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省笔记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资训练部第五班哲学专业第一支部、贺启平> 　　（注：贺启平，男，37岁，北京市人。家庭出身，小官僚。本人成份，旧职员。文化程度，高中。1937年至1945年，在日伪最高法院华北分院、检察署等机关任录事、雇员、学习书记官等职。1945年至1948年，在北京大学任职员。1946年3月参加民主同盟。1947年春入党。1948年9月到解放区参加工作。来校学习前任本校教务处图书馆副主任。） 　　我在今年五、六月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党内和他们配合，也发出了许多右派言论，特别全面地攻击党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并企图在学术问题上恢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领导地位，还有其它方面的反动言论。现在我向党交代我的罪行，并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做初步地检查。 ## 一 　　第一、我反对党的领导，特别否认党在目前能领导科学文教事业。我认为目前我们的红色专家不多，是“外行”。有些老同志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学习，“不学无术”，今后主要搞经济建设，你不成就要别人来。因此认为我们科学落后，空白点多，怀疑十二年科学规划赶上世界水平是否可能？不相信党能领导。我同意右派分子储安平提出的十二个副总理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谬论，认为不策略，我的主要意思就是可以由像郭沬若这样的民主人士任一个副总理来领导科学文教事业。还同意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看到大鸣大放中揭露了许多缺点，感到我们是“外行”，领导不了高等教育，应扩大民主实行“教授治校”。我还攻击高等学校中的马列主义理论课，认为有“教条主义”学生不爱听，不解决问题。还攻击高等学校的人事制度，认为毛孩子管不了大学教授；系主任不知道人事调动不合理；认为由团员来划分学生中的左中右容易搞错。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他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是内行。八年来在科学文教事业的建设上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绩，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在最快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水平。资产阶级如果说他们是内行，也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行，但这是一条最后必然灭亡的道路。资产阶级右派提出的十二个副总理问题，不仅是一两个党外人士的名额问题，而是为了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搞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回复到半殖民地的时代去。右派主张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攻击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育和人事制度，就是从科学文教事业方面人手在组织上、思想上推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从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看，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科学文教事业方面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还要进一步加强起来。 　　第二、我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主要是“宗派主义”，并反对马列主义理论专家，认为他们不如资产阶级的专家。我认为留学生现在可以公开考试了，过去太注意了政治审查，对文化条件注意不够；我认为党对资产阶级学者信任不够，如对经济学家订的保密制度太严，不叫他们研究物价问题。我主张对有技术的旧知识分子，应区别于旧军政人员，应让他们有职有权。还认为右派诬蔑党员有特权是“事实”，很“欣赏”右派攻击我们的“党员特权条例”。 　　我平时爱看“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因为他们经常反映科学文教工作和知识分子的情况。在右派向党进攻期间，它们的资产阶级方向，成为章罗反党联盟的工具，我还认为它们反映的都是“事实”，是“帮助党整风”，对他们揑造的复旦大学取消了党委制、左叶事件，草木篇问题等都相信了并为之传播。在“大公报”上看到右派分子吴金萃诬蔑工人阶级的文章，认为“不好驳倒”，“批评他还不容易”；但“人民日报”给右派分子雷海宗的座谈纪录加了按语，我则认为加的早了，影响鸣放。 　　我在立场上、在思想感情上和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对民主人士政治态度的看法上。 　　我对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如邓初民、吴晗、周建人等认为他们原来就是左派，不表示怀疑；但对旧军政人员中比较进步的人士如程潜、唐生智等，“人民日报”印了他们的文章，则表示怀疑，认为他们难道比我还进步吗？他们的文章不过是秘书写的，不是他们的由衷之言。 　　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如对钱伟长、费孝通最初认为他们是“书生”，一定是被章罗拖下水去了；对比较明显的右派，如葛佩琦，则仅仅认为他是落后，他不会有什么小辫子；认为林希翎只要改造好了很了不起，认为她说的事实都是真的。总之，处处为他们涂脂抹粉。但对旧军政人员中的右派，如龙云、章伯钧则认为他们是土皇帝，是政客，非常气愤。 　　这种同情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更具体地表现在对学术讨论的看法上。我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我们马列主义专家还不多，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史家如冯友兰、贺麟等掌握材料很多，应当叫他们来搞。在哲学史讨论的斗争中，我同意他们对马列主义哲学的进攻，认为唯心主义还有“好”东西，不能完全否定。 　　反过来，我对马列主义理论家则妄肆批评，认为他们不行。我攻击郭沫若同志关于墨子的看法，还攻击他研究“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文章，认为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样，为什么对郭沫若就不批判？认为胡绳同志关于中国哲学史讨论的文章讲的是大道理，不解决具体问题，就是不能叫资产阶级专家心服。还攻击孙定国同志对冯友兰，贺麟的唯心主义斗争，是“宗派主义”，认为又请人家讲课又批评人家，不是“诱敌深入”吗？还认为李希凡比老教授差的多，不能得科学奖金。 　　我由于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反对党，所以否定了政治第一的原则，完全否定了知识分子还需要改造。资产阶级右派所说的“宗派主义”，实际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我们党对旧知识分子既帮助他们改造，也是信任他们的，右派分子钱伟长、费孝通、曾昭抡，那一个人不是有很大的职权呢？因为他们根本的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只要有党领导他们，他们就认为不信任，认为有职无权。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一直是仇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在哲学史战线上的斗争非常尖锐，他们口中的“教条主义”，实际就是马列主义的同义语。他们为了推翻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恢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为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理论上找根据，所以认为唯心主义还有“好”东西。我所攻击的几位马列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我国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他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一直和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反动理论势不两立，对他们的攻击就是反对党，就是仇恨马列主义理论的具体表现。 　　第三、我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认为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缺点，主要是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影响了知识分子向党靠拢。我认为在思想改造中青年人批评老年人，不能以理服人；肃反斗错了人，尤其在学生中进行肃反不好掌握政策，因此说成绩是基本的在某些单位不好解释。还认为斗争的方式简单粗暴，伤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忽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点，伤了他们的感情。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 　　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是党领导的反对三大敌人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站稳立场，划清敌我界限，参加运动的关键是立场，不是什么年龄和知识问题。这些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知识分子方面来说，经过改造的，经过审查的一些人，他们都能以亲身的体验证明运动的成就，使他们开始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更靠近了党。只有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的少数人才认为运动方式粗暴，认为是对他们的“辱”，否定运动的成绩和它的伟大政治意义。 　　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在历史上是站在人民立场、爱祖国爱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文天群、顾炎武、王船山等人；在近代是与劳动人民结合，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李大剑、瞿秋白、鲁迅等同志，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他们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高贵品质，给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光辉的榜样。中国的士是封建社会中没有独立人格的一个阶层，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是知识分子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有奶便是娘的卖身投靠的理论。只有共产党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真实的知己，但他们不以共产党为知己，他们还向党进攻。所以它是一个反动的理论，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 　　第四、我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否认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反对党的各项政策。我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缺点是一下子解决五亿农民的问题干部的经验还不够是冒进了，“来自中央”。还破坏工农联盟，怀疑少奇同志对工农生活水平的计算方法。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农业合作化搞糟了，厚工薄农的谬论。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估价，我认为1956年工作冒进了造成损失，认为张奚若批评我们“急功好利”很对。我的意见主要在教育部门，工农速成中学的经验被否定了，我认为工农学生的培养不能采取速成办法，这实际是反对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还认为解放后的大学生水平低了，他们对祖国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知识、外国文的基础、汉语基础都不如解放前的大学生高。对文学艺术出版事业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我认为解放后的电影“公式化”，不如法国电影活泼；看到“中国电影”公布的统计表，认为赔钱太多，感到心痛；认为右派分子钟惦棐的“电影锣鼓”一文都是事实。我看到来校演戏的国家剧团，布景太讲究，认为国家剧团投资太大，演出不多，票价太贵；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把剧团都包下来，由于一般人思想意识落，后于社会发展，依赖国家，造成包袱。我还认为出版工作的印刷和装订技术都赶不上解放前老商务印书馆的水平。 　　我们的科学文教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短短的八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无论在质量、数量上以及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上都不是资本主义所谓建设所能相比的。我们培养的大学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学生，我们的戏剧电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的形式，右派所说的“公式化”就是反对毛主度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他们用“票房价值”一来否定文学艺术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巨大成绩。出版事业也是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和进步的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对于这一切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表示欢欣鼓舞，并且表示爱护关心。何况一个共产党员更应当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建设事业。资产阶级右派为了篡夺党的领导权，把党的建设成绩说成一团漆黑，诬蔑党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也同样在这方面暴露了我的反动立场，向党进攻。 　　对党的各项政策我也表示反对。如反对“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认为解决不了问题，这也表现了我一贯鄙视劳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此外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对物价政策都发表过不满的言论。 　　第五、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草木篇”辩护，认为它还有“积极”意义，暴露了我的反动的封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完全同意了“文汇报”右派分子范琰关于“草木篇”的歪曲报道，我诬蔑四川文联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认为寓言文学没有一定的解释，“诗无达诂”，应尊重作者的意思。特别严重的是当右派分子流沙河的反动面目已被揭发出来，我还认为这篇作品如果不与作者的政治态度联系起来，还可另作解释，不是反动的，还有“积极”的方面。总之右派关于“草木篇”的反动言论我完全同意了，并为之传播。 　　“草木篇”是右派分子全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最凶恶的一支毒剑，从作者到为它传播者、辩护者以及大部分欣赏它的人，全是右派分子。我甚至在听过毛主席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后，并且已经知道了作者的反动面目时，还说这个作品可以有两种解释，还有“积极”的一面，这也明显地表现了我的右派政治立场。同时，在文艺思想上也暴露了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文艺理论，认为一个作品可以脱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作者的阶级政治立场观点而任意抽象的解释。我这种“超”阶级的文艺思想，还表现在单纯“欣赏”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党进攻的辞句：如认为民主人士张奚若（不是右派）批评我们的四句话很“俏皮”对右派用“春天”、“春风”来歪曲整风运动，诬蔑新社会的民主生活制度，我觉得很好；看到高等学校中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小说回目”，认为学理工的人还有这样的文学修养，欣赏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毛主席指示我们，评论一篇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二者是不能分割的。我虽然表面上好像忽略了他们的政治内容，实际上是欣赏他们的反动政治观点。所以我的文艺思想也是我的政治思想的反映。 　　第六、我对苏联的伟大建设成就也表示怀疑。报纸上发表了苏联钢铁产量在几年以后按人口平均产量就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我说：“几年以后干嘛现在就宣传？”对苏联电影描写幸福生活的认为是“公式化”。我还反对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说无痛分娩法是“无痛有酸分娩法”；认为苏联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的经验不多；解放军报上讨论士兵戴船形帽问题，有人提出有伤民族感情，我很同意多又想到看过的战士向军旗接吻向军旗告别，我认为不合中国国情，都是来自苏联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就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苏联的科学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他第一次发射成功了两颗人造卫星，开辟了人类进入宇宙的新纪元，在政治上对保卫世界和平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苏联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有了很大的帮助，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切右派分子由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必然反对并仇视苏联，他们像怕太阳一样，惧怕苏联的巨大力量。我这种反苏的思想还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所以更是极端反动的。 　　第七、我还有极浓厚的个人主义。表现在对革命事业不关心，对有些事置身事外，怕引火烧身。如入学以来支部中讨论专家不讲课问题以及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争论，我都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要毕业的前夕考虑自己的工作，不愿做行政工作，又听到整风中大家对图书馆领导上提了许多意见（其中有不少是右派分子的进攻），自己为了避免，“人事纠纷”更想离开图书馆，又想到教研室要讲课，自己不够条件，只有资料工作可以安安静静的读书。我还表现和一般同志的关系非常疏远，缺少革命感情。看了诬蔑新社会的“六亲不认”一文表示同感，认为接受历史教训少交朋友。我还从自私自利的立场出发，对干部困难补助制度，认为太严；对解放军的食油配给量，认为太高，都表示不满。 　　由于我的反动立场，把阶级斗争看做“人事纠纷”，意图逃避斗争，把革命工作当作负担，把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新社会的人和人的关系与旧社会不问政治的庸俗朋友关系等同起来。特别严重的是，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流血流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热爱，反倒从卑鄙的个人利益出发向之进攻，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同时也表现在生活上了。 ## 二 　　我的反动思想毒害已深入骨髓，是有其深远的根源，并有其形成的过程。我的主导思想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纠缠在一起。 　　我出身于一个反动的小官僚家庭，父亲一生大部分历史是给反动军阀做爪牙。他在1927年到1938年死前将近十年中没事在家，对我进行了封建教育。除封建礼法外，他指示我读书的目的是苦学成名，为了升官发财，要讲究“内圣外王”之道。他屡次用“张良纳履”、“韩信受胯下之辱”等经受得起封建统治阶级考验的例子鼓励我，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认为要懂得易经上“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才能适应社会的环境。他非常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由此形成了我的封建名位权利思想，以及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 　　在抗日战争八年中，我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1937年上半年因家庭生活困难，上到高中一年级一个学期就失学了，到伪“黄河奖券办事处”做雇员，芦沟桥事变失业。自1938年春到194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期间，先后在伪“河北省怀柔县公署承审处”、伪“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伪“最高法院华北分院检察署”、伪“河北高等法院”，先后任雇员、书记、录事、学习书记官等，做的都是行政工作。我虽然由于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和抗战前左翼书刊的影响，对帝国主义有一定的仇恨心；同时在敌人统治北京的八年中看到汉奸政治的黑暗，也感到非常苦闷；但是对我的具体职业，则一直错误地以为伪司法机关没有日本顾问，是“司法独立”；我又没有贪污过，当时有“穷教育、苦司法”的说法，所以认为自己在当时还有“民族气节”。 　　我还错误地把日本帝国主义和为他服务的汉奸分开来看，把一般汉奸和与我有关系的具体汉奸分开来看。我当时依靠了大汉奸马彛德，他历任汉奸的“高等检察长”、“最高检察长”、“高等法院院长”等重要反动职务。我则认为他“不贪污”、“有学者风度”；他也认为我“老实”，“不会给他惹事”，在1945年敌人将要垮台的前夕，他用他的名义命我为“学习书记官”（待遇和工作未变动）。 　　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是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既没有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与敌人作战，也没有消极地与敌人不合作，而是在敌伪政权下“老老实实”服务了八年，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呢？大汉奸马彛德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民族罪人。敌人就是通过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来统治中国人民的，法院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没有超乎阶级之外的“司法独立”。 　　这时期我把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当做“正统”，认为他还是抗日的，认为国民党的大后方就是自己的“祖国”，总比在敌人统治下要“自由”。我曾在1943年通过国民党的关系介绍同学缪迁去大后方念书。当时有两条抗日路钱，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假抗日路线。我以蒋为“正统”，并为他输送青年，表明我当时在国内阶级斗争中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我长期自负在旧社会是“清高”的，是“超政治”的，事实上我的反动政治面目不是很清楚吗？ 　　在抗战八年中我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班封建文人和几个剥削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1938年我在河北省怀柔县，每天下班后就和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一起看书、谈诗、论文、欣赏书画。在北京期间曾拜一个满清王爷的后裔金佩珊为师，学做旧诗。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文人，也是一个英帝国主义的奴才，他非常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1937—1941年间以金佩珊为主组织了一个诗社，聚集了几个封建文人经常流连诗酒，吟风弄月，我当时以晚辈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诗社。他对我的影响是使我脱离实际，养成了以所谓“不拘小节”、“不事生产”为“清高”的思想作风。还有一个邻居德仁镜，是东北系军阀的二个反动官僚，“九一八”后在北京闲住，我曾同他谈过古书，经常和他“纵谈时政”，“坐而论道”。他始终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以道家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与世无争，与物无竞”来掩饰他的腐化生活；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装出有民族气节的假面目来掩饰他效忠于东北系军阀的真面目。我认为他生活“整饬有法”，“不徇俗矜名”，一直以他的处世为人做为自己的立身之道，养成了我在旧社会表面“耿介不阿”，实际是园滑虚伪的作风。此外，还有两个同学经常在一起蹓书摊，讲究古书版本和欣赏周作人小品文。 　　在思想根源上，在抗战八年期间主要是几个反动文人作品和一些封建历史著作对我的影响。 　　第一个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大反动派胡适的作品。在学校时已受了他一些影响，如他在当时认为我们力量不足，收复失地可以暂时不包括东北在内的谬论，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还相信他认为中国大病是贫、弱、愚、私，完全否认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北京沦陷后，买了他的全部文集，崇拜他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就是实验主义的“一点一滴做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对我的影响是政治上的妥协主义，学术上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脱离政治，钻古书堆。 　　其次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洋奴林语堂的作品和他所办的一系列刊物。抗战前我一方面买了不少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一方面买了林语堂系统的所有刊物。这两类刊物代表了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后者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有传播崇美思想、宣扬帝国主义“文明”的“西风月刊”；有提倡幽默，以虚无主义的观点讽刺时政的“论语”半月刊；有提倡明人小品、语录体文风的“人间世”、“宇宙风”月刊。这些刊物在北京沦陷后还一直成为自己的精神食粮。他对我的影响是使我不满现状但对政治采取旁观态度，读书从趣味出发多写文章用语录体，“以闲适为格调”。形成了我的崇美思想以及自命的“超政治”观点。 　　第三个是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作品。他对我的影响最大。在敌人统治时期他一直公开发表文章，他是当时所谓“言志派”的领袖，他们骂左翼作家以及一切为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的文人为“载道派”。我在抗战前从林语堂系统的刊物上就开始了喜好他的文章。他的作品内容主要是风花雪月，草木鱼虫一类的读书笔记。我欣赏他的“漆黑定命论”的人生观，同意他读书是为了“自我陶醉”，“寄沉痛于悠闲”。我为他的当汉奸而“惋惜”，把他的政治立场和他的文章分开来；把他和鲁迅并列，认为周氏兄弟是“两大文豪”。他对我的影响是形成了我的消极没落的人生观，看书从趣味出发，杂乱无章，不求甚解。 　　此外，在古书方面除去诗词外主要是历史著作。我比较喜欢的是南宋和晚明的一些历史笔记诗词，其中有不少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思想。还有晚清遗老的诗文和掌故。这一部分则是满洲帝国的一批汉奸奴才反对辛亥革命，不甘心封建统治政权的崩溃，但又对历史的发展无能为力所发出的没落的挽歌。其中我最“欣赏”大汉奸、所谓晚清诗坛闽派领袖郑孝胥作品的“怅惘不甘之情”，我对他的做汉奸也是虽不赞成，但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这时我对封建遗老“胜国遗民”的汉奸亡国之痛是表示同情的。 　　总之，这个时期我的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宇宙观完全形成了，对帝国主义则俯首帖耳为其服务。读的书也是封建的、反动的、落后的作品。所以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已经是右派了。 　　我在参加革命后，长期划不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界限。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被国民党接收的法院开除，经过同学的介绍到北京大学办公处工作。在1945年末到1946年上半年这一段，由于当时全国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在北京特别是在北大，学生运动的高涨，以及进步同学、进步书刊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腐朽反动政治的刺激，开始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现状表示不满，这时对自己过去的消极悲观的思想也有一些认识，但这时还没有参加革命组织的自觉要求。1946年经北大职员张光则介绍第一次参加民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同年暑假许玉同志约我去张家口解放区参观。我当时虽从解放区书刊中对解放区有一些理解，但对这样的新社会还没有迫切去看一看的要求，就借口不能请假没有去，反倒介绍同学管文态同志去了。他从解放区回来，情绪非常激动，他说：“回来再看见北京的人都不顺眼了”，我对他这种反映则无动于衷。同年7月李世濂同志（他当时已是党员）介绍我第二次参加民盟。这时正是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我这时更感到国民党太卑鄙了，参加民盟的想法就是争取民主，对民盟的性质也不了解，只觉得国民党蒋介石非打倒不可。这时参加了一些民主活动。 　　1947年春天许玉同志介绍我入党，我因已参加了民盟，怕暴露了，就犹豫了一下，后来经过她的动员，就同意参加了。当时看过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当做一般进步书刊看的，所以对党的性质还不了解。我对党的印象是从抗战前看左翼刊物开始的，认为它的代表人物就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茅盾、田汉、韬奋等人。它所以比反动政党好，在于它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解放区的印象是政治既民主又廉洁又有文化。这时我把党看成是知识分子的党，不了解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我对党的纲领当时只理解为“争取民主自由，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我当时既不明确党的最低纲领和党的最高纲领，也分不清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更不懂民主革命成功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为只要推翻旧政权革命就成功了。 　　1947年冬我的关系转到李世濂同志一起，这时参加民盟的一些集会才明确是为党工作。但还划不清明确的政治界限。在民主革命中对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从党的阶级本质来认识的，而是认为党的政治主张正确是因为有理论，历史长，特别是有武装，所以力量大。在1948年9月去解放区时有“归心似箭”的感觉，这时对党已有了感情。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参加了党，对过去欣赏的一套旧东西，只做了很不彻底的原则否定。对汉奸、对满清遗老的诗文不爱看了，特别对周作人从感情上非常厌恶他；对胡适最初还以为他没有做汉奸，不如周那样坏，后来在政治斗争中由于我们的不断揭露，才对他的“过河卒子”的反动面目认清了，但还认为他的“学术”还是不错的，仍然把学术和政治割裂开来。这时也仍然看古书，也还不能批判。可以表明，我这时的封建资产阶级立场根本没有改变，共产主义人生观没有确立。当时白区的工作虽然也是艰苦的，但它不过是武装斗争的配合，并且我也没有给党做多少工作。我既没有在劳动中锻炼过，也没有经过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就带着原来的反动立场思想，随着革命的高潮混进党内来了。 　　1949年北京解放，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一直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几年来一直做图书馆工作。在解放初期，对自己政治历史的反动性根本没有认识。还认为在旧社会是个小职员，不贪污腐化，不同流合污，认为这就是“民族气节”。非常看不起旧职员，认为他们很少懂得读书，在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更少了，认为他们不过是庸庸碌碌之辈，还非常讨厌旧职员的旧作风，对自己身上沾染的旧作风则没有认识，还认为“出污泥而不染”。我当时不是从政治上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是从生活作风上和落后的旧人员相比。所以开始背上了进步的包袱，影响了对自己的认识，阻碍了进步。解放初期仍然划不清共产党和民盟的界限。特别是我接触比较多的几个教授、讲师、助教，在解放后知道他们早已都是党员了，所以想到参加民主党派，还是以“进步”自居。另一方面在政治运动以及后来革大毕业学员中见到许多青年参加了反动党团，自己没有参加过，相形之下更觉得自己是“进步”的。 　　经过肃反审干运动，逐渐感觉到自己的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复杂，见到华北革大改造的民主人士中所谓学者并不如我所想像的“清高”，政治历史也很复杂，开始对民主人士有了坏印象，从此才背上了“民主人士”的包袱，不愿见人。同时也开始感到旧社会的情况复杂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因此几年来形成了深居简出，独善其身的思想。这是对自己的社会政治历史问题采取了掩饰逃避的态度。 　　由于这种思想，所以对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不敢正视。最初总以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资产阶级不过是指的资本家，把旧知识分子也划在小资产阶级范围之内。经过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胡适、梁漱溟等思想运动，也略微接触了一下自己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思想，封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等，对胡适的“学术”也进一步认识到是为他的反动政治服务的。但这些认识对自己来说还是无关痛痒的。也就是在所有这些次政治思想运动中，都没有集中地、系统地联系自己的问题进行清算，而是侥幸过了关，所以一直到反右派斗争搞到自己头上来以前，对自己具体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还没有全面的认识。 　　1955年来师训部学习，临行前支部书记王莹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在学习中对自己做一次总清算。来到师训部后，由于自己的历史问题没有做结论，自己历史复杂，就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一直好面子不敢暴露思想。在学习态度上不愿联系实际，读经典著作为了长“知识”，在课堂讨论会上不敢发言，休息时间钻图书馆，又因为弟弟有病，没有办法解决，也形成了思想包袱，以上几个因素形成了最近两年来革命情绪低沉和同志关系疏远的现象。 　　革命意志消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立场没有改变。随着苏共二十大以后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国际上出现的一股修正主义反动思潮，我的反动思想就集中的表现在两年来歪曲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上，否认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 　　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同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后，在我国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了，后来哲学界又讨论了我国目前阶级矛盾的性质转化问题，我就歪曲了八大决议的精神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特别是今年春天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我错误地以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都已经审查清楚了，都可信任了。强调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忽略甚至否定了他们还需要继续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后，我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针的阶级内容是为了更好地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去年暑假在青岛关于遗传学问题的讨论，给了我一种错觉，认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术”还不能一概否定。后来在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中，资产阶级哲学家又提出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我觉得他们提的有道理，同时我们又开了唯心主义哲学批判的讲座，两年来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资产阶级古典著作，图书馆也大批购买了古书，我的钻古书堆的思想兴趣又复发了。对主席提出的化消极为积极，理解为不加分析，不加改造，原封不动地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具体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教授，对待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看法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平胜利完成，自己没有受到一点波动，认为已经过了社会主义关。过去理解主席指示的过社会主义关主要是对资本家说的，与己无关。在今年五六月间大鸣大放，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期，我对右派的叫嚣许多是同意的，对有些不同意的意见也仅认为是错误意见，慢慢解释，没有想到是阶级斗争，还认为他们是“帮助党整风”。听了彭真同志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只认为放的还不够，对彭真同志提出的整风最后还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则没有注意。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思想，正是为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找理论根据，这已不是理论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从我参加革命的历史看，这正是革命大发展的时期。本来在全国胜利的条件下，能够得到党公开的监督和教育，如果在历次的政治思想运动和两年的马列主义学习中努力改造自己，是会使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前进一大步的。但是我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讳疾忌医，逃避思想改造，结果姑息养奸，当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再加上国际政治形势有些风吹草动，我隐藏多年的反动政治思想立场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对一个不愿痛下决心改造自己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痛心的教训！同时，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深深感觉到，像我这样没有经过严格锻炼、彻底改造的人暴露出来，完全不是偶然的。党开展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对我来说更是必要的。 　　我的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我出身于反动小官僚家庭，长期在反动政权下为敌人服务，并深受封建师友、反动文人以及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影响，有了一套系统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参加革命后没有很好改造，仍然坚持了反动的宇宙观和政治立场，当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我就在党内成为内应，完全背叛了党，堕落成为右派。 　　我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在根本问题上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问题也不是立场动摇问题，而是坚持了资产阶级右派立场没有改变。 　　我的问题也不是敌我不分的问题，而是完全站在敌人立场上与党对立了。 　　由于党一再地挽救我，使我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愿意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交代自己的罪行，决心到劳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1957年12月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