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一平的党籍的决定

　　<(薛一平)>

　　右派分子薛一平原系本校普通班第3支部学员。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3支部的同志们揭发了薛一平很多极为严重的错误，经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学员的批判、讨论，业已彻底揭露薛一平的右派面目。第3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薛一平的错误性质，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出党。党委会经过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3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请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四川省委的意见，得到了四川省委的赞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三支部关于右派分子薛一平的政治结论

## 一、简历

　　薛一平，男，43岁。富农兼商人家庭出身，本人小学教员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历任牺盟会县特派员，县长，行署付秘书长等职务。来校前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付秘书长和省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会书记。现为本支部学员。

## 二、薛一平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主要事实

　　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和右派分子共鸣。问题暴露后，他又玩弄权术，竭力掩盖。兹将其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一)攻击肃反和三反运动，否定运动的伟大成就，反对肃反的群众运动的形式。他说肃反和历次运动一样，也是准备不足，干部被迫上马，左右摇摆。他在四川省曾领导六个高等学校的肃反运动，但他看不到运动的成就，而认为：“成绩虽有，缺点更多。”他说：“四川是胡风的老窝子，上级督促很紧，费了很大的劲，只搞出一两个(指省直属机关)”；又说“在四川大学一个现行反革命都没有搞出来，就在运动当中还贴反动标语呢!”。“现行反革命能不能在运动中搞出来?我发生怀疑。”他在检查时说：“我认为象审干一样进行肃反。”

　　他同情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攻击，右派认为：“肃反采取运动形式，斗错了许多人，是违反宪法的。”他附和说：“如对政治嫌疑很大的人，叫他们集中反省，人家攻击我们，如何反驳呢？不是反革命，斗错了，如何解释呢？”他还认为中央提出的肃反5％左右的控制数缺乏根据。他说：“5％是那儿来的，如果不说清楚，我也是不服的。”他同情清华大学右派分子罗兰为胡风反革命案件申辩并向党恶毒攻击的大字报，他认为该大字报有道理；认为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在法律上可能说不服人”；他认为不公审胡风违反“法制”精神。他和别人争辩说：“是否合乎法制呢?你能驳倒人家吗？”当彭真同志明确指出不能公审胡风的理由后，他还同意右派主张公审胡风的阴谋。他说：“我同意公审胡风，为什么不能公审呢?是不是公安部还有其他材料呢?”

　　他对“三反”运动也进行了攻击，他多次说：“过去自己在运动中积极敏感，干劲也大，自“三反”以后，对运动胆子小了，”“一搞运动就考虑后果。”从此他对历次运动的急风暴雨“很有意见”。他在检查中也说：“成绩虽然是基本的，但是很抽象；而问题却很深刻，定案和原来材料出入很大，甚至公审完了，贪污案还有虚假现象。”实际上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抱否定的态度。

　　(二)他否定农业合作化的越优性。他看到他家乡的合作社后说：“合作化后，看不出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生活苦，没有零钱化。”他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为此还对山西省委的工作有意见。

　　他否定山区农业合作化道路。他说：“山区人口稀少，住地分散，合作化了，没啥好处。”当别人反对他这一错误论调的时候，他还说“四川许多同志都有这个意见”来为自己的谬论辩护。

　　(三)和社会上右派共鸣，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同情极右分子。薛一平除上述在肃反问题上附和右派外，他还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和右派共鸣。他同情右派分子提出的教授治校的反动主张，认为应该考虑。右派要求公开人事档案，他认为：“抽出秘密部分可以公开。”右派分子李康年提出定息20年的主张，并发表文章狡辩，他都认为：“满有道理”，“不好驳倒”。他还说：“现在思想应该转变哪，要考虑人家的意见。”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他担任支委，不但不积极领导斗争，反而对本支部的极右分子王谭表同情，多方迁就姑息，甚至在全校大会斗争之后，他仍然认为王谭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反党反中央的活动。

　　(四)攻击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歪曲党的生活。他怀疑党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领导的正确性，并攻击说：“历次运动都是准备不足，干部被迫上马，往往左右摇摆，先右后左再纠偏，闹出片面性。”他诬蔑说：“历次运动先右后左成了规律，不可避免”，其原因乃是来自“矫枉必须过正。”

　　听了刘子久、宋劭文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的报告后，他攻击说：“几个报告听了都很泄气，怎么都下不了台，你们是怎样干的!”又说：“去年工资改革中央说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套公式，”“毛病多就不应当说基本上是对的，希望中央不要套公式！”。

　　根据四川省委揭发的材料，他过去曾污蔑晋绥整风“乱糟糟的，还不是整了些好人”，他这次又攻击整风整下不整上，对党中央决定提前整风非常抵触。他认为：“这次整风和历次运动一样，又是突然来，思想上没准备。他对校党委发下的“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一号(学员在鸣放期间的错误言论汇集)非常不满，认为是“断章取义”“有片面性”；但他却对“有些错误的责任是中央的”，“下边问题和上边分不开”，“上边失之毫厘，下边差之千里”等各种谬论，感觉有道理。他把“三害”和中央联系起来，认为：“应该层层检讨，否则三害那一个也解决不了。”他并表示：“有点不相信中央能整。”他对薄一波同志批判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大少爷作风很抵触；他说：“大少爷作风是那里来的？我就不服气”，“下边的东西是上边批的……好象遇事都说下边，下边有什么办法!”当他看了人民大学大字报攻击某负责干部领了八百元福利费，和别人谈起北京高干生活补助，住房和小公馆等问题时，他恶毒地攻击说：“一切来自北京”。

　　他还污蔑党的高级干部都有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上下级是互不信任的。他说：“不要认为我们高级干部思想上就没有问题，说老实话，谁敢说没有一点个人打算，个人计较呢？提意见不联系到自己，什么话都好说，一联系到自己，就不那么好说了，尤其是对自己有直接关系的顶头上司。”他还诬蔑省委书记们对中央的关系，他说：“省书干部(对中央)就没有一点意见吗？人家是想的开，压得住，我们就冒”。

　　他认为党内可以玩弄“策略”，当别人不同意，指出这是错误的时候，他还坚持说：“我认为同志间是可以搞‘策略’的。”他不仅主张在党内玩弄权术，而且他实际上已经用来对付党和同志。

　　(五)他为了掩盖罪行，逃避斗争，在同志间玩弄权术。在运动中他对领导小组和支部委员不断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破坏领导威信，借以抬高自己，模糊别人对他的问题的注意。当领导上发现他的问题，让他检查时，他不但不交代，反而利用职务，施展资产阶级权术，进行拉拢和挑拨，甚至泄露党(支部委员会)的机密，对运动起了破坏作用。如他发现黄霖同志向领导上揭发他的问题时，他竟对黄霖同志歪曲的说：“我在支委会上提议划你为左派，刘晏春同志(付支书)不同意，说：‘他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对他说：‘人家对你还有意见哩!’”支委会的这些内容是绝密的，但薛为了向该同志讨好，竟施展拉拢手段，泄露党的机密、企图使该同志不揭发他的问题。当组里批判组长杨宏猷右倾思想时，他还以支委身份对组长进行拉拢，他说：“你放心，我不能坏良心哪！咱们小组的几个同志的水平，你也知道呀”。后来组长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他竟质问组长：“我整你的时候就不这样整法呀!这次我可得了个教训!”

## 三、薛一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

　　薛一平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他出身于富农兼商人家庭，长时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参加过本地地主富农集团间的宗派争斗，并深受商人意识的薰染。他是在抗日高潮时期入党的，入党时并没有具备共产主义觉悟，入党后他又一贯骄傲自满，拒绝党的教育，原来剥削阶级本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因此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他便对我党领导的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逐步由怀疑转变为反对态度，但是，由于他竭力追求个人名誉地位，所以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态度，在平常是不肯公然暴露的，如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能犯错误，如果犯错误被撤职了，孩子老婆怎么办呢？”当校党委动员大鸣大放时，他对别人说：“咱们都是老油子了，谁还肯提什么意见呢?”可是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期间，他认为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发表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进攻，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原形。

## 四、检查态度

　　当支部对他展开批判斗争后，他的态度很不老实，企图避重就轻，甚至还想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诬蔑批评他的人借机报复；最后经过支部几次严肃批判，他才表示愿低头认罪，承认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表示愿意重新作人。但是检查的还不深刻。

## 五、结论

　　薛一平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攻击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就；否则农业合作化优越性，反对山区农业合作化道路，攻击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歪曲党的生活，并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和右派共鸣。他的问题暴露后，不但不主动交代，反而玩弄权术，掩盖罪行，逃避斗争，企图继续隐蔽下去。根据上述事实，完全证明了薛一平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为了纯洁与巩固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开除薛一平党籍。

　　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经支部大会讨论，共出席26人，全体一致同意上述结论及开除党籍的决定。