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分子陶和谦的反动言论

　　<北京政法学院、陶和谦>

　　陶和谦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49年12月八团50年秋考入北大政治系，51年8月至52年6月，参加北京市四大学中南区土改工作团。返京后，调本院学习，曾任过团支部书记，53年7月毕业留校，先后在党委会、院办公室和民法教研室工作。1954年1月入党，原任党支部宣委，(从57年7月被停止党内职务反省。)

## 陶和谦在整风期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1)否定我院的教学方针和教学成绩：

　　陶和谦在5月28日的小组座谈会上公开谈：“我院总结工作，常搬用两个公式：一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二是过去是正确的。搬用这种公式势必掩盖了我院的工作缺点，夸大了成绩，好象事事都办得正确。”在6月4日座谈会上，陶又说：“领导往往先入为主，以成绩为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公式来套住，这是不好的，应当先从事实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才能说服人。”为了宣扬他这论点，他还向许醒亚同志说：“我认为楼邦彦在我院所谈：两个否定，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的提法是正确的。”

　　陶之所以要抹杀成绩是因为他认为“我院建立时的教学方针是错误的”，“把四班同学当成旧知识分子来改造是错误的”。他认为学校开办初期的错误是方针性的错误，不应将革大对旧军政人员的改稿方法搬用在当时这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也不应以思想改造为主，而应以学习为主，既然是一个大学，就应多学些东西”。陶并说：“52—53年的成绩是不大的”。“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思想改造是简单、生硬、粗暴的，将青年应有的特点‘朝气勃勃、富于理想、勇敢’等随着旧思想被改造掉了。正如倒澡水将小孩一起倒掉了一样，我认为这不仅是方法上的错误，应该把它看成原则上的错误，只有这样对领导吸取教训才有利。”他还一再以叛徒的姿态说：“我当时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对班上情况很了解，我当时还是这种政策的忠诚的执行者，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错了。”“我们当时都经过土改九个月的锻炼，不必要再这样改造”。“这种粗暴的改造方式使得当时有些青年都不愿意要求入党了。”他认为单元制学习，听大报告，组织互助组对青年“不适合”，“束缚了他们(青年)的行动，“听大报告”单是为了搞他们的思想，不是为了学生学习本领。”陶对目前的教学制度不欢迎，认为我院选修的课程太少，不能充分发挥同学的“才能”，他主张恢复旧大学的学分制度。此外，陶在5月28日小组座谈会上还说：“目前采取边教边学的方针来培养教员，既不利于教学，也不利于培养教员，这不是方针，而是领导上作为方针提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放任自流的形式。”他主张“完全脱产进修”的方针。

## (2)捏造和污蔑党内有宗派，散布不信任党整风的言论，并以此煽动群众攻击党。

　　陶和谦在6月4日小组座谈会上说：“我院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宗派主义，表现在下面三方面：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党内有革大派，地方派；各单位的本位主义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之一。”在会下陶对江平说：“武院长在时，搞得相当糟糕，刘镜西副院长来了之后才有了起色，刘院长刚来时还作了些事情，但由于身单力薄，不得扭转，後来虽调来了一位李副院长，但对情况又不够了解。”“我在党委会工作过，我对他们了解的，党委中真正有主见的有魄力的没有几个。”他还说：“对我院党委会教务处等情况了解较多的有陆昆，赖季穗等，赖季穗能在整风期间可能会谈出一些陆昆则不能，因为陆昆已满足了。”“党应该提高党员的觉悟，尤其是党委会的觉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执行政策。在我院首先党委会，如果不能真正体会到‘三害’的严重性与危害性时，则我院的整风也不会作好。”後来陶对许醒亚同志说：“要求党外群众帮助党整风是好的，但我最怕是党用宗派主义的眼光来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并说“钱端升在我院不受尊重，我如果是钱端升，我也会感到没有意思，钱在我院有职无权……？”同时还大力夸耀了钱的“才望”。

　　陶向郑淞生说：“整风对党不施加压力是不行的”我院的党与行政领导，过去是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就是站在同一立场也不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也更不允许发表了，所以我对党中央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是赞成的”。“我院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开始整风的，上有中央整风的指示，下有群众的意见，这样我院也就不得不开始整风。从领导上看，对于整风思想上不见得搞通了，通过整风把我院的问题都解决是办不到的，还不是徐主任这些人领导整风？徐主任还能大鸣大放？”陶对岳德安说：“党委会这一帮是不会鸣放的”并无中生有的说“不让党员鸣放是错误的，应当让党员与群众一块鸣放。”陶还很赞成陈志平给党委会的信中诬蔑我院党委有宗派主义，对老教授“不信任，不放手，不关心，不团结，不改造”的论点，并加以宣扬。陶还与群众一起用大字报形式要求完全自下而上地改选工会；并由群众自下而上地选举成立人事、肃反等工作审查小组；点名党内中级领导幹部起来攻击党；还参加推选代表向党委会请愿。

## (3)诬蔑我院的幹部政策是压制青年，压制老教授，偏爱老幹部。主张“唯才论”。

　　他说：“我院评级单纯从照顾出发”，“我院有一种空气，老实人就吃亏。”“我认为我院把幹部分成老幹部、青年、老教授是不妥当的，可按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吴怀同志的分法，即：未经系统学习过的，经系统学习过的等。这样对那些人应当放出进修，那些人应当边教边学，才能得到合理安排。”陶检讨说，“解放后不能单靠政治上领导，必须加强业务上的领导，老幹部对业务不熟悉，即不能在业务上领导。”他曾向陈诺说：“派老幹部去教研室不妥，去了几年也开不了课，如果派我去时马上即可开课。”陶在检讨中说：“听到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感到既然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拥护党、社会主义的，那么对老教授也不必强调思想改造了，很崇拜老教授的讲课技术。”陶曾对江平说：“大学毕业当助教是12级，升一级就要2—3年，升到讲师至少也得8—9年，待升为副教授，教授则年月更长。”他又对陈诺说：“我们大学毕业每月才得50多元，而老幹部爱人却什么不干，得钱不少。”并认为“学校对四、五班同学不注意培养，尽使用。学校将我们这批人当成万金油幹部使用。”他对岳德安造谣说：“你别看教材资料科里的这些幹部(实际上指几个党员老幹部而言)工作作得不好，但工资却不少。”

## (4)诬蔑党报、杂志、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陶和谦说：“人民日报片面歌功颂德，对缺点却轻描淡写。”“现在的报纸、杂志接受搞件也看人，如你有名望，即便文章差些也会登出，否则即无希望。如果报社出版社主动来找你约稿时一定会登出，自己找他们，那就难办了。”

　　陶欣赏原北京大学的民主墙，认为不论何种意见都可贴在墙上。他对鸣放初期的大字报、自由讲台很感兴趣，并向江平、郑淞生说：“这样搞下去也不会出问题。”陶组织19名教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提出“工会绝对民主选举。”在一次工会会议上，他提出“要把敢于说话的人选进去。”陶又针对涂继武未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一事说：“这一定是工会领导(实际指党委)因为涂继武写了篇尖锐批评领导的文章而将他销去，这怎能鼓励群众大胆提意见。”陶曾写“小品文的自叙”(登在工会黑板报上)主要内容是：“我是一把尖锐的刀子，群众都愿意用我来挖脓疮。但对领导的脓疮却不敢用我来挖，我要成一把敢于挖领导脓疮的小刀子”。这篇文章是想号召群众积极片面地搜罗夸大领导缺点借以(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

## (5)整风期间的活动

　　整风鸣放期间，陶和谦是活跃的，除了听右派分子组织的自由讲台，看大字报，与同志们交谈宣扬其右派观点等外，还策划群众，用暗示的方法来泄露党内的秘密，违背党的纪律。

　　刚开始鸣放时，陶就唆使郑淞生说：“整风期应将这问题(指52—53年教学工作的成绩缺点问题)好好搞一下，否则再无机会了。”过了几天，陶又对郑说：“你可看看楼邦彦的发言，我很同意楼的这一观点，即‘有不同意见即是反党，反党即是反革命’‘不能认为我们过去所作的都是对的，否则辩证法即成为变戏法了’。”并让郑写一篇文章。郑向陶说：“你不是写文章很快么？你可写一下”，陶回答：“你写好一些，我是党员不好写。”郑写了“从学生到教员”初稿之后，陶还具体地提出意见说：“成绩还是提一点，不提不好”，“我们非新型知识分子，也非旧知识分子，我们参加过土改，表现相当好，不必再经过这种思想改造”；“当时思想改造效果不好，可举当时分配去人民大学学习的四个人中有两个人後来被开除。”郑的文章按陶的意见修改后即在整风简讯发表。後来陶对郑夸奖说：“我完全同意，你完全体会我的精神。”“你写的很好，我们这样写至少不能叫他们抓住把柄。”陶到处宣扬介绍这篇文章。

　　6月8日，院党委组织第一次职员讨论52—53年班教学方针及其成绩缺点问题。会上苗巍同志批评了杜汝楫的谬论，郑淞生不同意苗巍的发言，但未及发言。会后陶了解此情况很不满意，埋怨说：“你为什么不发言，你！你！你！”当时正在食堂吃饭，陶又问同棹吃饭的戚天常(五班学生)看法如何？戚说“不同意苗巍的意见，四五班的同学都可作证，我如果在会场时也会作证。”後来，郑准备在第三次讨论会上发言并请示陶时，陶即用暗示的办法泄露党的秘密，责成郑退却说：“你发言也可，不发言也可，但是现在发言时机不当，会被群众与右的东西给混在一起。”郑原不想发言了，后因邹德慈说“你有意见不谈，会被别人认为是狡猾。”这样郑决定发言，并写了发言提纲给陶审阅。陶说：“此提纲我是同意的，你如果要发言也可，你这次发言总的精神还不要变，但要注意不要被别人看成为与杜汝楫一样。”郑照陶的指示办了。陶还向对人大有不满的李逸尘，周树显煽动说：“人大也应把你们叫回去放一放。”

　　陶对大字报也很感兴趣。5月30日江平等十几个教员酝酿写大字报，陶即主动的参加，将自己的意见融合在群众意见中，以20名教员名义写出。当时有人提出派人去党委会请愿，这主张深得陶的支持，群众推举陶代表党员请愿时，他拒绝了，原因是他不愿暴露面目。此外，陶对自由讲台也很欣赏。

　　陶还打击积极分子。如图书馆职员刘芝莲写了一大字报，诬蔑，“党利用她的工资问题来教育民主人士(钱端升，于振鹏)，打击这些民主人士”，该文被王继暹批驳时，陶认为王的行为不应该，并当面责问王说：“你凭什么布置史鸿生这样做”，并对王很不满。又如严振生在教职员讨论会上发表了“52—54的教学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基本的”的意见时，陶即大为不满说：“严振生是在党委会授意下准备的。”

　　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在一次会议上岳德安说：“我们对右派分子应分析说理，不要尽喊口号”。陶在会下就对岳说：“在运动中你强调事实分析批判行么？”6月中旬的一次会上，张佩霖批判了江平、陶和谦、岳德安等的一些错误论点，会后陶认为“领导有意地布置些积极分子来对付他们”，又有一次陶听了反右斗争报告后对高潮说：“昨天给党提意见，今天又回过头反驳别人，这个180度的大弯子不好转。”

　　反右派斗争会议上，陶仅仅在某一次会上发了未超过一分钟的言，写过共不超过200字的二篇文章，在下面则埋头写讲义，学俄文，看小说，表现很沉默，消极抵抗。他曾向岳德安说：“也许我就是个落后的党员。”

　　陶被宣布停职反省后，在思想上并不重视。在被停职反省第二天，陶还约姚兆辉打乒乓球，并说想看电影。他曾对岳德安说：“我真想去看看‘逃亡者’这部电影。”在第二次检讨的前一天，陶还看小说并向岳德安介绍内容，而自己的检讨则内容空洞。在检讨会上群众指出陶不肯挖出真实思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陶会后有意识地对岳德安说：“运动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两次的检讨是通不过的。”陶在前后五次大小会上的检讨，未有真心悔改之意，有时单提事实，有时抽象的批判，有时则又是反驳性的解释。最后二次会议上才有了一定认识，但根本态度并未彻底改变。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