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刘汉仁同志的错误言行的一些材料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按：刘汉仁同志是我校普通班第二十四支部学员，他自从整风学习开始以来，始终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对整风运动采取抵触诬蔑和抗拒的态度，对党由不满进到公开表示失掉信心，甚至想退党，脱离党。二十四支部同志们为了帮助他认识错误，已一再对他进行帮助和批判。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刘汉仁的错误是严重的，除同意二十四支部对他进行的批判外，决定将他的材料印发，在全校学员中进行讨论批判。）

## 一、抗拒和诬蔑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刘汉仁自五月一日中央整风指示公布后，在情绪上就有反感，在学习态度上也就和过去有所不同，在学习时间内不是积极阅读钻研与整风学习有关的文件，而是自己制订阅读其它书籍的计划，常在学习时间里阅读鲁迅全集、郭沫若选集、现代哲学名著述评、中华通史等书，有时就睡觉。他在7月22日和7月26日的小组会上检查时曾说：“我对整风文件感不到兴趣，对学习中央文件表示厌怠。”“对整风学习有恶感。”

　　5月10日杨校长传达少奇同志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时，曾提到广东一个干部在党校学习后没有改造好思想，回去后表现得更坏了，他在小组讨论这一指示时说：“××同志是不是对干部情况不了解，是不是把干部缺点扩大了？”

　　（2）6月22日在听了杨校长传达中央关于继续留校进行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后，他的抵触情绪很大，在小组讨论这一动员报告时，他诬蔑两位校长说：“要去要留，都是中央的意见，学校是什么意见呢？恐怕两位校长不安心工作吧！”他还埋怨学校说：“如果学校不向中央汇报，中央也不会让留下。”他和个别同志谈话时又说：“如果要我提意见我说该延长一年、三年，假若到七月底结束时解决不了问题，你看我再提意见！”

　　对校党委发的第一期整风学习参考资料，他表示怀疑不相信，在小组讨论会上说：“我怀疑这是不是东拼西凑，把个别的意见集合起来的材料，是否反映了人家本来的意思？”他还提出：“最好看看原始的材料。”在七月二十五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他回忆当时的思想情况时说：“我认为小组会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收获，讨论不讨论谁都知道。”当小组长分配给他准备讨论的题目时，他公开抗拒说：“我没有什么反动言论，为啥叫我准备？”

　　（3）7月9日支部传达小平同志的报告后，他的抵触情绪就更明显了。听传达时，他只字未记。在七月二十五日小组会上检讨时，他承认在听小平同志的传达报告后，“对党内有右派的说法有抵触”，他说：“我怀疑党内有右派。”在学校宣布继续留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时，他曾说：“在我们那个小机关（长春市检察院）不一定有什么右派，不要说我回去没有事做，就是市委书记的事情也不会多。”以后，在8月8日的小组会上检查时，他也承认：“我对中央同志的报告是不完全相信的。”

　　当7月15日召开支部大会总结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讨论时，支书曾指出有的同志还未卷入运动，有的同志在学习时间里还在看小说，会后他以对立的态度说：“我听了有抵触情绪，如果是说我，那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如果大家都有，那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看到看小说的人也不是我一个人。”

　　7月17日候副校长在全校讨论大会上动员大家检查右倾思想后，他的对立情绪更严重了。在当天的小组会上他就不满地说：“让大家戴顶右倾帽子回去，轻松愉快，满载而归！”7月18、19两日内，同志们都在小组会上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他却不作检查，有一位同志在会上检查说：“后悔前一阶段没有很好联系自己的右倾思想来进行检查，感到有些躭误了学习，因而希望学校还能适当延长学习时间”他便说：“你们过去怎么说的，现在为什么又这样说了？”会后他向同组的同志承认他的思想是“怀疑同志们在会上的检查是假的”。在18日小组会上他竟然蛮横地说：“我的思想就是同别人不一样，我就是不安心学习。如果说我态度不好，学校可以把我的材料转回长春，学校在大会上点名也可以。”他并且对检查自己的思想表示抗拒，说：“我认为我没有什么思想严重的地方，主要是好冒，憋不住的时候冒出来的。”在19日小组会上他仍然说：“我没有右倾思想。”并提出质问：“是不是对某个问题有意见，就是右倾？”“理论水平低，工作经验少，看不出问题来，是不是算右倾？”在8月1日联组会上检查时，他说：“我认为我的三个主义没有多少，如果说有官僚主义，那只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没有，主观主义也不多。”

　　（4）小组同志提出并帮助他解决问题后，他就和党对立起来了。支委和他个别谈话时，他却说：“不整风回去一样可以抓右派。”在7月19日小组会后，他向小组的一位同志说：“我看出支部打算整我。我准备了三个对付办法，一是不发言；二是说没有准备好，下次再讲；三是说明情况。”并以质问态度向组织进攻地说：“老金（副支书）要我检查，我满可以问他要我检查什么，至多不过支部大会，全校大会，这一套我不怕，我都见过。”当上述错误思想受到批判后，他又以拒绝同志帮助的态度说：“你还不是为小组找材料。”在7月22日的小组会上他说：“我对支委、小组长有戒备心理，我认为支委、小组长是找典型。”当他见到小组长去支部或校党委会开会回来时，他问开会内容，小组长答复是布置学习，他就不满意地说：“你们说话也是保密的。”在8月8日检查时他说：“我怕老安（支委）汇报我什么情况，再诬赖我一下。”

　　7月22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第一次初步检查后，听了同志们的批判非常反感，情绪很激动。会后有同志对他进行个别帮助，他却说：“退一万步说，我还要吃社会主义的饭，我不会跳昆明湖。”虽经同志们帮助的批判，他还是固执不悟地说：“我准备再检查一次，再不行，就把意见带回去吧！”到7月25日的小组会上，他仍未认真地进行检查，他只狡辩他对整风学习的态度是曲折发展的。

　　（5）为了更好地帮助刘汉仁，支部决定开联组会议来讨论他的问题，但他总是采取和党对立的态度。在7月30日第一次联组会上，他一开始就声明他这几天做了些什么，接着只是对某些情况作了些解释，他还诬蔑同志们的帮助是“吓唬他”，把联组会议歪曲为“凑他的反动言论”。他并说他有顾虑：“我怕剥皮，我怕一层一层的剥，剥到最后我没有包袱也要背个包袱回去。”

　　8月1日的联组会上他检查了对这次整风的看法和态度。他说：“我认为整风是整人，是找小脚，即使一针一线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的。”“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不免发生急风暴雨，雷电交加。”“发动群众来帮助党整风，会不会整多了？”他又说：“整风与反右派结合在一起，不免要夹带泥沙。”“党内有右派，用审干的办法就可以解决。”“我怀疑党，怀疑反右派是不是有材料，是不是多？”他还说：“我怕左、中、右这样的划分，还不知把自己划成个什么？我怕我在党内被抓为右派分子。因此，我怀疑党内有右派，主要是怕自己被整上。”当时他承认了他对这次整风态度是“由怀疑不满发展到抵触抗拒”。但对于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什么有这些错误看法和这样错误的态度的问题，他只说：“按照逻辑说来，是和42年整风有关的，不然逻辑上就说不通。但怎么联上的，我也不知道。”

　　联组会后，支部接受他愿意再和几位同志一起谈的希望，确定以小组座谈会的方式逐个问题地进行研究。但于8月8日小组同志帮助他具体研究问题时，他却在会上说：“这样的方式使我思想没有回旋余地。”“现在要在会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摆，是要我少数服从多数？”当同志们批判他的态度不老实，提出他是一个党员，应该服从小组决定时，他竟说：“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党员，我是不是党员跟你没关系。”“我认为整就是毫不讲理，大家扣东西。”“我是谈过要接受帮助，但这个会我能接受多少是个问题，就是对我没有帮助。”最后在同志们批判说服下，他同意了和同志们一起研究他的问题，他说：“我开始就知道我是过不去的，看见加几个人（指参加小组会的人），慢慢的加大了，自己想千万别开除党籍。”“我怕瘸子里拔将军，组里我说怪话多些，传话会传多了，也可能会传错，一加两加，推论下去，就重了。”“我想真倒霉，反右倾又搞上了。”“想赶快结束，怕弄上右派。你们现在说什么我承认什么，但是怕你们问具体立场问题。”“一说党内有右派，我就想到审干的问题。报纸上一登有右派了，我看报纸就是找报纸上的右派情况，看我是不是。”在8月9日的小组会上他又绝望地说：“当左派，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啦！”“我不当中右，当中中，争取当中左。”在8月12日的小组会上，他又错误地说：“今后回去看书、睡觉、工作，不再说话了，我再不犯错误了。”

　　在8月20日的支部大会上，他承认了一些事实，但思想实际揭露的少，只戴了一些空洞的帽子，企图顺着大家揭发的问题戴空帽子过关，当同志们揭穿了他的企图，并严肃诚恳地对他的问题逐个进行了批判后，他在会末表示：“我对自己问题的重视还不及同志们对我问题的重视。大家都想挽救我，我应该下决心，好好的从根本上把思想问题解决了。躺着不过关，要由自己负责。今后愿意把自己的问题都拿出来，犯了错误必须靠拢党。”但会后他还是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

　　经过同志们十多天的帮助，在8月31日的小组会上，他具体交代他的思想活动时说：“我感到一个人犯了错误，整起来没有个头，什么问题都来了。”又说：“我想到党有前途，我没有希望。”“我想到我会被开除党籍。为什么呢？因为我42年就有问题，三反又有错误，工作又没成绩。”甚至他还说：“我觉得参加党后，受了些罪。”

　　（6）当9月3日小组长通知他把他的问题提到联支大会上讨论时，他说：“我早看到我要上片，还要上全校，将来还要上北京市。”又说：“我的思想我都交代完了，还叫我再交代，那就是要我制造。”9月4日联支大会临开前，他在宿舍内不愿去开会，经同志们劝告才不得不勉强去参加，但在听了对他的问题的介绍后，他听不下去了，就向支书要求：“我要回去。”会后他向小组长说：“拿到片会上去；还不是介绍一下，让大家把我臭骂一顿。”“拿到片会上去，问题就大啦，我还检讨什么呢？你们讨论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他又说：“当个老百姓，受不着这个罪。”

　　在9月5日的小组会上他又说：“我要是什么，干脆就是什么。整的难受，受不了。”“我现在不检讨，是不得其门而入。”

　　在联支大会上听了肖鲁问题的批判后，他在8月31日的小组会上说：“肖鲁大家一致说是右派，就决定了，不像肃反以后，还有个甄别阶段。”在他的问题提到联支大会后，他和两位同志谈到肖鲁问题时，他站在完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说：“人家把你（指肖鲁）当右派，你还把人家当同志。”别的同志就问他：“要是你，你该怎么说？”他竟答道：“要是我，我只讲诸位。”又说：“林冬白的问题还值得拿到片儿会上批判？他说起他的不愿留校整风，想回家，想老婆也是一个原因的时候，竟无耻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找我，我就干。”

　　在中秋节假期中（9月8日）同志们和他一起出去散步时，他说：“你们不要跟我，我也不会死，我还有几个孩子。”“搞不好会离婚，但还能找不到老婆？就是右派也能找到老婆，也能找到个进步的。”走到树村大树下，他又说：“我的问题说严重也严重，说右派也可以，说反党、说向党进攻也行，说反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我认为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还进一步威胁进攻党说：“反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了。我就不过社会主义关，该怎么着？”

　　“万一我不是右派，还给我留在党内，我也想退党算了，像我这样的一个党员，是党的包袱，没有什么意思。”在回来的路上，他又以探问的口气提出：“我想要有人要求退党，他不够条件怎么办？”9月10日早晨他向小组长汇报他假期三天来和别的同志谈的思想情况和问题时，他说：“这两天我的思想更坏了。”此后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一再说明自己说了退党问题是很严重的。但在9月25日同他核对材料时，虽经一再对证，他坚不承认并狡辩地说：“退党的思想是有的，但没有说出来。”说他当时的“原话”是：“如我不是右派，还能留在党内，我也要开始考虑当不当党员的问题了。”

　　他的态度最后竟发展到完全同党对立，不顾党的影响。在组织上一再要他深刻检查自己错误的时候，他却在9月21日夜里，三次进入宫门前大街五号民宅企图奸污妇女，被群众检举带到派出所。他在9月22日小组会上交代自己的思想时说：“我想，反正就是这样了，有机会就干。反正开除党籍，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 二、诬蔑和否定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及其伟大意义

　　刘汉仁在整和反右派斗争中采取与党完全对立的政治态度，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那就是他对1942年的整风、审干抱有成见。因此，在5月初，小组讨论党的整风指示，谈到中央规定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整风方针时，他就否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1942年整风运动。他说：“陆定一同志关于纪念整风十五周年的文章是不符合1942年延安整风实际的，因而也是不能说服人的。对知识分子那样整，就是整顿三风？”以后，在7月30日出小组会上，他又诬蔑说：“陆定一同志的文章究竟是文章。”（意思说文章不是事实。）在8月1日的联组会上，他又说：“你们说42年整风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也说42年整风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了我们打胜仗，我看整风不整风也照样打胜仗。”

　　他并且诬蔑当时的审干、抢救是无根据的乱“整”。7月25日的小组会上他说：“不管有没有材料，都得过一下子，有没有问题就整，当时没有整的，家庭都是参加革命的或是老陕北人，至于在外边上过学的学生都得整。”他又说：“你们说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同志是弄清了历史，我认为那时没有什么材料，怎么能弄清呢？就在根据地搜集一些，每个阶段能否弄清楚，是个问题。”“我在1935年究竟参加共青团还是民先队，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对当时组织分配他做有关审干的工作，他在小组会上说：“开始整风时，让我做记录，我不愿整记录。”“组织上让我组织一些人收集一些材料，我心想为什么党还要用这样办法，所以我有些也没有做。”

　　据他说：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曾经被审查过，因此，在3月1日的联组会上他说：“对42年整风时向我提问题的那些人，我没有忘了他们。”“过去觉得向我提问题的人，品质有问题。”“一提起42年整风，就气愤。”在8月8日的小组会上他又说：“不管42年整风结论如何，我是被整了。”“我是受了罪。”

## 三、对揭发出来的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某些事实不相信，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辩护

　　（1）他在6月17日听了杨尚昆同志有关整风问题的报告后，对于杨尚昆同志揭露右派分子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是剽窃别人的这一事实，他说：“沈志远的书既是抄的，为什么早不说？是右派了，书也是抄别人的了；如果他不是右派的话，就是抄书也不说了”。

　　（2）人民日报揭露费孝通把别人写的文章或研究整理的材料稍加修改或加一篇序跋，就无耻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刘汉仁对此也不相信，他说：“根据其它有关材料的分析，费孝通写‘早春的天气’是费了许多思考，化了劳动的。”他在8月20日支部大会上又说：“他既能写文章，书还能是抄的？”

　　（3）他对党揭发的阴谋篡夺党中央领导的反党分子高岗的个别事实不相信。他虽然在平常谈起高岗的生活作风上的一些问题时表示很反对，但是他在7月30日联组会上为辩解他不相信沈志远、费孝通抄书的事实时，却说：“高岗不好，搞反党集团自然不好，中央处理是正确的，但是不是高岗连信都不会写呢？我想这句话可能有些过分。”他在8月8日的小组会上又重复上述的话，并说：“根据我的经验，三反、整风等什么问题就不是那么回事（注：他的意思是指有的问题就不一定是事实）。我们说一个人坏，那个人就不是那个事。我有历史遭遇，我认为我考虑问题还很高明！高岗要不好，要不会写信，为什么把他提拔起来的？‘荣誉属于谁’是叫人写的，那么‘为民兴利除弊’谁写的？”

　　（4）人民日报在1955年曾揭发华岗品质恶劣，华岗所写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几乎全部是剽窃别人的。刘汉仁却在7月30日联组会上仍为华岗辩护说：“我过去听说华岗在山东大学工作得很好，对教授团结也不错。他怎么能抄别人的书？”在8月20日支部大会上回忆他对华岗抄书事实的思想情况时又说：“是谁们写的？是否攻击他？”

　　（5）徐懋庸在武汉大学工作时，曾因严重违反中央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被撤职调离武汉大学。但刘汉仁却为徐叫屈，在7月30日联组会上埋怨中央：他说：“徐懋庸只对知识分子冲了两句：只是说了知识分子要想吃饭的，随同共产党走，想反动的去台湾。这么一两句，就把他撤了职，是否重了？”

## 四、在学校党委制、三反、农业合作化等几个问题上的错误言论

　　（一）同意取消学校党委制：

　　他在7月22日第一次作检查时说：“我认为我确实不是系统的右倾，是理论水平不高看不出来，这是不是右倾呢？如对学校党委制问题，我认为不能像省市委一样；党委只能管党务工作，党不懂那些事，什么去领导，我这是指我所在地方的学校而言的。”

　　当他的错误观点受到批判后，在8月1日联组会上，他又狡辩说：“县委领导县政府是党委制。但学校党委会就不是党委制。我同意说学校党委会没能耐。我说党委会只做党务工作，就不必去当副校长，因为一般的情况，校长都得教书。我的意思是可以加强党组，即把大学中我们学过科学、理工的党员教员吸收到党组中来，使我们在校务委员会中占多数”。

　　（二）怀疑、否认三反运动的成绩，诬蔑三反时党暗示贪污分子咬他

　　（1）在讨论校党委印发的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中有关对三反运动的看法时，他在7月9日的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虽然也提到“绝对不能因为有缺点把成绩否定了”，但是，他又说：“在个别单位由于领导人的品质不好，把人反错了，那么这个单位是否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又说：“三反搞出了那么多的贪污分子，善后工作没有做好。”并说：“三反运动只反了贪污、浪费、没有反官僚主义，只有两反，没有三反。”

　　（2）在三反运动中，刘汉仁在东北人民大学工作，因有贪污分子检举，曾被停职反省，后经查清刘并无贪污行为，因此平反复职。但他对停职反省一事一直心怀不满。他认为不该让他停职反省。他在8月8日小组会上对党进行污蔑说：“这是领导上有意搞的”，在8月20日支部大会上又说：“我怀疑三反时我被咬上是不是组织暗示贪污分子咬我的”，还说：“这个贪污分子服刑期满出狱来我家看我时，我曾想问问他是不是组织上布置的，只因为他不是党员，所以没敢问。我对党内有你搞我，我搞你的看法”。

　　（三）怀疑党中央领导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性

　　（1）在讨论邓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时，刘汉仁认为：“邓老报告中关于合作化优越性的那几条，谁也知道。仅有那几条，不能说服人。”因此，他在8月30日支部大会发言稿中写道：“我从未想到人民生活改善了是和合作化的优越性有关的。”

　　（2）他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冒进了，是不是由于反右倾反的？他说：“农业合作化的进度比主席报告的时间提前完成了，是否中央没有控制好？我总认为上面一号召，下面就跟着来”。如应该发展80％或90％，有些地方是否超过了而赶到90％或100％了呢？邓老报告中讲：有些地方有基础，经过抗日时期的变工互助，可以快些。要这样说，那有些地方是否又发展得慢了呢？”

　　（四）认为党对高级知识分子迁就，并怀疑党内党外“勾结”起来“整”他

　　（1）认为党对旧知识分子迁就，嫉妬党对旧知识分子的使用，他经常说：“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如果不参加革命，也可以上大学，好好闹学问，现在也是大知识分子。”

　　（2）高教部去东北人民大学检查知识分子政策时，他在东北人民大学负责总务工作，因他曾在某些问题上违犯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教授们提了不少意见，他做了检讨，但内心非常不满。他在7月22日小组会上说“当时在东北人大要我检查宗派主义，现在又要我检查右倾，我也不知道那个对了。”在7月25日小组会上他还污蔑党说：“我怀疑是党内和党外勾结一起搞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在8月8日小组会上他又说：“知识分子说什么都是对的，也不管事实，只相信他们，不相信我。”“只要是知识分子，有点错误也不要紧。”“高教部就不批评知识分子。”当看到报纸上发表东北人大某些知识分子成为右派时，他曾和同志们说：“我看那时还是我对了，当时反对我的知识分子今天证明是右派分子。”

## 五、极端严重的与党对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

　　（一）存在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

　　刘汉仁有着一套和党完全对立、只从个人名利出发的个人打算。他在8月28日的小组会上具体交代他的思想活动时说：“三反整一下，整风也整了，反正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自己要搞点学问，反正革命是成功了，自己要有点能耐。”又说：“没有能耐，像我这样的党员是不能被信任的，我有了能耐，你党就会重用我。”他认为“贯彻党的政策谁都会做，把党的任务完成不能算能耐。”还说：“自己想离开党的工作搞点出名的东西，工作做得再高点，死了也是你的，要能写点东西，一百年后也是你的。”他曾非常后悔地说：“过去叫去哪里工作，就去那里工作，没有学到能耐，现在想这一辈子，不能出大名，也要出个小名。”“有了能耐，你觉不用我也可以，我就拿我的本事去教书，写文章。过去不想在营口当县长，想搞学校工作，就是这个目的。”因此，他不管在过去的工作中，或者在进党校学习后，都有他自己一套脱离当前战斗任务的个人学习计划，而且把这个计划当成主要的任务。他在8月28日小组会上说：“我就是看我的历史，小说，把工作当副业。”还说：“五年不工作，看点书我也不会提意见。”他还为他：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作辩护说：“我想，我写点东西有名有利，同党的利益并不矛盾。”现在的社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在这种社会中学到的本事，都是为社会主义的。”在8月28日小组会上他说他在东北人大时，因认为“做党务工作麻烦”，在调动工作谈工作时，他曾表示：“我不能做党内思想教育工作，做个党外教员还差不多。”在党校和一位同志曾说他打算回去后要求退出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党组的工作，原因是“财经工作我不懂，一开会一夜”。当他的错误观点被批判后，他不考虑如何检查自己，而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他在8月8日小组会上说：“我想，这次检察长当不成了，或许还要降级，要是降级还可以给训练班讲课，给党报写写稿子，老婆工作也能拿钱，这样还可以照样拿一百七下来块钱，还可以生活下去。”

　　（二）他完全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自己入党后“受了些罪”，抱着一肚子“怨气”，与党对立，对党怀疑、不满，有戒心甚至失去信心

　　他在8月28日小组会上说：“十五年来运动我都碰上了，工作上成绩没有，人家要求高，我就够不上。”他把自己同领导同志的关系看成是“你要我工作，咱按政策办事，我错了你批评，你错了我批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把对一般同志的关系说成是：“我想我做工作，谁也不犯谁。”他对他一再在运动中受审查、被批判深为抱怨。他在8月28日小组会上说：“我觉得参加党后受了些罪（指42年整风和三反运动）。我没有感到我是党培养的，我觉得我不参加革命，也可能念念书，找找事做。”“我总觉得党没有培养我，书是我化钱读的。”他还说：“我同党有距离，在东北人民大学时距离加深了。”“总觉得组织上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同志呢？”他认为党员与党组织的距离是党造成的。他认为“党有前途，我没有希望。”他又说：“我对政治生活厌倦，我觉得许多问题是今天左了，明天右了，很难做工作，不如教书好”。他还说：“我不想脱离党的原因：第一是已经当了二十年党员，将来还有二十年不当党员，面子不好看；第二是不当党员生活没办法；第三是要不是党员，天天只上班下班，就像没有了灵魂一样。”9月11日在小组会上他曾悔不当初地说：“当不成党员就算了，如果开除党籍，白当了二十年党员，还不如以前不当党员。”

　　他在8月8日小组会上又说：“对有些问题，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把事情存在心里，把它当成了经验。”又说：“自己处事，对党有戒备心里。”他在8月12日小组会上说：“向上汇报是只会夸大不会减轻。”他认为他过去受批评有些就不是事实，他说：“根据我的经验，三反、整风等什么问题就不是那么回事。”“我看问题是看反面。”在9月11日小组会上曾说：“我个人想，我自己的思想还不是有什么系统的看法，总的方面是从整风、三反来的。”“主要是对党失去信心，对党有怀疑。”

　　他自从入校学习后，个人主义表现也是很突出的。刚开学后，在第二次支部大会上支部传达有关生活问题，曾提到学校要给大家准备草褥子，他在大会上就说：“这是学校稻草卖不掉啦！”上学期曾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把每天吃的饭、菜价都记下来，到月底结算时核对钱数，怀疑食堂有贪污。他还曾说：“我对学校没有感情，也没有什么留恋。”当同学们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去和毛主席照像时，他却借口说没有衣服不去。

　　他对级别待遇不满意，有时发牢骚说：“一辈子十二级我也没有意见，我们这些人闹一辈子也不过是个七、八级。”有同志问他：“你现在拿钱还嫌少吗？”他说：“现在拿钱不少，比回去搞农业生产好。”

　　附注：刘汉仁，男，现年44岁，辽宁省新民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分学生，现有文化程度高中以上。1935年12月参加工作，1937年3月入党。入校前任长春市人民委员会政法办公室副主任，现任长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12级。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9期，195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