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讨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廿二支部、赵节> 　　（注：赵节，男，现年四十岁，安徽省太平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级师范毕业。1938年5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入校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侨部主任。） 　　我犯了重大错误，现在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并进行检查和交代，以便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是政治性的罪行，所以，我已堕落为党内右派分子。 　　检讨分三部分：错误、根源、结语。 ## （甲）错 误 ## 一、关于胡风问题上 　　6月3日我们去看清华大字报以后，我在回来的路上，以及以后几次小组会上，主要散布了这样一些反动言论：写大字报的学生懂得法律，他的意见值得考虑；三批材料不充分，胡风不够反革命；捕了几年不公审不合法律程序。以及后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申辩，我又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盗窃文件是为了找对策；几个人是特务，不一定就是反革命集团等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来向党进攻。 　　一个入党近廿年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在大鸣大放中，见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却一拍即合，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内应呢？当时我是很赞同它从法律角度来立论的，我认为法律是注意条文、程序、证据等的，是容易说服人的。我又错误地认为“人民”中也可能有以上那样疑问，我就联想到以前反胡风运动小，有人民来信问胡风是什么人。但是主要的就是我自己有那样疑问。在去清华以前，已去看过北大大字报和从“内部参考”看到类似的反动论点，思想上有了酝酿，但是主要的却是在那以前有着错误思想基础，所以当时就认为胡风集团还不够反革命集团。但是这个思想也是有矛盾的，所以我又说：中央可能掌握了更重要的材料，但就三批材料来说，根据不充足。所以我只把胡风集团当作一伙狂妄文人、不满分子、历史上有问题的人、野心家、阴谋家等等的宗派集团，意思是还不到反革命集团程度。我想秀才哪能造反，我就不相信关于三批材料的中央决定。至于对中央决定的看法，从今年的思想来看，我错误地认为从三批材料看不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具体罪行，也就是看不出阴谋组织活动，即现行反革命活动。我觉得毛主席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但是胡风案件不一定是他亲自处理，下面处理的许多层次中难免有错，我还是观察观察。自己已经是敌我不分，已经是站在胡风立场上，所以就不相信中央的决定，对彭真同志5月底来校报告中说到的胡风问题就听不进去，就站在胡风立场来反对中央的决定，为胡风作义务辩护。在关于公审问题为胡风辩护上，我最初是赞成以“公审”为幌子的向党进攻的大字报的，把出大字报的右派当作“人民”，认为人民中可能有疑问；后来看到右派林希翎叫嚣“毛主席搞胡风一定搞错了，下不了台”时，我心中一动，有些担心，我想，人不能无错，万一错了怎办？所以我更支持公审，认为如果因准备公审发现有错，还可来得及补救。以上这些反动论点，经过小组同志的斗争，后来我已看到毛主席的六项标准，7月8日前重看了三批材料，后来又听了杨奇清同志报告，7月19日又看到黄绍竑企图翻案的材料（以前我把不公审当作不处理，其实在审讯中），我才在7月20日小组会上初步承认了反动论点的错误，但是没有从思想上来批判和分析。 　　为什么有以上这样严重错误思想？这要从看大字报前后的思想回溯到两年前的思想，然后再推远回溯到反胡风运动以前。在反胡风运动高潮中，我回忆当时对胡风是反革命似乎没有问题，因为过去一般地认为胡风是进步作家的印象，由于报上对其丑行的揭露是放弃了。但是有些演化（已经记不清是在反胡风运动后不久，还是多少时候以后，这个印象还是根据今年的思想情况回溯推论，可能在时间上不完全准确）。因此对胡风的错误思想，除了远因以外，是从对三批材料的错误看法上产生的。第一，我错误地认为像胡及其党羽的联络人、安据点、派党羽到各地出书刊、搞出版社等似乎是合法活动；就是对胡和特务陈焯（北平警察局长）的关系，也只当作社会上一般的请托关系，觉得旧社会中一个有点名气的文人，为私事托警察局长的事很平常。第二，对胡风集团化名几十个谩骂“文艺报”，向党和党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也不过把它当作文人的流氓行径、野心家行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往来密信中极端仇视我党、人民、新社会等，也只当作文人狂妄不自量，认为这些不满分子成不了气候的。我有个错误想法，就是思想反动的人，只要不“违法”，也就不好办他，因为思想问题，没有办法禁止。所以，我就反对了中央的决定，站到了和中央对立的胡风立场上了。因为：首先，我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是相信自己的看法，而自己的看法又是资产阶级的纯客观思想。胡风集团的那些阴谋组织活动，孤立地去看，即可看作一般活动，也可看作组织活动，由于我认为要构成一个人的罪状，何况又是“反革命”的罪状，就要有更加具体的罪证，就要从各方面“从严”地去想。因此就错误地认为三批材料不充分。其实，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把胡风集团的许多反动言行总起来看，从其活动的政治目的来看，是可以看做阴谋组织活动的。其次，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前我认为思想反动不算有什么罪，就抓住资产阶级法制来向党进攻，这在看到毛主席写的批判文汇报的社论后，才明白反动的言和行都是有罪的，如不办只是由于他们如果不触犯刑律和一定形势的条件下带来的对他们的宽大。所以我在那段时期就站在右派一边坚持了反动论点，论证三批材料不充分，论证胡风反革命集团不够反革命，加上我的骄傲自大，狂妄自信，不相信和反对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和指示，又轻视组里工农出身的同志和比较年轻的同志的意见，总觉得人家意见是不经过考虑的、人云亦云的，我思想方法上的固执己见，就加深和延长了错误的发展。 　　这个错误思想的根源，还得从历史上去找。1952年我在上海对待我底兄弟阶级异己分子赵德亚被苏南军区清洗并交地方群众管制问题上，对苏南军区这个处分不满，认为处分根据不足，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改造政策。那时我就错误地包庇他，留他去上诉，几个月后，他的原处分果然为苏南军区政治部撤消，我就一直觉得到底我的看法还是对的：即对于确定罪行，要有充分的具体根据。由于对我兄弟处理的情况，因而我对中央处理胡风问题的决定的看法，先是采保留态度，后发展为恐怕中央弄错了，进而在实际上反对中央和主席的决定和指示。（见根源部分） 　　三批材料到底能否说明问题呢？根据毛主席给予的六项标准这个武器来分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鬼鬼祟祟活动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组织活动，也就是现行反革命。事实上，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逮捕了几年间，也是按照革命法律程序处理的，人民是拥护党和中央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措施的。因此：第一，我在胡风案件这样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严重罪行，对三批材料及中央处理胡案的反动看法，是反对中央决定，反对毛主席写的“编者按”，反对中央对胡案的英明正确措施。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在右派向我党猖狂进攻中，堕落为胡风这个高级反革命作义务辩护，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变节行为，我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用资产阶级的法制来反对人民革命政权对胡风的专政，要把革命的法律、民主自由也给予反革命，混淆对一般人民犯法和反革命分子触犯刑律的不同处理形式。因此，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犯罪行为。第二，在争论中，暴露了我的严重的骄傲自大、狂妄自信。它表现在“独立思考”，以为自己有一点文化知识，能看书面材料，便片面强调独立思考，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在思考。不论什么问题，都要通过我的观察方法去承认。首先是对中央决定、毛主席指示，不是先去信赖、执行，而是在思想深处还要经过我来思考思考；在实际问题上，这是唯心主义的，行不通的，在对待党的指示和决议上，就必然成为反党思想的来源之一。其次，在对待组里同志的意见更是这样。我片面地认为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低，看某些问题有片面性、简单化，把这普遍化。其实，他们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工作锻炼，已经知识分子化了。在大是大非中，说明了他们阶级立场稳、观点明确，阶级情绪健康，看问题总是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们的优点是带根本性的，倒是我的错误是带根本性的。 ## 二、关于右派言论问题上 　　1．关于储安平的谬论 　　原先我知道储安平过去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观察”杂志主编，只知他反蒋（不知道这也是假的），不知他反共，这在报上有人揭露后才知道。我对有些文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钦佩。我对“党天下”这向党进攻的反动论点，最初在某些方面去共鸣。我先想到他讲的是有些道理，我们各工作岗位确是有一个党员做头。我还想到是有些老干部文化和能力差，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领导科学文教工作是不行，看问题当然有一定局限性。报上说有个大学的教研室副主任，文化程度是几年小学，这怎么行？我们一些要害部门，如宣传部门，确是要共产党员去掌握，但是后来想得开阔些，许多部门就不是这样，更多的却是党外人士在领导。储的反动论点是别有用心的进攻，我的这种内应，就是要求削弱党的领导，重用右派分子，这将在许多部门被资产阶级篡改政治方向。其次，我对老干部情况的了解也是很片面的，固然他们政治文化水平还不平衡，这是由于历史因素所决定，是在变化的。但其政治优点是极可宝贵的，对事业的各方面性质有决定意义的。所以，轻视老干部说他们不能领导科学文教工作，是为社会上右派帮腔。 　　我对储的反动论点，说没有什么了不起，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也是允许的，难道我们的民主不是应该超过资产阶级民主吗？对储说的老和尚小和尚污蔑我党和国家领袖的反动话，我最初想，和尚是公民，毛主席也是公民，法律上是平等的，由于我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对敌人的污蔑去愤恨，就实际上去支持了右派对毛主席的恶意污蔑和攻击。对储说的十二位副总理问题，我最初也想，有个把党外人士有何不可。我错误地把它当作一般的鸣放言论，我的资产阶级本能，使我在他的具体罪行揭露以前就看不出，我那时还认为西方国家反对党对执政党反对的话，甚至骂执政党政府领袖（总理、总统）也平常。这是由于我具有着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观点，我要求对右派民主，不必专政太厉害，因而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我的错误是站在右派一起，混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社会主义民主，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混淆起来。 　　2．关于章伯钧、陈铭枢的谬论 　　开始时看到“政治设计院”时，以为不过是大鸣大放中很多人提出的新鲜玩意之一，很平常。我过去知道章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来逃跑，搞第三党，不知道他实际上反共，所以对他今天是右派不解，而说，相信中央一定掌握了材料。到几天后报上揭露具体材料，这个错误想法就放弃了。我的错误是为什么在当时不马上相信党报的报道，而相信自己过去看到的一点零星资料，这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其次，到7月8日，我还认为最初看到“政治设计院”所以从字面上看不出章的反动本质是一般人的右倾现象。章是右派阴谋家中最阴险的，是要篡夺我们国家领导权的，我最初看不出，正说明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最初对陈铭枢的谬论，自己的错误思想有三方面。原来我从过去国民党时期的资料错误地以为陈过去反蒋抗日（报上揭露后才知是假的），不知其真正反共反人民。对陈的取消党委制谬论，最初，我对学校党委的领导形式有个看法，认为学校到底和工厂、街道、农村不同，党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形式值得研究。但是小组争论的焦点，却是大家认为取消党委制就是把党赶出学校的阴谋。我却说不一定，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所说，一是党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形式。这是我不相信陈是一个政治大坏蛋，所以就不相信同志们的正确的阶级论断，我是在掩盖陈铭枢篡夺党在学校领导权的阴谋实质。 　　陈的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谬论，最初我思想上有共鸣。我想，我们各单位检查工作，为了暴露缺点，批判和改进，也是对优点少提或不提。我是把人民内部的批评和右派阴谋家手法混在一起，替陈开脱罪行。 　　关于陈提的只提缺点不提优点，人民日报社论点他名的事，最初想法是，读者群众还没有知道他的具体罪行，同时我又错误地认为几个右派分子排队时，应先葛佩琦、王德周、杨玉清，然后章罗，才论到他。对点他名，如果不先揭露大批材料，群众将难理解。我只得说，党报这样搞，中央可能掌握更多材料。我在这里的错误，主要是不相信陈是一个政治大坏蛋，所以混淆了陈的阴谋实质。其次，我还对党报不信任，思想深处自以为过去作过报纸工作，有一点浅薄经验，认为对群众宣传时，最好把具体罪行同时揭露。其实陈用的否定我党领导的伟大成绩的阴谋手法，光这个罪行就足够了，何况还有取消党委制这个重大阴谋。我在这里怀疑党报点他名，也是实际上为右派开脱罪行。 　　从章、陈谬论问题上，暴露了我对党报的态度上也是错误的。这和前面的不相信中央，只相信自己、右派言论的错误思想相类似。本来，由于过去受到国民党时期反动资料的影响，因而对章、陈、储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是难免的。但是当党报最初揭露，而且还在社论中点名，就应警觉地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难道报纸工作者不更都知道我们党报的权威性、所登材料的真实性么？我正因为只相信自己，自己的观点又是和社会上右派一致，因此就必滚落到右派立场。 　　3．阶级感情、情绪问题上 　　在5月17日漫谈5月整风以来看报感想，我总的说：我看到报纸上揭发了一些问题，看了很痛快。我对报上登出来的，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缺点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以后我们有办法改进了。5月开始整风以来，报上主要的还是左、中人士意见，也有一部分右派的。我这种“痛快”的情绪是不正常的，错误的。当时我看到报上有上海某高等学校党委书记被撤职，加上我平日对“官僚主义”有反感，因此对被批评的我们各方面工作及损失不是痛心，不是痛惜疮疤，而是在泄私愤。我在过去工作上碰了钉子，对个别领导不满，就诬蔑他们为官僚主义。以前在大连日报时，因为一篇社论草稿有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错误，被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同志在座谈会上批判了，在中央台几年受总编辑梅益同志很多批评。我一向自满，经过一点批评，便大失面子，牢骚满怀，这种对领导不满的情绪，有时就在一定的气候下冒出来。其实，领导上的批评原则上也是对的，把他们的态度方式一律诬作官僚主义，是不合事实的，错误的。由于过去没有虚心地认识错误，接受教训，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我的这种不正常情绪，就在大鸣大放初期，党外人士批评我们时冒出来，并迎合了其中一部分右派借反官僚主义的幌子向我党进攻。 　　当6月8日社论发表后的漫谈中，我说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恐怕右派不敢讲话了，而且后者想得多。因为我想，他们老是叫我们要收了，我是在偏爱右派，生怕他们又要说我们不民主了，我是在要求给予右派民主。 　　漫谈中有同志提到工人农民反击有力量，我马上插一句，工人农民提的意见也有简单化的，没有说服力。我当时思想是，我也看到报上的报道个别工人农民的话在宣传上还有简单化的，我主观地认为加上一句才全面。我老认为同志们的话不够全面。但是在大家讨论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时，我却为什么光想到工农说话缺点而加诬蔑呢？这是由于我从资产阶级立场思想感情来鄙视工农，认为他们没文化，光从阶级仇恨的感情上来谈，没有说服力。但是正因为工农从阶级感情和生活来谈，有强大说服力。我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工农生活的巨大变化、新旧生活对比的叙述没有感应，因此就没有兴趣，就站在右派一边，反对了工农的反击。 　　在林希翎这样一个凶恶的阶级敌人向我党进攻、辱骂我们时，我不但没有愤恨，没有反击，反而有共鸣：在胡风问题上已提到。另外，我赞扬她的文学才干。在这以前，我从内部材料上知道她能写点东西，我平日在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的理解上，常在实际场合偏重才华或文化。由于自己的右派立场，所以就不可能在阶级上分清敌我界限。 　　从内部参考上看到关于卢郁文在解放前的品质问题的材料，我当作一个背景材料和组内一个同志谈及。我是对右派谭惕吾对卢的攻击相信。由于我在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方面，所以就不能来保护今天为党说公正话的卢郁文。 　　阶级感情、情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以上说明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入党以来，没有自觉地争取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在我，到今天并没有根本解决。 　　4．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 　　大约在3月间，看到报上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关于李景汉的文章，大鸣大放期间看到庞熏琴“跟着党走，真理一定会见太阳”等文，我先是认为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上有很多问题。虽然我还不把这当作普遍的，因为我们机关对高级知识分子安排上是好的。李认为党几年间没有重用他而很有敌对情绪，说话尖酸刻薄，恶意对党攻击。他写的关于北京郊区调查的文章，曾受读者欢迎（我未看），我就觉得我们过去没有很好使用他是不对的，同情他。对费、庞文，我的资产阶级感情在其反官僚主义幌子下共鸣，认为我们的人就是不会搞文化教育艺术，党还是重用他们吧。对他们的十分挖苦的话，我就原谅，觉得他在使用上吃了大亏，有委屈，让他们发发牢骚吧，因而对他以隐蔽形式向党进攻的文章反而欣赏。以后暴露出他们都是大右派，我才明白。过去党并没有亏待他们，费、庞都是副院长，是重用的，李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自然不能用，而且他一直在进攻党和马列主义。就在这些个别问题上，党过去对他们使用也是正确的。他们的野心都很大，要推翻党在文教工作上的领导权，进攻方式巧妙，是在反“官僚主义”、丑化领导的阴谋下进攻，我则在反“官僚主义”的情绪下共鸣。 　　5．关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小组里关于左叶事件的争论上，我情绪上反对左的粗暴。我在为新闻记者抱屈。我当时想法：新闻记者有困难，如不被重视，有些单位不照顾新闻工作的特点、采访活动的困难等。因此有埋怨情绪。因此，我同情了右派分子兴风作浪的一些报道，错误地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为新闻记者出气。“新闻自由”是右派在这次风波中别有用心地提出来的进攻口号，是争的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广大人民的自由。我因为有着资产阶级对新闻工作的偏激情绪，因而和右派相投。另外争执的焦点是诗、漫画丑化左叶，组里同志认为夸大了，我认为你对诗还没有研究就下断语，漫画艺术的特点就是要夸张，我已经不要诗、漫画的真实性了。为什么这样？还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轻视了组里工农出身同志对文化艺术的见解。后来听到杨校长传达和后来看到文汇报的总结，才知道左叶事件的真相。 　　鸣放中有的右派分子提到办同人报、同人出版社，我有共鸣。我以为就像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条件下的开放自由市场一样搞法，来一个领导下的私营报、私营出版社。在鸣放之初，看到上海领导方面接受意见，准备恢复几个过去有特点的私营出版机构的报道，我以为现在又要这么搞了。我以前有种想法，报纸内容单调，编排形式呆板。因此就觉得能办几个也好，会多采，因为有竞争就多样些。我这是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来衡量新社会条件下的新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新闻事业的集体性质，是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才明白的。 ## 三、关于整风问题上 　　1．关于党和毛主席问题 　　关于毛主席1953年在政协会议上严厉批评梁漱溟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毛主席“发脾气”对会上民主人士影响不好。当这次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时，我刚好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未解决，我觉得党员对毛主席有意见为什么不可提？我是对毛主席这种“有失风度”不满，就诬蔑为“大发脾气”，就借这个向党提意见的机会来狂妄的“批评”毛主席。因为我想，梁漱溟的论点是反动的，但是仍然叫人家做政协委员，仍然算个“民主人士”，这样厉害的面对面的阶级斗争，怕会上民主人士受不了。其实是我自己受不了的一种猜测。毛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这个重要场合，维护了阶级利益，严厉批评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梁漱溟对总路线及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恶意污蔑，正是体现了中国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利益的要求。这个斗争不但重重教训了梁，而与会民主人士也是十分拥护而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我的剥削阶级出身，阶级本性一直未根本改造，我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所以就长时间想不通，就对梁恨不起来。由于我是披着一件共产党员外衣，就转而凭借党员的权利对伟大的毛主席作了可耻的诬蔑和攻击。 　　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诬蔑“闹就让他闹够”客观上起了促使闹事的作用。当时我的想法是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后，大概吸收了会议上意见，对报告作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加上我又想，毛主席报告传达到下层，报告里有些内容下面听来领会能力差。闹事中有些右派学生打起了“保卫毛主席、打倒官僚主义”的旗号，我便主观地推断学生们抓了“闹就让他闹够”这句话就更要闹事了。其实这次闹事的真实原因是右派进攻的阴谋，跟一般闹事由于官僚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又说发表的文件有许多原则性修改，如果不承认缺点，便是“一点论”。其实，报告的修改前后精神上是一致的。我在这里是诬蔑了伟大的毛主席和伟大的文件。我说错了，很难过。为什么这样？我有一种资产阶级平等观，狂妄自大，觉得哪个人哪个工作没有缺点？就是对毛主席也不必把他神化。把组里同志对毛主席时信赖看作个人崇拜。毛主席的报告和文件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方针，其伟大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怎么能谈到缺点呢？我不过是从诬蔑中找缺点。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对敬爱的我党和我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拥戴、不尊敬、不热爱，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劳动人民都信任他，我为什么不信任他呢？在党员权利上、公民权利上我们是平等的，在许多方面我有哪些可以比拟呢？我有何资格去妄加评论呢？自从1935年以来，我党和全国人民幸而有毛主席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来领导，才取得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我的以上诬蔑是十分放肆的、错误的。 　　关于整风运动，我最初错误地认为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不够。先是听说明年整，后说现在就整，就想当然地认为许多人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其实是自己一下转不过弯来，我在整风中相当长时期对自己的严重错误是没有认识的。我又不虚心听取组里同志们的分析，不信赖同志就已有条件来进行分析，错误地认为那时整风还刚开始，了解的情况还不够，为什么非把中央任何一件工作预先都说得十分周全呢？为什么不等有了材料再说呢？我是对当时大学右派进攻搞得很“乱”，从内部参考上看到一些学校领导有张惶失措现象，便妄加猜测，其实是自己不信赖中央，要相信自己的观察；认为现在没有材料这么说，实际是不同意同志们无条件地信赖中央。学校先就是放手让他们“放”，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来的重大胜利、工作的重大改进和从一些文件上也可看出，中央领导这个运动和斗争，是心中有数，中央的领导是很成熟的。 　　从以上三事，说明我对党中央、毛主席不是一心一德地信赖，而是在年来滋长的狂妄自大、要有“独立见解”、不要“个人崇拜”的反党思想支配下，对党、毛主席进行了诬蔑和攻击。看来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立场，我是倒容易相信右派。 　　2．对反右派斗争性质的认识 　　我先是赞成是敌我矛盾，但是看到一篇错误的文章，因而对原来看法有怀疑，认为原提法还不严密。我那时想，这些大右派现在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副主席等等。争论中，我着重从反面、不是敌我矛盾方面提出怀疑，后来看“简报”和听到李维汗同志的提法，是敌我矛盾，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来解决。我的错误认识，反映我在认识上所以站到右派一边，影响到我在反右派斗争中对许多问题的错误看法。 　　3．关于整风态度 　　我在整风态度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反右派斗争以来，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十分缓慢、不深刻，顽固地抗拒改造。对组织（小组、支部）、同志的帮助不信任。这是我的资产阶级这个根深蒂固的，立场十分坚定，不能早日转到人民的立场，接受党的挽救和帮助，来对自己的严重错误作认真的检讨，以便脱胎换骨。 　　开始时，我对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敌我性质都没有认识，当确定我作重点检查时，我还以为是一般整风，片面强调和风细雨，对小组长调查我的言论时，我说大大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是以狂妄自大来对待组织。听到要拿到支部大会讨论，我有抵触情绪，又怕自己耳朵听不全而吃亏。对小组同志老是在态度、关系上打圈子，怀疑这是工农出身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到支部大会讨论我的严重右倾思想时，我开始感到错误的严重了，但是并没有精神上的沉重感，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就等待批判吧。由于自己没有认真深刻检查、摆开思想，同志们的批判十分严厉和尖锐，什么疑点都提了，也有一些事实是有出入的，我就有着被“冤屈”的沉重感，自己钻到次要事实有出入上去，不能虚心接受批判的帮助，反而说大家把我的问题扩大化，怀疑在搞我的“肃反”，说以后要申冤。直到把问题公开到全校，被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我心情真正沉重了。从联合支部大会开始，我态度有初步转变，希望老实检查，以解决问题。但是思想上有一个大包袱，因为过去在机关是风平浪静，反动思想的本质没有暴露机会，对历史上失去立场的错误远没有原则高度的认识或根本没有认识，所以一向认为自己是个正面人物，今天一下变成了反面人物，被作为右派分子来反，来斗，就像做梦一样，对眼前的现实总没有想通。对反右派斗争我是拥护的，但反到我自己头上，对自己被狠狠批判，在思想上感情上有很大抵触，痛苦很大。“神经衰弱”，怕听到和看到严厉的批判言词，听到时一面吃惊、痛，一面又像噩梦一样，难道这就是自己么？对于一些问题，老觉得自己不是主观上反党，不是别有用心，不是对党不满，老觉得明明是思想上问题等，只是在屡次批判后，认识才有所提高，我是从反动的阶级本能上，和提到原则高度上去慢慢想通它。对于一些事实出入，在运动中是免不了的，要从总的、正确的方面去认识错误，才能接受教训，接受挽救。至此，自己的一切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丑恶的思想已被打烂，对自己的严重罪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思想仍然很混乱，思想上和精力上总是跟不上运动的进展，后来看到和听到别的同志的检查，有很大启发。我决心把自己的错误交给组织来批判和处理，这时才真正感到组织和同志对我的挽救是苦口婆心，懊悔自己的认识和转变太迟，我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来对待党对我的帮助和改造的，怕“吃亏”，怕搞得没脸见人。我深感自己一直还根本没有树立起革命人生观。 ## （乙）根 源 　　根据以上严重的错误思想来归纳，我的反动思想大体上主要有二：一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对待知识分子、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法制自由等。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个人得失，骄傲自大、狂妄自信等。这两方面反动思想的发展，就成为过去和今天在大是大非中的站在敌对阶级方面的阶级立场问题。所以我的思想根源，一方面要从阶级根源上去找，一方面要从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去找。 　　我是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1938年入党动机，一方面在地方上遭到封建势力的排挤，工作和抗日没有自由，一方面是随大流，看到许多进步文化人、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共产党、新四军，我是主要为了个人发展前途而加入了党。那时我想以后在西洋音乐、文艺上能成家，在以前我对它们很爱好。抗战前，我看过很多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文艺书，更加热衷读西洋古典音乐家传记，他们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民主、个人、平民思想使我深有感受。由于名曲常和名诗连在一起，我就也爱好诗歌。这在对我的思想和气质上有影响。入党不久，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原在地方上搞的一个铅印小型综合性救亡刊物，便在党的领导下。所以，我很早便对文学艺术、知识分子、文化劳动、书本知识等有种特别的感情，另眼看待。 　　1941年起作新闻工作。1943年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大江报社时，我兼顾副刊，自己也写过几首诗，纯是艾青式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写抗日和个人感怀，工农兵不完全理解的，在思想感情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由于自己身体不好、耳朵不好，深入群众和实际有很大困难，原来在音乐、文艺上的幻想是不现实的，安心固定在编辑部内作新闻工作了。我看文艺书是为了欣赏和增加文学素养，时间也紧，因此只读中外古典文学名作，除鲁迅等人的外，不大喜欢读国内现代文学作品。只读舒伯特，一般不喜读我国民间的音乐曲谱，所以我对文艺、音乐欣赏上，也是带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 　　入党以来，长期在机关，安于现状，未自觉的争取到群众斗争中去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未得到根本改造。 　　从历史的、社会的根源上，来检查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源。在1947年以前，我的思想毛病还没有很大发展，也没有机会暴露，只是在1947年自己单独负责一方面工作后，才有了许多不能站稳和失去立场的错误发生。 　　1947年，我在胶东地区参观土改斗争，村里农民群众斗争一个女地主时，由于未经改造的阶级本性，我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来同情了被斗的女地主。 　　1948年在大连日报，我在一篇“城市办报的方向”的社论草稿中，以资产阶级办报观点来论述城市办报如何为市民服务。那时，还没看到中央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便主观地认为城市除了工人、干部以外，还有职员、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市民”的范围会广泛些，而反对了以工人、干部为主要对象的提法，不是在政策上首先明确如何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个资产阶级办报观点，在纪念报社三周年的座谈会上，区常委书记欧阳钦同志加以批判了，社论草稿没有用。自己也明知错了，但是对于公开批判方式，思想上有很大抵触，觉得文章本是送审，如不同意请改或另写，为什么小题大做，公开批判？我把正确的批判曲解为党委书记讲话没有材料才这样做，一直在公开批判方式上不满。城市首先依靠工人，才有生产，我们才能在城市中站住脚。资产阶级思想在我这样阶级出身的人，决不是偶然存在的问题。由于我抗拒那次思想改造，不正视错误作自我反省，因此以后立场性错误还有发生。 　　1952年在上海华东台时，我包庇过我的阶级异己分子兄弟赵德亚。那时部队精简复员，他为苏南军区部队清洗来我处。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被清洗，我即去信问。从回信中得知他在部队隐瞒了地主家庭出身、参加三青团的事，和有反动言论（如共产党远看好看近看难看，土改是农民造反等），处分交地方群众管制。我当时根据他交代底稿和来信研究后，认为他地主家庭出身和初中集体参加三青团事已在华东军大交代，当前隐瞒的是地主家庭的田亩四十亩缩小为十五亩（如记忆有误，当以档案材料为准）。我在那时就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包庇兄弟，对苏南军区的处分不满，诬为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上有偏差，认为对于思想反动没官违反军纪的，不应交地方群众管制，而应教育说服，同情他，认为这样将毁去一个青年人的上进和前途，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和找不到职业（我妻子帮助我回忆了这些细节，她当时反对我种态度）。我当时亲于地主家庭的兄弟关系，疏于组织关系，只是告诉了机关组织上，留下他，把来信给他看了，支持他去上诉和报户口。当时还因为觉得上海离苏南军区领导机关的无锡近，接洽方便，否则，往返经济上也困难。几个月后，他上诉苏南军区政治部，原处分被撤消他才回家乡。这一事件由于派出所的揭露和批评，我虽作了检讨，但认识极不深刻，只认为是不合组织手续和不及时报户口，而没有提到应有的原则高度。在这样四个主要点上存在着错误：1．这是丧失立场、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包庇阶级异己分子的严重错误。把资产阶级的丑恶的个人利益置于组织利益之上，对组织不满。我不应留他，而应先送他回家乡执行管制；不应在对他的交代底稿和组织来信进行研究时，不信任组织；不应把部队回信给他看和支持他去上诉。这些都是站在敌对阶级立场来反对组织。2．认为思想反动的可以原谅，认为解放以后，有反动思想的知识青年很多，很平常，是因为旧社会的影响。如果他不犯法，就不要办罪，因为思想问题不能用处分的办法、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解决。我把他反党反对土改的反动思想降低为落后思想，是由于我自己也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我在实际上是把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改造政策，曲解为只要团结的一面，不要改造的一面，是对这一政策的贯彻表示不满。3．觉得部队单凭以上反动思想怎能定罪呢？而且部队怎能处分交地方群众执行管制呢？这是不合法的。我并不具体知道我兄弟在部队的情况，却主观地推论也许部队下面干部由于水平关系而搞错。但是部队经过一定程序，是可以委托地方执行的。4．部队回信写得歪歪，就主观地推断部队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差，写得草率，就更加认为处理不当。后来，果然他的问题不久就解决了，我也就一直认为自己的见解对了，对自己的那次检讨也认为对。但是经上那四点错误思想却一直没有得到揭发和批判，因而遗留发展，成为今天大是大非中的许多严重恶果。今天的许多反动思想，差不多都和这有关。我在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上，对法制执行上等等，就有着许多严重的反动思想。 　　另外，从1941—45年在皖江解放区、1950—51年在大连、1951—52年在上海时，我曾和一个思想落后的非党干部孙克明来往，有友情。孙在1937年就参加党领导下的救亡工作，1941年从大别山到皖江解放区，在我们大江报社作记者。他有浓重的资产阶级旧文人习气，经常因个人欲望牢骚不满，十分狂妄，个人欲望第一，工作第二，就是要花钱吃喝，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欢喜写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的诗，爱谈一点鲁迅，重朋友感情，在个人欲望不能满足时，便要骂娘、骂党、领导和任何人。我觉得过去这个友情是奇怪的，因为自己个性和政治上并不和他同（他只要抗日民主，我至少还有一个党员的理想），但由于友情，我在他发脾气时，也是事后有点劝告，但有原谅，因为他是在一定条件下（如薪给制）是赞成党领导抗日的，觉得思想反动（那时只看作思想落后），只要不是政治上真正反党，也就不以为意，有时听了反动言论，也习以为常。我在对待狂妄文人和反动言论的态度上，过去就有着原则性不强、自由主义、容忍，不立即批驳的丧失立场的错误。解放以后，我和他的交往是有矛盾的，由于1952年我被调北京，才来往中断。这不是从思想上解决，思想上解决应是和他有思想斗争。（听说他在上海铁路中学） 　　从1952年以来，我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对象不同，政策角度和分寸上和对内宣传很不相同。每年五一、十一前后，大批外宾来我国，组织他们对外发表观感讲话，这些人都是中、右人物，他们在讲话里是以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尺度，来评价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的成就的；他们也从我们对稿件的处理上来看我国有否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我们除了根本上反对我们的以外，对其一般批评我们缺点的（前说“一般反动的”——不对），我们还是采用的。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我往往重视他们的同意或赞扬，我就停留在他们用资产阶级民主来衡量社会主义民主上，并加以搬用，而不顾本质上的区别。其实，那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无可伦比的。 　　以上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对待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看法，对所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法制自由，对落后的、狂妄的、反动的知识分子或文人的看法等等，解放以前，在社会上是合法的，在党内或党员是不合法的，但是由于过去我的错误思想未暴露，或者暴露后未经严肃批判或认真接受批判，因而都原封不动地从民主革命阶段带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力量大改组了，我的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仍然没有改变，因而在社会主义大关前，过不去了。因而再在胡风反革命、右派言论等大是大非上，形成可悲的延续。 　　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要是个人得失和骄傲自大狂妄自信。 　　首先，严重的傲上情绪，对领导不满。1948—49年，我在大连日报工作时，对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同志对我写的一篇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社论草稿进行公开批判不满。我入党以来，工作还顺利，以前未经过公开的、严格的批评，一向自满。这样一批，便觉得大失面子，我不正视错误，反而牢骚满怀。那时我有不喜欢去区党委或宣传部的情绪，能够推的就推给副社长去。一个党报的总编辑，对党的领导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是很危险的，就不可能使党报密切依靠党的领导，以便充分领会和贯彻党的意图。这样毫无组织原则，会给党带来重大政治损失。 　　1951年，我在上海华东合作副总编辑，和副台长兼总编辑苗力沉同志不团结，光从缺点去看他，以为大家都是差不多干部，听从他的意见很不心服，对于他的批评听不进去，有反感。常常在许多问题上有争论。对于领导要看什么人才心服，这是极端的没有组织观念。 　　1952年起在中央台，又对总编辑梅益同志的领导作风不满。在平日，尤其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宣传上，我受了很多批评。在会议宣传以前，有一次批评，原卸下工作准备出国的国际部主任张纪明同志，也积极参与，我们之间平日即不团结，这时我就以为他们合起来整我。我想你们既把工作责任交给栽，就应信任我，否则就不必交给我，现在又插手来整我。我对待批评就不是原则上去接受。平时对外广播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代表国家影响的宣传。日内瓦会议又是在国际有重大影响的宣传，由于我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强大的地位和影响，我国第一次在这样重要的国际政治斗争场合发言，其重要性再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一个国家电台的总编辑对这项工作抓得紧些，有所批评，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我在次要的态度方式、事实出入上钻空子，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丑恶面子，不虚心。由于这种不满，我也不大愿去接近上级，尽可能不去直接接洽，我把这种情绪当作旧社会上的“清高”，不愿去“巴结”上级。把自己这种不光彩的傲上情绪当作一种性格，觉得自己总是站在被“否定”的方面，而认为有反抗性是自然的。对领导不满，便封其为官僚主义，就在反官僚主义的幌子下来冒出这股怨气。我还对领导对我不信任不满，怀疑领导有宗派。自己在具体业务上又不喜欢上级过问，这是一种露骨的抗拒领导怀疑领导的危险思想。这个思想的可怕发展，便是对任何人、任何问题，对领导、对中央、毛主席，只要我主观上认为有不同意的、不满意的，便也顶撞一下。这就是我的反党思想之情绪上的一个来源。 　　与此同时，我还和国际部主任张纪明同志不团结，从我方面检查，也是由于我的骄傲自大，极端不虚心。只是由于他出国，形成我单独领导一个时期。来校前，由于业务发展，部分成几个部，分开领导，不团结的问题只是从组织机构上不存在。 　　由于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来对待批评、对领导不满，加上自己耳朵不便，有时偶然听到一点嘲弄，自己便经常有种怀疑不尊重我的心理，因而对正确批评有空子就钻，不肯接受正确方面，自以为受“委屈”、“打击”，我过去很欣赏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书名“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把自己当作被“否定”的人，站在“上层”一边。有了这种病态心理或阴暗面，便经常有种找“缺点”和抗上的情绪，影响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正确。 　　其次，是对级别名位不满。1947年在山东大众日报，因几个报社合并，干部多，领导暂时要我帮搞副刊，我就不积极，虽然几天以后，领导另有安排。下半年，到大连，分配工作先说大连日报，未确定具体工作，也不积极，后确定为通讯社总编辑就积极起来。1952年在上海华东台，评级时新闻级相当行政级十一级，后来大家觉得我们应比党报的低，自己当时为了表现谦让，自动让出了一级（合行政级半级）。那时先还不知具体高低，后和党报的人一比，心里不乐意，觉得自己还不是一直作党报工作。到中央台后，全国统一新闻级为行政级，半级的都削去，我实际共削一级，觉得自己削多了，东北来的过去在自己下面的干部比自己高了，虽很少说出，但内心不满。到1954年，领导上已准奋给提，但是国务院因指标关系，不是突出的一概不提。去年调整，我又被提了，才没有意见。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初到中央台半年里，工作上名义因中央批准过程的关系，没有宣布，怀疑领导上不信任我，要放一下掂我的斤两，觉得有损自尊心，以不好进行工作为借口，有意见。 　　在生活上，如牵涉到名位问题，也有牢骚。今年机关整风中接受群众意见，解决许多人没有房子的问题，要求大家腾出房子。那时，我家九口住三间一套的房子，要求我退出一间，同时又听说机关几个主要负责人，以工作需要可额外加一间。我就不满，说人不是沙丁鱼，不能硬塞在一起。说照顾负责人就行，何必巧立名目，家里有什么工作。进城以来，生活比前好多，但却忘记群众还没有住的。在星期日进城时，对城市交通困难情况很不满，站队要个把钟头，挤得要命，心想，这那像社会主义生活。 　　再次，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组织利益之上，不像一个共产党员。1949—50年，党接受苏联同志请求，调我去苏军实话报作副社长，我不愿去，觉得自己原干党报工作，去了工作性质不周，等于改行，却不想这是组织给予的任务，是帮助苏军办好实话报。去了，还是闹情绪。在实话报和北京中央台的几年间，把业务和支部工作对立，对兼实话报的支书工作很不愿，没把工作作好。在中央台不愿被选为支书，做了支委工作，其实也是勉强。这样，老干部给新干部党员政治影响很不好。一个老共产党员却是这样地没有党性，不服从组织，不重视党的工作，还能算一个党员吗？1951年在大连因病休养好后，原来工作岗位已有人，要求南下，提出理由是气管炎不适于北方严寒，当时组织上要分配我负责一个处，我不愿转行，就坚持南下，这是极端不服从组织利益的表现。1952年在上海华东台时对待我兄弟的事，就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丧失阶级立场的例子。 　　在上海、北京作广播工作几年间，从个人打算出发，看不起广播工作，不重视广播工作今天在国际宣传斗争中是最锐利的武器这个特点和重要意义。认为这不像报纸工作那样常写东西，是炒冷饭，勾勾删删都是现成东西，不能发挥所长，不安心。自己长处在哪儿？“不安心”也是言不由衷：一方面，自己由于耳朵缘故，肯定是不能当记者在外面跑，写作，以求“出名”；一方面，在家作现在工作，“没没无闻”，既不懂外文，也非华侨（来校前在华侨部），不懂华侨方言，研究华侨问题，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作别的，也难。自己叫不安心，是要故意摆出“清高”架子，言下之意，不熟于此，还熟于彼，其实是按我的情况，搞别的更不行。但是另一方面，又极不虚心，认为自己长期作新闻工作，不用多久便可熟悉新业务，把它看得不见得比一个省市报纸复杂。其实，几年来我对新业务还不熟悉，对新的宣传对象、地区或国家情况没有系统研究。所以自己老是在个人得失上打算，不能在组织利益要求下，老老实实钻研业务。 　　此外，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另一方面，骄傲自大，狂妄自信，是贯串到许多方面的。它的根源，是由于以为自己有些文化知识，有一定的书面理解力，作风还细致，加上参加革命也有相当时间，有老大思想包袱。工作的特点是手工业方式，过于相信自己的观察。资产阶级自尊心年来得到发展，以前很少听到严厉的批评，因此自满，把自己估计过高，夸大自己优点，缩小缺点和错误，所以不能正视自己。因为相信自己，要“独立思考”，不相信别人，发展到顶点，便是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对党、对领导的决定、指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在思想上不服从组织。以前在大连，区党委决定我去实话报工作，我一再坚持要求重新考虑，干部科长谈了不行，组织部长谈先也不行，只是说已决定了，才勉强服从。这次对我的批评中，副支书说我的问题要拿到支部大会讨论，我有抵触，要求开会范围小些，听话方便。我坚持以至说要弃权。我的违抗组织决定的特点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另一方面，我又非常轻视群众的意见，认为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我将党的保护少数人意见的规定，拿来作为固执己见的借口，作所谓光荣的孤立，不相信群众智慧和力量，拒绝群众的帮助。1954年反官僚主义时机关群众对我的批评和来校前机关支部给我作的鉴定，其中有些意见只是稍为严格些，也免不了有些事实出入，总的方面是中肯的，但是我不正视，自己认为忠心耿耿、辛苦工作，仍受这样批评，很觉“委屈”，久不能释。其实，是以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的缺点，比好不足，沾沾自喜于比不好有余，常陶醉于自己还不错的假象中。就是以书本知识来说，没有结合实际，也算不得真正完全的知识。我的所以犯了许多立场性质的错误，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的骄傲自大、狂妄自信，是一种很厉害的主观主义，在这次严肃批判中，我才认识到，它的顽强性，只有从阶级根源上才能理解。 　　在政策文件的学习上，我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过于信赖自己文字上的理解力，不是结合实际去深刻体会，所以看了就搁起。如果我对某些问题有思想基础，结合上还有些印象，否则便没有。所以对一些从实际问题抽象出来的文件，便是一知半解。 　　我在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思想的发展，就成为不能站稳和失去立场的严重错误。如果以前能够有尖锐、严厉的批判，或者自己能作深刻和系统的检查反省，对错误有深刻的认识，自己就会早日接受了教训而知警惕，后来也许不至发展到今天这样，或者即使发生也不致像今天这样严重。今天在党和同志的帮助下，能够开始认识到这点，对党来说，已经招致了多么大的政治损失，对个人来说，也已经付出了多么痛苦的代价。 ## （丙）结 语 　　从以上对严重错误的检查和交代，可知我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已经是资产阶级右派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我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党内右派分子。我的堕落是有着深远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是从历史上发展下来的，决不是偶然现象。假如今天不整，不仅不能过社会主义大关，就是以后也将栽更大的跟头，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表现在大鸣大放中、资产阶级右派乘我党整风之机大举向我党猖狂进攻时，我却在党内就胡风这个高级反革命的重大政治问题，和为社会右派开脱罪行，以及向党和毛主席进行了诬蔑和攻击等一系列的罪行上，和社会右派相呼应向党进攻。而且这又是出现在一个为党培养了近二十年的高级干部身上，实在是不可容忍不可宽恕的。我的罪行是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所以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经过党和同志们连续批判、帮助，我已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丑恶，及其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招致的重大毒害，我现在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我决心回头，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检讨和交代罪行，以便真正能脱胎换骨，重新作人，以便以后能忠诚为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这次严厉而深刻的批判，使我能有改造自己的机会，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挽救的深意。 　　我知道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我准备接受组织的处分。 　　我的检讨只是自己愿意而且决心要站到人民立场的开端，我决心继续检查自己，以便彻底的改造自己。 　　 1957．10．13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