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王善玲同志错误思想的一些材料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 （一）在大鸣大放期间丑化党内生活

　　（1）在“鸣”“放”中，她说：“不仅在党群之间有墙、沟，党内上下之间亦有墙和沟，现在党内不团结的现象比以前多了。”并以劳动部为例说：“科员对科长，科长对处长，处长对司长，司长对部长，层层有意见。劳动部有不少同志不满意领导，我们那几调走的干部差不多都是闹别扭，吵吵闹闹，甚至哭哭啼啼走的，但有些到了别的机关，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成了好干部。”

　　她又说：“党内存在着打击报复现象，有时不在形式上而特别在调动工作或评级提级的时候给小鞋穿，实际上言者有过。”“劳动部不少同志不满意领导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干部有缺点，另方面是领导上采取打击报复态度，有意见平时不说，逢到运动或做鉴定的时候，就算总账。

　　她说：“等级制度是引起党内墙和沟的重要原因，现在住房子，日用家具，坐汽车……等，都按等级待遇，这就使同志间关系疏远了。……其实‘争名夺利’是因为有了等级制度才有的，没有级别谁去争？另方面领导上叫干部不要争级别，但许多制度又按级别办事，这是人为的矛盾，好像鼓励人家讲究级别，如坐火车要十一级才能坐软席等。”

　　（2）在“鸣”“放”期间，她说：“现在工资悬殊很大，高级干部的生活特殊，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供给制尾巴照顾着。老百姓反映：共产党小汽车，小公馆比国民党当官的还多。真是小公馆林立，小汽车川流不息。我认为现在整个国家干部的生活水平都应当低些，高干尤其要降低，不要苦乐不均。如果能把干部工资都拉下来，这是大家不会有意见的，因为不患寡，只患不均。”

　　（3）在“鸣”“放”中，她曾说：“高干换老婆之风盛行，这种作法比国民党做官的还坏，因为国民党时期是容许一夫多妻制，做官的讨了几个小老婆也还要养活。现在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高干换老婆丢掉了什么也不管”。（她特别是对中央××等负责同志进行了诽谤和攻击。）

　　（4）在“鸣”“放”期间她还说：“党的干部政策不是从德才出发，而是从领导者个人好恶出发。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党的组织，而是不少场合，有些人善于逢迎，喜欢抛头露面表现自己，就被当作好干部，凡是提意见多些的，领导上就不喜欢。作人事工作的同志有些是采取一点论的方法考察干部，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

　　（5）在鸣放期间，她还赞同右派分子的一些言论，如她认为龙云所说干部子弟学校学生生活特殊是事实。在报上看到一○一中学学生反驳龙云的一封信后，认为“他们说的与一些事实不符，不一定像他们说的那样好”。

## （二）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一些政治运动发表了许多错误言论，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妄加批评

　　（1）3月18日康生同志来校报告后，小组座谈中，王善玲同志表示不同意康生同志所说的1942年整风时，就开始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她说：“事实不是这样，而是偏差不少，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逼供讯现象，弄得人心惶惶，有的因而自杀，伤害了一些好同志。现在党校学习的有些同志，当时挨过整的，多少还有些不满。康生同志这样说法是不是对过去整风估计过高了，夸大了成绩，否则为什么不讲缺点呢？没有自我批评，不能以理服人。”

　　（2）她在“鸣”“放”时期一次小组会上说：“土改时斗争了知识分子。”“把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或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人斗了”，其他同志加以反驳，她辩解说：“我认识的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同学，他们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或当教员，后来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关起来了，有的自杀了。据说那时在本地工作的就危险，离开本地工作就好些。”小组同志又反驳：“这不是全面情况。”她回答说：“至少是局部地区如此。”

　　（3）她在“鸣”“放”中还说：“肃反工作准备不够，就拿劳动部来说，排队不仔细，结果斗争面大，时间拖长，方式也有点过火，对斗争对象的材料掌握不多，打得不准，到后来，斗错的一部分同志，对党离心离德，被斗的人反而得意洋洋，尾巴翘得高，不好领导。”

　　（4）寒假以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她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有些快了，干部经验不足，群众思想准备不够，问题很多，闹社、退社的不少。如能慢一两年转为高级社，逐步巩固起来，问题就会少些。像苏联那样也是几年中才搞起来的。”

　　（5）她在国务院发言人关于物价问题答记者问发表后和“鸣”“放”中几次说：“国务院发言人说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缩小了缺点，缺乏自我批评。如物价提高的幅度实际比所说的大，硬说物价没有涨，这是不说实话。”“这次物价涨，其中有人为的因素，而且不仅是高级消费品，就是一些日用必需品不也涨了吗！例如盐、草纸等等。”“工资刚增加，马上物价又提高，有些人就等于没加，有些人实际收入减少了！”小组同志批驳她说的不合事实，她就说：“你们不当家，不接触事物就不知道。”

　　（6）在“鸣”“放”中和以前讨论文件时，她都讲过：“工农生活差别大，农民生活苦。”

　　（7）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和“鸣”“放”期间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她几次都说到“中央政策左右摇摆，工作忽左忽右”，并说：“农业合作化先是反保守，到高潮时又太快了些。”“职工生活福利问题，1955年周总理检讨：一、二年来对职工生活福利注意不够，但现在又觉得工资增加多了。”“基本建设先是反对保守，现在又觉得投资过大了。”“一些运动初期总是反右，中间就左了些，后来又纠正。”

　　（8）在“鸣”“放”中，她说：“毛主席批评去年评级评薪是“争名夺利”，不妥当，又拿共产党员和唐绍仪比，也是不妥当的。”

　　（9）她在“鸣”“放”时期在小组会上屡次批评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她说：“刘少奇同志关于工农生活水平比例的分析是不合乎实际的，工农生活差别大，农民生活苦，广东有一个干部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也同意他的意见。”“刘少奇同志在河南许昌对学生的报告中，用当干部来鼓励学生参加生产是不恰当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干部可当，并容易发生用名誉地位观念刺激学生向上爬的思想。”“刘少奇同志说：国民党时代只有县长、中学校长才能带家属上任，中学教员、县政府科长就无力带家属。这不合事实，我就知道有科长、中学教员也有带家属的。”有一次她对小组个别同志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报告讲到学生升学问题和工农生活比例问题时，下面有人递条子，并陆续走了一些人。”

## （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她的上述错误，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她的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如：

　　（1）在“鸣”“放”时期，她一再强调地说：“去年提级党委部门解决了，而政府部门未解决，不公平。”小组同志向她解释，她还不信。王善玲对自己级别深为不满，说：“提了职就应该提级，我任了这个职，就应该有相应的待遇。”1955年她给马部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谈其他问题外，还是提出三个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工资级别问题。她来党校时，就曾问过劳动部干部司长：“我在学校填几级？”到校后又打电话问劳动部干部司：“我的级别是否已调整，支部问我时，我怎么说。”并问说：“怎么我们不公布，党中央部门已公布了。”

　　（2）在工作上，她一贯是称心满意时就比较认真负责积极，如果工作自认为不满意，就不负责，不积极，容易闹情绪。

　　（3）王善玲一向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平日很少接近人，群众观点很差。她对部的领导也很不尊重。例如1950年大区撤销，劳动部讨论大区撤销后干部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工作任务如何划分问题，当时毛副部长主持会议，东北地区提出大区撤销后干部安排计划比较好，毛提出要将这个安排方案通报各地区，以资参考。王善玲当时态度很傲慢地说：“我不同意这样做，这就表现了劳动部的无能。”“在一次研究争议司两个干部的级别时，毛副部长说干部无突出表现不可定级太高，她当时说：“我看劳动部包括部长在内，也没有什么突出表现！”表现了严重的抗上态度。

　　（4）学校通知同学取消周末机关用车接送办法时，她表示不满，对同志们说：“司局长一级去办公，还不是用车接送？”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2期，195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