电影”发生不满的情绪。

　　六、在这期间，我还组织过文艺报的唐达成撰写文章，批评陈荒煤同志的理论，企图对陈荒煤同志再一次进行攻击。

　　通过以上事实，大鸣大放期间，我在电影界也是罪行累累的，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严重的，我再一次向大家低头认罪。

　　下面，我将交代一下与钟惦棐的关系。

　　我是1952年调到北京“大众电影”工作以后，认识钟惦棐的，他的身份是中宣部负责电影工作的，因此我很尊重他的意见，认为他的意见是中宣部的意见。

　　我和钟惦棐的接触中，觉得他的一些看法和我的很合拍，因此便逐渐地在思想上很投契。这个思想上很投契，也主要是对国产影片的看法问题。在谈到国产片的时候，便否定得多，肯定得少。

　　我在“大众电影”期间，钟惦棐对“大众电影”工作错误影响，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方针计划的意见；一个方面是对影片的意见。

　　（一、钟惦棐曾几次跟我谈过：上海“大众电影”编得好，而使我在思想上产生自满情绪，留恋过去的作法，但是“大众电影”在“武训传”问题上曾经犯过错误。）

　　（钟惦棐对于编辑计划中，配合政治事件进行宣传，曾经有过意见，认为这样的宣传是老一套的编辑方法。这个意见的影响所及，是使“大众电影”在这方面脱离政治。）

## 二、他经常对一些影片发表意见，认为“土地”是一个大概念；“一场风波”处理矛盾存在严重问题；“伟大的起点”、“无穷的潜力”、“英雄司机”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渡江侦察记”比剧本逊色得多；“深山探宝”只是很平常的作品。他对影片的看法，造成“大众电影”工作中的思想混乱。

　　就我自己来说，因为我对影片的看法是错误的，钟惦棐的意见则支持了我的错误看法，因而更加影响我对“大众电影”方针的抵触情绪，和对电影局的不满。

　　肃反以后，我曾去看过钟惦棐一次，我曾在他面前表示了不(64)满情绪。

　　“电影讨论”期间，除了我与姚芳藻及编辑部负责同志去看过钟惦棐三次外，我以后曾单独去过几次，除了一般约稿外，主要的罪恶活动是相互勾结的发出了“为了前进”这篇文章。

　　这时期的来往详细情况我将另作交代。

　　我之所以犯下上面所交代的罪行，是有我的思想根源的。

　　一、我的文艺思想一直没有放在正确的基础上，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不但没有真正的了解和接受，反之，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我是抵触的。

　　我的这种错误认识，长久以来就存在了，我在“大众电影”工作期间，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由于我有上述的错误认识，我便不能对初创时期的国产影片采取爱护的态度。不满意“大众电影”积极宣传国产影片的方针，而企图改变这个方针，贯彻我对国产影片的那种错误的批评态度。当然，电影局领导是不允许的。

　　1953年，“大众电影”曾经发生过一件有关纪录片“成渝铁路”的典型的错误事件，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错误的批评文章。

　　这篇批评文章，当然有着原则的错误，电影局领导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对“大众电影”进行了全面检查。我对这个批评，虽然表面上是接受了，但在思想上却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批评是过分的。因此，一时由于领导与群众的批评，我执行了电影局所规定的方针，但是我并不是积极的自觉的去执行，反之，我却企图改变这个方针，坚持着我的错误的文艺观点。

　　二、因为我一面坚持着这样的错误立场和错误观点，因此就必然和电影局的领导发生抵触，我在“大众电影”期间，在思想上，是一直与电影局的领导有着抵触的。当时，我曾经侮蔑过王阑西局长是只懂政治，不懂艺术，我曾经认为陈荒煤局长虽然有艺术修养，却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同时，我还错误的把电影局领导保护人民电影事业的态度认为是缺乏自我批评的表现，因此我曾有过一种思法，认为“大众电影”在电影局的领导下是办不好的，只有离开电影局，属于文联这样的领导才能办好。

　　我对电影局的不满的这种反领导的思想表现，不仅因为我的反动的文艺观点，而且还因为我的顽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中作祟。

　　在“电影讨论”与“大鸣大放”期间，我曾经有过极为龌龊的个人动机，意图通过电影讨论表现对电影局的不满意见，并且由此证明自己过去对国产影片的一些错误看法是正确的。

　　在“大鸣大放”期间，我曾经有过创办一本电影杂志的想法。这个想法的动机也很明显，显然是企图建立自己在影评界的所谓威信。

　　三、我之犯下以上的罪行和形成我的错误的生活道路的最本质的原因，是我的历史上的错误。

　　十七年前，我曾经犯下了严重的叛党的罪行。我当时在伪国立剧专读书，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由于组织破坏而被捕，而我经不住考验，向敌人屈服，出卖了组织的机密，说出了五个同志的名字，为了苟延残喘的生活，我向敌人表现了奴颜婢膝，已经丧失了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正直。

　　但是十几年来，我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背叛行为的严重错误，反之，由于某些工作上的微小成就而沾沾自喜，并且在胡风思想的毒害下做出了许多对革命文艺工作有害的行为。因此，长久以来，我和党是貌合神离，我不但没有靠拢党，而且思想上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加入组织而和党有隔阂。解放后，我完全有可能向党坦白自己的历史问题，但是，我又从自己的名利出发，继续隐瞒。

　　肃反以后，党挽救了我，帮助了我清理了我的历史问题，并且对我作了十分宽大的降三级的处分。党对我的处分是必需的，这是党的纪律，这是党的革命原则，我应该诚诚恳恳的接受党的处理。但是，我却产生了不满情绪，从个人得失出发，把处分梗梗放在心上，因而助长了我在这次大鸣大放期间，在电影界犯下了严重罪行。

　　我的历史上已经犯了严重的罪行，我不但没有做出有益的工作，来赎罪于万一，而现在却又做出了这样严重的反党的罪行，我的内心是真正沉痛的。

　　（我向大家低头认罪，真诚感谢党对我的又一次挽救，我决心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以赎我的罪行。）

　　1957年9．25．

　　（编辑按：）

　　在梅朵交代时，会场对他的轻描淡写的态度十分不满，到会者纷纷递条子表示不同意他的所谓检讨，在他发言后，主席宣读了群众递来的一部分条子(共十三张)现在选择一部分刊载于下：

　　一、“在梅朵的全部检讨中，只有开头的几句话是对的：‘我曾经是一个叛徒，现在是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可是在以后的全部检讨中，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绝顶糊涂’和‘无知’才犯错误的人，没有一句真话!我们不能容忍这样极端恶劣顽抗的检讨!”

　　二、“我们反对这样报流水账似的检讨!要求他交代主要问题和思想根源!”

　　三、“梅朵把他的问题全部说成是思想问题，似乎与章罗联盟指挥文汇报向党进攻毫无关系。这个检讨全部是别人揭发的材料凑成的，我们不能通过。”

　　四、“文汇报的电影讨论不是如梅朵所说的是后来结束时搞糟了，而是一开始就是以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来领导讨论，向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进攻，这个讨论计划，实质上就是向党进攻的计划。所谓缺老区的人参加，也无非是想拉老区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去反党!梅朵和钟惦棐的关系，一方面是执行统帅钟惦棐的命令，而另一方面梅朵又是文汇报向人民电影事业进攻主谋人与打手。”

　　五、“文汇报的‘电影讨论’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一个步骤，并且是最早发动的，梅朵交代中却没有明确这一点，没有交代这个‘讨论’的背后主使者对他的指示等等。”

　　六、“梅朵说他和钟惦棐的关系要另作书面交代，为什么?有什么机密不能在群众面前交代的?梅朵也没有把他和钟惦棐在‘电影讨论’的共谋，和钟惦棐在‘大众电影’进行的具体阴谋活动反党言行作出真正的交代。”

　　（七、“梅朵的所谓检讨，只是罗列了许多尽人皆知早已揭发的事实，至于他的罪行的政治原因根本没有一点检查。我们希望他就下列问题再行检查：①叛徒的梅朵与右派分子的梅朵之间的关系如何？②你在电影界的放火和你在整个文艺界的活动的关系如何?③就你历史上早已是叛徒这点，你对肃反问题的不满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什么?你现在的认识如何?你有叛党罪行难道不应该审查你么?④你对电影局的领导有这么深的仇恨，倒底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