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张宗麟同志错误思想言论的一些材料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按：张宗麟同志是普通班第八支部学员。他自入学以后，特别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期间，发表了很多敌视党和政府的言论。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张宗麟的错误是严重的，决定将有关他的材料印发全校学员讨论。）

## 一、诬蔑毛主席，攻击斯大林，赞扬美国民主制度

　　1．张宗麟诬蔑毛主席，并要毛主席下台。他认为：“一个人长期地终身地担任主席，可能要犯斯大林一样的错误。”

　　2．他不同意党中央对斯大林的看法。虽然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他每次提到斯大林的问题时，总是情绪愤慨地骂斯大林是“暴君”，“品质恶劣”。经过小组的争论，他仍坚持他的看法。他想不适斯大林的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他说：“主观性、片面性的本质又是甚么呢？他杀了那么些人，本质是甚么呢？”他认为：“这一系列的恐怖，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专断独裁。”他以过去统治阶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把斯大林比作中国的明太祖，“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太平后，大杀功臣”。

　　3．他认为，美国宪法有些规定比苏联宪法和中国宪法好。他在小组检查时，赞扬美国总统不连选连任，他说：“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的威信很高，他当时终身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他提出宪法只能连选连任一次。”“华盛顿这样做是对的：第一，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起来了，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党，但还在斗争，这样一来，省了很多斗争；第二，做官老在高位，不做高官，可以享享晚年的清福。”“苏联宪法这一条没有美国的好。”

　　他在支部大会检查时也说：“我的思想中，认为国家元首，不但不应该传之子孙（如皇帝），而且也不应该是终身担任，应该有一定任期，或一任或二任，任期满，不再连任。这样可以防止为着保持个人的最高权位，排斥异已，杀戮无辜。”“所以我一向认为华盛顿很民主。”

　　他认为，斯大林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除了个人“品质”以外，与宪法规定的制度有关。他怀疑：“苏联是否宪法规定的制度有问题？因为制度规定了（连选连任），谁敢不选他？”而“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就是因为任元首太久”。

　　因此，他认为“中国宪法中的这一条（连选连任），也应该考虑修改。”主席不应该再连任下去，“要不然，就像斯大林一样了”。

## 二、敌视、谩骂党的干部，丑化党、政府和军队

　　1．用资产阶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党和政府。五月底，在小组会上谈到精简机构问题时，他说：“国务院要十二个副总理干吗？当部长还不是一样吗？还不是为了安插做高官！”他在检查时认为：“国务院的副总理，也是和安插党外民主人士一样进行安插。”又认为：“大区撤销后，有许多高级干部要安排位子，所以从国务院到各部各省和各高等学校，设这么多的副职。”所谓“安插二字，是为着暂时解决争权夺利”，用以统一党内的矛盾。

　　2．诬蔑、谩骂党的高级干部。在一次小组会上，讨论按劳取酬的时候，他认为“高工资是剩余价值”，“高级干部的工资过高，还有供给制残余，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生产的价值，很不合理，是剥削”。

　　5月底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讲某部门的一个负责同志住七十多间房子，有三个汽车，曾经在星期天带着男男女女到郊外打鸟，他未经调查研究，就气愤填膺地说：“这简直是男盗女娼！”

　　1956年冬，一个星期天，他到同仁堂买虎骨酒，看见几个军官带着衣饰漂亮的老婆买人参，非常气愤，回来就很不冷静地说：“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消失了，生活腐化，这样下去，人民要起来革命；人民不革命，我也要革命。”

　　他对领导过他的钱俊瑞同志怀恨很深。一年来，一提到钱俊瑞同志，就非常不满，说钱俊瑞同志“不懂高教”，“不懂政策”，“掌握政策摇摆不稳”，“好整人”，“对人不诚恳”等等。

　　3．他卑视工农干部，认为工农干部工作效率低，“在政府机关和在高等学校工作是不适宜的”，要求把他们精简下去。他说：“机关学校中一些工作效率低的人应大力精简，取消那些‘娘娘庙’和‘罗汉堂’。”又说：他们“是不劳而获，是剥削”。

　　他认为在党校和工农干部一起学习不合适，曾向学校提意见按业务、文化分班。

　　4．他认为我们“进城后腐化了”。他对过去生活艰苦，而今日生活有所提高看不惯，特别是对高级干部的生活，更看不惯。他认为“现在若干现象是腐化的开端”。这些现象就是：不像过去那么俭朴了，“衣着、饮食、送礼、宴会、高楼大厦等等一天阔气一天，而且不少同志说起来，就是比几钻的手表，比衣料，说吃好馆子等等”。“又看到北京不少高楼、好房子，是军队的住宅和办公室……军队与人民疏远了，生活开始腐化了”。

　　5．他对高级党校也进行诬蔑。在给学校提意见的时候，他认为教研室住人作寝室，屋里挂着衬衣衬裤，很不严肃，并以甲午战争海军腐败（大炮上晒裤子），及曹禺“蜕变”中描写医院腐败情况相比，用以形容教学人员腐败无能。

## 三、主张在高等学校实行一长制，取消党委制，卑视学校中的工农干部

　　1．他怀疑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是否有好处，认为：“第一，高等学校多半有两个党员负责同志就闹不团结。第二，方针政策、行政以及思想教育，是要党委负责，还是校长负责？本来高教部同各省市对学校领导的垂直关系是校长，中间夹了一层党委制是否必要？”

　　因此，他的主张是“学校实行一长制，党委只起保证作用”，他认为：“上有市委，中有党组，下有支部（党委），这就是党的领导。”是“校长领导下的党组制”。但实际上他是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曾说：“范长江不懂科学，怎么能领导科学？”

　　2．他对有些同志的爱人在高等学校里作处长等工作，笼统地认为不合适，说他们作妇联主任很好，在学校中就不行。他主张精简高等学校中那些工作效率低的人。他检查时承认他所说的“工作效率低的人，就是指着转业干部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不要这些人，就是不要党进高等学校，就是把学校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他卑视高等学校的人事工作干部。5月底，徐盈和他谈党群关系时，他插话说：“人家说，我们干人事工作的没有人性，应该要注意。”他检查时认为：“人事部门有些同志不通人情，缺乏人情味。”

## 四、在大放大鸣期间做翻案文章，点火煽风

　　1．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曾说：“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此后，批判运动深刻展开并得出正确结论。张在历史上是表扬武训的，但他并未做认真检讨。

　　今年7月张在“人民教育”上发表的文章认为陶提倡武训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说：“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训行乞兴学，但应该查清楚：他在怎样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所兴的学（例如重庆育才学校）内容如何，是为谁服务的，他教育青年孩子走向何处去，他的工作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经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划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极粗暴的棍子。这一棍子不但打灭不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他利用争鸣机会，企图以这个问题煽动一部分人对党的不满。

## 五、对正确贯彻鸣放政策表示不满

　　他站在右的方面，对正确地贯彻“鸣放”政策表示不满。4月中，周扬同志对文汇报记者发表一次谈话，批判了钟惦棐，他就对人很不冷静地讲：“这样，人家就不敢讲话了。”也就是说，周扬同志的谈话，“对鸣放不利”。

　　他还认为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副作用，意思是这篇社论也影响“鸣放”。

　　（六、泄露党的秘密，散布流言蜚语）

　　张宗麟曾对他的儿子张闵（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党总支委员）讲了一些党的秘密和流言蜚语。（略）

## 七、对整风、反右派斗争的态度

　　1．学校宣布整风后，他对在学校整风能否整好表示怀疑。徐盈曾对他说：“学校是教条主义，整风领导不起来，应该中央来整。”他就说：“我们这批干部是地煞星，要有天煞星来整我们。要整风，中央得有人来才行。”

　　2．他歪曲党的生活，数次在党的小组会上采取蛮横对抗态度。7月20日，小组会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和组长争吵起来，认为“话不投机半句多”。并发脾气说：“你们爱怎样整，就怎样整吧！。

　　7月24日，小组会讨论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他整天不发言，最后征求他意见时，他说：“还是少说为佳。”一句不讲。会后表示：今后小组会上非指定他不发言。

　　小组同志闲谈时，他曾说：“小组发言，谁发言多，谁挨整。”

　　3．在党校反对右倾思想开始时，大家都根据校党委指示准备检查个人的右倾思想，但他却说：“一言半语，谁也说过些，怎么检查？”提出准备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经支部副书记和他谈话，指出他的一些严重的错误言论之后，他才表示对这些问题准备检查。

　　附注：张宗麟，男，59岁，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46年入党，来校前任高等教育部计划司司长，10级。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7期，1957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