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慎之在9月26日第一次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

## （一）关于党的性质

　　我曾经有过的最反动的看法是：党在执政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变成“宗派”，变成“盖子”。我思想上实际上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党是一个大宗派”。我认为，党在革命前是代表人民的，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以后，得到了最大信任，也得到了权力，这种权力牵涉到一切方面，这种权力可以层层上移，上移到中央，到中央政治局，由于党的威信越来越大，到一定程度就从量变到质变，权力上移到书记处，慢慢地就变成斯大林一个人说话了。党的权力和威信很大，因此没有人敢反对，这种情况不停止，党就要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变成一党专政、一人专政。这种变化带有自然性。

　　斯大林不能自己反对自己，所以需要外力。斯大林也是讲集体领导的，但是他不讲集体领导了，谁也不能惹他。我们这样大的权力在毛主席手中，因此怕主席的权力转移到一个品质不如他的人手中。

　　南斯拉夫说，党可能变成官僚主义集团，我觉得有道理。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考虑到在苏联阶级消灭了，党的先进性如何保持下去的问题。党在革命时代代表群众利益，革命后先进性靠什么维持？党吸收党员的原来概念是否一定对？

　　党变成了官僚主义集团、宗派，社会主义本身就成问题。社会主义应该是公有制加民主，否则，公有制就落空了。公有制就变成一群人在那里管，因此觉得，党开放权力、党消亡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

　　关于对中国党的看法：我没有认为我们党不联系群众，因为中国党是刚刚从革命中出来的，但是群众监督党也没有正常的制度。八大选举代表的手续也不周全。为什么新华社只有一个代表名额，人民日报有四个？

　　对八大有三点意见：

　　1、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如何结合？理论上可以想通，但实际上是否会形成强调集中？民主集中可以形成金字塔，这适用于战争时期，平时有危险。是否可以有其他的线，文艺、哲学、科学都可以属于第二根线。

　　2、群众路线按照政府系统来吸收意见，但能否把大家意见归纳得了？都是一个一个三角形，都统掉了，是否可以另有一条线，如专家。农民是一条线，农业研究所的意见可以到中央去集中。我主张有公开的反对意见，有少量反对意见允许发展，可以成为肥料，或者是毒草变鲜花。多开点口子。

　　3、干部政策。中央委员会军人太多，是否有些水涨船高的味道。邓拓是否可以参加中央？

## （二）关于党的领导

　　党管事太多，矛盾都集中于党。我自认为是想为党开脱一些。例如，匈牙利党我认为是作了些事情的，但为什么这样受反对？因为管事太多。

　　关于以党代政：历来都感到党直接做一些工作不合乎法理。党不是权力机关，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始终有严格分清（党政）的思想。二十大以前就有这种思想，整风中大家谈党群关系、党政不分很多，因此这种思想大发展。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觉得应归纳为党的做法，党发号施令不对。

　　对党管思想有意见，觉得管得太多就变成了思想统治，最后会阻碍新思想的发展。新思想是很难说的，有些新东西出来时可能是毒草。1953年以后觉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形式都不一定对头，因此在思想上倾向于党少管。少管到什么程度，没有考虑过。

　　两党制：把无所不管的概念取消以后，想到轻重工业比例、合作化速度，这是否具体政见不同，两三年换换，国家也不一定有很大伤害。觉得党员应该研究国家大政问题，党员谈国家大政不多。

　　有两种思想是矛盾的：（1）党成为研究政治问题的党；（2）党成为思想教育工作机关。

## （三）关于个人同党的关系

　　过去说忧党忧国是不对的，我的思想从实质上讲是反党思想，反马列主义思想。昨天说，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修正主义，但在小问题上，我没有具体目的，这也不能这样说。实际上我同许多人谈话时是要贩卖我的一套。我把许多问题的责任推诿于党、社会和制度，而小单位洗身清，这是叛变，在这个意义是讲，不仅是客观上而且是主观上的放火行为。

　　我在民主革命中参加了党，但在思想上始终是不接受党的领导的，去年发展到抗拒。觉得思想改造不能解决问题，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问题。现在同党的关系：不接受改造，抗拒改造。事实上去年八大党章我未很好地学习，还尽挑眼，是想拿自己的思想来改造党。

　　回答问题：

　　1、关于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据。

　　看到对党内一些老同志的照顾，长期不工作、休养，还得到照顾；还有一些人并没有那样的能力，因为在党内就可以作领导，如许多大学校长、副校长，我总以为大知识分子应由有学问的人领导。

　　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政治上的。我没有平均主义思想，薪水差别我觉得不大，我是从政权性质上考虑。我想到实际民主如不能展开，公有制就会发生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包括苏联和东欧各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中国党在组织制度上由于过分集中，无所不包，也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构成这种概念最主要的是：政权在手。政权在手是在人员的任用上，党的决定是主要的。党任用党员，党员掌握实权，副职比正职权还大。整风期间，外文出版社有人贴墙报说，有些人如果不是由于是党员根本就不能作这工作，我平时也有这种感觉。

　　问：为什么说13级以上是既得利益集团？

　　我觉得有些人犯了错误，但处分很轻，三反中如顾准受了处分，但后来还是担任了很负责的工作，不过换了一个岗位。具体的例子还要再想想。

　　我认为，执政以后，不管愿不愿意，权力就在你手里，就会腐蚀，权力在你手里，容易自己操纵。

　　2、中国党是否脱离了人民群众？是否同人民对立？

　　从实际政策上讲，还没有脱离群众，但是，我们现在这样过于专、集中，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中国党基本上是联系群众，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民主集中制过于集中，就可以引起脱离群众。如果这条路再走下去，就有可能慢慢同人民对立。

　　3、权力集中过程是从下级到中央，中国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

　　我没有考虑到那样具体的程度。我有时认为集中过程还没有完，中国专政还要有15年，还可以继续集中，但是，同时，我又认为应开始分散，我的思想是混乱的。

　　我有两重人格：觉得在专政和集中方面是有抵触的，但是，为了政治的必要，只能如此，但是，从此下去，就有一种抗拒心理，但是，表面上还是服从的。

　　现在究竟是毛主席，还是书记处，还是政治局专政我没有明确的想法。

　　问：是否可以肯定是党专政？

　　可以说是党专政，但是我自己还没有这样讲过。

　　问：中国是否是一个金字塔？

　　我认为民主集中制阶梯形是普遍的。我强调“毛主席”品质就是说制度不好。我的根子是阶梯形，也可以说是毛主席一人办事。

　　南尼的公式“阶级专政变成了一党专政，又变成一人专政”对中国是适用的，但是我有一个但书，这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制度）的话，权力集中最终要集中到毛主席，但是，我们还在过程中。

　　中国党已经集中到中央，集中到毛主席。我担心高饶篡夺最高领导权，希望毛主席不要把权力无条件地传给别人。

　　关于“训政”这话是听来的，我以为，既然是训政，就要还政于民，革命以后就要让人民来搞。我觉得我们教育人民，人民的觉悟是有提高的，但是党更集中了。

　　4、关于党员的“特权”问题

　　对党员特权我有意见：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看到的文件不如他子女看到的多。我认为像市政问题，党内外看文件应该一样。如猪肉问题、合作化问题，行政系统应有报告。有人说党员因为看文件，因此进步特别快。

　　问：吴晗看文件比他的儿女看得多，你是否对这事实有把握？

　　这话是听来的。但事实根据不充分是我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我最大的根据是你（指党）已经站到统治者的地位。

　　所谓党员特权包括：（1）会议；（2）文件；（3）任用；即能多知道政策、情况、得到提拔。党和群众总有一种差别待遇。

　　党刊问题：高饶问题先在党内传达我觉得是对的，但有些国家范围内的问题，和外交部电报，如果是写给新华社党组或使馆党委会就可以，否则，就应该按行政级别看。党员编辑会议应由党内，而不要由办公室召开。一些有关生产、经济建设中问题的文件我们可以不要看。

　　问：你在西方组同意乐清的意见：党内文件应该公开，说党员不应看政府各部报告，你是否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员都能看政府各部报告？也不是每个党员都能看外交部电报？你是否认为党组不能直接向党中央报告工作？

　　这是我很大的夸大。

　　我认为党系统的报告非党员可以不看，但政府系统报告应该一视同仁。

　　问：你认为哪一级行政干部该看的文件他们没看到，而党员不该看的看了？

　　在国际部我谈到过黄操良、邵宗汉的问题以及宣谛之的问题。宣谛之连一些外交部机密性很少的东西也看不到。

　　问：非党员有职无权的现象是否党的特权？

　　对吸收非党员参加工作我又赞成，又不赞成。赞成吸收他们，搞统一战线，但是觉得吸收这些人来反而造成两重工作，不够正常。选举协商我认为不是真民主，这不那样真实，会造成同选民脱离关系。选举中我认为党的安排权太大了。

　　问：你以为党的政策不过是叫这些人来摆样子吗？

　　是，这是好的，我以为对这些人就是要挖他们的底，不让他们联系群众，把他摆在上面。

　　问：你是否认为党的政策就是要使一些人有职无权，副职的实权比正职大？

　　有这一概念。

　　问：国家机关设党组是否党的特权？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党组这个概念。但党委怎么能领导行政工作我搞不清楚。例如学校党委制，望文生义是党委之下就是校行政，我认为这是特权。

　　问：为何说党组领导新华社想不通？

　　我当时是处在改革制度的热狂中，我现在才知道，新华社根本没有党组，只有编委会，那种说法反映了我希望改革的热狂心理，党组问题在自己思想上还没有想不通。我认为党组是在行政之中，而党委是在行政之上，对党委制没想明白。

　　来源：《李慎之材料之二十二》（内部材料定期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