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杨庚错误言行的一些材料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按：杨庚是我校普通班第25支部学员，来校前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发表了不少的错误言论，并支持和同情某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谬论，反右派斗争中不仅不检查悔过，反而畏罪自杀。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杨赓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决定将有关他的材料印发全学员讨论）

## 一、关于重大方针政策方面的错误言行

　　1．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面的成就

　　他说：由于“1955年各方面都反对右倾保守，结果引起各项建设工作的‘冒进’，以致造成1956年财政上和物资供应上的人为紧张”。并且说：所以造成这种情砚的原因是“由于中央掌握政策不稳”。

　　3．否定三反、肃反运动的成就

　　关于三反运动，他曾说：“中央批示的‘凡大抵管钱管物者，必有贪污犯’的批语，说得过于肯定了。”并且认为：中央“限时限量要老虎，是搞出一批假老虎的原因”。

　　关于肃反运动，他认为：“肃反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还认为“肃反运动是劳民伤财”。

　　3．对中央提前整凤和大鸣大放方针的错误认识学校根据中央指示布置整风任务后，他在小组会上公开提出对整风有意见，他认为：“党中央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目前开展整风运动党内思想准备都不够。”并说：“领导无准备，干部无准备，整风条件不成熟，马上开始整风，会出乱子。”小组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仍坚持己见，并且还和同志们说：“毛主席是不是脑子发热了，主席是不是也有点右倾了，什么整风呀，发动群众呀，我最头痛。”

　　他对大鸣大放方针的正确性也有怀疑，他说：“大鸣大放，放出这样多的牛鬼蛇神，是否中央对几年来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过高了呢？”并且说：“中央提出整风是要缓和同知识界的关系，现在的关系究竟是缓和了还是更紧张了呢？”（他的意思是说由于大鸣大放使得党同知识界的关系更紧张了）

## 二、攻击和污蔑党的领导

　　他污蔑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党中央执行政策不稳”。他说：“这几年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毛主席是否有点脑子发热了，骄傲了。”他还说“中央决定提前整风和采取大鸣大放方针是出自“灵机一动，的决定”。又说：“提前整风是毛主席由土海等地视察回来决定的，这是不是毛主席个人决定。”他还说：“中国党内知识分子成分多，这是否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在党内的反映。”

## 三、支持与同情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1.关于教授治校

　　5月17日人民日报注销右派分子钱伟长谈清华大学内部矛盾一文中，曾提出所谓“教授治校”的主张，杨庚看后觉得有道理，并对同志们说：“高等学校有特殊性，要依靠‘专家’才能办好。”并且认为“高等学校党委制可以考虑取消”。

　　2．对于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看法：

　　5月16日人民日报注销右派分子李景汉攻击党的文章中，会提到“沟和墙是学校中的党团员对老教授不尊重造成的”。他看后不仅不认为这是对学校党团员的攻击，反而认为这是“帮助党整风”，并且对李景汉表示同情，认为“官僚主义把李景汉埋没了”。

　　人民日报刊登了庞熏琴反对党对工艺学院领导的文章，他看后对同志们说：这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并且认为“这是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

　　3，对储安平“党天下”的看法

　　当反右派斗争已进一步深入时，他仍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是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错误地搬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要点”。他并不认为这是对党的领导的攻击。

　　4.对右派分子歪曲制造的“左叶事件”的看法：

　　小组同志谈论“左叶事件”时，杨完全支持和同情新闻记者。当时小组同志提出报导与事实有出入，但他则认为“左叶同志粗暴，官僚气十足”。并且说：“老干部自以为是太岁头土的士，动不得，这样的特权思想，应该狠狠的整一下……。”

　　5．对右派的认识和对党员的恶意污蔑

　　7月10日小组讨论我们与右派的矛盾时，他一再说明，我们和右派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小组争论中，虽然承认了是敌我矛盾，但又说：“右派有革命与反革命的两重性，”并说：“右派有革命性这是决定我们策略的东西。”还说：“右派不革命就没有饭吃。”但是另一方面对右派分子恶意攻击和污蔑共产党员的说法，如右派分子说的“共产党员没有人情味”，“六亲不认”等等，杨则表示有同感。

　　6.支持右派分子蓝钰等人向文化部进行攻击

　　由于杨庚对文化部领导不满，因而当某些右派分子向文化部以及党的出版事业进行恶毒攻击时，他便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支持右派分子的攻击。

　　右派分子曾彦修在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攻击文化部领导时会说：“文化部文化太少，武化太多。”杨则表示有同感。

　　右派分子兰钰（按兰为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庚来校学习后）兰钰代理了杨的副社长职务，杨一贯认为兰有才华，熟悉业务，对兰信任支持）在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对文化部领导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进行恶毒攻击。兰钰并提出了反党纲领和成立出版协会等反社会主义主张，杨庚认为：“兰钰的发言，反映了我的意见。”这是因为他自己认为：“党对出版事业统得太死。”他说：“出版局统得太死，在纸张分配、印刷力量、人员任用上，都卡得太紧。”他并且说：“希望在企业自治的范围内给社以适当机动之权。”

　　在大鸣大放期中，兰钰曾以对通俗读物出版社的业务方针提意见为名，起草了一份给文化部和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达报告实际上是一份对领导上的抗议书。当征求杨庚的意见时，他批了同意这个报告的意见，以后由于社内整风领导小组其它同志不同意，因之未发出去。

## 四、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来的态度和表现

　　1．对党的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的方针有抵触

　　他说他对这次整风运动有两种思想顾虑：一个是“怕”，这是因为“自己有小辫子（诱奸保姆的问题）怕在整风中被暴露”；另一种顾虑是“怕乱”，照他自己说法是“感到形势紧张，非常沉不住气，因之就对中央提前整风采取大鸣大放政策发生怀疑”。并且对整风产生了抵触情绪。他说：“中央原来决定今年学习辩证法，明年开始整风，为什么突然提前呢？”又说：“过去搞运动都是先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铺开，为什么这次一下就全面轰开呢？”

　　中央决定学员留校整风以后，他认为：“在这里整风不能解决问题，不如回机关整风。”因而对留校整风有抵触情绪，并在小组会上一再表示不能安下心来，不愿参加小组会，同时还一再说：机关要他回去领导整风，这里又是一摊子，实在是顾此失彼，两头赶不上。

　　2．拒绝检查错误思想

　　反右派斗争深入后，杨领导下的“事时手册编辑部。揭发出六个右派分子，小组和支部同志要他联系思想实际进行检查，他一直情绪抵触，躲躲闪闪，不愿检查口甚至还回原机关和同志们说：“支部和我为难，小组同志水平低，人事关系处理得不好，因此不让我过关。”并因之产生了“开小差思想”。

　　杨在小组会上还一再说明：“一切事物是在空间时间中运动着，矛盾的共性与个性许多人不能在实际问题中掌握运用。”借以抗拒同志们对他的帮助和批评，后来在小组会上检查时，又给自己扣了一些大帽子，以图混过关去。同志们指出他的错误后，他又要求小组准他十天假，回家休息以后再回来检查，想拖过关去，总之他对整风态度是极不老实的。

　　3．反右派斗争中表现消极

　　在准备斗争徐盈的大会时，小组推举他发言，他表现很消极，及至准备了发言稿后，又要别的同志替他去念稿子。支委不同意他这样做时，才勉强发了言，他自己曾说：“我对徐盈的发言是督促上阵的。”

　　其次，当兰钰反党阴谋揭发后，社内领导小组陈宝光同志向杨汇报兰钰已被划为右派分子个人野心家时，他还质问李宝光同志说：“兰钰是右派分子有什么根据！”

　　附注：杨庚，原名杨隆誉，现年44岁，湖南长沙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1938年1月在湖南长沙湖南观察日报工作时会申请入党，2月省委指定黎澍、张生力二同志为介绍人介绍他入党（张生力同志已记不清介绍杨入党事情）。入党后，历任湖南观察日报记者、编辑，桂林国际新闻社编辑部副主任，香港华商报驻重庆特派记者，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抗战胜利后，调北平新华分社任副社长，后又调新华通讯社东北总分社编辑部任部长，东北野总分社副社四野总分社副社长，后又任新华通讯社东北总分社社长等职。1953年调通俗读物出版社任副社长，直到来校学习。

　　杨庚的社会关系极复杂，其伯父为大地主掌管家务，父为清末旧官僚，已相继在抗战前后去世。还有几个叔父，除早亡者外，有的做过高等法院主任法官，有的做过税务官吏，都早国民党官场人物。其中对杨庚思想影响最深而最爱他敬仰的，是直接供给他上中学大学费用的最小叔父杨宣诚。此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回国后历任湖南省参议员、外交部司长、驻日大使馆海军武官、国民党军参谋部情报处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庚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时，与其来往甚密，抗日战争胜利后，其叔调任北平市政府秘书长。杨庚也调北平解放日报社工作，仍不断往来，直到我退出北平后，杨庚才与其叔断绝联系。其叔在全国解放前逃往台湾。另一个和杨庚来往较密切的是他的堂兄杨隆佑，此人为国民党特务分子，且为戴笠亲信，也已逃往台湾。此外，杨庚的亲属中，在全国解放后，有的在“土改”时“失踪”有的“土改”中被君众斗争处死，其胞兄杨隆熙在“五反”中畏罪自杀。其姐杨昭如是杨庚一份家产的继承人，解放后被斗争。她还是一个有血债的人，她丈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我镇压，她为了“替夫报仇”，曾带领国民党匪徒杀害我农协积极分子。

　　杨庚一贯对党不信任，尤其在肃反运动时，表现很不正常，会怀疑党派人监视他，甚至想自杀。

　　这次反右派斗争深入后，支部研究了杨庚的问题以后，确定在小组范围内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让他在小组会上进行检查。他一方面应付检查，一方面又以睡不好觉为名，到卫生科要了六片安眠药。小组知道这一情况后，为了关心他的安全，只好向他要了出来，每天给他留两片。同时不断派同志和他交谈，帮助他解除顾虑，认识自己错误，但是杨庚却仍然拒绝了党和同志们善意的耐心的帮助，竟于10月9日夜里畏罪自缢身死。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42期，1957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