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芳藻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批判右派座谈会上的检讨与交代(摘要)

　　<姚芳藻>

　　（同志们：）

　　我犯了很严重的政治罪行。我在文学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将在报社内交代，我今天向大家交代我在电影界的罪行，我愿意悔改，我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 一、我是文汇报电影讨论的积极建议者与参与者，传达和执行钟惦棐的反党指示，把讨论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向。

　　(1)由于我本身对电影事业及电影局存在成见和不满，我利用了钟惦棐决心在各报发起电影讨论的意图，积极向浦熙修及上海编辑部提出发起电影讨论的建议，促使文汇报很快敲起了这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电影锣鼓。

　　我在钟惦棐那儿看到光明日报李家兴正把该报准备发起的电影讨论的计划请钟提意见。钟告诉我说：人民日报也准备发起电影讨论，有几篇文章都已组织好了，只等他的一篇出来，就可展开讨论了。钟向我建议，文汇报也可在上海组织一些文章，请演员写“我要演戏”，他歪曲事实地说：“人最可贵的是劳动的权利，而演员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还同我谈起了他对电影现状的看法，就是他的反党纲领——所谓工农兵电影，行政干涉和传统问题，我向编辑部汇报了钟的反党纲领，使编辑部错误地把这当作了电影讨论中的指导思想，这就必然把讨论引向了资产阶级方向。

　　(2)我错误地向编辑部传达钟惦棐同意本报电影讨论计划的意见，使编辑部按照原计划行事，而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右倾思想的计划。

　　(3)钟不但肯定了这个充满右倾思想的计划，而且阴谋地要我们组织老舍、茅盾等电影圈外有威望的人士写文章，提意见。我按照他的指示，请本报另一记者组织了老舍的“救救电影”一文，在电影界点了一把大火，借老舍之口，来达到打击电影局这一反党的目的。

　　钟也曾阴谋地要我们访问一个老影院经理，企图更明目张胆地宣扬他的那一套腐朽的资产阶级经营方式和电影今不如昔的观点。这一点我们没有采纳。

　　(4)我曾向老区来的电影工作者黄钢、贾霁、石联星、崔嵬和影评工作者唐漠、王长庆组织过文章，请他们发表意见。我请他们写文章的目的，是要他们也来提意见，泼污水，共同反党。

　　(5)我访问王局长，表面上是为了谈电影工作的改进，实质上是为了抬高电影讨论的身价。我所发表的那个消息，就故意写得仿佛电影事业的改进是由于我报开展这一讨论的缘故，而抹煞了电影局本来就在筹划改进这一事实；也故意强调了导演中心论，因为这一谬论是我报在电影讨论中提出的。我处处把这反党的讨论，伪装成帮助党改进工作的模样，以此来蒙蔽读者。

　　(6)为了配合钟惦棐的所谓忽视优秀传统，今不如昔的谬论，我访问了蔡局长。我整理的蔡局长的谈话，故意特别强调忽视传统，把现在成绩轻轻带过，完全否定了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伟大成就。

　　文汇报电影讨论，由于钟惦棐的幕后指使，及梅朵和我的罪恶活动，成为党内外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业的一次猖狂进攻。这一场反党的讨论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伟大成就，引起了电影工作者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他们在要不要党的领导，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要不要工农兵方向等一连串主要问题上混淆是非，模糊不清，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是这场讨论的建议者和参与者，我是负有罪责的。

　　“中国电影”为了肃清电影讨论的极坏的影响，在二月份发动了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打退右派的进攻。北京各报，也刊载了不少对文汇报的批评文章。可是当时，我不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一场保卫党的电影事业的争论，反而怀恨在心，错误地认为是电影局不喜欢批评，强调成绩，打击文汇报。因此当我从柳溪那儿听到她把陈局长在创作所开的一次会议形容为“布置撤退”时，我大为洋洋得意。我把这些保卫党的电影事业的文章，皆视为是以“片面反片面”，我认为文汇报电影讨论的错误，只是不全面，我又把不全面怪在别人身上，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们写稿呢?当我听到石挥说：上影领导在报告中压他们，说他们发起匈牙利事件，我以为这是压制民主，我对石挥说(当时他在北京开宣传工作会议)：“那你现在可以把宣传会议的精神回去好好宣传宣传了”。以此煽动他对抗领导。

## 二、我在大鸣大放期间的罪行有下面几件：

　　(1)我发了一个半消息。一个消息就是电影技术界的右派分子的读者投书，诬蔑电影局压制鸣放，企图煽动点火。半个消息就是我和别位记者合写的电影艺术整风座谈会，在这个消息里，我错误地报道了陈卓猷的发言，为陈翻案。

　　(2)我写过一篇反党的通讯，攻击电影局领导不放手让大家鸣放，企图全面向电影局进攻。为搜集材料，我曾向陈绍元、柳溪、贾霁、丽尼、陈局长、李兴处了解过整风情况。陈绍元告诉我说：“领导很被动，群众自发鸣放起来了”。柳溪说：电影艺术译丛鸣放如何紧张。我因知道丽尼是很好的翻译家，我错误地以为他没被重视，一定有意见，便向他约稿，要他提意见，写反党的文章，被他拒绝了。

　　我的那篇七拼八凑的反党的通讯，因为写得不好，才没发到上海，这枝毒箭才没放出。

　　(3)我和梅朵曾请徐启恒(肃反对象、右派分子—编者)来了解过中国电影整风的情况，以后因为徐好几次来电话要我去“中国电影”点火，我曾请徐代为撰写点火文章。徐曾对梅朵说：肃反问题提出来了，要李英敏回来整风了，说梅朵问题也提出来了，希望梅朵回去整风。徐并说他在会上提出了影评集没有选梅朵稿的事。梅朵对贾霁、黄钢心怀不满，就说：“贾、黄来平反，怎么平得了”。

　　徐启恒写来的那篇反动的文章，内容全是为肃反翻案的，恶毒地攻击肃反领导同志。我们因为肃反不能在报上谈，就压了下来。

　　(4)梅朵也是要进攻电影局的。他要我向蔡局长和章泯进攻，他认为他们两人是老艺术家，对电影现状一定是有意见的。我依照他的指使，给章泯打了两次电话，因为章泯不在，我的目的才没有达到。给蔡打的电话，是一次猖狂的进攻。我本意要想去看他，请他撰写反党文章，企图从内部攻破电影局。但是他猜透了我的用意，加以拒绝，但我看成是他胆小，怕发表意见。最后，我同他说过很居心不良的话：“你不谈，我也可以写呢!”的确，当时我曾有过发表电话中的对话的卑劣想法，想以此恶毒地来攻击电影局。

## 三、我的反动思想根源：

　　(1)我存在着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文艺作品的判断，我是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的，这是与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相违背的。我爱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以我的这种爱好去衡量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当然是很少令我满意的了。我的这种不满，不仅是对电影，对文学、戏剧也是一样的。由于这种对文艺的现状不满，因此我就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我看不到成绩，只看到缺点，因而否定了党对文艺事业(72)的领导。领导用政治标准衡量文艺创作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我看成是教条主义，是清规戒律，是干涉过多。我以为文艺作品公式概念，就是这种教条主义束缚之故。马克思主义在我的眼睛中就变成了教条主义。我反对我所认为的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干涉过多，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因为我存在着这种反动的文艺观点，所以我的思想与钟惦棐合拍，才会把他的反党纲领汇报到上海去，建议发起这一场电影讨论。我的反动文艺思想也是与梅朵合拍的。我由于梅朵的影响，反我本身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大众电影”的方针也是不满意的。“大众电影”的方针是正确的，作为通俗刊物，应对影片大力的宣传介绍，以把影片推广到群众中去，使更多的人从影片中受到社会主义教育，而我的错误思想，使我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把电影局正确坚决执行方针的原则性，荒谬地看成是电影局不喜欢批评，而对电影局抱着成见和不满。

　　(2)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我犯下这样严重的罪行，更由于我存在着阴暗的社会思想。

　　我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我带着顽强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灵魂来到新社会，我一直没有很好进行改造。1955年肃反运动时，电影局对梅朵的历史上的叛党问题及胡风关系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审查。梅朵对这次审查存在着错误的态度，我不但没有严格的去批判他，却反而对他发生同情，而对肃反有所不满。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认为肃反和党的原则斗争没有必要，认为这种斗争容易伤害人的感情，形成人的隔阂，认为容易弄错人。就是这种阴暗的反党的情绪，使我在这一次大鸣大放中，把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错误的看成是党内宗派问题而企图为丁陈翻案的。我的这种思想，又使我对以原则态度对待梅朵的黄钢、贾霁存在不满，我无原则地认为他们的态度是粗暴、不民主、以政治压人，因而潜伏着对电影局的不满。我的这种思想是十分危险(73)和错误的，我认识到，我的这种思想就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我的反动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使我陷入了右派的泥坑。我挖得还很不够，我决心在反右斗争中彻底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1957．9．25

## 编者按：

　　在姚芳藻交代时，到会者也是群情激愤，不满意她那种瞒哄过关的敷衍态度，群众纷纷递条子表示抗议，她发言后，主席即宣读了群众递来的一部分条子(共十五张)，现选载一部分于下：

　　一、“姚芳藻放火的时候声势很大，在认罪时声音很小。如到处找人、到处放火、到处打洞，她却把这些说成是文艺思想问题，实在太不老实!”

　　二、“姚芳藻把自己的罪行狡赖成‘没有端正立场’!她的检讨是梅朵检讨的翻版，我们不要听这样丑恶的‘夫唱妇随’的检讨!”

　　三、“姚芳藻利用‘记者’的幌子，在大鸣大放中向党进攻，是穷凶极恶，不择手段的，如对蔡楚生同志的威胁就是一例。但她交代时只选了一顶帽子戴上，而没有交代这种反党罪行的背景——她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她必须真正交代她执行她的主子们的整个反党阴谋计划。”

　　四、“姚芳藻在向党的文艺事业进攻中，起了积极的组织者，煽动者的作用，她在检讨时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右派反党活动中的传达者和执行者。这种虚伪的为自己辩解的所谓‘检讨’，我们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